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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没有读过弗洛依德和福柯的“性学大师”潘绥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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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质疑没有读过弗洛依德和福柯的“性学大师”潘绥铭教授 (230 reads) 时间: 2002-10-23 周三, 上午3:5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是搞“革命”还是搞笑？

--质疑没有读过弗洛依德和福柯的“性学大师”潘绥铭教授

近日在网上忽然读到一篇奇文：《中国首次“性存在”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文章介绍道：“随着社会性别研究和预防艾滋病工作的深入，国际上和亚太地区对于SEXUALITY（暂译为“性存在”）的研究已经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的一个新重点，并且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以致于对于SEXUALITY这一新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译名。”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文章紧接着写道：“‘性存在’是一个新词，是一场革命”；“英语里的sexuality是一个非常新的词，‘年龄’不超过30岁。”笔者本来以为文章是那些无聊网民在网上的涂鸦，细看之下却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的大作！不惟如此，一票专家学者还在10月16日煞有介事地坐在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里，“就‘性存在’的界定，‘性存在’与社会性别、与医学生物学、与艾滋病、与爱情和婚姻、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性存在’的研究方法、‘性存在’教育、‘性存在’与法律、文化、文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三天的讨论”云云。假如这是一出荒诞剧，读者大可以一笑了之，但是，光天化日之下，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召开这样一个“学术“会议，根本就是贻笑大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令人喷饭的是，潘教授断言：“sexuality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我们如果不得不引进它，就不得不面对一场革命”。潘教授拣起西方一个十九世纪的性学名词，却以为捡到了尚方宝剑，宣称要利用它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而且还要“尽快展开”，其荒唐程度不亚于今天有人要把电报发明“引进”到中国来“尽快”掀起一场革命一样。最不可理喻的是，潘教授居然宣称：“最根本的是，我们信奉了几千年的中国基本性哲学，在sexuality中这个概念面前也注定要土崩瓦解的。”面对这种极端自卑、可怜的民族虚无主义心态，真令人徒呼奈何！

作为一个性学研究者，潘教授不懂得中文里“性意识”或“性欲”这两个词，对应的就是英文的“sexuality”，所以，硬把”sexuality”翻译成莫名其妙、文理不通的“性存在”，令人匪夷所思。潘教授这种举动，就跟一个人自称物理学家，却不懂得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概念一样，其“教授”资格和理解能力实在有待考证。潘教授不懂得“性意识”，说明他没有读过弗洛伊德，没有读过福柯；而且，他在上述文章中围绕sexuality的通篇论述，说明他对作为研究性生理和性心理的“现代性学”（sexology）同研究作爱技巧的房中术（erotology，如印度的Kama Sutra之类）的区别根本就不甚了了。堂堂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所长，竟然如此孤陋寡闻，知识结构如此残缺不全，实在是令人惊诧。

实际上，sexuality这个概念的“年龄”远远超过潘教授断言的“三十岁”--它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当时，西方国家正经历工业革命，生产高速发展，急需大量劳力。为了促进人口增长，防治性病和遗传蜕化，保证人口健康和提高生育率，一些生物学、医学、及精神分析学的专家，如达尔文、克拉夫特-艾宾等人，开始关注人类进化、性精神疾病及人种退化等问题，许许多多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违常的性行为和精神疾病，以辨别、认识哪些是有害的。正是从十九世纪这些论述当中，人们形成了有关“性意识”（sexuality）的概念，医生们相继确认了女性歇斯底里、儿童性意识发育的教育及成人的各种变态性意识等。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英国精神心理学家霭理士等人的学说。

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纪把性意识概念应用到儿童心理研究，第一次提出了“婴儿性意识”（infant sexuality）的概念，他在一九零五年出版的《性学理论三讲》，就是论述sexuality的问题：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他在书中把人的性意识发展变化划分成五个阶段，即口腔期、肛门期、阳具期、潜伏期、阳具期等。同主流社会把男女性别认同视为天生的、人的性欲是在青春期发生的传统观念相反，弗洛伊德指出：人的性意识从出生时即开始，婴儿从吮吸母亲的乳头中获得满足，稍后则从排便中获得满足；在四至六岁的时期，儿童进入阳具期，他们从抚弄自己的生殖器中获得快感。但是男童玩弄自己的生殖器和女童玩弄自己生殖器的结果却大不相同：男童玩弄自己生殖器会受到大人呵斥，从而产生被阉割的恐惧和焦虑而不得不压抑自己，此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男孩在经历俄狄浦斯情结以后会产生一种君临天下的优越感，这是男性在社会上处于强权地位的根本原因；而女孩在“阳具期”里由于注意到自己没有阴茎，而且自己的阴蒂也比男童阴茎小，从而产生一种“阴茎羡慕”，对母亲，对女性产生一种疏离，而对父亲，对男性产生出敬畏，这就是女性被动顺从人格的由来。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意识的概念，解释了父权社会里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对二十世纪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里，也是阐述sexuality的问题。他指出：过去，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性意识是从十七世纪开始才在西方社会受到压抑，成为一种禁忌。但实际上，性意识在西方文化传统里长久以来就一直是受排斥的，此所谓“性压抑”。根据基督教的教规，人们必须对自己的性淫念忏悔，做了“坏事”的人必须把所有细节都一一交待陈述后才有可能获得神的赦免和解救。但是，基督教把性看成原罪，实行压抑的结果，并没能因此而消灭它，社会对性意识的禁忌反而促成了一种性意识的话语，使得性意识的表现无所不在，性意识变成了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世纪这个人们认为是最黑暗的时期，却产生了卜伽丘的《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之类“淫荡”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对种种“异常”性行为的描述，形成了一整套有关性的表达，十九世纪性意识的形成就是这种话语的结果。

从以上所引弗洛依德和福柯对性意识（sexuality）概念论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sexuality”的概念固然重要，且在二十世纪造成重大影响，但它在西方却是一个广为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不存在潘教授所说那种“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情形，更不成其为“一个新重点”。世界上对sexuality的研究，不但谈不上“日新月异”，相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高级政策顾问马奇博士2000年6月30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五届欧洲性学家协会第五届年会所作的报告，这方面的研究根本就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潘教授文中提及“最近举行的一次亚太地区的学术研讨会”，笔者无缘躬逢其盛，对其真伪和学术水准不予置评，但从潘教授文章中看来，如果十一个国家研究者坐到一起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努力把这个英语词汇翻译成本民族人民能懂的语言”，“以便跟上世界学术发展的话”，那末，这个会议的水平和意义只能用可悲和可怜来形容——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读者都无法相信这就是当今亚太地区性学研究者的水平！其荒诞程度不下于今天有人要组织大规模人力来讨论如何翻译“伽马射线”和“伦琴射线”这些词，“以跟上世界学术发展”一样。

潘教授要在中国发动一场革命，却对性学理论的发展情形不甚了了了，欠缺基本的知识。潘教授极其危言耸听地断言“（sexuality）在汉语里，不仅没有一个对应的词汇，而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概念！”搞性学研究的潘教授大概不知道，过去百年，汉语里所说的“性意识”或“性欲”即是指sexuality。而对于“性意识”和“性欲”这些词到底指什么，相信任何一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国人都可以明白，这里毋庸多说。反过来，从潘教授解释sexuality的高论中，人们可以看出，潘教授对sexuality一词一窍不通，对于性学的很多基本概念都缺乏清晰的了解，在逻辑方面也欠缺起码的训练。例如，潘教授说：“（sexuality）的基本意思是指与‘性’有关的一切人类现象。它不仅包括性交、性爱抚等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动，也包括拥抱、接吻、性幻想、谈论性方面的事物等等所有那些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还包括人们对于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性方面的喜好等等心理方面的表现。尤其是，它不仅指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也包括各种同性之间的性活动；不仅指人们普遍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也包括所有被认为是‘反常’或者‘不象话’的现象。”在这一段论述中，潘教授把不同类别的概念放到一起比较，犯了逻辑上的错误。除此之外，潘教授这一段高论还有几个盲点：

第一：潘教授对“性行为”定义不尽准确，他所理解的“直接的性活动”仅仅是指性交和性爱抚，即性器官的交媾而已，而拥抱和接吻竟然被他划作“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接吻”如果不算“直接的具有性含义的活动”还能算什么活动？事实上，在现代生物医学上认定为“性行为”且能达到性高潮的性活动的定义要远比一般人认为的阴茎插入广。双方从抚摸身体、深吻、摩挲、手淫、口交、以手指探进肛门、插入式肛交、被插入式肛交、以拳头伸进直肠的“拳交”、吮吸脚趾头、甚至连捆绑、鞭笞式的施虐或受虐，一直到溲溺、嗜粪等等，至少有十四种以上。

平心而论，不止是潘教授，在绝大数人的观念里，性行为都是指性交，特别是要以男方的阴茎插入女方的阴道（如果是以阴茎插入肛门，不管是“男--男”还是“男--女”，则算是鸡奸）。一九九九美国医学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在美国进行的一次普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不把口交看作是性交，五分之一的人不把肛交算作性交。正由于社会大众对性知识的普遍误解，所以，一九九八年年初，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支斑竹千滴泪”，以他同白宫见习生莱温斯基暗渡陈仓的绯闻把整个世界搅得七荤八素天翻地覆时，最终却能轻骑过关，就因为他一口咬定他仅以雪茄烟玩弄莱女私处，并且只让莱女替他口交，所以两人不算发生性关系云云……这样的结局，令全球亿万读者错鄂连连，无不跳脚大骂独立检察官史塔用了近两年时间，花了纳税人四千多万美元，最终竟搞不清楚“口交”和“撩弄私处”到底算不算发生性关系！如此昏官最后落得个解甲归田的下场当然不足为奇。但问题是，潘先生作为一个从事性学研究几十年的教授，又是在中国最高性学研究机构里，对性行为这些定义竟然一无所知，如此搞笑的理解是否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第二，潘教授断言中国人所理解的性，“是仅仅指身体的行动，不包括情感与心理方面的内容”，因此“中国人才发明出‘性爱’这样一个词，而且把它跟‘情爱’对立起来，似乎性里边根本没有爱情，爱情里边也没有性。”潘教授还宣称，中国人所理解的“性”，“仅仅指男女之间的性交，而并不包括同性之间。”

潘教授如此武断地认为中国人的性爱观不包括情爱和同性恋，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性行为”的定义，不明白“性欢愉”和“性爱”是两回事的缘故。性欢愉是指任何一种性活动给人们带来的性满足，例如手淫，一个人自己手淫可以满足自己的性幻想，不需要爱情；又如兽交，有些人跟动物交欢能获得性满足，但他或她显然不会跟其性交对象有“爱情”；再如窒息性性行为，有些人用绳索捆绑，在近乎窒息的状态中体验性快感，这些性满足形式，都没有情爱，也可以跟生殖目的分离，这是潘教授看不到的盲点。正因为这样，中文里的“性爱”一词，更强调做爱中的情感因素。“性爱”的内涵虽然跟“情爱”一样，但外延却大于情爱；性爱以情爱为前提，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性爱比情爱更强烈，这是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能理解的常识，硬要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一种胡搅蛮缠，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做法。

中国的同性恋者生活形态同西方同性恋者不一样，根据福柯的理论，东方人把性当作一门艺术，西方人却把性看成一门科学（scientia sexualis），是一种跟性艺术完全相对的现象，因此，西方人迫切希望探寻出性的“真相”，强烈地希望把它讲出来。九十年代，在西方各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同性恋者纷纷走出社会压抑和恐惧的阴影，在公众面前“现身”。究其实，这种举动就是出于福柯所指出的这种急欲告白忏悔的冲动。这些“出柜”的酷儿觉得，如果他们不表白他们的性倾向，他们就无法向他人、向自己确认他们在社会的存在，这实在是一种谬误。相反，中国，乃至大多数国家的同性恋者都选择了一种只做不说的方法，同性恋的“恋”字，更贴切地表明了他们那种藕断丝连的状况，这不等于说他们之间没有性。

第三，潘教授说：“具有这样两大特征的汉语里的‘性’，恰恰是英语的sexuality这个新词所要否定的。因此这个英语新词的背后，矗立着西方性文化数十年来迅猛发展的所有巨大成果。”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潘教授应该是说，英语sexuality这个新词在西方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突破了人们只看重性欢愉而忽视情感因素的界限，也突破了社会只承认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的禁忌，从而把这种承认扩大到同性恋者。但事实是，西方过去百年性解放运动的发展，恰恰是朝着把性欢愉同生殖目的和情感分离开来，同家庭和婚姻分离开来的目标迈进的。而同性恋者之所以在北欧争得了结成伴侣的权利，则是由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福利制度使然，并不是什么sexuality发展的成果；美国的“酷儿理论”曾掀起一阵浪潮，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美国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因此，要说“西方性文化数十年来迅猛发展”取得“巨大成果”是经不起推敲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潘教授的立论，暴露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其心态更是自卑萎琐的。因此，他才会宣称“且不论我们把sexuality翻译成什么，只要我们逐渐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就不得不跟着西方性文化的发展方向走，不得不用这个新的概念来解释我们的实际情况。”这种论调，如果仅仅是潘教授个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尊重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如果潘教授以此来指导推动中国未来性学研究发展的话，则是危险的。过去百年，西方自由主义者一贯标榜“平等”、“自由”及“个人权利”。据此，一些现代化理论简单地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此所谓“趋同论”。但这些论点在二十世纪受到社会主义的“公平”、“团结”理想的极大冲击，到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简单地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亦步亦趋地拾发达国家的牙慧了，相反，多元共存和持续发展才是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相处的准则。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挺落后，需要向世界学习，但是，断言“我们信奉了几千年的中国基本性哲学，在sexuality中这个概念面前是注定要土崩瓦解的”未免过于奴化，这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不应该有的思维方式。

附：中国首次性存在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潘绥铭

随着社会性别研究和预防艾滋病工作的深入，国际上和亚太地区对于SEXUALITY（暂译为“性存在”）的研究已经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的一个新重点，并且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以致于对于SEXUALITY这一新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译名。

为此，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就“性存在”的界定，“性存在”与社会性别、与医学生物学、与艾滋病、与爱情和婚姻、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性存在”的研究方法、“性存在”教育、“性存在”与法律、文化、文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研讨会集中深入地探讨相关问题，目的是为中国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推动学术发展与实际工作尽快展开。

“性存在”，一个新词和一场革命

“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全世界的性学研究者。现在，中国的性学研究者又多了一层烦恼，因为英语里的sexuality这个词应用得越来越广泛，而我们的汉语却无法把它准确地翻译过来。

在最近举行的一次亚太地区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现，这个英语新词也同样在困扰着与会的11个国家的研究者。因为在他们的本民族语言里，都没有与sexuality这个英语词汇严格对应的通用词汇。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英语词汇不仅反映着发达国家的社会情况，而且灌输着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对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这些词汇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应该生硬地运用这些英语词汇来套本民族的情况。

但是更多的研究者认为，我们必须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以便跟上世界学术发展，因此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把这个英语词汇翻译成本民族人民能懂的语言。

这样的争论对我们中国的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英语里的sexuality是一个非常新的词，“年龄”不超过30岁。它的基本意思是指与“性”有关的一切人类现象。它不仅包括性交、性爱抚等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动，也包括拥抱、接吻、性幻想、谈论性方面的事物等等所有那些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还包括人们对于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性方面的喜好等等心理方面的表现。尤其是，它不仅指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也包括各种同性之间的性活动；不仅指人们普遍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也包括所有被认为是“反常”或者“不象话”的现象。

但是在汉语里，不仅没有一个对应的词汇，而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概念。

“性”这个词，在文言文里一直是“本性”的意思。直到近代的白话文运动以后，才被普遍地用来指男女的床上事。在最近几十年里，普通人所说的“性”实际上仅仅指性交。它有两大特征：

第一是仅仅指身体的行动，不包括情感与心理方面的内容。因此一说“性快乐”，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说的仅仅是生理上或者肉体上的快乐。因此我们中国人才发明出“性爱”这样一个词，而且把它跟“情爱”对立起来，似乎性里边根本没有爱情，爱情里边也没有性。

第二个特征是仅仅指男女之间的性交，并不包括相同性别之间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有个词叫做“同性恋”，殊不知这样的同性绝不仅仅是“恋”而已，他们或者她们之间同样也是有性生活的。

具有这样两大特征的汉语里的“性”，恰恰是英语的sexuality这个新词所要否定的。因此这个英语新词的背后，矗立着西方性文化数十年来迅猛发展的所有巨大成果。

正因如此，且不论我们把sexuality翻译成什么，只要我们逐渐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就不得不跟着西方性文化的发展方向走，不得不用这个新的概念来解释我们的实际情况。

这样一来，我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变化。

例如，如果男女在跳交谊舞时有身体接触，算不算“性”活动呢？最近十几年来，我们成功地说服多数人相信：这只是一般的社交活动，不要老是往性方面去想。因为我们那时坚信：“性”仅仅是“床上事”。但是如果今后运用sexuality的概念，那么这必是“性现象”无疑。我们的舆论导向和道德准则岂不是会被弄得一塌糊涂？

再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性障碍”，一般仅仅指性交的不顺利，至多也不过是具体性生活里的各种困难。但是如果运用sexuality的概念，那么一方有性幻想而另一方却没有，或者一方想看性的录象而另一方却不想，就都应该叫做“性方面的障碍”了。如此统计起来，中国人里边的“发病率”非翻几番不可。与此相对应，运用sexuality为判断标准的性的和谐美满，对中国人来说就真的是太奢侈了。

还有，我们现在常常说“性医学”。但是如果运用sexuality的概念，性医学这个词就很荒谬了——情感或者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怎能用医学来解决呢？所以，近年来靠电线杆子上贴广告而日进斗金的“性医生”们肯定会恨死这个词的。

最根本的是，我们信奉了几千年的中国基本性哲学，在sexuality中这个概念面前也注定有土崩瓦解的。例如，借着艾滋病的“虎威”，有的人大讲“无性最安全”。如果这里的“性”仍然仅仅指性交，那么还有人能做到。如果是sexuality，提倡者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的。再如，仅仅指性交的“性专一”能够做到，但是sexuality能“专一”吗？又何必要“专一”？推而广之，我们所有那些前面加上一个“性”字的词汇和概念，都不得不重新解释一下了。“性道德”难道也应该包括如何遗精、如何做性梦的行为准则吗？“性压抑”究竟压抑了什么？“性教育”又该教育些什么？“性生活”还仅仅是床上事吗？

总之，sexuality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我们如果不得不引进它，就不得不面对一场革命。因此，问题不仅仅是“性是什么？”，而且是“您站在哪一边？”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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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野维京网友！ -- 斑竹07 - (50 Byte) 2002-10-23 周三, 上午7:47 (7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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