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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坛何所见？出尘东海枭（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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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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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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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进坛何所见？出尘东海枭（一）
芦笛
这两天老枭兴发，打遍天下无敌手之余，逮住吾家野徒练把式，还要说是向我挑战。此所谓“打徒训师之计”，跟古代的“围魏救赵”、现代的“围城打援”异曲同工。嘿嘿。
其实老枭用错了计策，因为时代的限制，我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反面人物”几乎一无所知，只本能地知道他们决不是我党从小告诉我的那种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大坏蛋”。要明白这个道理根本不需什么知识和智力，只需把日常生活中的“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和电影、小说里的那些反面角色比一比就知道了。我党的宣传竟然会有这种作用，大概是中宣部长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不过这道理虽然简单，当时好像也没几个人明白。犹记文革后期，上面派了个写作班子来咱们厂子“深入生活”。工厂是文化沙漠。小芦其时只是个加人式的伪高中生（＝高中生），却也卓尔不凡，承包了厂里的宣传活。接待这些作家们的光荣任务自然就历史地落到了我头上。在那座谈会上，我无任惊讶地发现，这些作家统统被党宣传变成了白痴。他们脑子里的工厂就是《海港》上的那个码头，处处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浑不知现实生活里的“阶级敌人”唯一的作用，就是为革命发挥余热，充当拳击沙袋，为精力旺盛的那部份革命同志提供娱乐和锻炼机会。
有趣的是，那些作家们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们那个厂子何以和他们心目中的如此不同。“上海港不是避风港，太平洋上不太平”。“阶级斗争”处处如火如荼，为何我厂的阶级敌人竟然会死心塌地地装死躺下，不一有机会就起来破坏捣乱颠覆？
“因为他们怕打。”我简单明了地告诉他们。
“怕打？”作家们的眼珠都瞪得快掉出来了，“你…你这什么意思？”
“连这都不懂？”我心里暗骂“白痴”，语气里情不自禁地露出了鄙夷，“你们没挨过打？没看过打人？我还以为这种事连孩子都知道呢！看来作家们是与众不同些。”
作家们当然不是白痴，听得出我的不屑，但还是错愕难解。我那“骇人听闻的大实话”给他们带来的强烈震荡，让他们脑神经统统搭错了地方。沉默良久，他们开始批起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来。说的那些话，我就是害了脑膜炎也能一口气倒背如流。撇去那些无穷泡沫，中心意思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以为阶级敌人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敢起来破坏捣乱颠覆。
“你们的意思是，”我更加不屑了，“阶级敌人也像革命烈士们一样，不怕毒刑拷打？‘筋骨断，体肤裂，意志更坚’？你们这不是歌颂阶级敌人么？难道那些人不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而是不屈不挠的好汉？”
我敢说，作家们自打生下来，还是第一遭碰上那意识形态陷阱。这问题他们大概自长脑袋来还从来没想到过。他们就此给将死在那儿，一个个目瞪口呆，到座谈结束时也没能想出句别的话来问我。直到我陪他们去享用厂子为他们安排的小灶宴席时，他们还没从休克状态下恢复过来，只是在灌下了相当数量的劣质白酒后才渐渐恢复了点正常模样。很明显，他们觉得我这人与众不同，老缠着问我的学历和经历，还说要培养我作文学苗子，倒让我有三分受宠若惊。只是我没敢把心里话告诉他们：“劳驾别培养了，把我培养成你们那样的白痴，究竟有什么好处？”
这事在今天的读者们看来是笑话一桩了。其实也未必像表面上的那么可笑。党文化对大陆人的智力摧残，如今仍然处处可见其硕果。几个月前我在此坛说了两句袁世凯的好话，“中国的光明面”就几乎把我这中国的黑暗面活活吃了。如果他大权在手，肯定要让光明走向光明，黑暗进入黑暗，让我这黑暗面去黑牢里腐烂，杀鸡训猴，给“民主阶级敌人”作个样子。
这些当然是题外话了。我想说的是，对李鸿章的生平，我实在是所知无几，因为无书可看。等到后来有书看了，我又不幸（有幸？）出国了。所以老枭高傲地扔下来的白手套，我是根本不敢也不配去捡的。挑战对象乃草人，野徒其实是我师，老枭实在是大大地高估我了。
不过，这所谓挑战的对台戏，我倒是觉得非常有意义。不管是政治讨论还是学术讨论，一言堂只会导致愚昧。出尘公子和枭爷对李中堂一褒一贬起到了一种互相补充的作用，能让读者们更全面地拼凑出一个真实的历史形像来。这两天在隔壁吵架之余，老芦都要进来细细拜读两位的文章，觉得真是受益无穷。
以我这门外汉看来，老枭那批李文，当然句句言之成理，不过似乎有苛责前贤之嫌。那是什么时代？举国昏昏如醉，知洋鬼子实力者（更不用说西方文明的全面先进本质了），鸿章一人而已。他走的是传统读书做官的路子，圣贤之道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自幼年起便深入骨髓。后来又身为重臣，视角势必要为权势所累。在那种情况下还能成为举国最清醒之人，其杰出的才识不能不让人叹服。毛氏之“大舟浅水”之说，良有以也。那水之浅不但是生不逢时，而且是力不从心。如果是他来作皇帝，中国人民就有福了。
中西学的体用之说最为后人诟病。但鸿章倡此说确有时代和出身限制。以他的儒家出身，要让他承认圣贤比不上西方的思想家们、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比不上西方生活方式，毋宁太不现实？别说是他，百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个中国人有这胆识说出这句大实话？老芦得罪全国人民，不就是为《中国人会思维吗？》、《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这几篇文章么？现今中国当局搞的，难道又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记得老枭曾盛赞“狂人朱熔基”。朱相国比起李相国来，犹如魁父之丘比太行！我大清历经长毛、捻匪的空前浩劫和中华民族从未遇到过的外来先进文明的围攻，居然苦撑不倒，没有沦落为印度那样的殖民地，难道不是主要靠慈禧重用同光名臣？试问共党治下的诸位“人民的好总理”，有谁为社稷苍生立过那样的奇功？
中国人似乎是越活越回去，愚昧度与日俱增，日日新，又日新。甲午战前，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我记不得具体的ＧＮＰ比值了，反正是狐狸比巨象）。彼时朝野主战派占压倒优势毫不足怪。３０年代中日实力相比完全倒转，青年英雄们却还有本事叫出“杀到东京去！”“剿灭倭寇！”两年半前国内某高知风海客先生撰文批驳我，居然说出什么“如果不是中共压制，台湾和钓鱼岛早就收复了”的昏话来。大陆海军和台湾＋日本海军的实力对比是否成比例，这种任何正常人在开战前都会问的问题，咱们的高知就是不会问。您说咱们这民族正常么？
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咱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责备鸿章不发动民主改革？这么做的民意基础在哪儿？由三家村冬烘为主体的传统士绅阶级还不把他活吃了？恐怕他还未动作，以“讪上卖直”为职业的清流言官的交章弹奏就要让他把全副精力花在保住官位上。须知传统制度和现代专制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前者所有的官僚都可能在瞬间丢去职位甚至脑袋，而现代专制的官僚们一般上去就不会下来，更没有性命之忧。两者的实权以及一意孤行的余地有天渊之别。
此外，鸿章拒见孙小丑，我看也不是什么大事。后人看历史，常常免不了共党那套“辩证逻辑”。这“辩证逻辑”是人类思维的至高无上境界，超越了粗浅的形式逻辑，不是一般人能够窥其门径的，本坛只有民运领袖高寒先生精通，是他的绝活专利，绝对轮不到我来置喙。我这门外汉能说的，就是共党那四六不通的“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在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几乎成了“主旋律”。在这种机械脑袋看来，凡是发生了的历史事件都是必然的，也就是合理的，是“历史潮流”、“客观规律”的自我表现。
其实历史根本没有这种直线脑袋想象的那么简单。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可以在事后找出许多理由来论证它的必然性，这其实也是历史学家为何要虚拟历史、发掘教训。某些看书看傻看笨的同志记住了“历史不可虚拟”这句“千真万确的真理”，动不动就祭出来讥笑没有他们那么傻笨的人。其实所谓“总结历史教训”，就是虚拟历史，从“如果怎么怎么，就怎么怎么”的事后沙盘推演（或下棋的“复局”）中总结出当初应作而没作、不该做而做了的事来。但这么做并不能从此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历史观”来。不幸的是许多人就染上了这毛病，把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的成功当成了历史的必然。
其实这两者都有很多偶然因素。中共革命就不去说它了，以后有空写篇《中国的红色政权是怎样上台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两宫猝崩而导致的中枢瘫痪。醇亲王从来是个超级白痴，他当国不丢了江山才是怪事。如果不是两宫同时崩驾，如果李中堂晚生二十年，孙大小丑的破坏捣乱就决不会得逞。所以，以此事责鸿章，我觉得说不过去。
所以，老枭的雄文，我看句句言之成理，不过有点忘记了时代背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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