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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终结历史的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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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改革的终结历史的接续 (255 reads) 时间: 2002-7-12 周五, 上午10:0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

吳國光

　　在經過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蓬勃生命之後，中國的「改革」看來正在死亡。如果按照一般概念把中國改革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我們看到，政治改革在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經在1989年初夏的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血腥的葬禮；而經濟改革，作為中國改革的真正實際，到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大體完成了其推動中國市場化的使命，把中國帶到了與世界市場經濟接軌的匯合處，從而為自己畫下了句號。過去二十多年來，在中國所發生的最大現實，就是這種以官僚國家掌控下的市場化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它具有在社會秩序大體平穩和政治權力框架不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重塑國家、社會與市場關係的特點，基本上是上下結合、自上而下地發生和推動的。為甚麼說這樣的「改革」已經終結？在改革終結之後，中國向何處去？在改革死亡或終結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多種思想解讀；它們是不是，或者在甚麼程度上，能夠回答現實的挑戰？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提出並回答這些問題。

一　改革的終結：意識形態領域的回歸和變遷

　　中國的改革已經終結。這至少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第一是從意識形態來看。1970年代末在中國開始的改革，像中國歷史上的多次「變法」或「維新」運動一樣，也是從對正統意識形態的改造開始的。事實上，社會變革和對傳統思想的改造這兩個層次，往往同步；而在一個意識形態佔據支配地位的社會體系中尤其如此。當然，改革的肇因深植於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緊張之中，因而改革的許多具體發端和實施措施是由實踐者自下而上創造的。但是，這與下列判斷並不矛盾：只有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造出現突破，並且這一突破為當局所接納乃至高揚時，改革才真正形成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新的歷史階段。因此，安徽農民的「包產到戶」，必須等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之後，才真正成為全國性農村變革的主導思路。所以，中國的改革始於「思想解放」；在原有意識形態框架下改造並利用這種意識形態，為社會變革提供了包括政治合法性、思想資源和政策原則等一系列要素。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不但看到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而且看到保守派的中堅正是傳統意識形態的發言人；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看到，知識份子曾經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成為極為活躍的政治力量，沒有在任何重大社會事件中缺席，甚至常常成為社會變革的引導。同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看到，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見證了從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到蘇聯東歐式的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批判思潮的主流演變線索，為社會變革的不斷深化提供著智慧或嫌不足但卻充滿政治活力的解說和指導。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幅大相逕庭的圖景了。首先，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內部，尋求意識形態改造的空間已經大大縮小幾至於無。80年代，儘管人道主義思潮和現實社會主義批判思路都不斷遇到政治上令人窒息的壓力，但卻持續顯露它們的鋒芒；而在柏林牆倒塌之後，隨著共產主義已經在全球意義上宣告死亡，這些思想似乎已經被送進了歷史博物館。而在中國思想發展的內部脈絡中，實用主義的「不爭論」戰略或「只做不說」的實踐方式，現在也早已走到了極限，遇到一個必然出現轉折的關節口：或者是在意識形態上走回正統，那就是以鄧力群為代表的所謂「老左派」或斯大林主義的傳統，要以理論糾正實踐；或者跳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向與《資本論》背道而馳的某種修正主義的「社會主義」乞靈，根據新的社會現實而試圖超越傳統理論框架。兩個傾向都在超越以在原有框架內實施改造為基本特點的「改革」，區別僅僅在於：一個指向超越框架，而另一個則指向反改造。

　　民間觀念的多元化，更是已經拋棄了無論舊有的還是經過改造的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試圖創造各種相對於中國五十年來的當代史來說的新話語，以另行解說現實和規範未來。開始，有「新儒家」思潮和其他新保守主義觀念的湧動；接著，是自由主義的浮現；同時，所謂「新左派」繼起，形成了與自由主義的激烈爭論。此外，民族主義也強勢回歸，與多派思潮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聯。在至少兩層意義上，它們無一不是思想理論領域內對於原有意識形態的顛覆和革命。首先，它們在「改革」話語之外「另起爐灶」，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領域長年以來一元主導的發展，衝決了政教合一的制度框架；其次，它們不是像80年代的諸種「改革」思潮那樣，無意（也無力）與前改革時期的意識形態爭奪正統地位或官方解說權。

　　其三，被改革所否定的傳統意識形態，借三屍而還一魂，已經擺脫了它曾經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處境：一是「老左派」也被認為正在說出某種社會實情，二則「新左派」更是春風得意，三則當局也轉而動用傳統的意識形態手段，比如「三講」這樣的政治運動，來重新組織政治生活。如果說，共產主義框架的改造極限和民間思想的多元化，顯示了從變遷的方面「改革」正在被超越；那麼，這裡所說的三種「回歸」，則說明由改造傳統意識形態而支撐的「改革」正在被消解。一句話，改革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資源已大抵耗盡。

二　文革、穩定與民族主義：其他向度的觀察

　　第二，改革的終結還體現在歷史向度。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文革」的反彈。隨著對文革的懷念越來越強烈，這種反彈的力量顯然已經減弱到很低的程度了。當然，對文革的懷念來自不同的群體，也各有其不同的著眼點。比如說，一般民眾可能是渴望以文革式的政治運動來懲治腐敗官員，糾正社會不公；「新左派」的一些知識份子，比如崔之元，則試圖重新在文革中發掘某些理想因素，作為中國乃至西方政治改造的藍本；而當局也時有借助文革手法，就像對待法輪功的宣傳動作，以實現其某些已經在改革中弱化的政治功能。總而言之，文革作為改革的積極資源的歷史狀態已經大大變化，而越來越成為校正改革缺失和弊病的一個重要歷史資源和政治參照系。

　　觀察改革終結的第三個層面是政治。1989年以來，中國政治的中心，就是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改革本來就是要改變現狀，但穩定則是要維護現狀；一旦對現狀的堅持佔據主導地位，為了維護穩定可以放棄改革，豈不就是改革的死亡？於是，我們看到，甚至單純經濟改革的許多措施，也會為了政治穩定的考量而胎死腹中。如果當局在1978年也是這樣一種治國哲學，中國哪裡還會出現甚麼「改革」時期？

　　第四就是經濟的層面。中國的改革，根本是經濟體制改革。簡略地說，這種改革大約走過了三個階段：一是「放權讓利」，即經過分權而改造經濟制度，這在80年代上半期已經大體完成；二是市場化，即引進市場機制以調節宏觀經濟運行，這在80年代中期起步，目前已經基本實現；三是90年代的所謂引進現代企業制度以適應市場化，即在微觀層面實現市場化，這也似乎大體上走完了其歷程。因此，自進入「十五」計劃以來，可以看到，調整產業結構、開掘國內市場、西部開發和引進外資等這樣一些東西，而不是制度面的改革，已經佔據經濟政策的中心。事實上，經濟增長確實也不再主要源於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主要是源於上述政策。其中當然也包含部分體制改革的內容，但體制的改革卻明顯已經不佔中心和主導地位。

　　與此相關聯，但是不妨另闢為第五個層面以強調的，就是制度。隨著私有產權被承認，產權制度的變革已大體完成，今後面臨的主要是實踐過程中的安排和演化問題。國營企業改革作為經濟制度改革的最後一場攻堅戰，或成或敗，都已經走到盡頭。所謂「成」，就像當局所宣告的那樣已經成功，當然是結束了；如果是「敗」，那說明它也已經走到死胡同的底端。

　　第六是國際層面。中國當代改革與對外開放不可分割；而開放本身，作為改革的一種資源、一種途徑，現在也來到一個新的轉折點。以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標誌，中國已經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國內外都有許多人，預期這一步驟將為中國的下一步制度變革帶來進一步刺激。但是，從當局的表現來看，充其量，這只可能會帶來一些行政和法制層面的調整，但很難出現類似當年經濟改革那樣有力度和深度的其他層面的制度改革。而在國際政治方面，一個明顯變化是，冷戰的結束雖然緩和了中國的北部安全環境，但主流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善意並未增加，甚至在減少。這從中美關係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大體脈絡。換句話說，經過後冷戰時代十年左右的調整和磨合，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雖然沒有走到「新冷戰」的狀態，但相互的衝突卻日益凸顯。更為重要的變化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態度和反應，已經和改革年代大大不同：所謂「改革」，在中國國際關係的含義上就是擁抱西方、學習西方，或者說親西方；現在則是民族主義持續加溫，反西方情緒濃烈。

　　與此相聯繫的是「改革」的正當性的終結。不僅是民族主義的崛起終結了對外以學習西方為特徵的改革的正當性，而且，在內部，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為軸心來觀察，同樣可以說，「改革」作為政府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也已經在民眾的意識當中，也即在社會層面，喪失了正當性。「改革」已經不是民眾可以短暫犧牲自己利益而在長遠理性上可以讚賞的東西。人們不再擔心改革的基本政策或方向會出現變化；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從不同角度要求調整甚至改變現行政策，以平衡或糾正改革的負面效果。

　　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就同時出現了第八個層面的變化，即戰略層面的變化。自下而上的改革，像農村改革在其發動年代的軌跡，已經不可能重現，因為民眾越來越不認同改革的正當性。更重要的是，當局已經很難接受民眾中哪怕仍然存有的促進改革的自發性。至於當局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戰略，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它的極限與終結。於是，我們看到：要麼是下層的變革意願不能為上層所容忍，則社會層面的變革意願與動力越強，則國家與社會關係越是緊張、對立；要麼是上層的變革思路不為民眾所贊成，則國家以「改革」之名推出的諸種治理舉措，愈益遇到民眾的反抗。那種既有自下而上、又有自上而下、從而上下結合推動改革的戰略模式，已經很難再出現了。

　　上述八個層面的觀察都在說明：中國改革的資源已經耗盡，其支撐力量已經分化，其動力已經衰竭。因此，可以說改革已經結束了。也許，還有人在政策層面不斷試圖推動某些所謂「改革」措施，但這並不能改變上述層面的時代現實。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不難發現，領導層中的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分野，正在日益失去其指示意義。看一看現任領導人或候任領導人們，就經濟改革而言，誰不是改革派？就政治改革而言，誰又真的是改革派？他們本來都是經濟中心論的中國改革的產物。在一個詞彙失去其分辨現實中不同事物的意義時，這個詞彙還有甚麼生命力可言呢？反過來，這正說明，現實中的區分與矛盾，已經超越了這一詞彙的指代。換句話說，「改革」已經沒有意義，中國已經進入「後改革時代」。

三　走進「後改革時代」：非經濟問題與非漸進態勢

　　那麼，「後改革時代」在中國意味著甚麼？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恐怕首先還要回頭去看：中國的改革究竟意味著甚麼。簡單地說，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理解改革，因此也就可能從四個角度來展望「後改革」的含義，並檢討相關的思想論爭。

　　首先，在中國的歷史現實中，改革就是經濟改革。雖然政治改革呼聲如縷不絕，但從來也沒有真正實現。當然，一定限度的政治改革措施有所發生和實施，從而為經濟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政治條件。但是，改革等於經濟改革，這是中國的現實。因此，所謂「改革的終結」，當然就是經濟改革的終結。更進一步，所謂「後改革」，就可以意味著：或者經濟制度也不再改革，或者出現經濟領域之外的變革。事實上，我們可以把經濟改革的終結，大體理解為經濟問題不再是困擾中國的主要問題這一現實的表現。換句話說，中國改革比較成功地解決了這個長期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問題，而這曾經在至少整個二十世紀是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困擾。現在，中國當然還有她的經濟麻煩甚至潛在的經濟危機。但是，第一，能不能找到一條解決經濟麻煩的道路，顯然已經不是主要問題；第二，這些麻煩與其說是經濟本身的，不如說是產生於非經濟的因素；第三，解決麻煩的手段，主要不是通過經濟制度的變革，而是在經濟領域實行常規管理──即按照國際上的一般模式來不斷調節經濟運行，或者同時需要在非經濟領域進行變革。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難明白，為甚麼90年代以來出現的多種思潮，從新儒家到民族主義，從新左派到自由主義，無論其立場和觀點如何不同，但都具有鮮明的非經濟關懷。事實上，即使是那種相信經濟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並認為市場是經濟發展的萬能靈藥的觀點，顯然也有一種隱含的政治前提，即現行權威主義國家作為一種權力體系，足以提供市場運作的政治條件。這個前提似乎在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過程中得到了驗證，於是這種「市場萬能論」就可以偷天換日地將自己打扮成80年代曾經振聾發聵的改革新聲在今天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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