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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朱学渊：张学良的时遇和品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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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学渊：张学良的时遇和品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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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朱学渊：张学良的时遇和品节（上） (680 reads)      时间: 2001-11-22 周四, 上午1:2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张学良的时遇和品节（上）



朱学渊



张学良将军仙逝了，整整活了一百年个年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二十世纪是个苦难的世纪，而张学良将军却因爱国有罪而被禁闭了半个世纪，专制就是如此的蛮横无理。而今天活著的人们中，还有人分别要为专制的国、共两党去争是非和名誉，不惜用带钉的鞋靴去践踏一个死去的囚徒、善良的老人。历史学者余英时教授暗示，应该去追究共产党成功的个人的行为责任，他说：



“张学良这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政治舞台上没有第二位，所以说这样的人物历史怎样来评判他，就是看西安事变到底对中国长期讲影响是好是坏，共产党说他是一个大功臣。对于维护中国比较传统文化来说，共产党使中国陷于一种很大的痛苦，如抱这个观点，就会对张学良有不同的评价。”



为评价他的东北老乡张学良将军，曹长青先生又写了许多违背历史和情理的文字，单是它的标题《张学良糊涂死了》就引起了人们的气愤；曹先生的许多不实不当之词，更是令人们的情感无法容忍；例如，他说“西安事变”是因为张学良有当“西北王”的幻想，说张学良是个“别人怎么说，他就随著往哪边走”的“小土匪头”。他还说请求抗战的学生运动是基于一种愚昧排外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他还企图求证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抵抗”政策的英明性。他帮助余英时教授作出了一个明快的结论：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么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后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众所周知，共产党和毛泽东曾在中国犯下过滔天的罪行。但所谓“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却只是部分历史学家的一个假设。如果要用假设来推定张学良帮助共产党祸国，是相当荒谬的。而这种假设本身，又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用来辩护“失江山”的过失的借口。相反，共产党的御用学者说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就不会抗日，那也是不顾后史事实的毁谤。应该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搅局，和西方列强的坐视不顾，使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受到了民气的挑战；这为绝境中的共产党和红军提供了机会。



根据陈立夫先生的回忆，基于抗日形势愈见紧迫，他自己曾于一九三五年底去苏联争取援助；回国后，他又奉命主持两党的秘密接触。他在收到周恩来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的来信后，迅速安排了在南京与周恩来、潘汉年的谈判。陈立夫先生在《成败之鉴》一书中说：



“与中共交涉时，我方代表是我和张冲，中共派代表是周恩来，这项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代表参加，那就是潘汉年。他们两人必须先得到我方的安全保证，始肯来上海，我方并由张冲任联络员。那时候的情形，我们原则上好象是接受中共投降，在他们只要我方停止剿共，提出任何条件他们都可以接受。（略），但是为对外必须表示全国一致抗日起见，我们要求他们在战争爆发以后，即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须包括下列四点原则：（略）。”



“这四项原则，中共当然同意，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们谈判，使他们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和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就想回延安覆命，我命张冲陪他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已有协议，以免张学良再唱抗日高调几仪，藉以保存实力。潘则留京沪续洽。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为何？”



事实上，周恩来、潘汉年二人在谈判结束后，还上莫干山见了蒋介石。根据张冲的助手杜桐荪的回忆：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的一个盛暑夏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



陈立夫先生老成厚道，但他记忆的事情有些差错，西安事变发生时，周恩来已经回到了延安。而且双方都不会愿意向张学良交代两党谈和的事情。因为，共产党要继续保持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而蒋介石还在继续催促张学良剿共。而共同抗日的事情，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就统统都谈妥了。这些事情，当事人有亲录，史家有定考。所谓“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的假设，于时序来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而蒋介石自己与共产党谈好了，却又要逼张学良去剿共，是他的人格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亲赴潼关，向张学良、杨虎城两人训示“攘外安内”的陈词滥调，且言多斥责，激怒了两个爱国而暴躁的军人，闹出了一个大丧自己面子的“蒙难记”，按张学良的话来说，这是“被逼出来的”。其实，蒋介石自己也很明白，再不抗日民心不容，他也不过是叫张学良、杨虎城再剿一次试试看，再打不赢，就照陈立夫和周恩来的协议去办。



至于曹文还要搬出了一些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的当年言论，来助证“抗日必败”或“张学良误国”的结论，更是画错了蛇还要添足。胡适之先生所说的“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事实上，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寻衅侵略，想和也是和不了的，要退让学生就要大闹，天下就要大乱；更何况，“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奋起抗战，也并没有大败。胡适之先生纵有千虑，而此虑则为错虑，他自己事后回忆也会脸红，曹先生简直是在揭贤人之短。再如，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许倬云先生关于抗战“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也只是五十年后的明白话，当时谁知五年后会有“珍珠港事件”发生。



其实，关于共产党的上台的原因，可追究的人事还很多很多。如果，蒋介石本人善与人谋，一九二七年不采取残酷的屠杀方针，民主主义者如陈独秀在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就未必动摇；如果，日本不得寸进尺，放手让蒋介石先“安内”的话，未必会有大批青年投奔共产党；如果国民党在胜利后不搞“腐败”，接受美国调停，实行“多党制”，岂不也就没有这个后事了吗？然而，这些统统都只是假设或教训了。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这种在西方产生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大有市场，是与中国人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维传统有关系的。七八十年前的中国百姓，并不是急著要什么“民主自由”，而只是想要“分（别人的）田地”而已。“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在中国社会毫无根基。尽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规划了美好的远景，它却远没有经毛泽东改造过的的打富济贫的“共产主义”口号来得符合人心。这也是中国人民注定后来要吃“人民公社”的苦头的原因。



另一方面，饱学抱负的孙中山先生在军阀和列强的压迫下，他的“三民主义”根本无法操作实现。他于是组织了一个“列宁主义”式的“国民党”，但成员又都是些缺乏“列宁主义”式的宗教狂热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它的组织形式与思想内涵，完全脱节。当军人蒋介石在国民党里成了气候，它的核心又成了一个“同乡会”。蒋介石一九二三年赴俄考察，那里的贫困饥馑，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铁定了这个身为“列宁主义式政党”的党魁的反共和投靠西方的决心。但在长达二十二年（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的斗争中，国民党又输给了共产党，这种失败的实质是：一个列宁主义式的空壳子，被一个的列宁主义的铁锤子砸碎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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