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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母亲的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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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母亲的早逝 -- Anonymous - (0 Byte) 2002-11-20 周三, 下午7:41 (221 reads)

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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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标题: 转贴---母亲的早逝 (131 reads) 时间: 2002-11-20 周三, 下午7:4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读郑义先生两种文革论，以及其他文革研究者的“十年文革论”，“三年文革论”，“地下文革论”，等等。无言。

让我们祈祷吧。

母亲的早逝

心　楚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母亲痛苦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五十二岁。她那人为

的早逝，是留在女儿心头三十年不愈的伤痛。

　　母亲是位不幸的女人，经历过离婚，丧子，饥荒和贫病交加的痛苦。她以固有

的信念，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困苦与希望中顽强地生存，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将四

个儿女培育成人。

　一九六八年，正当她苦尽甘来，企盼幸福的晚景时，灾难却向她这位真诚相信共

产主义的良民病妇袭来，她没能闯过此后严酷的四年。在那不算太长的岁月里，写

认罪材料，隔离揪斗，陪斗，强加于她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心理摧残前所未有。不得

不去五七干校的母亲，在原劳改农场的土地上，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被人狠狠

斗争，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在沉重的压迫下，在潮湿阴暗的茅草棚中被诱发开来。没

有治疗，没有病假，病情加剧，卧床不起，无人理采，还加上三个春秋不准回家与

儿女团聚。

　　走进干校驻地的母亲是一个尚有代偿功能的心脏病患者，而三年后被女儿领走

时，其心力衰竭已近三度，死亡向她逼近。那么她果真有罪，是威胁社会的阶级敌

人吗？

◇　困苦与希望中生存

　　一九二零年，母亲出身于一个官吏家庭，高中毕业后父母令其出嫁。父亲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婚后在省城以律师为业，母亲则协

助他抄抄写写。一九四八年父亲有婚外情，对家庭的责任感淡化。在竭力劝阻无效

后，母亲萌生离婚，自己抚养五个孩子的念头。考虑到母子六人往后没有可靠收入

，征得父亲同意，将其老家田产卖了十亩作为日后生活补贴。（这一举动成为一九

六八至一九七二年期间批斗母亲为地主分子的重要依据。）

　　解放后，母亲热烈拥护共产党。一九五一年，有人在报上提议城市居民在农村

的田房产契约应寄往家乡农会，她立即把婆家所有契纸邮往老家。一九五二年母亲

接受培训，成为一名财会人员，同年她与无回心转意的父亲正式离婚，开始独立供

养五个孩子。

　　一九五五年八月，年方十七的大哥死于癌症，家中因此一贫如洗。母亲悲痛欲

绝，极度的忧伤使她染上了肺结核。母亲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给予她极大的同情

和关怀，在患病期间，单位每月补助八元让她增加营养。感受到温暖的母亲从痛苦

中挣扎出来。她明白，为了四个孩子的成长，自己必须健康地活着。医生嘱咐她一

一照办，积极治疗，半年后肺空洞钙化，又全力挑起生活的重担。

　　一九五八年她调至科研机关工作，此时大跃进的号角声和超英赶美的宏伟蓝图

令母亲振奋不已。在全民大办钢铁的浪潮中，母亲激动得要把家中正在使用的唯一

铁炉当废铁交公。母亲认为，是新社会使她经济上独立自主，她力图对社会多作一

些奉献。

　　当时我们兄妹四人都在念书，她月收入不足六十元。一九五九年，姐姐急性阑

尾炎手术住院，负债一百多元，焦急的母亲陷入了更困苦的境地。周围有人同情，

也有人讥讽她死心眼：为什么不让初高中毕业的儿女去当学徒？母亲态度明朗地说

：只要他们愿意读书，我不能拦。她向我讲述过自己当年想上大学被家庭拦截的痛

苦经历，鼓励我们好好读书。同时尽可能张罗哥姐们寒暑假在机关基建部门打小工

，筹集学杂费。对于单位给予的十至十五元的困难补助，母亲的感激之情表现在她

出色的工作上。

　　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年饥荒，食品奇缺，物价高昂。我们这一家犹

如雪上加霜，饥寒伴随着我们的发育成长。为了给我们兄妹省下一点粮食定量，母

亲只得时常以又苦又涩的水煮老包菜叶为餐；营养极度贫乏，脸腿严重浮肿，每月

受检一次，“达标”后则得到一斤黄豆和半斤砂糖的票证，仍然与儿女们分享。一

个难得的机会，去某农场劳动可得到三斤小麦的补助，母亲拖着虚弱的身体，星期

日劳动了一整天，挣得了那份奢侈的报酬。

　　在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常常夜不能寐，思考怎样靠自己的能力支撑一家五口的

生活。当她得知新疆与内地工资差别大，就毅然写信给新疆某部门，申请调往边疆

，不过她没收到回复。一九六一年初，她在北京出差时发现患上了心脏病。医院诊

断：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瓣闭锁不全。

　　生活的困苦，疾病的侵入，并没有使她精神上茫然。那时的政治是：蒋介石妄

图反攻大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苏联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在机关礼堂里

，每周都会有一个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或者英模事迹介绍。只要有机会，母亲常常

津津乐道地向我复述那些激扬革命斗志的报导。全靠着这些精神食粮，她把自己的

小家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没有怀旧，没有牢骚，咬紧牙关与共和国一起

共渡难关。

　　一九六三年春季的一天，我从住读的中学回家过周末。母亲告诉我，她星期五

刚从医院住院归来。原来，几天前的一个午夜，母亲因感冒引发心脏病，心跳每分

钟达９５－１００次，立即呼唤邻居。不一会儿，院内值班医生赶到。第二天一早

又把她送进省立医院。母亲得到住院观察治疗，心中平静。她不愿影响我们的学习

，因而没有通知子女。听到母亲的一席话，我从心底里感激那珍爱他人生命的邻里

情，也庆幸母亲在一个爱护百姓的群体中工作。

　　作为一名财务工作者，母亲头脑清醒，账目清晰，同事们常夸奖她的工作。母

亲身陷困境，在经济问题上却严格把住公与私的界线。她常说：无论生活如何苦，

公家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沾。一九六四年早春时节，在单位清理制造假账贪污公款

的集体案件中，加班加点查帐。过度疲劳使她心脏病复发，再次住院治疗。她是院

内公认的两个重心脏病患者之一，一旦心跳超过每分钟９０次，单位医务室就令她

卧床休息。平时可以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也是众人皆知的。医生们告戒她：谨防感

冒，克服焦躁，积极治疗，方可稳定病情。

　　正如母亲所期望的，困境总会过去，光明就在前头。一九六四年秋天，母亲兴

奋地迎来了共和国的十五周岁，城市物质供应全面好转。而在我们的家庭，哥哥已

大学毕业，姐姐正上大学，小哥和我分别进了大学和高中，她自己的工资也长了一

级，情绪激动的母亲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她决定彻底与“剥削”阶级决裂，

把五二年与父亲离异时法院判给我们子女的十多平方丈地皮无偿地交给了政府。目

睹着我们兄妹的成长，一些友人赞扬母亲有眼光有毅力，并提醒我们今后要好好孝

敬母亲。

　　一九六五年秋天，姐姐毕业工作了。开始摆脱困境的母亲感到自己的家与国家

一样在蒸蒸日上。从补充营养考虑，她订了牛奶。并常看医生，对自己的病情了解

入微，还坚持熬服中药。她深信自己今后一定可以和儿女一起度过幸福的晚年。

◇　身入囹圄

　　一九六六年夏季，文化革命开始了。长期无力涉入政治运动的母亲此时在毛主

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感恩

之情和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她订阅人民日报及省报，认真学习各项政策文件，重

要的话语勾上道道红记号。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鉴于不同的政治观点，运动把母亲

推向了本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由于母亲有较好的写作功底，毛笔字书写流畅，该派

转抄信息和发表意见的大字报全由她执笔。徘徊在大字报报栏的人们无不熟悉她的

笔迹。

　　一九六八年初春，在市里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单位内“保守派”和“造反派

”之间的舆论角逐愈演愈烈。正在这时，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保守派”中领导干部多，人事干部多，党团员多，出

身好的多；而“造反派”则正好相反。出身不好的母亲已是出头鸟，自然首先被击

中——“打倒地主份子某某！”的大幅标语出现在院大字报栏。目睹着火焰烧向母

亲，停课在家的小哥和我明白祸从何起，央求母亲赶快缩头。母亲认定自己所为是

在捍卫主席路线，毫无惧色。她觉察出对方组织要乘清队之机整垮她所在的群众组

织，但是中央清理阶级队伍的战略步署又不容质疑，自己不能害怕考验。她坦然地

写出了解放前后的生活来源，包括卖十亩地的原委情况。不久，以“保守派”成员

为核心的清队专案组成立了，开始了有目地的外调。此后，她每天上班就是交待罪

行或接受批斗，但还没有被关进“牛棚”（监视管制对象所在地）。

　　母亲在此期间认真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

著作和那段时期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政策性指导文章

。她记忆力强，有关政策条款脱口而出，她确信自己不是地主更不是阶级敌人。面

对群众斗争，母亲不免苦闷，好在两个成年儿女在身边，可以倾吐衷肠。生活上我

们全力照顾母亲。她的病状依旧是心跳控制在每分钟１００次以下，心律不齐和心

房纤颤无明显恶化迹象。在机关，同派别的群众渐渐疏远母亲，“造反派”的大字

报也无人写了。我当时以为“醉翁”已达目的，是会偃旗息鼓的。万万没想到，一

场摧毁母亲坦城个性为目标的斗争即在眼前。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身为“老三届”（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所有高

初中学生）的我得去农村插队。母亲接到机关通知要上省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搞斗

批改。听到这消息，惊恐的一闪念在脑中掠过：繁重的农业劳动无疑会把母亲早早

推向死亡。考虑到五七指示中明文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我怀揣“最高指示”

走进了省卫生厅五七干校筹备处，反映了母亲有严重心脏病，长期在单位属于不参

加体力劳动者，希望按政策把母亲留下。接待干部不作任何解释就断然拒绝了我的

请求。我的这一行动随后成为母亲抵制运动的罪责。两年后在我抽调回城的过程中

，干校有关人士仍对我耿耿于怀，不肯放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离城去农村落户，母亲一人去了干校。她十分惦念我，

常来信问这问那，至于她自己的状况多是轻描淡写。涉及运动，她总是说相信党的

政策会在自己身上落实；提到劳动，则说她干的是轻微劳动；说到身体，她声称还

撑得住。一九六九年我回家过春节，盼不到母亲的归来，我预感到母亲的处境不佳

，只能去信力劝她不要多辩白，否则会多吃亏的。对于儿女的忠告，母亲经常提出

异议，她执著地相信一切美好的表白。她生性直率，有话不说，有理不辩，难上加

难。我说服不了母亲，只是为她担忧。

　　年青的我，在农村从事笨重劳动之时，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患病母亲的艰辛，

盼望干校运动早日结束，渴望我能回城继续与母亲一道生活。一九七零年三月，省

城工厂纷纷下乡招收知识青年。我以自己的苦干进入了第一批招工名单，可是招工

单位发往干校政干部门的政治审查要求迟迟无回复，为此我失去了当年六月首批回

城的机会。母亲得知后伤感地说：只要你抽回城，我死也瞑目！母亲的极度不安和

无可奈何使我意识到她的处境恶劣，否则她会去找人评理的。母亲和我都认为，干

校有人仍记恨我当初要求母亲不去干校之事。此后，我给干校去了一信，诚恳请求

他们宽大为怀，放我一条出路。然而同年十月份又一企业招工时，仍不见政审回函

。万般无奈，县区有关部门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我家几年前的政审材料，我终于获

准在一九七零年的最后一天返城了。

　　我立即写信把这事告诉了热切期待中的母亲，深知母亲是个藏不住事的人，还

特地提醒她不要向旁人透漏此消息。但喜形于色的母亲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如释

重负地向人传送了这一喜讯，马上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事后，她在给我的信中简

单谈及了自己的乐极生祸，并渴望月底回家过节。

　　一九七一年春节前夕，我是第三次在城里盼望与母亲共度佳节了。元月下旬我

收到母亲沮丧的信：春节探亲假不批。于是我托人给母亲捎去了猪油，腊鱼和巧克

力糖果，不料油和鱼被母亲请人退回。她告诉我：近期感冒咳嗽，痰多，不能吃这

些东西。我猜测母亲犯病较以往更重，想去干校看望她，又顾虑那些对我不满的面

孔会迁怒于母亲，就没成行。

　　春节刚过一月，姐姐收到母亲躲过监视发出的信。提及她的处境艰难，身体也

支撑不住了，要姐姐速到干校，并叮嘱她下车后先去干校团部找有关领导谈谈，以

缓和一下斗争气氛。姐姐遵嘱到了团部，批评母亲对群众运动的对抗态度。有关领

导顿时高兴了，也许他们认为母亲终于被征服，其女儿前来求饶了。返回后，姐姐

告诉我：两年多不见，母亲又瘦又老了，春节前因为我抽回城而表现出的兴奋，又

受到了一场“击退阶级敌人新反扑”的群众斗争。在干校，心脏病正趋恶化的母亲

每天劳动往返要行走２４里路，气喘嘘嘘，极度吃力，又不能抗拒。超负荷的精神

和肉体摧残使刚毅的母亲第一次在与女儿分手时哭泣起来。

　　岁月的流逝，疾病的加剧，母亲更加思念儿女。在以后的半年里，母亲不断地

向连部团部递交探亲申请，终于在九月底获准，三年来第一次离干校回家。我在工

厂接到母亲的电话，赶紧冲向长途汽车站。站在面前的母亲完全变样了：脚穿一双

旧解放鞋，瘦黑的面庞，往日的衣裤在身上边走边晃荡。我的眼里瞬时涌出了泪水

。母亲久别重逢的喜悦，倾刻间驱散了我欲言又止的忧郁发问。母亲说：你已参加

工作，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一旦运动结束，我就提前退休。我高兴地接着往下

说：和我住在一起，照顾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母亲会心地点了点头。

　　在半月之久的休假里，母亲仍然很少谈论干校三年的经历，但是她告诉我，她

的“政治问题”虽一直未下结论，可她并不怀疑，结论会是人民内部矛盾。母亲的

归来使我感到“斗争”的火力已在减弱，而从母亲从未有过的消瘦和沉重的喘息声

中又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

◇　最后的时光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得知母亲病倒在床，我次日一早起程去了干校。下

午二时，我推开了母亲所住的芦席棚，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见我来了，母亲

脸上泛起了一丝虚弱的笑容。她告诉我，她已倒床一周了，就盼着我的到来。望着

前后相距只有三米的排排草棚和无隔音条件的左邻右舍，我心里骤然涌起一股世态

炎凉感：九年前有人叫医生，有人送医院，还是这同一个母亲，现已病入膏肓，却

全然得不到人道救助。长时间的敌对渲染后，人际关系中仅剩下一道难以逾越的冰

墙。

　　不容多加思索，我决定立即去干校医院。母亲一周来咳痰不止，心跳高达每分

钟１２０次，睡觉时而不能平躺，举步维艰。我孤立无助，凝视着她对医生的渴求

，只能尽力搀扶着她，心情沉重地向１－２里外的医院挪动。干校医院很小，条件

简陋，住院部只有一个医生。我找到医生，请求让母亲住院。经初步诊断，医生认

定病情严重，立即给母亲安置了病床。

　　安派就绪，打吊针，消炎止痰，加之药片治疗，２－３年没有得到过认真治疗

的母亲经过医务人员一天的周旋，病情趋于缓和。我抽空在午后返回母亲住所。沿

途炙热的春光照耀在沙土地上喷发出滚滚热浪，潮气浸湿了我的衣服。推开房门，

却嗅到７－８平方米的屋里散发着阵阵霉味。高悬的太阳无法将阳光塞进狭小的窗

洞。看着布满白霉的木板床，木箱，椅子，木盆，触摸着湿润的被褥，我明白了：

虚弱的母亲无力抵御阴光潮气的侵袭……　我把它们全部搬出门外，暴露在阳光下

，并清洗衣物被单。偶尔我看到草棚周围有熟悉的身影和面孔从身边走过，但没人

愿意与我直面对话。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母亲的房里，听着铁丝勾住的木板门中吹来

的阵阵风声，我无法入睡。我思忖着是什么力量使惧怕风寒的母亲在此竟度过了三

个严冬腊月——是对政策的信念？是对晚年生活的憧憬？

　　翌日一早我回到母亲身边，看到她正大口大口地咀嚼医生试用的一种据说能消

炎的藻类植物——鱼腥草。粗糙的草根使她的咀唇和口腔磨出了大个血泡。我难过

地劝她停一停，她执意不肯。我理解，相信医生和为生存抗争是她的本能行为。我

只能依着她，为她洗净更多的草根。

　　住进了医院，母亲满怀希望，配合医生治疗。我也以为会象往年两次在城里住

院一样，不久她可平安出院。又陪伴母亲两日后，我把病中的母亲留给了医院，回

厂上班了。

　　然而我太天真了。十天后我收到她在病床上写的信：“我每天要心悸两次，医

生说瓣膜受损，心房纤颤已难恢复，肺部也受感染。现每天服中药，打青霉素Ｂ１

，控制心力衰竭。心跳每分钟１２０－１４０次时太难受，只能注射强心针。我感

到痛苦的是一切生活琐事都要自己动手，买饭站队，腿软得支持不住。很想回家。

昨天我和医生谈了，医生知我无人照顾，说没有意见，关键在连队。”看着信，我

悔狠自己的粗心，没有弄清楚母亲的病情就匆匆离去。我默默地期待着连部同意她

的请求。

　　五月十九日下午，我又收到母亲的信：“连部扬某明今早（五月十六日）来找

医生谈了。刚才医生告诉我，医院不同意我回城，显然变了口气。回家的念头只好

暂时搁下。”快下班时，我收到干校八连发来的电报：“你母病危，速来此。”面

对这突如其来的电报，我料到母亲生命危在旦夕，或许再也见不到她了。晚上我和

哥哥去了长途电话局，拨通了干校医院的电话，知道母亲被抢救生还。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了去干校的车。走进病房，见母亲身体靠在撑起后背的病床

上，脸色铁青，不停地咳痰。我的再次到来给母亲带来一丝安慰。她告诉我：“我

盗汗不止，心力衰竭已经不轻。在干校医院几经危急，实在不甘心孤独地死去。”

她坚决要求与我一起回家。我见不到决定给我发电报的任何领导，但我相信，此时

没有谁愿意再把母亲扣下，为她料理后事。我把领母亲回家的想法告诉了医生，医

生与干校领导联系后，同意母亲回城，但强调离开干校，医药费很难报销。我那时

已顾不上多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担忧母亲几乎不能行走，还能经受６－７小时的长

途颠波吗？母亲的明确表态增强了我的勇气。三天后我买了两张前排汽车票，向医

院借了一辆自行车，让母亲坐在后轮货架上。前轮轻后轮重，我只得全力下压车把

，推着车跑。看我吃力，母亲不忍地叫着：“让我下来走，让我下来走。”我跑一

阵，停一阵，总算把母亲拖到汽车站。送还自行车，我们乘上了回城的车。母亲靠

在我身上，我注意到极度虚弱的母亲，再一次在她憔瘁的脸上显露出生的希望，或

许她认为即使死在女儿怀里也无遗憾吧？长途行进中，面无忧虑的母亲十分默契。

出乎意料，我们如愿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回到城里，子女常在身边，精神上无负担，固然比在干校形影相吊无人照顾好

得多，但新的问题是不能公费看病，更谈不上住院检查医治。为医药费报销之事，

母亲给连队领导多次写信，却三个多月杳无音讯。靠自己掏钱看病，母亲只能偶尔

去看中医，取些药回来煎服。

　　那段时光母亲基本上卧床休息。她很想抱抱可爱的孙儿，也希望为与丈夫分居

两地的姐姐带带孩子，还想见见远在山区的未来小儿媳，可是她什么也不能做了。

九月初母亲的病情再度恶化，整夜不能平卧，只能背靠床框坐着。母亲将病情再次

报告干校，中旬收到连部来信，同意她在市立一医院看病。但是母亲的病况日益危

急，肺里的痰呼隆呼隆地吼叫，形势逼人，痛苦不堪。母亲逐渐意识到时间不多了

，开始断断续续地向我们兄妹四人倾诉她的最后心声。记得她对我说：“人家的心

脏病好得那么快，我的病为什么好不起来？我盼不到退休和你生活在一起了……”

十月十六日我们电告干校，陈述母亲病危，三天后干校派许某梅来到母亲身边，在

我们的要求下，来人同意母亲住院。此时绝望的母亲已不愿去医院。在我们兄妹的

哀求下，住进了大医院。可是一切救助治疗都为时太晚了，六十个小时后，母亲奋

力向我们兄妹告别，然后永远地倒下。

　　失去母亲的我无法接受母亲早逝的事实。我痛哭她的晚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我悔狠自己的怯懦和自私，没有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多去干校照料，我悲愤她为流

血的政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无人可诉。两个月后我取回了母亲在干校的遗物，

人亡物在，倍感凄凉的我发现了母亲留下的数篇交待，认罪，申诉及思想汇报文稿

，从中获悉不知晓的桩桩往事和日批夜斗后母亲的真实情感。它们把我带回了斗争

的岁月……

◇　真实的史页

　　“二月九日在贯彻１。３１文件的动员大会上团政委（编者注：干校编制效仿

军队的团，连，排，班，主要领导来自军队）非公开地点了我的名：不承认是地主

份子！不投降，还是现行反革命哩！感到压力很大。后来批斗其他人经常大会陪斗

。”——摘自１９６９年４月稿

　　“二月份我连群众以地主资产阶级份子的名义把我当阶级敌人揪斗隔离已整整

半年，还未落实政策。当然首先应该肯定，对我揪斗隔离是革命行动，也是当时我

连革命形势所必需。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都已老实交待清楚了，没有丝毫隐瞒。

解放前三年我在城市靠丈夫的小律师为生，从未以收租为生。解放后我把老家的田

房地产交给了农会，难道这不是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不想变天，心甘情愿与地主

阶级划清界线的真实表现吗？一九六四年又把在城里的地皮退给人民，不又是划清

与剥削阶级的界线吗？有那个阶级敌人肯这样做或这样做过？至于参加工作十八年

，从来没有任何反动言论。党把我的三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最小的也是高中生，

我感恩报德都来不及，怎会成为阶级敌人？就真是地主份子，也基本改造过来。所

以无论全面地历史地看，或专指哪一段经历都构不成地主份子，更不是真的阶级敌

人。不得不斗胆再次提出。政治生命重于活的躯干，我想组织上和革命群众会谅解

我的心情的。”——摘自１９６９年８月稿

　　“团部专案组负责同志：昨天上午送上材料后，下午开斗争大会时，团部派朱

同志参加。我万分感谢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在斗争会上，专案组许某均根本不许

我开口，提前后矛盾的事，想用压的方法让我再次口头和书面承认是地主份子。报

上曾有评论说到外调人员如果带框框出去调查，势必按需要搞，那么真实性就有问

题了。我敢说到今天为止，七连专案组还没有拿到我符合划地主份子的确凿证据。

请求团部派同志来查阅外调材料（能让我见面更好），以便更好地掌握稳，准，狠

的对敌斗争政策。感激之至！有空还望给我个机会来谈谈。”——摘自１９６９年

９月稿

　　“朱某加是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在我们五个‘一小撮’中他的罪恶比谁都大。

可对他，王某平仅在‘一小撮’中批一下就没事了，许多群众不了解他的罪恶。他

假装老实，用手腕获得了个别领导的信任，并在一九六九年二月第一个获得＇解放

＇。为此我联想过：如果是我犯了他的罪，那早就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斗的

次数比我现在遭受的不知要多多少倍。朱的问题作结论后，他继续欺上瞒下，无中

生有的小汇报使我吃了不少苦头。他对我进行侮辱性的谩骂，还口口声声专我的政

，让我气愤不已。与他相比，我实在不服气，就去要求上级解决我的问题。前天晚

上班里又特地举行了对我的斗争会，我知道这与不服朱某加的定案有关，就决定在

会上向群众揭露他解放前后的罪恶和运动中搞破坏的事，说明被反革命份子专政不

服，什么后果也不计了。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被揪斗地位，既无权在群众大会上检

举别人，更不能以控诉者的姿态出现。那天晚上我刚讲一会，就被吼声制止，受到

革命群众狠狠批斗。

　　我听到了愤怒的斥责声：‘你不是把矛头指向朱某加，而是指向革命群众和红

色政权，对抗一打三反是现行反革命！’‘朱某加的事已了结，你对落实党中央的

政策不满！’‘朱某加就是要专你的政，监督你！’‘把你戴上帽子送回乡下去！

’‘什么东西！干扰运动大方向太猖狂，得狠狠斗！’王某平班长还说要在全连批

斗。当时我很想不通，会后就写了那张犯下新罪的‘认罪书’。心想革命群众说你

是对抗运动的现行反革命，与其七斗八斗，不如趁早承认为好。朱某加的问题那么

严重，最后还是上不了纲。第二天早上去学习班，看到打击我嚣张气焰的大横幅标

语和‘击退地主份子某某新反扑’的大字报，就决定把那张‘认罪书’交上去。完

全站在个人立场，根本没想到这是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当然也坦言：我确实认为革命群众站在朱那一边。事实上朱某加的事已定案，与我

的地位就是不同。下午下工回来看到针对我的大字报专栏，这个想法就更坚定了。

今后怎么办呀？晚上找邓排长谈了一下，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只有等着再挨斗了

。

　　昨天晚上王某华等四位革命群众把我从学习班叫出，指出：我本月八日晚写的

那张‘认罪书’把革命群众打成包庇反革命份子朱某加的反革命，还逼真地把斗争

会的经过写成群众的罪状，语言恶毒，比过去抗拒罪恶更大，更不可容忍，应受到

更狠猛的批斗。”——摘自１９７０年１月稿

　　“从一九六八年五月清理阶级队伍到今年春节，我与群众的分歧主要在认识上

，所依据的事实并无大的差异。群众认为我是地主份子，我则绝对否认，并以平等

态度辩解。但这并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中那个抗拒交待的情况。虽然很长一

段时间认为对我的揪斗太过份，我始终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在我的身上落实。”—

—摘自１９７０年２月稿

　　“自己是批斗对象，两三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被取消了革命的资格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出身好的人形势大好，我的四个孩子形势也好，而我个

人谈不上前途。将来再有运动，稍不当心，又是挨整对象。当然，党的政策是要落

实的，最后会搞清我是什么矛盾。等运动结束组织上能让我回家，与孩子们一起生

活那就好了。”——摘自１９７１年４月稿

　　“春节不让回家，病假也不批，深感群众运动的压力。加之心脏病严重，整天

劳动，真害怕死在这里，还留个阶级敌人的称号，累及儿女，才被迫从表面上改变

态度。

　　过去几年，我一直认为自己报纸看得多，对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得多，才敢于和

群众顶。如果不看书，不读报，什么也不懂，也就不会和群众顶，群众的气也就不

会那么大，问题可能会早一点解决。我现在才真正体会‘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

态度’的含义。

　　连排班领导都教育我：过去对我的批斗没有错！解放前过剥削生活，吸吮劳动

人民血汗，还死不认罪服罪，为什么不能批斗！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思潮，跳得高

，清理阶级队伍中表现更恶劣，还能不批斗！叫我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决

自己的问题，才能有出路。”——摘自１９７１年５月稿

　　“坦率地说，某些不符合政策的问题要想通过压的方式是难以行通的，特别是

思想问题。　好在我现在不热衷于什么前途，说什么好听的话语也无用。归根到底

，政策要兑现，是非即清楚。当班领导不批我的病假，我去连部反映情况时，刘连

长说：目前除了政治上的待遇不同，生活上你可与革命群众一样了。”——摘自１

９７１年８月稿

◇　沉重的思辩

　　三十年前刚刚失去母亲的我，没有勇气细细研读会令我心碎的母亲手稿。然而

我毕竟从这些在经受精神和肉体折磨之后用心血涂写的“认罪”材料，看到了几幅

历时三年针对母亲的严酷斗争场面。我害怕知道，也永远不想知道，在母亲挨斗的

日日夜夜是否伴随着体罚和武斗。但那愤怒的威逼声，叫骂声，恐吓声，口号声汇

集在一起，难以令人想象掌握母亲命运的人们会对她的病体施之人道。在各级基层

骨干对母亲施行三年斗争后，准备结束干校运动前夕，竟然迫不及待地标榜自己象

领袖人物一样一贯正确，迫害无辜者有理。所谓生活上可与革命群众一样，在布满

仇狠种子的人际关系中，哪里见得到受害者的生存之地？

　　在遭受揪斗的年月，具有一定法律常识的母亲，虔诚地信奉最高指示和政策条

文。她以为在政策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并以此作为依据，为自己的无罪充当法律辩

护人，直到幻想破灭。母亲被当作敌人“服刑”四年之久，至死没人愿败露对她的

“判决”。“先服刑”而“不判决”或“后判决”，这在法律上是件逻辑混乱的荒

唐事。为争得一个理应给出的“判决”，我提起笔向干校发出请求：对母亲在运动

中的问题作出结论。“判决书”总算来了，上面仅有一句话：“对某某的问题不作

敌我矛盾处理”。看着这既无罪证又无政策貌似从宽处理的“判决”，联想起母亲

被推向死亡的悲剧，我陷入了长久的思辨之中……

　　母亲作为“一小撮”的成员，从未奢望有一天别人会对她宣布“无罪释放”，

她只望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倘若干校代表许某梅能在母亲临死之前公布

以上“判决”，母亲会欣喜地领悟出自己抗争四年的政治结论终于到来，纯朴善良

的心理会使她象那些临终入党者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欢呼政策的伟大，而含笑离

去。强权者们长期肆意揪斗，拒不“判决”，甚至对一个行将去世者不给安息，不

又是一种残忍和折磨吗？他们抗拒反省，更畏惧自己“莫须有”的迫害在受害者面

前曝光。一直把握母亲命运的人们，从“红宝书”上，从文件上，从报刊上，本可

极易找到划定地主，现行反革命的条文，但他们偏要信口雌黄，费尽心机地罗织罪

名，从私有财产的自由买卖，到请佣人，打麻将，全都构成不可饶恕的剥削罪状，

剥夺一位身患重病无依无靠者基本的生活权利及尊严和人格。其实斗争的策划者若

拿得出自圆其说的证据，早就会在解放朱某加时，给母亲定出“敌我矛盾”的“判

决”。反之，什么罪名都不成立，就是政治迫害，就应平反昭雪，向受害者家属道

歉，赔赏损失。残酷斗争的组织者们唯恐承担逼人至死的责任，玩弄文字花招，构

思出一个卑鄙虚伪的死后“判决”。它似乎要告诉受害者家属：被斗者有罪，死后

予以免刑。洞察其奸，死后免刑的“判决”岂不荒谬绝伦！

　　三十年来，每当面对同龄人的母亲，我就会想到自己不幸的母亲。无尽的怀念

，促使我苦苦求索，为什么母亲会遭迫害？我甚至曾经竭力寻找母亲的“不识时务

”来抚平心中滴血的伤口。我思量，如果母亲从文革一开始就高枕养病，不介入政

治，不参加派性组织，不动用笔杆去捍卫辩不明的路线，她会幸免吗？文革经历者

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有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暴露和隐藏在群众之中。母亲“认罪

”中提到的她班里的五个“一小撮”多是我熟识的称作伯伯，叔叔者。他们加上母

亲代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敌对势力。后来朱某加走出“牛棚”，似乎还有增补者。

百分之五的敌人出自何处？出自曾经叛党的自首变节份子，出自出生异己的旧中国

过来人，出自吐露心声者，出自不服使唤的调皮者，出自你我他……　从这个意义

上讲，母亲的遇难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口号和朱某加由“罪恶极大”到“无罪释

放”曾向母亲表明，只有朱的性格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一小撮”唯一的求生之路。

若要母亲像他一样在某些人面前唯唯诺诺，阿谀奉承，指鹿为马，无异去逼母亲死

。自然界赋予民众千姿百态的性格，假若只允许特种模式的个性生存，异类得通通

消灭，无怪乎有人会选择自尽作为反抗。而母亲那种不识尘世邪恶的申辩抗争使她

经历更长久的痛苦，与不愿瓦全者殊途同归。

　　在母亲留下的“史页”中，我多次看到也曾是母亲同事我当年称为叔叔阿姨的

一男一女的名字。他俩都是母亲所在派性组织的对立派。一九六八年机关开始清理

阶级队伍时，他们对母亲的斗争就首当其冲，来势凶猛。

　　男将王某平文革前是机关大院子弟小学唯一的男教师，当时年约三十出头。文

革开始后大胆造反，摆脱了一些男士不愿从事的小教行当，挤进了机关事务部门。

他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本领使其得以受宠。在文革“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头

上长角，身上长刺”使他成为机关专案组成员，去干校后在众多党员干部和知识份

子中后来居上，担任母亲所在班的班长。别看这个小班长的职位，对于“一小撮”

来说，他简直就是一手遮天的“审判官”。被斗对象的态度好坏，全由他的喜恶去

评估，汇报，处置。他有权把对问题最大的朱某加的斗争缩小到五个“一小撮”内

，也有权把对问题等而下之的母亲的斗争扩大到连级。谁对他恭维备至，谁就可被

释放；谁不满足他的压迫感征服欲，谁就遭殃。可见，一个完全不受法律制约，权

欲熏心的“审判官”必然会把敢于不服的母亲判为“阶下囚”。

　　女将王某华是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半文盲妇人，比母亲小５－６岁，文革时是机

关后勤人员，据说当年是解放区的妇救会干部，有着斗地主的光荣革命史。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初，当科长的丈夫病逝给她留下四个儿女，生活骤然拮据。她时常以老

革命自居，指责单位领导对她的家庭照顾太少，还以大老粗为荣，讥讽知识份子，

成天骂骂叨叨。出身不好而家庭情况日益好转的母亲总是她任意发泄的对象。母亲

回家时常告诉我王对她无缘无故的歇斯底里。考虑到王某华无文化和其家庭处境，

母亲只得忍气吞声，不与她一般见识。在群众斗群众的年代，王某华面对着自己长

期的嫉狠对象，名正言顺地倾泄心中的怨毒。据我所知，母亲得知我抽调回城兴奋

之极之事就是她汇报的，击退“地主份子”的猖狂进攻日是她的开心之时，也让她

这个半文盲有了用武之地。

　　我看到，王某平王某华这两位心怀叵测的新老革命者，在名利妒火的驱使下，

一唱一合，冠冕堂皇地接过了“革命”的口号，塞进自己的私货，对多年的同僚大

打出手，表现出嗜虐者的快意。他们一个是小知识份子，一个是无知识者，而身为

高级知识份子权威的朱某加也狼狈为奸，加入了扼杀善良和人性的行列。朱某加本

也是无辜进入“一小撮”，为了保全自己，设法过关无可非议。违背伦理道德的是

，得以走出“牛棚”却不忘造谣中伤，落井下石，加害他人。且看他在苟且偷生的

路上走了有多远？母亲的周围有三位这样的助纣为虏者，岂可逃脱灭顶之灾。他们

难道不是灾难形成的基础和土壤，他们会有对良心和道德的反省之日吗？

　　三十年了，我已从谎言和愚昧中解脱，我已不再从母亲的脾气和个性中去寻找

加害于她的理由。我终于懂得，在法制的前提下，人人有维护自身性格的权力。扼

杀异种个性，嘶杀同胞，永为历史遣责。我还深深懂得，没有母亲坚强的性格，就

没有我们兄妹四人的今天。诚然，她维护自身政治生命的辩解使她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那是作恶者的罪过。如今在法庭席上，被告人的自辩和被告律师的出现不是对

往日辩护被视为要“抗拒从严”行动的绝对否定吗？

　　怀念母亲，我希望告诉后代发生在我们家族史上不能遗忘的悲剧。我愿向后辈

推崇诚实善良的为人，独立思考的理性。任何时候不可为强权和私利出卖正义和良

心；当有人被打翻在地，你不必匆匆再踏上一只脚　－－倒地者何罪之有，自有法

律公断。那是为了我们的后人免遭先辈的苦难，也为了王某平王某华可能拥有巨资

家产和叛逆性格子孙的合法生存。

　　我毫不怀疑，在有生之年，母亲无辜“服刑”的沉冤终会大白。我将带上历史

的公决告慰母亲的亡灵：安息吧，我亲爱的母亲！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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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丁转贴 -- 看好戏 - (0 Byte) 2002-11-20 周三, 下午11:07 (5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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