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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希来理想主义销声匿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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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喻希来理想主义销声匿迹了吗？ (437 reads) 时间: 2001-11-30 周五, 下午11:4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节选自: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答张睿壮先生

作者喻希来现居重庆

张文断言：国联的失败和二次大战的迅速爆发使理想主义学说不攻自破，从此一蹶不振；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已破产，而且复苏无望；戈尔巴乔夫对外遵循道义原则，结果使一个超级大国沦落到连生存都无法自保的悲惨境地，使世界从原本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滑落到一个充满动荡、冲突和霸道的局面，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推论，任何一个国家如若完全按照理想主义行事，则亡国灭种指日可待。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首先作出一些界定，理想主义不是什么。

理想主义者并不迷恋《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也不信奉《圣经》鼓吹的别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送过去的“逆来顺受”，他只是不赞成唯利是图和唯力是从，寻求一种超越于利益与实力之上的国际正义。国际正义的底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要求每一个国家都要乐善好施，否则，小国、穷国就与国际正义无缘了。因此，“中国的国力远不如美国，不像美国那样经得起为理想主义政策付出额外的代价，也不像美国那样经得起折腾”，不应成为拒绝理想主义的理由。

理想主义者当然更不会依赖他人的施舍，既不会拍富人的马屁，也不去当上门索要的丐帮头，而是寄希望于公平的制度建设。笔者确实对于70至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评价不高，它过于偏重张文所说的“要求北方对南方增加援助、给予优惠”，在制度方面则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隔断模式”或者垄断国际市场的价格卡特尔。历史证明，东亚国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合唱，反而以自己的发展业绩切实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格局；那些依赖国际援助或者垄断石油价格的国家，大多数都在国际经济竞赛中落伍了。而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蒙博托之流的私人腰包，并没有用来改善真正的穷人的境遇。

理想主义传统即马丁·怀特所谓“康德传统”拒绝在国家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多少世代以来在处理内政方面被视为自由民主基本要素的理论和实践也可以应用于处理外交。旨在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秩序的种种努力，其道德基础在于人类关系中的人道和文明特性，因此，把法律、和平和秩序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国际事务的领域中，就成为人道主义者在当代必须解决的重大任务。

张文何以断定，“理想主义”者的“主权过时论”，“恐怕不会为多数中国人所容忍”。从历史上看，当酋邦的统治权力被国家取代时，或者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力被中央集权的政府取代时，许多上层人士总是拚命阻挡，而底层的老百姓则乐观其成，因为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整合与一体化，总是能够带来更多的安全保障和更广阔的经济空间。何以未来的全球一体化，就一定会给中国人带来“台湾、西藏甚至新疆、内蒙独立”，乃至“亡国灭种指日可待”的后果呢。

如果主权永远不会过时，为什么一定要维护多民族国家这一层次上的主权，单一民族自治国家或者非洲的部落主义不是更有资格谈论主权吗。张文之所以在理想主义和贾桂思想之间划等号，是源于其在全球化与霸权化之间划等号。前文已经讲过，从“一”到“多”再到“一”，是否定之否定，前一种一体化是世界帝国或称霸权结构，后一种一体化是对霸权结构的超越，是多元、平等基础上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可扩展秩序为基础的，追求的是全球范围的帕累托最优，而不是零合博弈中的较大份额。

政治全球化也要以自由民主平等的全球宪章为基础，而不是向某个“帝国中心”俯首称臣。张文中却流露了一种对于“帝国中心”爱狠交加的感情，这从以下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自冷战结束后，全球均势早已不复存在，而为单极霸权所取代（其判定根据为，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抗衡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中国面对人家实力上的巨大优势，“你的外交再能干，法制再发达也是枉然”。贾桂思想这顶帽子究竟应当归于谁，有人恐怕比理想主义者更有资格。张文十分留恋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认为向后冷战时期的过渡“使世界从原本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滑落到一个充满动荡、冲突和霸道的局面”。除了一部分俄罗斯人持有这种观点外，在东欧、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很少有人怀念建立在核恐怖平衡上的冷战格局。真正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上，也不应当成为这种观点的同情者。后冷战世界使得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学派不再像往日那样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学说，而是诅咒现实，企图让现实去适应理想化的均势理论，那就是本末倒置。

张文说，很难相信时至今日还有人重新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来鼓吹世界联盟甚至世界政府。这只能说该文作者在现实主义学派的小圈子里扎得太深，以至坐井观天，宁愿相信自己的推理而不去涉猎更加广泛的事实与观点。世界大同的理想源远流长，而且至今不衰。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本世纪出现过三次理想主义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一战结束后，第二次是在二战结束前后，第三次是在冷战结束后。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受内在理想的驱动，第二次则更多地基于对外部现实的体认。爱因斯坦等哲人呼吁建立一个普遍参加的世界共和国，是为了避免人类核毁灭的空前危险。

最近出现的这一次高潮，既着眼于必要性——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问题，也考虑到可能性——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大国合作的新前景。鉴于历史的教训，世界联盟乃至世界政府的呼声没有前两次那么响亮，但是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的具体步骤上，却更加坚实和有力。当然，谁也没有把握说这次就一定能成功，如果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一体化的利弊缺乏明智的认识，如果一两个大国执意要破坏全球政治整合（例如在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以联合国为中心实现人们久已期盼的世界联盟”这样一种对中国最有利的一体化进程就会夭折。但是，肯定还会有其他的一体化进程取而代之。

一个国家的政府主要做三件事：执行警察职能，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与秩序；执行经济管理与裁判职能，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执行社会福利与保险职能，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举办公益事业。世界政府的职能也无非是这几样，如果各种世界组织逐渐担负起这些职能，自然会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联合国粮农组织、卫生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主要执行的是上述第三种职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等，主要执行的是第二种职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要执行的是第一种职能。

张文说，理想主义失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甚至不能在纸面上解决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所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维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如何对付背弃合作的行为，又如何强制执行国际法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仅在纸面上有联合国宪章和许多国际法理论以及人权理论（例如拙文引用的加利的说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实践中联合国与其他国际安全组织也在不断探索“集体制裁”的具体作法和最佳途径。任何国际组织的建立都意味着对国家主权的制约与削弱。联合国宪章从来没有允诺对国家主权的绝对尊重，维护主权并没有像基本人权和国际正义那样列入宪章所昭示的四大目标之内。联合国安理会不仅批准对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行使“集体自卫”权，而且批准和认可了对纯属国内事务的南非种族隔离和波黑内战进行“集体制裁”，既包括外交制裁、经济制裁，也包括直接动用武力进行干预。

无庸讳言，目前联合国在实行“集体制裁”方面还面临许多难题。例如联合国在索马里的行动就局限在人道主义紧急救助的范围内，没有扩大到警察职能，为当地建立起一个安全稳定的秩序。这里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

浅层次的是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制度问题。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权力过大，冷战时期频频交替使用否决权使得“集体制裁”成为一纸空文，现在俄国还有中国仍然面临棘手的选择：或者在安理会中通过既斗争又妥协的灵活策略，部分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同时又使现有的安理会得以顺利运转；或者接受安理会改革，大家一起放弃否决权；或者迫使西方国家把行之有效的实质性“集体制裁”机制从联合国转向其他国际安全组织例如北约。如果以联合国大会取代安理会，则小国的权力与其义务不相对称，联合国的资源主要依赖于少数大国，而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五分之一的小国（占全球GDP的比例更小）就可以垄断联合国大会的大多数选票。欧盟在把它的表决机制从一致通过转向多数通过时，就不得不实行大小国家拥有不相等的选票数的办法。为联合国大会制定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新表决机制，将比安理会改革更加困难。

深层次的则是实行民主的基础问题。基本人权与公民自由既是实行国内民主的基础，也是实行全球民主的前提。全球民主的主体是世界公民而不是各国政府。设想一下，如果把联合国的权力归属于握有多数票的小国政府，而这些政府的掌权者又是一些不得民心的军事独裁者，那将是一种什么情景，民主国家的人民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全球民主”，这里面既不存在双重标准，也不存在“民主的悖论”。康德早在200多年前就已道破民主与世界和平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至少主要的大国都实现了民主化，才谈得上建立全球民主、永久和平、普遍安全乃至世界政府。

张文说，美国传统上对加入国际条约一贯高度戒备，惟恐让美国国内法受国际法的支配而使美国国家主权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限制；冷战以后的美国甚至连将其帝国“扩张到全球范围”的兴趣都没有（因为担心随之而来的义务和代价），更不用说“以联合国为中心实现……世界联盟”了。这里讲的确是事实，一是由于孤立主义的历史传统，二是由于不愿意承担庞大的财政负担，美国的民众和国会并不十分热衷于“带领世界走向大同”。美国出兵索马里，是受到世界舆论和非洲国家的压力；出兵波黑，更是在欧洲舆论和各国政府的一再推动下才做出决策。

现在世界上最穷弱的一些国家和最富强的美国对于全球一体化都有顾虑，真正热衷于推动一体化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那些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一部分亚洲国家。阿根廷要以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简直令“主权至上论”者匪夷所思。新加坡主动邀请美国军舰撤出菲律宾后以本国为基地，就是要拉住美国在亚洲集体安全保障机制中担任主角。最近东亚、俄罗斯和巴西发生金融危机后，德国、法国和日本均提出建立世界主要货币汇率的“目标区”，即将美元、欧元和日元汇率挂钩，对三种货币间的汇率设立浮动范围。这种建议如果成为现实，将大大推动全球的金融管理和一体化水平，但是立即遭到美国的拒绝。

1998年7月，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按照《规约》，该法院将因一些个人“对国际社会犯下的罪大恶极的罪行”而起诉他们，这些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侵略罪等。法院将审理国家、检举人、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它审理的案件，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一旦得到60个国家的批准，法院将在荷兰的海牙设立，由18名法官组成，不能有两位法官来自同一个国家，并设立一位独立的检查官。在进行最后表决时，120个国家投了赞成票，21个国家弃权，中国、美国、以色列等7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国际性排队，世界大多数国家站在一边，中国和美国站在另一边。

张文奚落说：如果世界真的会走到这一步，那末人口的多寡就成为争取民族利益的关键所在，而当今世界的军备竞赛就应让位于生育竞赛了，这岂不是成了划时代的发现？张文针对的是拙文中的一段话：“如果实现了全球政治一体化，在一种民主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十几亿选民的发言权自然能够压倒美国十几艘航母的发言权。”且不论美国许多著名的外交战略家一再对世界及美国本国人口构成改变所表达的深切忧虑，故而根本谈不上笔者的“划时代的发明”，张文不应当漏引紧接着上文的一句话：“因此，真正害怕全球一体化的应当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笔者所以极而言之，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思：在一种民主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凭借实力为所欲为的倾向将受到制约，而中国将获得比现在更大的发言权，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亦步亦趋，跟着美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反对全球政治一体化。既然欧洲人、拉美人、日本人、韩国人都主张世界化、全球化，为什么偏偏中国人要看美国人的眼色，因为美国人没“兴趣”就断言“理想主义此路不通”呢？

在当今世界上，包括话语权在内的“软权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能够制约乃至于改变核武器、航空母舰等“硬权力”的力量对比。全球化话语本身就是对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一种抗衡力量。张文既要国人承认“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抗衡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又要国人在话语上与美国学院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保持一致，那么，“今日中国外交”究竟如何才能表现“强硬”和“尊严”，难道要拿自己的老百姓来开刀吗？国内一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学子，既要向美国的外交、军事霸权挑战，又要对美国的文化、话语霸权“说不”，而张文则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区别。一方面是在国内杂志上对美国外交政策口诛笔伐；一方面是对西方学术著作思路之清楚、逻辑性之强、合乎科学思维的法则佩服得五体投地，深信中国学人“同在西方受教育的人一交流、一对比、特别是一辩论，其中的差距就立刻显现出来”，因此极力主张“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要同国际主流接轨”。能够将这两者巧妙地“杂糅”在一起，恐怕非“现实主义”嫡传弟子莫属。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8/2/class001800004/hwz6813.htm >全文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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