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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需要“屁股上的疼”──五谈马悲鸣现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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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需要“屁股上的疼”──五谈马悲鸣现象（三）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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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需要“屁股上的疼”──五谈马悲鸣现象（三） (1024 reads)      时间: 2002-11-25 周一, 上午8:04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需要“屁股上的疼”（二）

──五谈马悲鸣现象


芦笛


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看出这一点来，这其实也是传统使然。老金在线转述他人的发现说，《十三经》里找不到“真”字，说明古人根本没有这个无比重要的观念。咱们有的只是“道”、“理”、“仁”、“义”、“善”、“恶”这些主观概念。无论是儒道释的哪一家，都把这些主观价值观念吹捧到了“绝对真理”的荒谬地步，由此制造出无数为这些主观认定献身的忠臣孝子苦行僧来。却从来没人想到，这些主观认定根本就是随着人群、民族、时代而漂移、变形甚至翻转的玩意，唯一靠得住的还是客观事实，也就是“真”。因此，费尽移山心力，在一个主观价值体系里白首穷经，固然也可以说是社会需要，但民族更需要的是超越主观价值体系（即狭义的“意识形态”）、对一切主观成见持怀疑批判态度、只忠于真实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

不幸的是，先贤们似乎根本就没意识到东西方这个最大的区别，于是就连翻译truth 这个词，都要加上个具有强烈主观认定意味的“理”在后面，使它成了类似过去“道”、“大道”之类的“真理”。而且，迟至今日还是没有多少人看出这点来。于是咱们的社会便只能换汤不换药，永远在一种又一种主观价值体系里折腾：先是圣贤之道，后是马教，现在又是西方民主教。不管社会怎么变，总有一对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善”与“恶”观念在那儿互相对立，于是咱们的社会就永远是黑白两色组成的两极社会，文化就永远是两极文化，跟太极图上画的一模一样。“天不变，道亦不变”，唯一改变的就是对“善”与“恶”的诠释。

这种两极文化，哺育出了只知黑白两分法的头脑简单、最善于作“正义冲动”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来，使得“正义感”在中国多到泛滥成灾，而理性却成了珍稀物种。这其实也是两千年来行之而有奇效的“精神自阉”术的操作机制：用简单的善恶观念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在义愤的驱使下，不但善于自发地、主动地、积极地围剿从王充、李贽、王实味、百万右派、直到今日马悲鸣的各种“邪恶”异端，而且自觉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无条件接受下来的那主观价值体系之后，如果自己头脑中偶尔出现偏离那体系的杂念，立刻就将其无情窒息。这种功夫练到后来，国民便普遍养成了一种“因善憎真”的条件反射，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真相，大义凛然地诛杀“花剌子模国信使”。就连老芦自己都摆脱不了这自幼即被灌入的生理排斥反应：如果有人跟我说老毛其实还是做过点好事的，或者日本占领军并不是那么凶残，或是南京大屠杀其实没死三十万，或是大饥荒没死那么多人，等等，我就算不像胡平先生出来写文章痛斥犬儒，恐怕心中也会对说那话的人充满怨恨。

有趣的是，老马如今混到无人愿买他的文章，只能转到原来看不上的论坛上来过干瘾的地步，满怀怨恨之余，发明出个“断粮道”的阴谋理论来解释这现象，却看不出那其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国民“因善憎真”的必然结果。这当然不是说老马讲的刺耳难听话都是真实的，而是说他在一般人心中遭遇了道义上的彻底破产。而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他专和流行的善恶观念对着干。

其实如果在西方，马悲鸣现象就根本不会出现。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马现象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文景观。如果老马是老美的话，无论怎样恣肆放言，决不会引起轰动，遑论“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不光是因为尊重言论自由已成民众本能，更是因为人家知道，在东方人眼中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所谓“正确”与“错误”的观念，其实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主观认定。我的一个同事没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不过是个技术员而已，却能说出这种意味深长的话来：You can never know the whole truth. 这种事在中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这当然不是说鬼子先天比咱们聪明，而是人家的传统使然。从古希腊哲学家就确立了的求真精神，自文艺复兴时代起就确立为牢不可破的传统。人家知道“江流石不转”，主观价值体系只是相对的、随时代而演变的。因此，和坚持善恶观念比起来，追求真实更重要，而主观价值体系在这过程中其实只能形成干扰。一个人无论怎样努力，总是难以获得全部真实，必须让所有的人都讲话，才能从各种各样的观点中拼出一个比较完整、逼近真实的图景来。这就像报纸上登的照片，每个斑点都只传达一部份信息。如果因为主观好恶把一部份斑点摒除在外，则你就永远看不到那完整的画面。

在这其中，对立的观点特别重要。其实世界上如果只有黑色或者白色一种颜色，那就什么图画都没有了。哪怕是素描，黑白对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可能除去其中一种，更不用说彩绘中的冷暖对比了。

老马这专唱反调的“反动派”恰好起到了一种“冷色”的补充作用。这里最生动的例子，是他对遇罗克的攻击。作为《出身论》的作者，遇从来是我这黑崽子心目中的英雄，是我景仰崇拜的对象。因此，当老马出来放肆攻击他的时候，我非常生气。但在看了马文后，我不能不承认老马还是有一眼眼道理的。例如他说，中共树立英雄，其实就跟他在屠宰场看见的那种“带头羊”（或“带头猪”，记不住了）。据说动物在被屠宰时有一种本能恐惧，不愿走进屠场，此时就需要训练有素的带头动物领它们进去，等到进去后，带头动物便从特殊通道走了，留下那些跟随者听凭宰割。中共树立的英雄就是这种带头动物，而遇其实也是民运树立的一种带头动物，云云。

记得看了这段话后，我心里的感受真是复杂到难以言状。一方面，我乐于同意中共的英雄确实是那种带头动物。另一方面，我根本不同意把这套理论用到遇罗克头上来。老马在此暴露的思路缺陷一目了然：遇根本没受什么政治势力的煽惑指使，更没有从特殊通道溜走，完全是因为凭良心说话而倒在中共屠刀下的。如果说所谓的“天安门一代”是这种“带头英雄”还能说得过去，但用到遇头上则万万讲不通。但即使如此，老马那篇诋毁文字还是说出了一定的真实信息。即使他对遇的诬蔑毫不成立，也不能说那篇文章全部错了，至少他的“英雄论”具有很大的醒世作用。只要世上有政治家这种生物，不管是哪党哪派的，大约就会有英雄应他们的需要而生，以带领老百姓战胜生物本能，去执行少数人的意志。独裁国家不必说，就连民主国家在战时也是如此。遇是否会在未来变成带头羊，其实并不取决于他业已不存在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未来有无此种政治需要，正如岳飞在身后给越拔越高一样。

由此可见，这世间，实在是难以找到完全错误和完全正确的东西。一般人所谓的“正确”和“错误”，其实不过是正误的含量有高低之差而已。中国人的通病，就是勇于“坚持真理”，以为自己相信的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从而大无畏地全面否定不合己意的观点。如果无法驳倒对方，就使出各种“书外功夫”来，在对方的人品、言论动机和客观效果上狠下功夫，把对方搞臭骂垮，直到环宇之中只留下自己一家的“正确”声音。

但成熟的西方人根本就不搞毛共“诛心”那一套，从来不追究你发言的动机如何，客观效果怎样，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发言者的人品又是怎样，因为那完全是干扰客观思维的主观价值判断，只看你说的是否含有一定的真实信息（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道理”）。换言之，所谓真正地实行言论自由，就是超越“善恶”的主观价值体系，去无条件地追求真。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但从根本上杜绝了制造中式文字狱的可能，而且避免了中式“精神自阉术”及其派生的中式两极政治文化的偏枯局面，缔造出了多元的社会文化，而正是这多元化（diversity)使西方文明百花竞放，朝气蓬勃，生生不已，从破碎的欧洲半岛上向全球大爆炸，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在中国，既是老马的大幸，又是他的不幸。幸者，全靠中国这种荒谬的政治文化生态，他才能以奇论耸动天下，而换来许大名气；不幸者，因为他专作众人“屁股上的疼”，最后势必引起公愤，要群策群力动刀子，割去他这痈疽，弄得他“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穷途末路之余，大概也只有“逸马悲鸣岁晚”的苍凉晚景了。因此，马悲鸣现象的出现及其必然终结，似乎可以说确实是中国文化圈的耻辱和悲哀。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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