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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中国之毁灭》第18章、资源、环境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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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经验值: 5282

标题: 郑义：《中国之毁灭》第18章、资源、环境与市场 (516 reads) 时间: 2002-7-03 周三, 下午5:05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郑义

第十八章资源、环境与市场

小兴安岭大罢工

1993年7月上旬，中国东北最大的林业生产基地--小兴安岭伊春林区，爆发了一场数

千林业工人参加的大罢工。罢工者组织严密，成立了“伊春林业职工罢工委员会”

、“林业职工代表大会”，并向省市当局发出急电，声称如不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

，将发起全省百万林业职工总罢工、大游行，进军哈尔滨，不获结果，绝不收兵。

罢工群众一度占领了双子河地方政府办公大楼，焚烧了伊春市政府官员的车辆。市

政府则以武力镇压相威迫，责令罢工群众立即就地解散。罢工委员会立即切断双子

河与伊春之间的公路、铁路交通，严阵以待。

事态继续扩大。7月18日，相邻的木沟河、南北河林区也宣布总罢工，并扣留了北安

市副市长及数名官员。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双子河一带。乘坐著罢工者的12辆大客

车、大卡车在驶往伊春市的途中，被设施路障的军警阻挡。军警鸣枪示警，被激怒

的工人们跳下车来，与军警大战一场，厮杀声震动了整个山谷。冲突的结果是军警

吃了大亏：总共30余人伤亡，军警方面便伤22人，死3人。当局举棋不定，未敢下令

镇压。於是，伊春市公安、武警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也宣

布罢工，拒绝值勤。市政府紧急对死者家属厚加抚恤，为伤者提职加薪；加上省军

警首长也赶来慰问嘉奖，一场更为严重的冲突才未能发生。在黑龙江省党政部门内

部“抚”“剿”两派相持不下的僵局下，朱　基代表峰层支援了“主抚派”。省市

官员遂赴双子河谈判，接受了罢工委员会提出的部分要求，并保证对是次罢工中的

过激行动不予追究。罢工委员会也作出妥协，控制了暴动局面，宣布罢工结束。（

1）

对於本章有意义的，是罢工者们所提出的六项要求，除了工人运动对政治权利和生

活条件的一般诉求之外，还提出了与价格、市场相关的三项要求：“全面提高木材

收购价格”（第一条）；“林业地区管理局有权决定国家计划指标以外的木材价格

”（第四条）；“保护国产木材市场”（第二条）。

还记得我在森林那一章里所记　过的那位二十出头就开始当林场场长，在火场上怒

斥军队副师长并当即解除其指挥权的森林之子杨占清吗？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尖锐

指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是破坏森林资源的罪魁祸首！”数十年计划经济，现在

恶果显现：森林铁路全部退役，中国已无成林可采。林业工人终於从失业、转业的

艰难时事中，明晰了那些貌似高深的政治经济学词条--价格、市场--与他们切身利

益之关系，并以激烈行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中国市场观念提要（略）

灾难性的钢铁计划（略）

三峡—葛洲坝的离奇计划

这也是一个离奇的计划经济决策过程。

三峡大坝工程曾几次提起，最高决策当局都知难而退。

1969年文革时期，水电部、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再次联合提出报告。这次

不再以历次报告所申述的“防洪、发电、航运”为主要理由，而提出了……坦克和

装甲车。——原来，在湖北深山里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实际上还担负著重要的军

工任务：生产坦克、装甲车。这些重型武器最後神话般地成为一个超级水利工程的

催产素。

这是一个大圆圈：

——生产坦克、装甲车要用特殊钢板，於是从德国引进了1700毫米轧板机，准备就

近安装在武钢；

——武钢没有炼钢的生铁，於是为此规划建设了宝钢；

——1700轧机耗电量大，尤其是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於是必

须在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电厂；

——既然要建电厂，水电部就势再次提出上三峡；

——毛随时准备打世界大战，不愿背上这个大包袱，再次驳回：“在目前战备时期

，不宜作此想。”

——水电部、军方、湖北省在寻找替代方案时，提出了葛洲坝低水头电站，解决了

毛怕敌方炸坝的顾虑；

——於是，便有了葛洲坝工程十万火急上马。了了解了“坦克装甲车”之背景，也

许就明白了为什麽葛洲坝会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十万人马挑著箩筐就匆忙上

阵的苦衷。）

在这个连环套里，作为坦克装甲车生产线和1700轧机的配套工程，葛洲坝必须在开

工後三年半就发电，五年全部完工。但事实上十一年半才开始发电，十八年才完全

建成。坦克、装甲车和1700轧机等候不及，早已用拼拼凑凑的办法解决了用电困难

。在这个角度来看，葛洲坝工程的规划与决策是失算的。但是，葛洲坝工程局这个

拥有十万之众的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此羽翼丰满。水电部更如虎添翼，上下联手，挟

葛洲坝工程之余威，三峡工程已是志在必得。我曾於八十年代到葛洲坝采访，对这

种情形颇有感受。公开的，他们宣扬葛洲坝是三峡的练兵工程，营造“三峡必上”

的舆论；私下里，他们斥钜资修建通往上海的输电线路，进口大量眼下并不需要的

设备和载重车辆，制造既成事实，向决策当局施加压力。他们最终如愿以偿：1995

年，三峡工程上马。坦克装甲车终於变成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坝。（18）

在关於三峡工程的一章里，我们已经对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现在，在中国决定开放电力市场的新形势下，一个致命的问题出现了：三峡的电可

能最後没有市场。

第一、电力需求不足。过去几十年来，电力短缺一直拖经济发展的後腿。进入九十

年代之後，发电能力以大约每年新增1 000万千瓦的惊人速度增加；与此同时，产业

结构开始向耗能少的第三产业倾斜，大批国营企业停产倒闭。这一增一减的结果，

是电力需求不足，发电厂卖不出电。以四川省为例，1999年大约有300亿度电卖不出

去而白白浪费，折合资金约138亿元。（19）长江上两座规模仅次於三峡的水电站—

—葛洲坝和二滩，都已经遇到了这个预想不到的难题。葛洲坝98年就开始面临卖电

难的困局，二滩99年仅卖出一半电，亏损超过1.2亿美元。专家们估计，如果国企改

革成效不彰，这一情况将持续下去。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是，电力需求发生转折性变

化的时间正好是三峡工程放炮开工的1995年。

第二、新型发电方式挑战。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袁国林说：“我们不担心三峡电站

的电力没有买主，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大得很”。不错，中国电力供应市场尚有相当

潜力（农村还有约6 000万人口没用上电，全国人均电力消费量仅有世界平均1/3）

，但凭什麽一定要买你三峡的？一种电费低廉的新型电站将从根本上取消三峡电站

的生存根据。

这种新型电站叫“组合式回圈电站”，其新颖之处是把新式的燃气涡轮机和蒸汽涡

轮机组合使用。前者热能转换率为40%，（一般常规电站--无论燃煤、燃油、燃气还

是核能——的热能转换率皆为30%～33%）後者再使用前者的余热发电，最後的综合

热能转换率为50以上。如果再加上利用蒸汽和余热的系统，组合式回圈电站电站的

热能转换率可高达60%～90%。燃料利用率高，电力价格就低，加之这种新型电站污

染极其轻微，常规的热电站与水电站无法与之竞争。所以，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

，组合式回圈电站都已经取代了火电和核电站。据美国华盛顿的一家能源政策研究

所（Batelle Memoria）和北京节能中心、中国能源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在不考虑输

电、配电成本的条件下，中国的水电成本（6～7美分/千瓦小时）高於天然气发电（

4美分/千瓦小时）和新型燃煤发电（4～5美分/千瓦小时），仅与核电成本（7美分

/千瓦小时）相当；而三峡电站的成本则高达8.4美分/千瓦小时，如果再加上输电与

配电成本，则将远远超过8.4美分。（20）这里还没有考虑防洪、发电、航运三大功

能冲突造成发电量大幅波动而增加的成本。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呢？“即使按照最

乐观的估计，三峡电站的发电成本也将是燃气电站、组合式回圈电站以及完成更新

改造电站发电成本的2～3倍。” 因此，美国学者预言道：“除非国家强令电力用户

必须使用三峡电站的电力，或者补贴这些用户，不然，三峡水电站这一在毛的中央

集权时代提出的大型建设项目恐怕会濒临破产的境地。”（21）无论实行强令用电

还是实行用电补贴，损失最终的承担者还是纳税者。

——晚了，大错已经铸成。

如果三峡工程的论证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呢？这种恐龙工程还会上马吗？

我们可以来进行一番推演：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三峡工程投资者们将首先关注工程的经济效益，绝不会

像政府使用纳税者的钱那麽轻易拍板，必不可少的研究项目之一就是成本。除非他

们全都是瞎子，否则绝不会不注意到正在迅速发展中的新型高效能组合式回圈电站

。不管他们是不是电力投资方面的专家，只要打算涉足电力投资，就有办法了解到

八十年代以来在广东和上海宝钢等地引进的组合式回圈电站及其经济效益。这样，

就不会有一位投资者会像坐在人大会堂里那1 767位投赞成票的代表那样，伸出自己

愚蠢的手指头去按表决器。当然，那1 767位人大代表也并非低智商者。一方面，他

们受到政治压力或本身就是利益集团的成员，另一方面，亏本也不要从他们自己口

袋里掏钱，第三方面，他们的驯顺态度还会得到利益回报。试想，如果参加表决的

都是利害相关的三峡投资者，有谁还会在肯定亏损或前景可疑的情况下贸然投票赞

成呢？

投资者们必然会进行全面比较：

资金回收：…… 成本：…… 市场风险：…… 环境保护：…… 移民：……

——除了吃错了药，谁会把钱往长江三峡里扔呢？即便政府能源政策向水电倾斜，

那也只能往支流电站投，万万轮不到三峡。

“引黄入晋”与“能源重化工基地”（略）

在以上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治权力干涉经济活动的权

力经济，掌权者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可以不受经济规律制约而随心所欲地制定

计划，以实现自身之利益。市场经济是一种排斥政治特权干涉经济活动的平等经济

，“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受

政治权力控制，而具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市场经济又称自由经济。

——差别之一：在计划经济里，自由属於握有政治权力者；在市场经济里，自由属

於人民。计划经济显然违背了一个人类天性、一项不证自明的公理：“人是生而自

由的。”

以上所指仅系权利自由；在权利自由与行为自由之间还横艮著“自然规律”：无论

在哪种经济体制中，经济规律都是无情的，破坏与虚掷资源必将遭到惩罚。

——差别之二：市场经济里的行为主体要承担後果，无可推脱；计划经济中的行为

主体一般不承担後果，惩罚转嫁给人民。这种差别的存在，遂使计划经济成为资源

浪费型经济，市场经济成为资源节约型经济。所以，在经历了数十年社会主义试验

之後，即便是最顽强抵抗自由经济的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常识：“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真假黄金价格之争（略）

数字：效率与资源配置（略）

低效率、不公平的“零点行动”

●“春秧时，农民崔大爷往地里投了1万多元本钱，全家人辛勤耕作，企盼今年有个

好收成。可祸从天降，5月下旬，眼看几亩绿色的稻田渐渐变黄，无论如何补救，均

不见成效。望著枯死的秧苗，想到借来的1万多元钱，心力交瘁的崔大爷跪倒在被条

子河毒水侵蚀成一片灰黑的土地中……”（61）

这起发生於辽河支流条子河的水污染事件，波及铁岭市昌图县9乡（镇）23村。两岸

稻田无处幸免，造成当年减产4 600多万斤。经专家检验，水稻大面积死亡的直接原

因是一种旱田除草剂。溯源追踪，很快找到罪魁祸首——四平联合化工总厂化工实

验厂。在该厂排污口附近的泥样中，这种除草剂的浓度竟然是水稻致死量的24万倍

。该厂年利润不足100万元，而下游地区当年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到4 700万元。由

於这种除草剂土地吸附力强，不易随水排走，受灾稻田农药含量高於杀死量5-7倍，

两年之内任何作物都难以生长。按两年之内农业受到的影响粗略估算，直接经济损

失将在1亿元上下。

又如……

再如……

这种几家小厂污染一个流域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这就是所谓“外部负效益”：这些企业在“内部”是“正效益”的，但它们的污染

损失却转嫁到社会。

中国政府的对策有下列三大类：

……

总的评价可用十六字概括：决心很大，效果有限，局部改善，总体恶化。

以治理战略重中之重的淮河为例，截止到1996年底，关停了15种污染严重的小企业

共计4 987家（其中包括5 000吨以下小造纸厂1 111家），限期治理了413家，从帐

面上完成了削减全流域污染总量25%（化学需氧量）的任务。（63）

至1997年3月31日，全国范围内已经关停污染严重的十五小企业62 561家，占应关停

企业总数的85.5%。（64）平心而论，中国政府在水污染治理特别在淮河治污上所采

取的所有对策，尤其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的确定，增加资金投入和运用税收、

信贷手段，以及对於总量控制的重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在计划经

济框架内，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到经济手段，一切可以想的办法都想到

了，一切可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但效果确实有限，连“2000年淮河变‘清’”这

样一个极为模糊的目标也不能实现。

困难何在？

我们仍然从现象入手。

1995年9月，国务院第二次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下了一道死命令：次年（1

996）6月30日之前，沿淮年产5 000吨以下的化学制浆小造纸厂全部关停。权力高度

集中的某种优点终於表现出来，即：在主政者注意力集中的问题上，易於迅速取得

成效。一声令下，沿淮四省同时采取行动。吸取过去历次行政命令治污失败的经验

，四省对中央政府命令中的关键字作出了明确解释——“关停”必须同时达到四条

标准：一为拆除设备要“蒸球”落地、石灰池捣毁，二为断电，三为工商局收回营

业执照，四为银行收回贷款。河南省规定，到期未能完成任务的地方，主要领导官

员不能提拔；山东省则把公安、工商、电力、环保等部门组织起来，给拒不执行的

工厂贴封条。

紧接著，中国政府又实施了“零点行动”：以1998年1月1日零点为最後期限，限令

淮河流域1 562家重点污染企业以及数万家污染企业必须实现污水排放达标，否则停

产关闭。在接近最後期限前的一些日子，淮河流域各级环保部门忙成一团；国家环

保局更成了战争时期的总指挥部，官员们组队分赴各省督战，大厅里树起“零点行

动”的倒计时看板……

结果如何？

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宣布：“根据监测结果，淮河干流和主

要支流水质有明显改善，但还有不少支流的水质污染仍很严重”。

从两次行政命令最後期限仅相隔一年半和国家环保局审慎的报告来看，效果确有，

但恐怕又遇到了“行政命令失灵”和（治污行动）“投入与产出不相称”的老问题

。

据现场记者的报导，这两次世界治污史上罕见的超级总动员，遭到了地方当局和企

业的顽强抵制：

有的大门上贴了封条，但机器却昼夜不停，派人专职站岗放哨，一有外人接近就紧

急停机……有的白天关门，夜间生产，前门流清水，後门流黑水……有的来人检查

时打开污水处理设备，人一走就关机……有的临时借来设备充数，以求从理论上突

破5 000吨规模……被检查组抓住，工人们便声泪俱下，下跪求情，说停产就没饭吃

了……甚至还有一位厂长腰里绑著炸药，要和工作队同归於尽……而许多地方政府

则推诿拖延，包庇纵容，想尽一切办法拒不执行“关停”政令……

有关方面则采取突击检查半夜检查，威胁利诱罢官解职，副省长亲自出马还摸不清

情况便微服私访，甚至以“违法生产”之罪名拘留了159位厂长……（65）

这是记者的目击纪： ●“……我们不打招呼突击了安徽蒙城庄子造纸厂。这家厂是

在中央通知後突击扩建达到5 000吨以上产量以逃避关闭的。当我们记者来到时，全

厂像马蜂窝一样骚动：奔跑的，嚎叫的，高声咒骂的，操家伙准备‘护厂’的……

记者直闯车间，马达还是发烫，排污口的污水像粪水一样喷涌著。”（66）

在遭到顽强抵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当局仍然坚定不移地关闭污染企业。截止到“

零点行动”最後期限之前四个月，已关闭“十五小”企业6万多家。

当时中国的许多媒体都报导了这样一条消息： ●“前不久，世界银行举行会议，讨

论对中国的环保贷款问题。一位西方代表突然站起来，发出责难：“你们中国说得

太多，做得太少！”人们的目光立即像聚光灯一样集中到中国代表、国家环保局局

长解振华身上。只见解振华镇定自若，他指示我方代表将《中国日报》一篇文章的

复印件分给每位代表，上面赫然写著：中国关闭污染严重的“十五小”企业6.47万

家。整个会场暂态鸦雀无声，代表们一致举手同意继续贷款。舆论界称，中国在环

境保护中确实动真的了。

一位世行官员对解振华说：“关闭这麽多企业，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看来你该

雇保镖了！”（67）

数万个企业说关就关，这确实是震惊世界的。当今世界，除了中国与北韩、伊拉克

、利比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没有谁拥有这种雷霆万钧的强制性力量。在一般

实行产权私有制的国家，中央政府以如此苛严的行政命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完

全不可想像的，就像西方人难以想象文革“抄没”（抄家）一样。在西方，无论当

事人犯下何等弥天大罪，都不会有人想到“抄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抄

没”形同抢劫，无论政府抄还是暴民抄，其性质都是抢劫。

回到淮河流域污染，说到底是企业活动“外部负效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经济

问题主要应以经济手段来解决。这里所说的经济手段，主要指市场手段。市场不仅

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同时还是资源配置最最有效率的最公平的方式。这是市场

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行政命令的低效率已众所周知。那末，行政命令有何不公平？

第一、今天的淮河水污染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老企业（国有企业）从来不考虑环境

保护，而现在关掉的企业大部分是九十年代以後特别是95年後才兴建的乡镇企业。

让现在的污染企业破产，“前人的帐由後人来还”，有失公平。

第二、被关掉的企业基本上是乡镇企业，本来就受著不公平的待遇，无论银行贷款

、国家政策性拨款都没有，却同样向政府上交利税。乡镇企业的普遍情况是利润不

足以支付环保投资，万般无奈中只好向职工分摊。如山东临沂县政府想出的“环保

入股”，厂长出1～5万元，科级干部出5 000元，一般工人3 000元。对於月薪不足

400元的普通工人来说，显然过於沈重。这等於杀贫济富，不公平。

第三、全国没有成熟的治污技术和设备，企业花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如安徽省阜阳

县金种子酒厂走遍了北京上海，从国家环保局科技成果司到著名教授，谁都拿不出

一套合用的技术设备；再如河南省莲花味精厂，治污投资1.5亿，一半是摸索技术设

备的“学费”。逼企业去买还没有研究出来的技术设备，买不来就杀头，这有失公

平。

第四、一般来说，污染大户也是地方财政收入大户，同时也减轻了该地的就业压力

。一旦关闭，财政问题和失业问题都很难解决。如临沂县80%的财政收入来自污染企

业，关掉这些企业，上级政府又不追加拨款，县财政就等於破产。【逼迫艰难维持

社会经济运转的地方政府自杀，亦有失於公平。

公平与否，在这里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直接关系到事情的成败：哪里有不

公平，哪里就有反抗；与此同时，正确的目标也往往落空。

请注意，中国政府正是用“公平”的原则在抵抗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压力。

中国政府不断宣称，大部分积累的污染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他们应该承担责任，并

协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还记得有关大气污染那一章里所记述的京都会议吗

？

——美国认为“全球问题需要全球的解决方案”，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二的中国

不合作，我们也不能让美国人民承担减少废气排放量的负担。

——中国代表认为：逼中国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想让中国人民永远穷下去。

其结果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作出让步，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拒绝承担任

何义务的情况下，单方面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

如果把这场会议移到淮河流域，就会变成下面的争论：

——国营企业代表认为：“全流域的污染要全流域的解决方案”，如果污水排放量

也很大的“十五小”企业不削减排放量，国企不可能单方面削减排放量。

——乡镇企业代表认为：逼乡镇削减工业废水排放量，就是想让乡村和小城镇永远

穷下去。积累的污染大部分是国企造成的，国企应该对此负责，并拿出资金和技术

协助我们治污达标。

——怎样？很滑稽，是吧？你一定会产生某种异样感：乡镇企业太气粗了，而国企

和它背後的老板则太绅士了。当然啦，我们知道事情的最後结果并非国企单方面削

减废水排放量，还对乡镇企业环保达标提供一定的资金及技术协助；恰恰相反：“

零点行动”，倾家荡产。这证明了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并无公平可言。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削减废水排放量方面，存在一种较有效率并较公平的方法吗？

市场。

市场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这里▲是环境容量资源），市场还意味著公平的

竞争，“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

“淮河”水环境容量市场模型（略）

行文至此，我们回头再看生态环境恶化，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完全是或完全不

是法律问题，而是“外部效益”的经济问题。农业部前部长相重扬与林业部前副部

长蔡延松指出：位元於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云、贵、川等省的天然林区，共有180个重

点贫困县。有些县的财政主要靠砍伐森林来维持。（76）在这种情况下，哄抢盗伐

便不能以表面事实论是非，“匪盗”便不再是林区民众，而成了下游企业。因为林

区民众经营森林，其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削减洪峰、清洁空气、调节气候等经济

效益成了“外部正效益”、“共同财产”，下游企业不植树却无偿使用了森林产生

的环境容量资源，富裕的下游“搭”了贫困上游的“便车”。由是，下游与上游、

营林部门与受益部门（水运、水库、旅游、防洪抗旱等）之间，理应进行公平的环

境容量交易，从而把“好的”与“坏的”“外部效益”都“内化”，使环境容量的

生产者获得应有的报酬，使环境容量的使用者付出应缴的购金。若森林覆盖率较高

且生态破坏较轻的国家尚无这种迫切的需要，中国已刻不容缓。 ……

是否设计出以市场为基础的环保法，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仍然不行。因为中国宪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之基本

前提却是私有产权制度。

环境问题便再一次变成宪法问题。

希望便再一次破灭於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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