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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康有为 不真实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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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真实的康有为 不真实的历史
出尘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乍看此诗，诸位一定觉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前所作的那首【狱中题壁诗】的原诗。而那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反复吟颂、激励了无数人为理想而献身的“狱中题壁诗”却是被篡改过的伪作。
篡改者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四句甚至比原诗更加豪迈激扬，更加雄浑悲壮。尽管我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梁任公百年来被许多中国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视之为精神导师，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学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谭氏绝命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一个历史真相。＊注
历史就像是个随时要被打发去接客的婊子，时常被鸨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浓妆艳抹的，一巴掌过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层雪花糕来。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师徒流亡海外，办刊、演讲、作学问，编撰了大量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著作，但他们至死都不承认维新党人当年策划过“围园锢后”的密谋，声称是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如后来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朝廷误信其言，方导致后来的种种变故。因为康、梁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所以后世史家们有不少人以康、梁的说法为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自然还当从其他当事人的撰述中寻踪觅迹。
袁世凯便是戊戌变法及那场扑朔迷离的密谋中的主角之一。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玩两面三刀 , 一面对维新派及光绪皇帝虚以委蛇， 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假意答应谭嗣同同意举兵杀荣禄 , 围攻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决定投靠守旧派，当天乘火车赶到天津 , 在荣禄面前把密谋合盘托出，一股脑将将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卖了。紧接着是慈禧临朝训政 , 囚禁光绪帝 , 捕拿维新派 , 斩杀六君子 , 致使百日维新失败。这种说法的重要凭据之一是袁世凯自己写的《戊戌日记》，其中他对自己出卖维新派之事毫不掩饰，但对他与维新派的密切关系以及是否有参与密谋一节却是欲盖弥障，含糊不清，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随着许多史料及证据浮出水面，这种说法已逐渐被推翻。近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在袁世凯告密前已经决定重新出面训政，发动政变。而袁世凯先前并无告密的念头，而在听说了政变的消息后，以为是因为密谋败露而引起的，吓的屁滚尿流，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对他颇为欣赏的荣禄面前，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忏悔，把维新派“锢后杀禄”的密谋竹筒倒豆子，合盘托出，求荣禄为他作主 。而慈禧在政变完成后才听说了密谋一事，又惊又怒，后怕不已，这才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捕杀。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说明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引发政变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却是导致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彻底失败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史证。一个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写的日记【诡谋直纪】。毕是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这本日记中载，康有为曾召之密谋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为人大不可靠。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写的【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以上都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由不得康有为否认。康之所以在诸多铁证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认，主要是因为这种犄角旮旯似的宫廷阴谋实在是有损他完美无缺的“圣人”光辉形象，这维新运动则也成了政变而非改良了。而伪造历史，却一直是康有为的强项。首先，这位以“圣人”自诩的仁兄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扮的角色，就并非如他自己在外边吹的那样风光。在许多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个把康有为当作变法维新的中心人物的说法，认为康在百日维新期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如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将康比作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这个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说法，实则大谬，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后由康及其门徒吹嘘出的一个神话而已。
此外还有康与中国报业先驱汪康年之争。《时务报》在1896年时于上海创刊，总编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是该报的主笔。《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对戊戌变法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风行全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但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却通过权力手段，奏请让光绪下旨，把《时务报》收为官办，让他控制，欲把一份影响力巨大的、观点独立的民报变成官报，变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耍了个花招，暗渡陈仓，又办了一份《昌言报》，把《时务报》的空壳丢给康有为。康被耍后气急败坏，居然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治汪一个“抗旨不交之罪”。光绪听说这事后，命黄遵宪顺路去调查此事，结果“毋意彼此各执意见”，闹个不了了之。此事闹的过于荒唐，以至于被时人讥笑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
对于汪康年的不买账，康有为一直记得很牢，后来逮着机会便诬蔑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时有意排挤他的弟子，后期不发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着实把汪的名声败坏了很久。对于康有为的这种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对他的评介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为人处事带着太多的霸气，人缘不好。
维新派相对于后党守旧派而言，本来势力就显孱弱，内部却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为这种我行我素、处处喜以自己为中心的举动，不仅在维新派内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来就势弱的维新派成了个窝里斗的乌合之众。因后来康有为及其弟子的造神运动颇为成功，蒙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于后人评论戊戌变法时真都把康当作了这出戏的唱大梁的当红小生。
实际上百日维新时期唱主角的是主张“变法缓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杨锐是维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战争之前，也只是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入仕时得张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张之洞的幕僚。而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期间是属于后党一系的守旧派，曾作【劝学篇】，在理论上打击变法运动，对维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压制。杨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与张之洞关系甚密，并且在维新派内部常与康派的人唱对台戏，以至于后来他在变法维新中的作用几被抹煞。
对杨锐的声名和作用打击最大的，一是范文澜，范在【中国近代史】中论述，杨锐一系的右派是投机官僚，本质仍属顽固派，只是由于维新高潮到来了，故“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或者是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不若从而效之。于是，便抱着投机钻营的动机加入到维新派的行列里来了。范还认为，在维新阵营内部，“右派势力最大，中、左两派较小。表现在光绪帝任用专办新政的军机四卿杨锐（张之洞、陈宝箴保荐）、刘光第（陈宝箴保荐）代表右派，林旭（康有为门徒）代表中派。……实际上只有谭嗣同一人尽力新政。杨锐是圆滑官僚，张之洞最亲信的门徒，代表假维新系。
另一个是章太炎，章在【革命道德说】特别就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大做文章，以此来否定杨锐是维新派。其实大多都是猜测臆断，捕风作影，以风言谣传为依据，缺乏史料凭据。
究竟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杨参政公事略】一文中的记述可见，杨锐在对待新法的态度上与康有为等人确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一日六堂革职，大臣颇自危，锐复奏情词剀切，王言李泌、韩畸不是过也……锐顿脚叹息日：“皇上始误听于志锐，继误听于李盛择，今又误听康有为，殆哉!”复奏上，即召见，于是有旨派康有为至上海，枢臣皆曰天也，以不召对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迨锐既下值，王彦威京卿来函云：“与此辈少年共事，有损无益，公他日进退惧难。”锐得书怠邀林旭至绳匠胡同寓斋，时已黄昏……微闻锐责林甚切。林默然无声。
由此可见杨锐在对待维新运动的态度上，与康有为、谭嗣同、林旭等左、中派的维新人士确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对康、谭等人的急进十分不以为然，多次讥康“固多谬妄”，对中派的林旭的评价也是“随事都欲取巧”。
实际上杨锐对康、谭等人的评价并非信口胡诌，像谭嗣同变法主张之激进，有些地方岂是“谬妄”可评，比如谭嗣同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过：“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这种卖国的主张，莫说当时朝野上下接受不了，即使是换到现代人来看，也是不可容忍。这简直是要把大半个中国卖给英、俄嘛！其“谬妄”无语以形容。若维新派后来真的夺了权，看来我中国前途更为堪忧。
当然，那阵子处心积虑卖国的倒也非独谭公一人，像国、共两党及当今海外民运革命派的反共斗士们皆推崇倍至、奉若神明的先“国父”赤脚医生大炮孙半仙，当年为鼓动日本人出力帮助他到中国闹革命，便许诺事成之后将整个满州也就是现在的东三省送给日本做交换。此论有【孙中山集外集.与森恪的谈话】为证，1912年2月3日孙中山与日本人曰：“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1915年至1918年间又曾多次找到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等日本高级军头，商议革命与卖国的交易，【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记录孙中山原话：“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与河上清的谈话】中记录，孙中山表示一旦革命成功，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曰：“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除此之外，如张之洞、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中国近代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都有过这类卖国的主张或行径，一个卖的比一个凶。不要太严格地说，上述诸雄可一网打尽，全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也逃不掉。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赘叙无意。
因为杨锐是个比较清醒、比较稳重的官僚。在官场混迹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维新派的势力相对于守旧派还十分弱小，绝不能操之过急，因而主张韬光养晦，不能急进。在实行新政期间，遇到阻碍时也比较讲就策略，有时宁可对顽固派妥协。对比较激进的新政和估计到过分侵犯到顽固派、洋务派利益时，也稍加裁抑，以维护大局。
而事实上后来变法的彻底失败，却正是毁在康、谭等激进派的手中。如果没有那场兵谏的密谋，慈禧在重新训政后，顶多也就是收回光绪的权力，革几个维新派官员的职，断不至于大开杀戒，把光绪禁于瀛台一囚十年。慈禧终究是个古稀老太，一脚迈入黄土，如果光绪与激进派的那夥人稍有耐性，至多再过十年，变法维新的前途还是一片光明。如果不是杨锐这一系的老成持重，多番周旋，任由康、谭等人胡闹，戊戌变法怕还坚持不了一百多天。
并且还有一个一直被后世之人忽视的一点，“围园锢后”的密谋并不是所有维新派的成员都有参与，至少杨锐没有，这点从光绪交给杨锐的那封密诏中可见。密诏的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引者注：指罢免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在密诏中只提及“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康有为的名提都未提。从语气上可见光绪当时的心态只是想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
而康有为后来公布出的那份著名的伪诏则曰：“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杨锐的那份密诏是后来杨锐的儿子杨旭为了替其父昭雪沉冤而呈送都察院后才公布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心只想着稳妥行事的杨锐，完全是遭居心叵测的康有为连累，在对康、谭等人的密谋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逮捕的。其他五人有的是自愿送死，有的是康有为的弟弟或弟子，他们怨不怨康有为不好说，但杨锐在被莫名其妙地绑赴菜市口时心里一定把康有为等人的祖宗十八代操遍了。闯下弥天大祸，自己逃到外国躲的远远的做海外政治运动领袖，却由别人来流血杀头，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所以说康有为应该对杨锐等人的死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说杨锐是被慈禧所杀，但起因却在康有为，真要说是被康有为害死的也不为过。另外，谭嗣同向来是个敢做敢担的热血汉子，从谭的一惯为人来看，甚至可以认为谭主动赴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欠疚，因而陪本不该死的另外几君子一起死的也不一定。
从多方史料来看，康有为除了他那未递交成功的“公车上书”让他着实风光过以外，他在百日维新中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比如光绪在定国是诏颁下后的第五天，召见过康，与他聊了一阵，之后便再没再唤康入宫了。对于光绪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写道：“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康有为不受重用是很失望的，而他自己在当时也只被任命为一个还没芝麻绿豆大的翻译小官。
而这恐怕也是康有为急着捣鼓兵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兵谏成功，那么他便一举扭转局势，有军队做后盾，那么不日满朝将皆康党，光绪也将对他言听计从，从而成全他“圣人”、“帝师”的梦想。如果是这样，那么康有为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理想而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压上了一场政治赌博。从康有为后来剽窃别人的学术著作、鼓吹独尊孔教并自诩“圣人教主”的造神运动、以及伪造光绪密诏这些欺世盗名的举动来看，康有为绝对是个名利权欲极重的人，而这种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和举措是完全有可能的。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不留于力地开始了他那荒涎的造神运动。首先，他企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宗教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借用孔子在历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通过强化原有的宗教意味，把儒学变为宗教，把自己当作创立新教的马丁.路德，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宗教体系，把孔子推到“万世教主”的地位上，称“素王”，而自己称“长素”，就是有点当世教主的意思了。为了把儒学变成“神学”，康有为以“我注六经”的狂妄倒腾出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作为他的“新教神学”的理论基础。
但最为不堪的是，他这两部用以“立教”的“神学著作”居然被发现是剽窃自同时代另一学者廖平的学术著作《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廖平本人岂能轻易放过之，在当时就提出了指控，闹出了一个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搞的康有为十分狼狈。这点连他的弟子梁任公也不敢替他诡辩，憋不住只吐了一句“（康）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而后装聋作哑溜之大吉。
实际上可以说康所企图建立的这个“神学”、“宗教” 根本就是个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在当时非但没能垫定他“圣人”、“教主”的地位，反而把当时从朝堂至乡野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以及本来对维新持同情态度的新思想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全得罪了。像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与康有为的弟子们“论及学派，辄如冰炭”。而康的信徒们竟至‘攘臂大哄’，硬将章逼离《时务报》。
这种倒行逆施的文化专制和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除了导致了本来支持变法的一些中坚力量因此对康及维新派心存怀疑，甚至反感。也给反对变法的守旧派找到了最好的口实，将他连带维新派一起视若仇寇，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变法理论一并禁毁。而这一切也成为后来戊戌变法失败的诱因之一。
政变发生后，清廷下令通辑康有为，并悬赏3000元。康有为这时正奉光绪命前往天津、上海，一听消息，乖乖咙个咚，韭菜炒大葱，可了不得了！赶紧撒丫子跑人，也顾不得在京城的兄弟学生友人会不会被拉到菜市口，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脚底抹油逃到日本。
政变失败，流亡海外，但这却不是康有为政治生命结束，相反，反而是他“流亡政要”生涯的开始。政变前他费尽心机都得不到的叱咤风云的显赫地位，最后却在流亡海外时因外国人对中国政局的不了解而得到了落实。这其间，也不能不说是清廷的无意的成全。
在流亡期间，康不断对清廷发表评击，对慈禧、荣禄等人极尽挖苦、嘲弄，着实让刚刚反攻倒算成功的守旧派恼羞成怒。但因康人在海外，大清律令、满清十大酷刑奈何他不得。也不知哪个老朽大烟抽多昏了头，居然想出派大内高手到海外刺杀康的馊主意，结果消息外泄，事没成，倒大大助长了康有为的声势，使得对中国政况不甚了解的外国政府都以为康在清政府里是个大大了不起的人物。像1899年康有为加拿大之行时，英国殖民地大臣赶忙事先知会加国政府，务必保障康的人身安全，加拿大政府“西北骑警公署”便派出专人，陪同康一行人等在境内旅行、活动，随时保护。后来康在香港、 新加坡等地，也受到类似的待遇。暗杀的传闻越盛，外国政府便对康的安全越加重视，也就越坐实了康“流亡的中国政要”的身份。
康在国内时只是一个官阶小的滑稽的“行走”，但出了国后便立马身价百倍，摇身一变成了洋鬼子心目中的中国皇帝的亲信大臣、被顽固的守旧派排挤、陷害的改革英雄。这种带着点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在西方国家一向是备受推崇的，吃香的很。政变后他先后游历四大洲三十多国，所到之国，无不受到厚待，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不留神也让他给唬了，居然先后接见了他，官方与舆论更是呼之为“阁下”，这都哪跟哪啊！按国际外交习惯，怎么也得大使一级的政要才能享此殊荣。而康也把自己当成了根葱，乐此生受了。更离谱的是美国与加拿大的一些报刊居然以谬传谬、以讹传讹，称康为“Vice Minister of war”（国防部长）、“Prime Minister”（总理大臣、宰相）、“ex-Counsellor of State”（前政府顾问）、“Secretary to His Imperial Majesty”（皇帝的秘书）、“Prince”（亲王）等等------当真是平步青云，鼠窜飞天。
六君子的牺牲，成了康有为作为“政治领袖”在海外蒙吃骗喝的政治资本。甚至可以说，是戊戌六君子的血造就了后来风光无限的康有为。
由于康有为本人及他的弟子多年的造神运动，因此康作为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的政治神话还是很成功的，至少百年来他的这个光辉伟大的进步形象还不曾真正动摇过。
1907年，康有为为募捐筹款而到美国西部的非士那为当地华侨演讲时，已经年过五旬，家有一妻一妾了，哪想老来走桃运，临老入花丛，梅开三、四度，一不留神就成了泡妞高手，居然给他勾搭上了当地一个华人种植园的园主的女儿---年仅十七岁的何旃理给他做三太太。
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弟子梁启超的邀请，从新加坡移居日本，雇了一个日本贫家女市冈鹤子为女佣，一来二往，也给他勾搭上了，后来康回国定居上海时，便把鹤子接至中国纳为四姨太。这里要提一下，似乎当时流亡或留学日本的名流们都不免染上这癖好，也不知谁开得头，咱们的“国父”孙半仙在日本遛达时也搞上了个日本女佣，名大月熏，搞得人家珠胎暗结，不过她的运气可没康四奶好，终被革命有瘾的孙国父始乱终弃，丢在日本，后来据说生了个女儿，不过一直未到中国，匿于人海之中，不知所踪。更新潮的是我国府先总统蒋公，留学日本时居然和一位姓戴的老兄同时搞上一个忘了叫什么子的日本女佣，生了对双包男胎，后来送回中国一人一个，其一好像便是经国公之弟纬国是也。有这么多人先行后效，正所谓追时尚不落潮流，倒也未让康圣人专美于斯。
不过1925时，身怀六甲的二十五岁的市冈鹤子却又被康有为撵出家门，据传是因为鹤子与康的长子康同箴暗渡陈仓，并播种发芽，因而不见容于康。如果此传闻属实，倒是圣人门风，家教有方了。鹤子回日本不久，生下一个女儿凌子，也不知所踪。而鹤子则于1974年2月时，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在须磨郊外卧轨自杀。
老树发新芽，一发不可收拾，圣人的艳福岂止于此。1919年，康有为拿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他，用以发展保皇事业的巨款准备在西子湖畔购置豪宅，闲暇之余泛舟西湖，又看中西子湖畔浣纱的十九岁的江南秀女张光，凭着媒婆三寸不烂之舌又将之纳为六姨太，于上海愚园路康公馆举行婚礼。据说当时整个上海滩为之轰动，多家报纸争相猎奇，都拿这做了头条。
根据中国人喜欢把政客当圣人，把偶像完美化的历史习惯，对历史上“正面”的政治人物的一些品质和道德上的缺陷以及为人处世的做派都能轻易原谅或干脆极力掩盖，认为不过是白壁微瑕，瑕不掩瑜，大丈夫不拘小节耳。甚至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多说两句便成了洗垢求瘢，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格调低下，居心不良，别有用心。像孙中山、毛泽东、张学良、鲁迅之流，其贪淫好色、荒淫无耻、薄情寡义、寡廉鲜耻在当时的“名流”、“伟人”中也是佼佼领先于潮流之上，堪称士大夫们的楷模典范了。当然，咱们那以礼仪廉耻、仁义道德为立身之本的圣人康南海与上述几位仁弟相比，亦是出类拔萃，不呈多让，只有过之，不会不及。
修身尚且不能，何能冶国安邦平天下？怜我江山命多蹇，想我辈后世腐儒，也只能假扮一下道学，感叹一句：“莫怨神州气数尽，只缘洪洞县里无好人！”
＊注 徐仰药评：
梁启超篡改谭诗一说是台湾学者黄彰建提出来的，附和者有高阳等人。但后来孔祥吉先生在故纸堆中发现了戊戌年刑部一位主事的日记——《留庵日记》，日记中记载的狱中题壁诗与梁启超所录基本吻合，只是个别字上有出入，我记得大概是这么写的：
望门投止“邻”张俭
忍死须臾待“树根”
“吾”自横刀“仰”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看出与任公所录的差别来了吧？树根应为杜根之误，邻与怜是不是假借不清楚，但大体两首诗来源应该一样，日记作者说此诗是刑部传抄本，直接来自刑部属内，所以梁启超篡改说应予推翻。此说发明者黄彰建也已撰文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只是他认为那首“手掷殴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也是出自谭嗣同之手，两首诗实际上一个是草稿一个是定稿，时间先后不同，并没有人有意篡改，这也算一家之言吧，暂且存而不论。只是康梁掩盖戊戌阴谋（围园锢后）的证据还需另找，最有力的是两宫宴驾后溥仪即位载丰摄政，康有为有封《上摄政王书》（大致）曾泄漏戊戌阴谋的事，梁启超收到草稿后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阴谋的事不宜泄漏，口径应该保持一致才是，康于是做了修改。梁予康的这封信已被找到，这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有提到。
2002.6.11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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