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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朱学渊：言论自由是没有底线的──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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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学渊：言论自由是没有底线的──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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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朱学渊：言论自由是没有底线的──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591 reads)      时间: 2001-11-22 周四, 上午2:32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言论自由是没有底线的──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朱学渊



　　曹长青先生的《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一文，得出了“言论自由”有

一个“道德底线”的结论。在该文前半部分，作者叙述了美国为保护言论

自由的立法措施和若干判例；然而，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他却笔锋一

转说：



　　“九·一一事件之后，虽有专栏作家和脱口秀主持人因言论不当而遭

到惩罚，但上述美国的这三种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基石都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美国并不存在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到威胁的问题。那么，最近媒体受

惩罚的事件，是属于哪种性质的问题？”



　　对此，他自问自答地说：



　　“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不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当越过道德底线和人类情

感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制约和惩罚的机制。”



　　他的这种立论是错误的。



　　“言论自由”是人类的尊严和权利。在美国，“言论自由”是一个绝

对的理念，司法注重界定“言论”与“行为”的分际，而无顾“正确言论

”或“不正确言论”之假定；即便鼓吹革命的言论，也不违法。早在一七

九一年，美国开国先贤之所以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作出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

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规定，就是基于对任何政权可能都会有钳

制言论的倾向的忧虑；近年来，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间的若干次著名的诉

讼，就反映了这种“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曹长青先生说“美国并

不存在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到威胁的问题”，是有背事实和常理的。



　　于中国社会来说，不仅“言论”，甚至尚未构成言论的“思想”，都

可以招致个人的牢狱之灾。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对于“街谈巷议”有所放

松，但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却一如既往。由于长期习惯于思想、言论的恐

怖管制，中国民众自我表达的意识和欲望相当薄弱；就连曹长青先生也会

提出所谓“道德底线”的说法，它简直无异于中共媒体“言论自律”的陈

词滥调。这或许是曹先生自幼受“香花”“毒草”谬说恐吓之后怕，但这

毕竟与他“民主斗士”的自许是非常不适称的。



　　“道德”，是一些非常模糊的概念。初级形态的“道德”观念往往只

是一些今是而昨非的世俗伦理；较高级形态的“道德”观念，则又很容易

与“信仰”混淆。而之谓“信仰”者，又都是一些言之似乎有理，却因无

法证明，而必须予以盲从的意念，如各种宗教教义规范或意识形态信条等

。而“底线”一字，又即是“极限”的俗言。故尔，“道德底线”的含义

极具随意性，它可能被各取所需地解释成形形色色的“信条”和“原则”

，并终将成为围堵人类思维和言论的精神“壁垒”。



　　曹文提到《德克萨斯太阳报》（The Texas City Sun）的专栏作家汤

姆·卡廷（Tom Gutting），和俄勒冈州《每日信使报》（The Daily Courier

）的专栏作家丹·戈士瑞（Dan Guthrie），都只因为批评“九·一一”当

日布什总统未能坚守白宫，而遭到读者的抗议，赞助商（American Express

和 Sears公司）撤除广告；因此他们都被解雇，两报还分别登出了道歉的

声明。相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和多德（

Maureen Dowd）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且沙费尔的文字远比上述那两位

专栏作家的批评更刻薄。曹长青先生所举的这些自相矛盾的事例，对于他

的“道德底线”和“市场导向”的立论毫无助益，事实上，上述的“言论

惩罚”已经发展到“人身惩罚”；两个待遇可能非常菲薄的笔耕者，竟因

“言论不当”，而失去养家糊口的职业。这些事例只是表现了两家地方小

报的短见卑劣，和《纽约时报》的容忍言论的高风亮节。



　　上述事实恰恰表明，当前美国的言论自由正在受到某种威胁，而这种

威胁直接来自急剧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往往是

失败或挫折的孪生兄弟。历史上，由于一次大战的战败和凡尔赛和约的苛

刻，导致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也是由于百年的贫弱和凌辱，使毛泽

东能将民族的精神空前地激扬起来。而恰恰又是在“统一”的意志下，德

国民族和中华民族经历了她们的最黑暗和动乱的一页。“九·一一”事件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空前的挫折，悲痛使人民和政党空前地团结起来，全

国上下呈现出一种“一声现象”。我相信这是正义的，但也必然是暂时的

；如果这种“单极现象”是长期的话，美国式的民主将失灵并消亡，世界

和历史将失去它们的模范和样板。



　　曹长青先生所说的这些“言论不当”或“不当言论”，即是目前不受

美国民众欢迎的“出格”的声音。他说：



　　“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机制，有一个最大的制约力量，那就是民意

通过市场效应来制约媒体，使这个力量最大的第四权也不可以滥用权力。

因为如果由于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失当而遭到广告商撤广告，或民众退报的

话，电视节目或报纸就无法办下去；一旦关门，则发出任何声音、行使任

何权力的机会就都没有了。这正是民意对新闻的一种监督方式，或者叫市

场对媒体的制约。”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颂扬什么“广告商撤广告”的力量，和宣扬“金

钱万能”没有任何区别，这已经不是我们愿意讨论的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

。至于所谓“市场对媒体的制约”，也是很值得解析的一个命题。没有销

路的报纸，自然是死定了；然而一味迎合市场的言论产品的大批涌入，也

会导致滞销和贬值。而那些高雅永恒的思维和言论，也绝不是机会主义的

市井小人所能洞烛机先的。何况，市场也经常是错误的，一九九九年高耸

入云的美国股票市场，第二年就叫许多人倾家荡产。更何况，市场往往是

贪婪的和急利的；例如，它对于人类社会最高尚有益的基本产业——“教

育事业”，就永远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道德兴趣”或“人类情感”。我以

为，曹长青先生把“道德”、“情感”、“市场”这些概念，和“言论自

由”搅和在一起，是很不明智的。



　　当然，“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原则在于“尊重民意”；所有的政治

人物必须“代表民意”和“服从民意”，否则他们将失去选票，以至于如

曹长青先生所说的，连“行使任何权力的机会就都没有了”。毋庸置疑，

民意对新闻媒体的也具有监督作用；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功能是否永恒

地具有“积极的”和“正面的”意义？特别是在民意“单极化”的时期，

还应不应该让一些“有违民意”的言论得以发表？



　　首先，将大众一时认为的“不当言论”，草率断定为“错误言论”，

并予以“惩罚”，就是一种短见的和危险的倾向。因为，把那些早叫了一

刻的公鸡即刻宰掉，其他的公鸡就会“识相地”等到“天下大白”时，再

去白叫一番，而那时大错可能已经铸成。中国共产党处置马寅初和彭德怀

，就是两则万古不赦恶例。取缔“不当言论”无异于取缔“言论自由”本

身；而且，无论从“社会公义”或“社会公利”著眼，都应该让一切言论

得以及时发表，而且“甯早勿迟”。其次，即便是在正常时期，“民意”

（或曰“大众意志”）未必都是理智的。例如，“减税”的口号永远都可

以迎合美国选民的口味；事实上，不顾国力的减税政策，却可能成为损害

社会大众根本利益的麻醉品。而在中国，“吃饭不要钱”，也未尝不曾是

亿万农民的“民意”；然而，它却让他们付出了数千万生命的惨重代价。

因此，新闻媒体不仅肩有了解民意和反映民意的义务；而且有著以多元言

论来检讨民意，并以较正确的言论会聚而成的主导性“舆论”来领袖民意

的崇高职责；如果新闻从业人员也都是讨好民意的政客，那就等于“第四

权”的自我取缔。



　　第三，由某些突发事件促成的“大众意志”，常常是情绪化的；而单

极化的民意则往往更是不稳定的。例如，1964年四月，因“东京湾事件”

（北越炮击美国海军Maddox号驱逐舰）的发生，美国国内也曾一度民气高

昂，朝野一致，授权总统“为所欲为”，于是美军全面介入越南内战；但

在久战不胜之时，1968年初北越部队实行大规模的“春季攻势”，特别是

“溪山”一役，造成美军重大伤亡，就此民众反战情绪急剧高涨，校园动

乱，舆论转向，政客反目，导致美军负败名而撤离南越；从此美国用兵慎

之又慎。



　　而惟有坚守“言论自由”的原则，才能保证了言论的“多元”的品质

。尽管，我们不能排除由错误的理念、错误的思维导致的错误的言论；但

是消除这些错误的方法，不是去“惩罚”它们，更不能由短期民意去“惩

罚”它们。而是让各种言论充分自由地表达，让它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

得到检验，在比较中存活或淘汰。



　　第四，人类追求真理的思维活动是永恒的。任何新的“正确认识”，

只能为某些个人先知，然后经传播而得以推广。那些一时为社会大众不习

惯的“奇谈怪论”，往往蕴藏著对真理的先觉。因此，对于“言论自由”

的保护，必须是无条件的；而任何一个新的“正确认识”，都将会使人类

受益无穷，对“奇谈怪论”的容忍的“利益回报”，是无限巨大的。在这

一点上，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文明，则能崇尚发明，宽容言论；而四

千年的中国传统，却拒绝创新，墨守经典。前者因此有著无可比拟优越性

。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优于“专制”；但“自由”也可能丧失，而

退回到“专制”。这种倒退还往往是出于“多数意志”。例如，希特勒和

毛泽东都曾经受到过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固然从来

都没有过什么民主，而毛泽东还可以把它变得更专制；而德国“魏玛共和

国”时代的真民主制度，可以迅速转化为反犹主义嚣张的法西斯专制。一

七九一年法国大革命后，群众意志转化为“暴民政治”，不仅路易十六被

送上了断头台，鼓吹“多数意志”的革命领袖们也一个一个地失去了他们

自己的头颅；最后也是在民众的拥戴下，“大英雄”拿破仑上台，恢复帝

制。



　　即便对美国来说，事情也不是永远可以乐观的。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初

期，“麦卡锡主义”曾经猖獗一时，它不仅使“言论自由”受到威胁，而

且“红帽子”满天飞，使许多左翼自由派人士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

制。最后，还是由杜鲁门总统出面干预制止。直到今天，深受其害的好来

坞演艺界人士，对此还记忆犹新，深恶痛绝。尽管当时美国的立法基石并

没有动摇，然而她却度过了一段恐怖的时代。曹长青先生或许以为，今天

提倡“言论自由的道德底线”，可以抚慰受到恐怖主义伤害的美国民众；

但是，这种兴之所至的随想，明天就可能是牧师布道的信条，后天就会是

宰杀言论的铡刀。他的这种“道德底线”高于“言论自由”的说法，无疑

将受到梵蒂冈的主教们和政治局的常委们的欢迎。它将为各种形式的意识

形态提供随意性的机会，而“言论自由”终将失去自由。



　　至于，曹长青先生所说的“人类情感的承受能力”，更是荒腔走板、

毫无边际的随心所欲之言。如果再按著他所说的，可以用“道德底线”和

“人类情感”来惩罚言论的话，现代社会很可能会回归到可怕的“宗教裁

判”和“共产专制”，甚至更为恐怖的“多数暴力”的时代。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热情讴歌“言论自由”，而且更需要捍卫“言论

自由”的清醒的和勇敢的斗士；因为，“言论自由”有著它的“天敌”—

“专制主义”，而单极化的社会思潮，特别是民族主义（一种失败主义）

的情绪，是产生专制的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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