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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最后一个霸权的兴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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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最后一个霸权的兴起(二)   
元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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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最后一个霸权的兴起(二) (387 reads)      时间: 2001-11-20 周二, 下午8:45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五、霸权挑战国 确立了「权势基值」对于国力的重要性后,不妨分

析未来挑战美国霸权的可能人选。 由于日本在1970到1980年代的迅

速崛起,使得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沃尔斯都严肃的去讨论可能成为

强权的日本的可能作为。但正如同沃尔斯在「讨论新强权的兴起,专

注在日本的人口及产品」;而其结论是:「科技上而言,日本与美国

大约是平等的,但经济成长与技术进步则属日本较优。然而我们必须

注意到,在低出生率、没有移民与老化的人口的情况下,除非妇女能

有效的投入工作,生产力才能够增长,但目前日本的科技所能提供的

已经到了极限」。简言之,日本不可能取代美国的霸权,因为日本以

人口为代表的权势基值太小,而既然已开发国家的平均国民生产毛额

趋同,那么日本自然无法在经济上超越美国。 保罗‧肯尼迪在

「大国的兴衰」中,也由相似的角度,指出:「根据新技术的内在可

能性,人们自然会想,日本人民和土地的潜力或许已被发掘到接近最

大的限度了,像其它相对较小的边缘国家或岛国(葡萄牙、威尼斯、

荷兰,甚至英国)那样,终有一天,日本会在那些拥有远比它丰富很

多的资源、仅需模仿其成功诀窍的国家面前黯然失色」。 二次大战

后的另一个霸权挑战国是苏联---俄罗斯。在前苏联,其所以能成为

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一方面固然是其经济在1930年代以及1950、1960

年代的快速发展,但更基本的是其较美国更大的权势基值。无疑,俄

罗斯的挑战已经以失败告终,但其分裂的影响更大。如同布里辛斯基

所观察到的,只要俄罗斯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那么

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都有可能使俄罗斯陷入已经在民族

和宗教方面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因此苏联瓦解后,诚如

布里辛斯基所云,美国的外交策略,应将乌克兰视为一个支点国家。

只要乌克兰独立于俄罗斯之外,俄国就没有足够的人力基础,去重建

其霸权。 然而,相对于日本的狭隘领土,俄罗斯大陆显然具有养活

更多人口的潜能,因此未来一旦俄罗斯恢复了国家的秩序,随着人口

出生率的上升,重新拥有足够的人口以挑战美国的霸权,似乎不是一

种全然的奢望。但此种可能,相对于中国与印度,就又显得渺小了。

因为相度于一亿五千万人口的俄罗斯,中国的十三亿与印度的十亿人

口,都属于全然不同的数量级。 从这个角度着眼,未来一个世纪可

能成为霸权国家的,只有美国、中国与印度。其中,印度则必须克服

国内多种族的对立与歧见。相对的,中国是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统

一性的基础之上,且在过去廿年奠定了求发展的国家意识与政策方向

,因此中国的机会又比印度为大。相对于印度与中国,由于美国的人

口较为有限,因此必须联合西方,才能在长期与中国、印度抗衡。

中国大陆的学者时殷弘批判亨廷顿,认为亨廷顿忽视了「权势基值」

的关键意义。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从亨廷顿不断阐述中国语言的

使用人口与整个西方语言的使用人口相当,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人口快

速增长的压力,都可以看出亨廷顿对于所谓的「权势基值」的敏感。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认识到权势基值的天平,向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倾

斜,才更加深了亨廷顿的「文明」危机之感,从而推导出其联合西方

所有民族的论述。也正是由于人口因素,才使亨廷顿对于伊斯兰文明

的挑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因为由于权力基值的稳定性高,因此

能够成为强权国家的国家数目也很有限。只有当这些潜在的强权国家

都成为发达国家,国际的权力变动才会趋于稳定,而最后一个霸权,

势必得是拥有足够人口与土地的国家。或者说,如果后进国家能够成

功的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那么「某些人口超过一亿的非西方国家」

就终将「建设起发达的工业化经济和成熟的现代社会政治体制,从而

成为新兴的世界大国」。于是能够快速发展的可能性的存在,就对既

有国际政治体系造成变动的压力。愈大的开发中国家,愈能对国际体

系的变动构成压力,是无庸置疑的。而这种压力也就产生一种国际政

治的集体焦虑:但只有当只要的人口大国获得了相应的地位,这个世

界的权力平衡,才会进入真正的稳定。



六、中国与霸权 对于中国是否能在未来挑战美国,当然也有不同的

声音。否定说可以基于一种「循环思维」,例如认为中国在过去五十

年,大约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动乱,因此中国的发展是不稳定

的。除了循环思维,另一种角度则是「线性思维」,认为只要中国是

在一条向上成长的线上,中国将不断缩小与美国或西方的差距。如果

说中国确能挑战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国,那么至少是由于三个因素:

一、基于种族同一性的国家团结,二、人口庞大,三、经济发展迅速

。 种族因素的重要性,在苏联于1991年末分裂为十五个国家,与印

尼在金融风暴后各地分裂意识高涨两事,可以看出其重要性。相对于

苏联乃至于今日的俄罗斯,以及其它的人口大国例如印尼、印度,或

者甚至美国与欧洲,中国都具有更为统一的种族同一性,因此被认为

不易于分裂。 就人口因素来看,中国的庞大人口优势虽然正相对削

弱,但相对于美国或欧洲,仍具有相当优势。如果把中国文明与西方

文明摆在一起,那么这种优势也毫无逊色。 至于就经济来看,中国

自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衰落以后,到1950年中共建立政权,已经达至谷

底,开始上升。尤其过去廿年中国的发展比较迅速,中国的学者胡鞍

钢与美国的亨廷顿,都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的份额已经在过去廿年,

由5%成长到10%。 然而,中国的此种挑战地位又是不利的。其不利地

位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体制因素。由于中国的体制尚未实现上层统治菁

英与下层人民的整合,菁英的筛选机制也尚未确立,因此使其容易时

期发生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到国家的统一与经济的发展。而与

此相联系的则是由于体制因素而在国际宣传上的不利状态,不仅必须

长时期面对「不民主」的指控,且因此影响了与周边国家基于体制同

一性而建立同盟关系的深度与广度。如果中国不能解决由此产生的内

外纷扰,那么所谓挑战美国或西方的霸权,都还是太遥远的目标。

然而,就是中国能实现民主化,也必须面对国际环境的可能不利因素

。亨廷顿认为,中国可能要面对西方与俄罗斯、印度同盟;在这种环

境中,中国就面临了在陆地上被两线夹击的极为不利的态势,并面对

来自海洋的威胁。 相对于亨廷顿为美国开出的团结西方,结纳拉美

、东正教俄罗斯,中立化日本,中国的策略为何呢?从人口与文化的

角度来看,巩固东亚各国对中国的相对从属地位,应是长期战略的核

心。这其中,又以巩固东南亚国家为重要。对于东亚各国,除了军事

上逐步建立互信机制,政治上由论坛到区域国际组织,逐步建立政治

整合,在文化上的作为应该包括: 在越南,强调文明同一性,逐步

建立经济、文化与政治上的整合。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越南的主要受

教育人口仍主要使用汉字,应促使越南恢复汉字的使用,以使越南与

中国进一步同化。越南人口已经超过八千万,未来将超过一亿人,其

人口数量将对于中国进一步巩固文明的人口优势有重要意义。 在缅

甸,除了既有的地缘战略联系外,应强调语群的同一性;中国与缅甸

都属于汉藏语系,因此文化具有一定的亲缘性,应进一步强化此种关

系,逐步在缅甸建立以中文为第一外国语的地位,并大量吸收缅甸菁

英至中国留学。 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除了维护华文的固有权益,

并应扩大华巫交流。 经由上述努力,中国就在整个中南半岛地区,

巩固了两翼及底部;有了这样的基础,泰国、高棉、寮国都会处于中

国圈的围绕下,而自发采取自发跟随的政策,从而使整个中南半岛超

过两亿人口,以及接近两百万方公里的土地,乃至于地缘战略,成为

中国的战略延伸。 在上述情况下,由于日本与韩国本来与中国就具

有更密切的文化联系,加上战略空间已被压缩,就必然失去挑战性的

地位,而自动成为附属性的国家。至此,东亚地区除了菲律宾与印尼

,都将成为中国文明圈的一部份。考虑到菲律宾与印尼力量有限,国

家整合薄弱,该二国也将不易于形成对中国构成严重挑战的其它文明

代理人。 在此情况下,中国能在东亚拥有稳固的海域安全,包容了

将近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权势基值。如果能达成这样的战略目标

,包括在南海或东海的一些让步,都微不足道了。

七、国际政治的最后型态 类似于对中国前途的讨论,对世界的前途

,也有类似了论辩。一种循环论认为世界和平与否也有循环性,可能

在2038年时可能会有危及世界和平的大的冲突;或者认为,中国卷入

地区冲突的频率,也有一定了历史循环性。然而,吾人宁认为这个世

界是不断上升变化----世界的整合愈来愈紧密,合该有一个终局架构

出现。或说,出现「系统」的最终稳定。 我们可以认为,当权势基

础最大的国家也崛起为霸权国家,届时的世界秩序,将可能出现四种

类型,包括世界政府型、霸权型、大国均势型、平等参与型、国际组

织型。世界政府型意味着国家的主权的彻底让渡,霸权型意味着此一

最大的权势基础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宰制,大国均势型意味了霸权与

反霸权诸国家的某种协调,平等参与型意味了在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

机构中的大国与小国的合作,国际组织型意味了各国对许多不同的国

际组织的分别的主权让渡。 笔者认为,当前的所谓国家间的平等,

是以主权国家的排他性最高统治权为基础。如果无条件肯定国家的最

高统治权以及自利动机,却会造成一方面是国家间的形式平等,这符

合最高统治权;另方面大国操控小国的实质不平等,且此种操控也是

自利的国家的必然作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构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

体系所承认的国家间的平等,是在民主主义兴起之前,可以说是君主

之间的平等。如果在国际之间形成以个人为本的世界民主,那么经由

这个人民的民主产生的决定,就有很大的可能与国家间的民主的结果

迥异。另方面,应考虑该条约的背景,当时的国家之间的权力差异也

远不如今日为大。如果说平等真有意义,则十二亿人口的国家与一万

二千人的人口的国家之间的平等,除非立足于某些确切的、使大小各

国都能获利的国际规则,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财产权」所代

表的利益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那么一个广被接受的世界性的财产

的所有与交易的规则,就能减轻国家间无序的财产争夺。世界贸易组

织等机构显然正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历史的终结」还是有意义的

----虽然不是「西方」的胜利,却可能是更大意义的开启了世界和平

的契机。 以人为本的世界的民主之所以不能实现,还在于国家之间

的贫富差异太大。因此贫穷的大国的转变为富裕的强国,不仅有助于

实现最终的霸权稳定,另方面更可能造成世界性的人民民主,乃至于

世界政府的产生。中国与印度两国由于是最具有增长潜力的大国,因

此在实现此种最终的霸权稳定与世界民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性。 当一个具有最大的权势基值的国家或文明取得了霸权,霸

权竞争就宣告终结。或许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历史终结论」。而在此

后,当国家或文明之间在此之后随着商贸、文化交往的进一步扩展,

逐步发展出多元形式的国际组织,或单一形式的世界政府,人类的政

治发展,才真的告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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