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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去留问题的讨论（此稿如何？请提意见）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标题: 陈寅恪去留问题的讨论（此稿如何？请提意见） (564 reads) 时间: 2002-10-08 周二, 上午7:26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陈寅恪去留问题的讨论（此稿如何？又新版）

马悲鸣·木然·出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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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什么没去台湾？

马悲鸣

一、文人习惯于把臆想当事实

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犯的最大毛病是把主观臆想当事实。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阻拦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客观判断能力。而科学技术都是绝对客观的。

最近看到孙乃修的《陈寅恪三题议》，其中提到陈寅恪晚年穷十年之功，以通古今之辨的大才给儿女情长的青楼女子柳如是写了本《别传》，令人可惜。柳如是后为明末大学问家钱谦益的如夫人。明亡，柳劝钱一同赴死以全名节。但柳死了。钱嫌水凉，终是不肯跳，还是当了贰臣，与孔尚任《桃花扇》里的妓女李香君和东林党人侯朝宗的故事一路。还有那位写了名句“痛哭六军其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梅村，都当了一殿称臣的贰臣。

虽然我也是明朝外戚之后。太祖武皇帝的正宫大脚马皇后乃是我家太祖姑奶奶。但我还得说，我家那大明朝没什么可值得为之尽忠殉节的。况且我家大明朝是被李闯所灭，人家大清家的天下得之于贼，而非得之于明，总算是为我大明报了仇嘛。况且贼兵一陷京城便大肆拷掠我旧明故吏，而摄政王多尔衮驱逐闯贼出京城之际，当即下令，所有故明旧吏，一律原职任用。国家赖此保住了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转，没有酿成汉末、唐末那样的天下大乱。

钱谦益、侯朝宗、吴梅村都非崇祯皇帝的股肱之臣，别听那些纠缠些什么“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类鬼话，还是当贰臣的好，免遭投河的凉水之激，省得感冒。等西洋鬼子挟着利炮坚船一来，才知道当年明末遗老的所谓“亡天下”其实也不过亡国而已。

二、孙乃修、余英时把臆想当事实

闲话休说，言归正传。这位孙乃修先生穷思陈寅恪耗费十年大才来写一本如夫人的别传而不解。忽然他想到陈寅恪自己的经历。原来陈寅恪夫人在我解放大军南下广州之际，也曾力劝夫君离开大陆以避共产之锋。但陈先生不为所动。不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来，陈先生便一次次地遭罪，最后死于文革。详情可见《陈寅恪最后二十年》（陆建东）。

这位孙先生于是产生这样的联想∶“陈寅恪夫人唐晓莹曾在一九四九年与陈在留粤与赴台一事上发生激烈争执，唐毅然只身离开广州去香港，准备去台湾，后被劝归，此事令我立刻凭直觉感到，陈寅恪晚年之写《柳如是别传》，之一再称赞女性识见、胆气与才华，很可能出于对此事的痛悔之情，他笔下对有见识而且性格果决女性那样尊崇，亦很可能出于对妻子早知天变、预知危亡、毅然出走这一举动的深深敬佩；同时也知道，陈寅恪晚年所有著作，都围绕这一痛悔心情，皆系忏悔之作，换句话说，陈寅恪晚年二十载，是在对这一无可挽回的大错误做的无尽悔恨和忏悔中渡过的。”

然后这位孙先生笔锋一转说∶“偶读余英时先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对晚年陈寅恪别具洞见的研究，令我拍案称是，小小悬疑顿时冰释。”因为余英时也这般理解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初衷。

余英时言∶“必须一提当年（一九四九）陈寅恪不肯离开大陆而陈夫人坚欲去台北。陈先生事后必然深服陈夫人在这件大事上判断比他正确。”（第七十八页）

他援引陈氏《别传》下册第一一八三页关于钱牧斋、柳如是两人对台湾政权的态度之不同所撰的一段文字，这样明确指出：“我们把这一段话和一九四九年陈氏夫妇因去留问题发生严重争执的往事加以对照，则颇觉古典与今事之间若合符节。陈先生已‘心灰意冷’，所以不想再浮海，而陈夫人则‘尚不如是之颓唐’，所以当时仍坚持要去台湾。这是我们了解《柳如是别传》的弦外之音的关键所在。”（抄自下面附录的孙乃修原文）。

余英时与孙乃修一样，认为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目的是暗示自己以一个头号历史学家之修养不如妻子唐氏直觉的妇人之见，犯此聚九州之铁不可铸之大错。

余孙二人至多只说对了一半，即陈寅恪可能会后悔没有离开大陆。但指称陈寅恪后悔没去台湾，却是二人把臆想当成了事实。这从陈寅恪经历可看得出来。

三、陈寅恪不可能后悔没去台北追随国民党

陈寅恪是满清遗老之后，乃父乃祖都是前清有过大功名的人。谭嗣同就是由其时任湖南巡抚的乃祖所荐，并因谭嗣同密谋“围园杀后”而遭株连被革职。陈寅恪对大清逊位充满了亡国之痛。曾有人请他写清史。以他的才情，断不会落在蔡邕写《后汉书》之后。可是他不肯写，理由是怕太伤感情。

汉末蔡邕由于被司徒王允所杀而没有写成《后汉书》，史学史家至今为之扼腕。只有王丹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狂生才声称蔡邕该杀∶“毕竟宽容不是没有止境的”（见《王丹狱中家书》）。而《清史》没有出自陈寅恪之手，当是史学史家的第二大扼腕。

陈寅恪深怀“我大清”的亡国之痛，竟而至于连清史都不肯执笔。而亡我大清的正是以孙中山为首领的同盟会。陈寅恪既然对我大清充满了感情，必然会对孙中山、同盟会及其后身的国民党充满了怨恨。

大学问家王国维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北伐军渡过长江之后，“义不再辱”竟至于不嫌昆明湖比大名湖的水更凉，毅然投湖自尽，做出了前明钱谦益所做不到的举动。而他老人家在前清时的功名只是个秀才。清室辛亥逊国，也并未见其尽忠。

陈寅恪不但是王国维的同事和好友，而且自认是王的晚辈学生。他不但亲自给王国维的墓碑撰写碑文，而且多次声称，他陈寅恪的所有情怀都在这篇给王国维撰写的了了数百字的碑文里表述净尽。

陈寅恪没在北伐军渡江之际与王国维一起投水，就算是自认最没骨气的钱谦益了，如何还能在国民党被驱逐出大陆之际与之一同逃亡台北，为之效忠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当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之际，胡适之到处延揽学界名流一起出逃。从南京出发的飞机上就载有陈寅恪一名。但当降落广州之后，陈寅恪一想，他胡适之是前清没有功名的洋博士，或愿意与国民党一同逃亡。我陈寅恪是眼见着同盟会亡了我大清，眼见着国民党北伐逼死了我敬爱的王国维先生，我何必要与国民党一起逃亡，为它尽忠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回共产党可算是给我大清报了亡国之仇。就如多尔衮率清兵击败闯贼给大明朝报了亡国之仇一样。

此之所以陈寅恪不肯逃亡，并与夫人“在这件事上发生激烈争执”的终极原因所在。

解放初期中共对陈寅恪还算客气。毛邀请他到北京当历史二所所长。叶剑英和陶铸治广东时都对他照顾有加。最先在大会的公开场合上贬损陈寅恪的并非毛泽东、叶剑英、陶铸、胡耀邦这些共产党高干，而是同样也是大知识分子的同行郭鼎堂。郭至死都是共产党中央的大红人。

四、余英时以己度人

余英时自己是忠于国民党的反共文人。他便按照自己的愿望臆想出，既然陈寅恪在共产党统治下遭遇不幸，才写了这部《柳如是别传》，那么他的用意一定是后悔没有追随国民党去台湾了。孙乃修也与余英时一路，凭他自己的主观臆想，便断定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用意是后悔没去台北追随国民党。

其实不然。陈寅恪之所以与妻子唐氏在去留问题上产生激烈的争执，正是因为其对国民党亡清之举的刻骨怨恨，所以他才断然拒绝了朋友胡适之和妻子唐氏的劝走，留了下来。即使他后来又后悔没走，至多也是后悔没去香港。因为唯有香港不齐不鲁，是个非国非共的地方。

与著名画家张大千齐名的那个“南张北溥”的小恭王溥心余（别字）就去了台湾。然其终身作画都只用干支年号，不用民国纪年，以示不奉国民党正朔。可他又不得不生活在国民党极权统治下的弹丸之地台湾。其人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之中，不难想象。

溥心余毕竟只是画家，陈寅恪却是史家。叫他如何能去台湾生活在灭亡了我大清的国民党极权统治之下呢？而那时共产党的劣迹未显，陈寅恪纵有天大的学问，如何能从一开始就料到这史无前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其实陈寅恪南下广州不肯回首北上就任史二所长，已经算是走到了逃离共产党统治的尽头，只差一步就可迈出国境。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即使真有后悔没有出走的意思，也只是后悔这从广州到香港的一步之差。以其人之阅历与成见，断是不可能后悔没去成台北追随国民党。

以上是我的看法。读者是否觉得，这篇拙作本身，也是在把臆想当成了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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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陈寅恪为什么没去台湾？》补充几句

木然

陈寅恪不去台湾一事，马悲鸣的观点是对的。孙乃修、余英时两人纯按自己的臆想去图解。陆建东在写《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曾采访过有关人士，当然，对陈寅恪的“去留问题”一再寻找根据，最后在处理上不敢随意。我与陈家相当熟悉，关于陈的留，所闻较为真实确切。

陈寅恪当年来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关键人物是当时的岭大校长陈序经先生。陈序经当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寅恪是很相熟的同事，好象是1946年末，陈受聘于美国岭南基金会，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当时北方局势相当动荡，而南方相对稳定，陈序经先生动员了大批的名人教授南下，当时很多教授相信陈，原因有如下几点：

1、南方的局势相对稳定；

2、广州比邻香港，进退皆可；

3、岭南大学是美国基金会支助的教会大学，在教学生活上，较适合教授们的“西化”要求，学术上相对自由；

4、陈序经的为人历来很谦逊，而且因其华侨出生，背后有强大的实力支持（事实证明，当年最动荡的时候，岭南大学所有员工的工资，都能如期发放，且全部是用美元，工酬高于同类学校）。

5、岭南大学的性质，属于美国基金会所有，与政治的距离远些，这是陈序经比胡适要更具号召力的外在因素。

陈序经当年凭着他的优势，召集了大批的教授学者到岭南大学教书，比如数学方面有姜立夫，古文字方面有容庚、商承祚教授，医学有陈国帧教授、法国文学有梁宗岱教授等等，陈序经是“全盘西化”的提出者，他的精英教授的办学思想，深得教授们的拥护推崇，这也是他俱备号召力的内在原因。

陈寅恪从岭南大学到中大，从未后悔过留下来。陈序经到1965年，一直担任学校校长职务，他对知识分子的照顾，特别是对陈寅恪的照顾，相当周到，比如配专车，配司机，配医护人员，配工友（杂工）等；生活上的照顾无懈可击，就算在学术研究上，也一路绿灯，如此才有陈寅恪拒绝毛的邀请当历史二所所长，明显犯了天条的举动，共产党也就听之任之。

曾经，学校就对陈寅恪是否照顾过份，党委某书记和校长陈序经发生争执。事情摆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案上。陶铸也觉得对陈寅恪照顾过份，但因陈序经是党外知名人士，也是学者校长，陶不敢施加压力。

有次在北京，陶铸向周恩来谈起，对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否照顾过份。周要陶举例。陶举了陈寅恪。据说周要陶铸回广州后，虚心地去请教陈序经，并通过陈序经去认识陈寅恪这个国宝的意义。

很明显，陈寅恪在文革前，所受的照顾和尊敬，是空前的，就算到了台湾和香港，他也不一定能得到这个照顾，特别是晚年陈的双眼视力严重衰退，学校为陈铺设了一条白色的专道，供陈出入散步，这种照顾，无可挑剔。

陈寅恪倾力著作《柳如是别传》，不是在他失意的时候，而是在他得意的时候，陈晚年多次提到《柳如是别传》的写作，都是兴奋的，全心投入的，那是对学术研究的痴迷，这种研究是纯然的，谈不上感怀身世。

陈寅恪生命中最后二十载，对女性情有独钟，我个人觉得，这与他的心境很有关系，陈晚年能给他关怀温暖的人，除了他的妻子外，还有就是他的助手黄萱，以及他最能交心的知己，——中文系教授冼玉清女士。

他的很多同事和学生（多是男性），在思想改造中所带给他的惊讶，令他敬而远之。加上作为历史学家的孤傲优越冷峻，致使他内心蕴藏着更为丰富的温婉细腻情感，这于他的研究，是有相对影响的。

关于“陈寅恪深怀‘我大清’的亡国之痛，竟而至于连清史都不肯执笔”之说是理解上的错谬。据我所知，陈历来坚持，历史研究是不能容入个人的情感因素，这样于历史是不公正的，他曾说过“我对大清历史太过熟悉，之间掺入过多的个人情感，所以我是不能治清史的，免得误人视听”。我相信这种思维，是符合史学家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上的个性的。

反过来看，49年后，陈寅恪转而潜心《柳如是别传》，也因过多的情感因素介入其中，导致他研究方向上的偏移，这好象不止是政治因素，也与一个人一生的遭遇和情感成熟有关吧。

至于唐晓莹气走香港，其实是夫妻之间的争吵，谈不上离国他去的“对错”之争，这从陈委托冼玉清去作工作，则可想而知。

冼是很有名的民俗学教授，才女，诗词造诣很高，终身不嫁。在陈家，冼伯母如家庭中之一员，很受尊敬。纠正一点的是：冼是陈的朋友，非助手。

【蝴蝶梦中家万里】∶既然陈先生在文革前并没有受到冲击，待遇比现在的教授都好，为何只写了个柳氏别传，而无其他著作？甚至遗作都没什么留下来？

【木然】∶生活上待遇和学术精神上的待遇，是不同的。陈是个历史学家，如果你有时间，建议你读读陆建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那是本写得比较透切的书，陈对历史的熟悉，以及冷静，他很早就看到了意识形态上的压制，陈采取宁愿风花雪月，你抓我不到，也不谈史，更不论今，这就是他痴迷京剧，痴迷著《柳》的原因。陈是很早就预感文化大革命要到来的人，49年多次运动都抓不住他，除了得到上面的保护外，陈的冷静和审慎，也是原因之一。如今读陈的诗词，就能看出陈的预言，真有出一身冷汗的感觉。特别是文革前见吴宓，大有生离前的最后嘱托，那种境界，一个贪求功利的学者是永远达不到的。

【蝴蝶梦中家万里】∶谢谢！其实，我就是看了那本传记以后更疑惑的。我觉得陈先生这样一个有风骨学养的大学者，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如何不应该荒废二十年啊。反正已经看开了，无所畏惧，研究成果不求发表，可以写下来留作资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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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什么不治清史？

出尘

陈寅恪和胡适是我最敬重的近代学者，但俩位大学问家晚年所作学问都颇怪异。陈老以其通天博晓的大学问穷十年之力写了似乎没什么用的《柳如是别传》。

余有书籍并电子版两套，可一次也没看完过。不怕说句侮及先贤的话，窃以为还不如美女作家彭丽君所写的《柳如是传》来的好看。而在台湾的胡适之先生，据其得意门生当代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言，适之先生晚年时也是让他一头雾水，钻研起似乎比柳如是还更没什么用的《水经注》。

嗟乎叹乎！先圣先贤做事或自有其主张，陈、胡二老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所想所为连其入室弟子都不知晓其一、二。我等晚辈后学又焉能窥其真意？

刚看了老马的《陈寅恪为什么不去台湾》中对陈老的一些论述，深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清之亡于同盟、华兴之流的孙黄乱党后，中国每况愈下，几入万劫之不复之绝境。恪老乃我大清维新名臣陈宝箴之后，自然视脱胎于革命乱党的国民政府为乱臣贼子，焉肯屈身台北而附就之。

但老马说陈寅恪可能会更愿意去香港，余倒不敢苟同。恪老并非没在香港呆过，事实上于抗战中期，也就是西历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二年间，恪老正居于香港。适逢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即沦陷于日军。

恪老困居于皇军蹂躏下的港岛，悲痛莫名，闭门苦思，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将香港之沦陷与书中所载的汴京屈降两相比较，“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因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豁然心通意会…”（陈寅恪著《陈述序》）。

“豁然心通意会”即是将世事与史籍两相会通，将现实与历史相融相释，再得出深刻的体会。当然这种体会是很残酷的，都是在围绕着“沦陷、屈降与亡国”之间。香港百年来非英即日，给恪老的印象不会很好的。而恪老既以“遗少”居（胡适评），西学学历极深，曾游学于欧美第一流学府，但仍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反对全盘西化，讽胡适等留洋学人所作学问为“贩卖”，自是不屑去挤在巴掌大的台湾与之为伍，“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就自不足奇了。

对于专制，恪老亦是十分痛恨的，不论是蒋王朝还是毛共政权。如下诗：

青鸟传书海外来，王X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青鸟》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哀金源》

《青鸟》、《哀金源》是他对蒋王朝的失望与愤恨，在这种心情下，而共党恶迹尚未昭显，恪老焉肯去台？而其于五六十年代所作的《寄杨树达》：

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则是表现其对共党的原形毕露后的无奈与不屑了。前一个是黑道团伙，后一个是土匪政权，一个恶过一个，反正洪洞县里找不着好人，爱咋咋地，老子不管了。唉！那也是措手不及的。

论及学术，恪老不治《清史》自是史学界一大损失，这点乃是共识。恪老不治《清史》应该与冰心不治《北洋》一样，都是怕动感情（恪老是“遗少”，自不待言，冰心女士亦是北洋水师军官之后）。他主研的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而攻研唐史则是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近、现代中国，“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而唐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战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近百年来中国之变迁极速，有划时代的变动，而唐代的变动也极为剧烈迅疾，如天宝以前与天宝以后便大不相同………”（摘自刘适、李涵夫妇《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

而恪老著《柳如是别传》的原因另有别说，据胡晓明说是“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也不知是也不是，爱信不信。

同期著作还有《论再生缘》，其时双目已经失明，恪老晚年的最后日子，以助手黄萱代笔，写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记叙家世及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可惜其大部份在文革中散佚（无产阶级耍起流氓来，以此类毁经焚典之行为最恶）。是以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慨。”　　　　

陈寅恪对治“清史”完全没有兴趣吗？非也。

据其学生刘适先生言，抗战结束前一年，恪老即因目疾至盲，于医院动手术后，其生活不能自理，刘适先生即以入室弟子身份彻夜照料。谈及学术，刘适表示想研究甲午。恪老欣然首肯，并曰：“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

刘适先生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便是在恪老严格指导下完成的。从资料的收集、筛选都由恪老为其谨慎鉴定核实，每一章节的论述范围都由师徒二人商榷而定，从观点、立论至分析无不掺着恪老的心血。恪老治学之谨、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了。

陈寅恪治学之严谨以及其晚年对晚清历史的态度，亦可由其著作中窥其一、二。如其作《寒柳堂集》，于「弁言」中曰：“今既届暮齿，若不于此时成之，则恐无及。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而已………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

这也表明了他那时对晚清政局不涉及不研究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似乎决心在晚年时自己动手著述己所知的晚清史实真相。“任他嗤笑任他嗔”，恩怨毁誉俱已罢，以恪老的学识及谨慎，自能公正存史，信待后学，如此则是我国学的一大幸事。

惜乎哉！未及著作，便已“闭户高眠辞贺客”，徒留后识泪沾巾。引为我中国学术的一大憾事。

2002.10.7

刚收到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说黄萱退休后就住在厦门鼓浪屿（已于一年多前去世，享年九十一岁）。我在厦门多年，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此事。惭愧欲死。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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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多了，没有意见 -- 出尘 - (116 Byte) 2002-10-08 周二, 上午9:45 (12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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