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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讨论刘文瑞

wm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623

经验值: 16970

标题: 关于“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讨论刘文瑞 (297 reads) 时间: 2002-9-25 周三, 下午8:32

作者：wm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按：原来在《问题与主义》的《思想争鸣》论坛，曾经有一场关于“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讨论。论辩的双方，一方是本人，一方是一个署名“猿嚎”的作者。支持猿嚎的，还有“克林顿”等人。在我看来，这一论辩，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资料的辨识问题，而且牵涉到了学术思维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也涉及到了网上讨论的态度和言论责任。因此，我把这一讨论整理发表在《野草思想网》上。随着《野草》的关闭，这一讨论的内容也就看不到了。今天，我把它贴到《学而思》，以供大家参考。

“华人与狗不准入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话题。对于它的真伪，已故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辨析过。我在陈先生所言的基础上，由此引出了对于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些思考，写了一篇短文，结果在网上引来了一些人的责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一个署名“猿嚎”的系列文章。为此，我又写了几篇短文进行辨析。现将这几篇短文贴在后面（没有做任何修改，都是贴出时的原样），以供讨论。

可能有些网友不大理解，不就是一篇短文引起了猿嚎的争论么，值得你翻来覆去的说吗？我却以为，值得。因为这个猿嚎，颇具有代表性。他虽然也骂人，但却不仅仅是骂人。这位猿嚎，据我看就是先前化名元昊的那位。他的文章虽然不怎么样，但其论证方式、思维逻辑，堪称得到戚本禹、姚文元的真传，使人想起了评电影《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然，猿嚎的文笔和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大笔杆子相比还稚嫩了一些，但引经据典、偷换概念、断章取义等大批判手法却是老辣的。在猿嚎的文章中，我感到有一种潜流在涌动。因此，我索性费点气力，就一些问题展开来谈谈。这并不是针对猿嚎个人，而是针对某些比较普遍的现象。

据网上一个与猿嚎关系比较密切的化名“克林顿”的说：“这个刘文瑞连文章的作者是谁都不知道就一口赖定是猿嚎写的，真是好笑。”确实，同一个署名猿嚎的，在其他帖子里除了漫骂和口号外没有内容，跟这几篇关于“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文章无法相比，可能不是一个人写的。但是，文章的署名是猿嚎，我当然要针对猿嚎来谈，这是一个基本的文坛规则。至于是谁躲在幕后，我没有必要去查考。

否定文革说了多年，而一直不敢触及文革反映出来的深层次的某些东西，这就导致滋生文革的土壤没有被铲除。谁敢说再过多少年就绝对不会爆发另一次文革？猿嚎之流的狭隘民族主义煽动，还在给这块土壤灌溉施肥。我们的政治家，特别是学术界的每个学者，都应该扪心自问，你们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借911事件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来的社会情绪，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情绪，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了。

为了公正，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人们认识猿嚎之流的手法和方式，我把署名猿嚎的驳论原文附后。猿嚎原文的引文并不严谨，但为了保持原样，没有做任何文字更改。今天对文革几无所知的年轻学生，如果对猿嚎之流的文章感到不值得大惊小怪，就有可能上当。正是这种东西，使得“政治”和“学术”互相利用，给中国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果说我是危言耸听的话，读者不妨在图书馆查一查戚本禹和姚文元的文章，以及其他类似的貌似学术讨论的大批判文章，从思维方式和论辩路数方面对照读一读。

对于这种思维方式和论辩路数，我可以打个比方：比如，猿嚎强调，要依据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来考证史实，在万恶的殖民主义下，尽管事实上不存在“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但黄浦江上游荡着帝国主义的军舰，租界是国中之国，所以，说这块牌子不存在就是给殖民主义翻案。那么，我们暂且按猿嚎的思路来“考证”一下“元昊”这个化名吧。历史上的元昊，建立了党项族的西夏王国，在宋辽对峙中分裂了大宋王朝的国土。而今天，某些分裂分子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利用伊斯兰教煽动民族独立。而西夏王国的故土，恰恰是穆斯林的聚居地，考虑到现在的“历史大背景”，这个人用元昊作笔名，其居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其文的荒谬性。当然，只是比方，我绝不会推论出元昊就是民族分裂分子。

《思而学》网站以及它的前身《问题与主义》是我上网以来（我的网龄其实很短）所看到的最好学术网站之一，因此，我的帖子主要发给这个网站（还有少量曾贴在《野草》上）。近来，由于俗务缠身，以及工作缘故，这几个月没有给网站写东西。顺便借此机会向关心我的朋友问好并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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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

上海外滩公园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其知名的原因，就在于有那么“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一块牌子。甚至有人虽然不知道外滩公园，但却知道这块牌子。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是殖民主义罪行的标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非常重视这块牌子。

然而，已故的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却对此产生了怀疑，出于史学家的求证本能，他试图找出这块牌子的出处，结果他未能找到，却查到了一些其他史料。于是，他很谨慎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过去一讲到租界，我们毫不例外地把它说成是‘罪恶的渊薮’；一讲到租界，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上海外滩公园门外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象征着耻辱的牌子（这块牌子，是人所共知的。但有没有这个牌子呢？后来查了，其实并没有这个牌子，但有一些游园规则，其中一条是‘狗与××不准入内’，一条是‘华人不准入内’。后来我们把它联系起来便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侮辱，从民族立场上说，是不可容忍的）。如果从人类文明史来说，又不一定是这样。”（《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若干问题》，《陈旭麓文集》第二卷《思辨留踪》第16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

这段话，是陈先生1987年说的。尽管他说得很注意分寸，丝毫没有“丧失”民族感情和民族立场，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子虚乌有。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毫无殖民色彩、同“侵略”罪行沾不上边的“狗与××不准入内”。现在，如果我们的某种公共场所贴出禁止宠物入内的告示，恐怕没有人会说这是歧视吧。至于另一条“华人不准入内”，据我所知，因为外滩公园是洋人办的，管理区域不准华人入内，在性质上同我们现在某些旅游点上办公区域外有“游客不准入内”完全一样，有什么值得为此大动肝火的呢？

现在有不少人有一种思维定式，谁一讲学习西方谁就是“卖国贼”。对此，陈旭麓先生还说了一段话：“租界里确有一些值得注意值得学习的事物，我们还要不远万里到海外去吸取。现在人家送来了，难道不应该认真去学习，去认识吗？1914年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曾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安静的地方。1919年五四运动时，孙中山也说上海是自治区域的模范。这些人都是反帝、反侵略的，但看到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事物。”（《上海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同上书第604～605页）“租界是罪恶的渊薮，却在闭塞的封建区域中展示了显眼的西方文明（租界的管理、法制和对新派的‘保护’）。”（《陈旭麓文集》第四卷第74页）在我们现今一些人看来，赞美租界的陈独秀、孙中山，毫无疑问属于“卖国贼”的行列，把他们骂个狗血喷头是活该。甚至不仅是陈独秀和孙中山，就连李大钊、鲁迅也在“卖国贼”之列，因为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来的；而鲁迅曾号召青年不要看中国书，简直是“数典忘祖”，在散文中那样赞美小鬼子藤野先生，不是勾结倭寇的汉奸才有鬼！只有敢于用义和团的伟大力量向所有西方列强宣战的慈禧太后，才算得上真正的爱国者。

问题在于，困扰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块“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明明子虚乌有，但却煞有介事的类似现象，不知有多少。例如，许多人都津津乐道于中国古代的伟大，证据之一就是洋人说过，在太空中惟一能看到地球上的人为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对此，我曾经怀有疑问。因为我不仅在八达岭、慕田峪看过长城，还在毛乌素沙漠中寻找过长城的痕迹。在崇山峻岭和茫茫黄沙中，长城的痕迹已经十分模糊，有些地方甚至长城就在你的脚下你还看不出来，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仔细分辨脚下的夯土层，才能够确认这就是长城。站在上面都难以辨认的长城，何以到了太空就清晰可辨了呢？显然，洋人的这一说法有问题。当我仔细查考之后，才发现，确实是发布该消息的通讯社出了错，而且该通讯社还发了更正。但是，转发“太空能看见长城”消息的不计其数，而转发“看不见长城”这一更正的却没有一家（也可能有，但我没见到）。许多专家级人物不断发表宏论，谈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贡献，有说力学、光学是从墨子那里学去的，有说某些国外的现代化企业是靠《论语》管理的，有说都江堰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工程的，等等，不一而足。我想，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向世界宣布，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发现的，而是我们中国人在古代就发现的，证据就在《西游记》里面，吴承恩老先生早就说过：“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多次阐述了天宫和人间、西方和东土的时空转换，质量和时间在吴承恩那里变换起来比爱因斯坦那里更为迅捷，说《西游记》是相对论的原型，恐怕比说墨子是物理学的创始人、孔子是管理学的创始人更为有力。如果我们沉迷在这种论证中，我们只会同新的世界越来越隔膜。

由此看来，学术的任务，不仅仅是考证有没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更重要的在于从整体上造就新的民族性思维方式。正因为我们的国人，包括我们的学术界，在思维方式上的问题，使得许多本来很清楚的东西反而模糊了。陈旭麓先生的学生茅海建，写了《天朝的崩溃》一书，打破了“林则徐神话”，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实讲，我在史学界混迹多年，窃以为在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中，茅海建的著述是最杰出、最有说服力的（当然只是个人看法），但却由于思维方式上的突破而遭到激烈的责难，反映了史学界的积重难返。当然，这种状况不能只怪史学界，首当其冲的，恐怕应该是政治家的反思。再引陈旭麓前辈一段话，权当本文的结尾：“民心即天心，民心不可丧失，这是历代政治家奉为圭臬的。试问我们的民心停留于中世纪的状态，我们是跟着这种民心起哄还是把他们引导到新的世界里来，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家的重要课题。”（《陈旭麓文集》第四卷第98页）

再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兼答“猿嚎”

我乐于与网友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却极度厌恶不讲道理的漫骂，不打算卷入任何以嗓门论胜负的争论之中。过去我总以为，无知才会无畏，愚昧才会导致什么人都敢骂，现在看来，有知如果加上邪恶，比无知的人更厉害。

前几天写了一个关于“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短文，引来了一个化名“猿嚎”的激烈反应，洋洋洒洒写了五篇文章来反驳。如果是认真的学术讨论，完全可以展开说理式的论证；如果是出于无知而不讲道理的漫骂，则完全可以不理睬它。但对这五篇文章如何看待，确实使我有点难以把握。说它是无知者的漫骂吧，文章引经据典，摆出了一副说理的架式；说它是严肃的学术讨论吧，却又夹杂着人身侮辱的漫骂语言，而且堂而皇之的以“阿呸！狗屁的历史学家！我靠！！”来结尾。显然，这是一个有知者，然而却是一个鄙劣的有知者。对此，我们暂且把他的漫骂搁置一边，试着与他讲讲道理。

首先，讲历史应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来源于事实判断。“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存在不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反映了殖民主义的罪恶，则是一个价值问题。历史学家必须搞清楚的是，这块牌子究竟存在不存在？据陈旭麓先生的考证，这块牌子是不存在的；而据猿嚎的叙述，这块牌子是存在的。我们就有必要看看，猿嚎的叙述，能不能推翻陈旭麓的叙述。

陈旭麓的原话是：“过去一讲到租界，我们毫不例外地把它说成是‘罪恶的渊薮’；一讲到租界，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上海外滩公园门外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象征着耻辱的牌子（这块牌子，是人所共知的。但有没有这个牌子呢？后来查了，其实并没有这个牌子，但有一些游园规则，其中一条是‘狗与××不准入内’，一条是‘华人不准入内’。后来我们把它联系起来便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

而猿嚎引用证明这块牌子存在的材料中（为了更有力的说明问题，本文只引猿嚎引用过的材料），最原始的工部局档案的记载，恰恰证明了陈旭麓先生的严谨和准确（这里所说的原始是成文的原始而不是时间的原始，虽然这是史学的常识，但对猿嚎这种人有必要说明）。

猿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工部局公开的条文，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的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中，其中第1条‘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4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6条，其中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入内’，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外’。1917年9月在外滩公园修订的《公园规则》10条，其中第1条‘公园只准外国人入内’，第4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看了猿嚎的引文，我们除了看出陈旭麓先生是用“××”代替了“脚踏车”或“自行车”外，有什么错误呢？从事实上讲，“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明明是“后来我们把它联系起来”的，还有什么问题吗？猿嚎对陈旭麓的叙述有点气急败坏，又是“真不知道这个教授是哪一国人”，又是“昏蛋”、“别有用心”等等，有必要对陈旭麓这样严谨的学者大动肝火吗？对于一个被谭其骧前辈誉为“才识并世同钦，述作传诸不朽”的史学大家，胡乱漫骂几句就能消除他的影响吗？

反对殖民主义是一回事，以虚构的事实反对殖民主义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坚持以子虚乌有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反对殖民主义，我们在别的问题上还能尊重事实吗？推倒了“尊重事实”这一史学的底线，史学会出现什么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

也许猿嚎会说：我引了那么多的材料，你为什么偏偏选中工部局的？别急，猿嚎确实引用了大量材料，为证明自己的论点费了相当多的篇幅，但我要提醒猿嚎一句，工部局的材料属于原文本，而其余的材料，基本上属于记者报道、回忆录、笔记等等。这里不得不给猿嚎说一点史学ＡＢＣ了，在史学文章中引用史料，首先要学会辨析史料的真伪，即使是真实的史料，还得辨析其真实的程度及准确性。比如，殷墟甲骨的材料，真实度极高，而大量记载殷商历史的先秦文献，其中却掺杂许多后代的东西。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材料，真实度极高，而传世的早于这些秦简的《商君书》，部分资料却不可信。因此，对原文本之外的资料，不是一概不可引用，而是说需要辨别。关于清初历史的笔记中，有着大量“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的记载，如果不加辨析，统统作为写清史的依据，清史就成会变成糊涂账。五八年的亩产万斤十万斤，要找当时的历史记载，简直是顺手拈来。没有对史料的甄别辨析，就没有信史，这是史学的入门常识。

在猿嚎引用的这些报道和回忆里面，在晚清区段的，只能见到“华人不准入内”，一战以后，才有所谓“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记载。可见，战前缺乏把“华人与狗”联系到一起的材料，一战后才有了这一说法。我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有没有这块牌子，而就拿猿嚎引用的材料来看，恰恰是可以作反证的。比如，关于20年代初期这一牌子的论述，猿嚎引用了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写的《月蚀》，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向导周报》上发表的文章，而且言之凿凿：“‘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的演讲则称：“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里面就有个问题：蔡和森说的是“至今”，孙中山则说的是“从前”。暂且我们先认定这两则材料没有丝毫“道听途说”的嫌疑，但起码可以说，在1923年8月28日时，这块牌子还在；而在1924年11月25日前，这块牌子就已经被取掉了。

但是，猿嚎引用的材料，马上就要自己否定自己了。他引用了这样一段：“对此，外国人也有同样的记载：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进入”，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看来，就连“百分之百”确证这一牌子存在的中国读者Ｋ·Ｋ·Ｗ，却证明最迟在一战刚结束时，牌子上的“华人”已经被“抹去”了。那么，从一战结束到1923年，这快牌子是否存在，则又成了疑问。

够了，说了这么多，应该说历史事实的辨析可以告一段落了。至于这一本来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如何影响了我们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民族思维方式的讨论，笔者将另行撰文。

猿嚎声称：清除“国民劣根性”的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把这些占据‘上层建筑’的所谓的‘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彻底打倒。因为他们的危害比之‘赤眉铜马’之祸更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革阴影的再现，尽管猿嚎自称文革时期他还没有出世，但看起来可以令姚文元之辈告慰了，“继续革命”后继有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网上反映出的这种有知加邪恶的倾向，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三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兼谈学术中的理性

在《再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中，已经对这块牌子是否存在进行了事实辨析。说老实话，本人绝不是斗气好胜之辈，但是，从猿嚎的辩论文章（姑且我们把其中夹杂的漫骂视而不见放在一边）中，反映出了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就此而展开一些讨论，还是有益的。

严谨地证明“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的存在或不存在，本来是一个正常的史学讨论。但是，由于这块牌子涉及到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问题便变得复杂化了。

首先，外滩公园在建立之后一直到一战，确实不准华人入内，这是事实。后来，在华人的强烈反对下，逐渐对华人开放。但即使在不准华人入内的期间，也没有把“华人与狗”组合为一句话。凡是论证这块牌子是歧视华人的，立足于“华人与狗”的相提并论，而这种相提并论一旦不存在，歧视说就失去了依据。西方列强确实有许多歧视华人的地方，但仅仅限制华人进入公园是不是歧视则另当别论。

对这一时期不准华人入内的规定怎么看待，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但即使是价值判断，在学术范围内也应该是理性的，而不能是情绪的。一旦用激情取代了理性，则学术将不成其为学术。大概引起猿嚎大为光火的是我原文中的这样一句话：“据我所知，因为外滩公园是洋人办的，管理区域不准华人入内，在性质上同我们现在某些旅游点上办公区域外有‘游客不准入内’完全一样，有什么值得为此大动肝火的呢？”在猿嚎看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为所欲为，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所以，他才说出了下面一段话：“把今天的正在崛起的现代中国的‘游客不得入内’单纯的与当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华人不得入内’相提并论也是同样可笑的。从这点上说，这个所谓的历史学家估计也是个昏蛋。如果他不是个昏蛋，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我倒想反问一句：香港在英国治下的时候，国人不能来去自由，显然是殖民主义的罪恶，然而，香港已经回归，现在是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国人依然不能来去自由，这又是什么罪恶？总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罪恶吧！同样的事实相提并论有什么可笑的，怎么能得出“昏蛋”和“别有用心”的结论呢？即使在国内，充满当家作主自豪感的猿嚎，试试去闯到中南海看如何？当然，假如港方规定一条“大陆人与狗不得来港”，则事情就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由此想到许多国人对自由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曾在《形而上学》中说过：“所有的事物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而具有某种秩序的。但其安排正如在一个家族内的安排那样，自由人很少有随便行动的自由，全部行动或绝大部分行动都是事先给他安排好的；而奴隶和动物则很少有共同的责任，绝大部分是随便行动。”正因为如此，严复才把穆勒的《自由论》翻译为《群己权界论》。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激情。外滩公园作为洋人创建、按照洋人管理规则运行的公园，之所以在创建之初禁止华人入内（尽管后来取消了这一禁令），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禁令，确属管理的需要。当时的租界与非租界，在运行规则、管理方式上完全不同。从孙中山、陈独秀对租界的赞扬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不同。

附带说一句，猿嚎引用的材料中，以建设公园的资金有华人捐款作为论证依据。这与投资人中有无华人是两码事，现今国内的外资企业中，难道没有华人资金在内？

承认外滩公园的管理是合法的（当然是合当时的法），限制华人入内不属于歧视，并不是赞扬殖民主义。孙中山、陈独秀在赞扬租界的同时又从事反帝活动，二者一点也不矛盾。

学术需要理性，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理性，就不要在那里谈学术。单纯靠激情，只能是以学术为名，行煽动之实。特别是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如果没有理性，就可能走火入魔。在当局着力推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有些人极力煽动民族情绪，甚至煽动战争狂热，这些人，在我看来，不但已经失去了理性，甚至失去了相应的良知，他们奉行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思路，只要有机会，他们会不惜以生灵涂炭来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比如，这位有着统一祖国伟大理念的猿嚎，对于“台独”，喊出了“我们只好选择战争！！”的豪言壮语。读者可要注意，谁要对他的叫嚣表示些微不同，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在那里现成摆着呐。

四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兼说学术与良知

80年代初期，在著名党史专家李新先生的一个报告会上，有听众问：“如何改变史学中的不良现象？”李新先生回答说：“史学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不能说假话。我向大家保证，由于各种原因，我有可能还不得不说点空话、套话、官话，但是，我绝对不说假话。”（仅凭记忆，不是原文）有幸聆听到这一说法的笔者，觉得李新先生不愧为学者，说出了学术与良知的基本关系。

出于李新的地位（八路军出身的正部级干部）、头衔（中央党史办主任）、影响（著名学者），不做出不说空话、套话、官话的承诺，是可以理解的，而做出不说假话的承诺，则是令人敬佩的。文革中史学成为政治的打手，与假话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文革已过去多年，史学中说假话的现象却远远没有绝迹，虽然说真话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假话在某些领域还比较严重。有些说假话的人，是不知其假。凭良心说，网上有相当多的人引以为据的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对其信以为真。对于这种说假话，我们只能从教育、宣传上找原因，而不能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的谴责。

另一种说假话则完全不同，这些人不是无知，而是有意。比如，猿嚎对“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的论述，从他引用的材料来看，他完全明白这块牌子不存在，但是，出于对殖民主义的“愤恨”（这是最好的推测，也有可能是出于别的原因，但我们宁可从最好的角度去推测他），他非要说这块牌子存在不可。这种假话，就值得研究者重视了。

同“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类似，还有“太空中惟一能看到的地球人为建筑就是长城”。对这则不存在的“事实”，猿嚎比我的了解要更多。因为我只知道其不存在，猿嚎还知道其时在“1969年7月20日下午10时56分”，而且立即杜撰了一个笔者“马上知道并且马上的考证了这么重大的消息”作为批判的靶子。幸亏我没有说商代的卜辞，否则猿嚎可能要质问我是否有四五千岁的年龄了。不过，猿嚎并没有对这则消息的真假进行辩解，看来，对于这则消息的真假，猿嚎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而是笔者对这则假消息流传之广表示出的耽心才是最可怕的：“作者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莫名苦恼，却真叫人放心不下了”。如果我对这则假消息毫无保留的相信，猿嚎就不会“放心不下”了。如果我为了激发“民族自尊心”利用历史知识再编造点谎言，则更有可能会得到猿嚎的赞扬。

我不是同猿嚎过不去，而是想借此对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学术谈点看法。社会上的假话充斥，假货流行，会破坏基本的社会秩序和游戏规则；学术上的假话连篇，谎言重复，会丧失学术的基本良知和怀疑精神。笔者有幸参加过“三讲”，在“三讲”会上我曾经说了这么一段话：“大家都说三讲重要，我赞成，但三讲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值得我们考虑。在我看来，如果能够解决我们的说假话问题，功莫大焉。在座的各位一个个发言都说三讲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如何及时，但是一出会场，很有可能就会说：‘工作这么忙把人弄到这里来耗时间，吃饱了撑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再说假话，会上说的和会下说的一样，什么时候国家才会有希望。”对于学术，我也有类似看法。

学术良知有许多内容，我认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求真的信念。而在我国，这种信念在某些人那里早已不复存在。在学术圈内说假话的，有相当一些是明知道说的是假话却还是要说，甚至为了使自己的理论“说圆”，不惜杜撰出假话来。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某种利益，或者是屈从于某种压力，或者是出于某种需要（特别是政治需要），编造或者转述假话。特别是转述假话，转述者可以用“不是我编造的”逃脱良心谴责，致使假话泛滥不绝。

更有甚者，某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采用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等等改造手法，把本来的真话变成说假的“真话”。你说它是假的吧，明明有根有据；你说它是真的吧，原意已经遭到了毫不留情的阉割。曾经当过中央编译局局长的黎澍先生，在世时批评马列著作的翻译编选工作说：我们学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斯大林主义。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确实都是选的马恩原文，但我们只选了那些马恩讲阶级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而不选马恩讲人道主义的文章（大意，非原文）。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十分严重。在北约进攻科索沃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有个讲话，原文对米洛舍维奇不接受国际社会的建议表示遗憾，并对北约不得不动武表示遗憾（大意）。但在我们的媒体里，只能看到“对北约轰炸南联盟表示遗憾”（媒体这样做也是不道德的，但这里不再评论）。普通大众尚可以说是受了“蒙蔽”，而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也引经据典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顾忌的曲解安南的讲话。我不相信那些上电视的专家竟然不知道安南讲话的原文，他们的曲解，只能说是别有用心。现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义和团心态，与这种学界的曲解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对“华人与狗”、“在太空看长城”之类问题进行辨析。

说到底，社会需要良知支撑，学术也需要良知支撑。现在有许多人着眼于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是不错的，然而，失去了良知的制度会怎么样，恐怕值得思索。现在，学术界的良知沦落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术打假也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反对抄袭剽窃，这只是学术打假的规则层次或者说制度层次，反对不负责任的造假传假，才是学术打假的本质问题。如果说，毫无新意的学术泡沫，只是体积的虚假，那么，以讹传讹的学术泡沫，则是含有毒素和污染源的虚假。

谨以此文结束“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话题。

附：猿嚎原文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

下面有篇文章，说的是某大学教授对当年上海外滩公园的一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进行考证的结果，推论出当年在华洋人并无辱我民族的结论。

“过去一讲到租界，我们毫不例外地把它说成是‘罪恶的渊薮’；一讲到租界，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上海外滩公园门外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象征着耻辱的牌子（这块牌子，是人所共知的。但有没有这个牌子呢？后来查了，其实并没有这个牌子，但有一些游园规则，其中一条是‘狗与××不准入内’，一条是‘华人不准入内’。后来我们把它联系起来便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鄙人真不知道这个教授是那一国的人，何苦扛着中国知识分子著名历史学家的旗号与我们玩这等文字逻辑游戏呢？首先说是“狗与XX”不得入内，后又说“华人不得入内”，那么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不是“狗与华人不得入内”那又是什么？！

作者不断的重复某些词句，利用读者的思维习惯，然后紧接着马上抛出了答案：“现在，如果我们的某种公共场所贴出禁止宠物入内的告示，恐怕没有人会说这是歧视吧。至于另一条“华人不准入内”，据我所知，因为外滩公园是洋人办的，管理区域不准华人入内，在性质上同我们现在某些旅游点上办公区域外有“游客不准入内”完全一样，有什么值得为此大动肝火的呢？”。

是啊是啊，“游客不准入内”，那是因为正在搞什么工程或又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华人不得入内”，也许是该公园的管理要求。但是我们莫忘记了，当时黄浦江上，英、美、日、法等列强的炮舰环侍左右，外滩的土地上，各国强行划地而治，中国的军警不得进入，中国人也自然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自由的生活。更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列强在我国土上的租界，实际上就是象征着我国的主权被夺。为什么我们说那时候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何谓“殖民地”？上海的外滩，就是“殖民地”。而“华人不得入内”，也就当然值得我们大动肝火，何况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呢？！那简直是要“性命相博”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二）

有一天，有个女孩子惊讶的说道“今天的阳光真好啊，可以与加洲的阳光相媲美。”，我哈哈一笑，加洲的阳光可以与亚热带的阳光相媲美，所以它在西方很有名，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好生活在亚热带。这个又要人怎么说呢？！

所以，当我们在考证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必须是依据当时历史的大背景来做考证的，就比如阿Q一面抓着虱子一面嘀咕着“当年老子比你阔多了”的可笑。把今天的正在崛起的现代中国的“游客不得入内”单纯的与当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华人不得入内”相提并论也是同样可笑的。从这点上说，这个所谓的历史学家估计也是个昏蛋。如果他不是个昏蛋，那就是别有用心了。陈独秀、孙中山自然感叹的说过“上海租界”是安全的。那是因为除了“上海租界”以外，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四处悬赏，欲把他们除之而后快。相比之下，躲在上海租界，利用列强的力量与军阀对抗，实在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不用和我们说鲁迅了，鲁迅先生的本意是提倡“拿来主义”，提倡不读中国书，是指拒绝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提倡读外国书，是指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振兴中国。到了今天，先生的“拿来主义”还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作者连先生的本意也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胡乱拿来为自己做辩，还要这样的“老实讲，我在史学界混迹多年”，又胡扯“我们的学术界”云云，实在是“失礼街坊”之极也。

我不是什么历史学家，也没有考证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然而上海档案局却有如下的文字记载：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正式公园，建成于1868年。租界当局一开始就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不准中国人入内，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878年6月的《晋源报》和《申报》均就此发表文章，对华人不得人园一事鸣不平：“华人独禁，不许一游……殊属不公。

　　1881年4月6日，虹口医院凯军（译音）等8人想进公园，被门警阻挡，为此向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关，受外国驻沪领事团和驻华公使的监督）提出抗议。工部局秘书索尔本（R·T·Tharburn）复信说，“我要解释一下，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公共）花园的权利。”（见工部局1881年年报）

　　1885年11月25日，陈泳南、吴虹玉（译音）等8人人国受阻，这些人为此联名写信给工部局，指出：“一切剥夺我们权利事件之发生，我们都表示反对。”工部局12月2日复信，“不准备给予这项权利。”（见工部局1885年年报）

　　1886年7月下旬，又发生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颜永京等6位牧师，手捧《圣经》来到外滩公园进行和平抗议的事情。（见《宋氏家族第一人》，北方文艺出版社）

　　在此期间《申报》曾于1881年4月28日、29日、1885年12月8日、1888年9月21日、1889年8月11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华人被禁入园的不满。“名之曰公家花园……而其实乃系私家”，“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西人得以人园中游，……而独于华人则严且厉禁不得拦人”。1909年1月27日，《申报》更于第四版的上方正中地位，刊载了一张大幅照片，并加大字标题：“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以示抗议。

　　在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书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强烈的不满情绪。1907年，清朝有位文人李维清在编《上海乡土志》时写道：“黄浦江滨，西人有公园，芳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情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

　　1917年，民初有位姚公鹤，写了一本影响较大的《上海闲话》史料笔记，提出“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问题，文中写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人，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清末民初的《上海指南》中，在介绍西人公园（即外滩公园）时，几种版本在介绍公园概况后，都注明“华人不得入内”。

　　当时工部局公开的条文，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的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中，其中第1条“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4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6条，其中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入内”，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外”。1917年9月在外滩公园修订的《公园规则》10条，其中第1条“公园只准外国人入内”，第4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以上种种，不知道前文作者，代表“学术界”的所谓“历史学家”在考证的时候又没有看到过？但起码的我们知道了以下的历史事实是“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原来这个公园是我们中国人与洋人共同捐资兴建的，然而“西人得以人园中游，……而独于华人则严且厉禁”，因此“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我们可以从1913年开始到1917年的“公园规则”里看到，反复的重申了这样的一个严酷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呜呼，我中国当年被列强如此侮辱奚落，今天竟然还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为它们翻案鸣冤。看来要清除“国民劣根性”，不但是要教育“升斗小民”，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占据“上层建筑”的所谓的“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彻底打倒。因为他们的危害比之“赤眉铜马”之祸更甚！！！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三）

后任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将军的胞兄陈孟熙，早年与陈毅上海之行时曾录见闻：“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样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外滩公园，也就是今天上海外白渡桥畔的黄浦公园。

与之相同的记录还有：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由此可见，这块牌子不但是在我们中国存在过的，而且还不单在上海一个公园悬挂过。对此，外国人也有同样的记载：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进入’，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法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人埃德温·罗哲斯·思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A·泰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至此，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资料我已经不再想继续摘录了。因为我觉得继续摘录下去，不但偏勃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本意，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低估了那位“历史学家”和“教授’们的智力水平。也说明了‘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侮辱，从民族立场上说，也是不可容忍的。如果从人类文明史来说，同样是这样。所以，我认为陈旭麓先生（具体见前文“大家评论一下这文章！”）尽管他说得很注意分寸，但从他从事的职业（历史学家、教授）和身负的责任来看，说他丧失民族感情和民族立场恐怕有些过分，但我要说的是，他不配做一个教授，起码他的学识和他的工作责任心不配做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教授！！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四）

关于西方对中国的歧视，有个语言学家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的写道：“探究真相，还得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的活动说起。西方传教士在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深入地“传教”考察之后，除了对中华民族得出一个“贫、穷、懒、散、私、愚”的整体国民劣根性这个客观事实外，还发现了一个令他们难以置信的客观事实——这就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前提下居然象动物一样用前嘴说话也就是把发声的重心放在唇齿和鼻子上，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奇观。不说话时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如像有深仇大恨。说话时呲嘴咧牙，声音越说越高，宛如泼妇骂街，声音失去了控制，于是这些所谓的传教士开始怀疑中华古文明的真伪并且开始断言古中国文明已经和世界其它三大古文明一样湮灭了，并且开始筹建教会学校，想通过教英文的方式改变中国人说话的‘原始习惯’”。无奈他们无论怎么努力，中国学生说出来的英语就是没有洋味，完全是中国话的翻版。原因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地域决定了中国人的发音，简单的说就是音乐中的民族唱法和西方的美声唱法发音的不同对比。

但是，当时西方的传教士是这样的描述：“中国人想说好英语，在没有学会说话的方法与技巧之前是痴心妄想。但这需要耗费中国人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不知说话方法与技巧的民族！”于是开始西方人开始用“动物”一词来形容中国人，“动物园”来形容我们整个中国，最后演变到“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人们愤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的残暴，根其原因，这个“亚洲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歧视也来源于此，是把这种歧视发展到了顶峰的缘故。杀人是杀人，杀动物能叫杀人吗？日本侵略军如是说。

直到今天，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仍然深深的烙在西方人的心中。法国早些时间仍在上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戏剧。一句轻飘飘的法语：“文化的差异”能够辩白清楚其中的关系吗？！时间已过了数十年，我们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历史学家”，挖空心思，呕心沥血，为那块“在国人的脑子里种下深刻印象”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翻案，替帝国主义列强开脱罪责，往我“华人’的脸上抹黑。这条颠倒黑白的论断，居然产生于历史上确曾挂过那样一块牌子的上海滩。做出这种论断的人，对得起自己蒙受其辱、其害的先辈吗？这就不禁使我联想到八九风波中，有的“精英”叫嚷要请外国人来中国当总理；有的“精英”还大放“如让日本人统治中国，中国早就富了”，“如果早当三百年殖民地，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的厥词。

　　小林善纪出版了政治漫画《台湾论》后，台湾的“台独”势力趁机作势。继许文龙发表“当慰安妇是为了出人头地”的言论后，“总统府资政”金美龄又宣称她为拿“中华民国”护照而感到耻辱，希望能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将“国号”改为“台湾国”。同时，她要求台湾当局立即撤销禁止小林入境的决定并公开向小林道歉。她的言论博得“台独”分子一片叫好声。主张“急独”的台湾建国党向金美龄赠送了一本“台湾共和国”护照。并在高雄市一老人公园内立起一块牌子，上写“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园，中国猪滚回去”。这一句话，我就从和平统一派转为了武力统一派，连这样的口号都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悬挂，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只好选择战争！！

侮辱！！这种血淋淋的侮辱从以前到现在从来就没停止过！！而纵观写下前文的所谓历史教授的言语，我们说你是汉奸已经是很轻的谴责了！你还能要我们怎么样？！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五）

前文还有一段话，说的是经过作者“仔细查考之后，才发现，”在太空上看见中国长城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下令人有点糊涂了，当时是1969年7月20日下午10时56分（抱歉的是，那时在下还没有出世呢）。中国也应该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前文作者能有这样的本事，马上知道并且马上的考证了这么重大的消息，实在是让人惊讶不已。并且可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政治条件下，得知“确实是发布该消息的通讯社出了错，而且该通讯社还发了更正。”然后笔锋一转，概叹到“但是，转发“太空能看见长城”消息的不计其数，而转发“看不见长城”这一更正的（中国媒体）却没有一家”。中国当时有新闻媒体转发过这样的消息吗？就算是后来向中国大众公布的时间，那也是在80年代初期（左右）的事情。时间间隔十几年，在多如牛毛的西方信息社会，一条小小的更正有有多少人可以注意，况且，那么多的通讯社，谁又会知道呢？

说太空上看见中国长城的说法是美国人公布的，看的到看不到我们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地方，大概是长城是我先民的壮举，才这么的稍微注意他一下。因此中国的媒体也是做为奇闻异事来发。而作者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莫名苦恼，却真叫人放心不下了。企业有企业的章程，它是中国的企业用中国的文化理念管理不好吗？都江堰是不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工程那就让工程学家去评论吗。埃及人尚敢说我们古代早就有心脏手术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力学、光学等原理我们春秋时期的墨家门派的确有所研究呢？历史就是历史，有就承认没有我们也没吹吗。毕竟“四大文明”唯我中华文明一脉相传，倘若不是有这么一两手绝活也太没有历史根据了。

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提倡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那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我们继承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精华很少，糟粕很多。所以要多读外国书，要睁开眼睛开世界。要批判的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对我们有益的就接受并发扬，对我们无益的就拒绝。鱼翅和大烟膏就已经是很好比喻了。今天中国之改革开放，就是“拿来主义”的最好实践。当然，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应该具体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能锻造出我们中华文明新的辉煌。继承传统是根，学习先进是叶。不认清根与叶的关系，我们将陷入一巨大的危机。然而，刻意的追求某些模糊的证据，从而否定到抹杀历史真相的还大有其人。

我们今天否认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事实，明天就可以否定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历史事实，再到明天，连九一八，南京大屠杀等等都可以完全的否定掉。“《天朝的崩溃》一书，打破了‘林则徐神话’”，连西方历史学家也不否认“林则徐是中国开眼开世界的第一人”你都可以否定掉了，区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则当然是你们“思维方式上的突破”了。可惜，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单是思维方式的存在，而最根本的是，他是事实证据的存在。倘若因为思维方式上的改变就从而改变了整个历史的面貌，那我也只好甘拜下风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日本是侵略中国！日本人的思维是：我们在进出中国……

阿呸！狗屁的历史学家！我靠！！

作者：wm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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