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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姚文元（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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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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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纪念姚文元（五） (1806 reads) 时间: 2002-7-03 周三, 上午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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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纪念姚文元
芦笛
我在《马屁之邦》中指出，中国人“总结历史教训”的方式，就是找出一个或一群替罪羊来，让他们肩起全民族罪恶的铁闸，放大家到光明中去。这替罪羊一旦找到，“反思”的任务便已完成，大家只需把所有的责任都赖到那几个倒霉蛋上去就行了。二十四史上那么多的奸臣，说白了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文元和他的同志们这样完美的替罪羊，有史以来大概还没有哪个政治家或政治家集团被全社会各阶级一致切齿痛恨。当郭老才子临咽气前写下“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时，那打油诗应该是他一生中最真实的作品之一。
老干部有足够的理由切齿痛恨四人帮。在本质上，毛共革命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造反，只是从国外进口了点造反理论和组织技术而已。但它和传统的农民造反有一个重大区别：以往的开国君主们知道“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所以，打江山是一夥人，治国是另外一夥人，前者用武将亦即玩命痞子，后者用文臣亦即读书人。这样，虽经朝代更迭，前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仍然能够传承下来，哪怕是在异族入主中原后也如此。
毛共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农民造反传统，搞了个史无前例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当然，刚开始他们学苏联，也曾把工农干部送到什么“工农速中”、“人大”里去镀金，但不久老毛就对这套失去了兴趣。反右以后，我党出于痞子的深刻自卑情结，对知识分子的猜忌心理大发作，从此便把“外行领导内行”的响亮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中国历史上首创文盲治国的光辉范例。在这种愚昧反动的政权统治下，土匪山大王们的“论资排辈”竟然成了国家选拔干部的模式。
即便如此，毛还嫌国家倒退得不够远，无限怀念延安时代。为了把整个国家变成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他发动了文革，起用愤青们来把他心目中的“僵尸”──党官僚打下去，而四人帮便是他收拾他们的棍子。在这种情况下，共干们当然要将棍子视为寇仇。他们忘记了几个简单事实：首先，打人的虽是棍子，但那棍子却捏在他们的伟大领袖手上，并非“自动棍”，正如江阿姨说的：“我是毛主席养的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其次，打人术也不是棍子们发明而是他们自己在伟大领袖率领下发明出来的，棍子们做的不过是请君入瓮而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忘了，按他们的教义特别是毛思想，棍子们什么都没做错。根据我党原则，“毛主席反对谁我们就打倒谁”（原话是“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恰好说倒了）。棍子们乃是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奉红司令之命打倒“继续革命”的敌人，又何错之有？
工农大众也痛恨四人帮。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素，据我的第一手观察，除了“党教我恨谁就恨谁”之外，还搀杂着老干部传染给他们的“论资排辈”心理以及传统中对“夫人干政”的深恶痛绝。传说中江阿姨的风流韵事更助长了他们对那个“淫妇”的憎恶──那“骚货”竟敢给大救星戴绿帽子！除了这些愚昧心理之外，要说他们的仇恨有什么具体理由，那便只能说是四人帮祸国殃民造成的大规模人命和财产损失。But again，第一，那本来是伟大领袖发动的革命；第二，那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正如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说的：
“在中共治下，神州大地上上演的一幕又一幕丑剧、闹剧、悲剧，有一次人民不是全身心投入的主演？又有哪一桩罪恶的运动，不以崇高的人民的名义进行？”
“人民是被掠夺、被压迫、被欺凌、被损害的牺牲品，人民也是心甘情愿地为虎作伥的刽子手和行刑队。人民的兽性在‘社会革命’中得到充份的解放，人民的道德在‘群众专政’中完成彻底的堕落。”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在毛泽东统治下作恶的主力。”
至于知识分子的仇恨似乎就更没道理了。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我写道：
“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没有几个人的良心真个清白如洗。所谓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其差别只在于有没有迫害他人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中国社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想做帮凶而不可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帮凶的人。”
这就是我在十年文革后作出的最深刻、最痛切的结论，哪怕就连我自己，也不过是个“想做帮凶而不可得的人”而已。我在前面说过，文革初起时，小芦一门心思只想大干快上，做梦都想赶在天下人之先写出篇轰动全国的大批判文章来，为党揭发出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阶级敌人。如果不是后来高干子弟红卫兵发动的“红色恐怖”开除了我这黑崽子的革命资格，那么我真不知道后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几十年来，我不断在问自己这个“伪问题”：如果你是“自来红”，有个好出身，又有同样的文才，你现在的良心还能如此清白么？我从来无法回答那个问题，就像不敢向深渊看一样。
然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似乎没谁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结果便是我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过的：“我们的天良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致似乎没有一个过来人感到内疚。坊间充斥着数不清的血泪斑斑的文革回忆录，却见不到卢梭《忏悔录》式的作品。每个人都是受害人，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委屈和冤情要诉。”
一个让中华民族蒙受空前苦难的历时十年的浩劫，最后责任竟然只由区区四个人来承担，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敝民族最大的耻辱。国情如此，当然八九“民运”要变成王军涛说的“有罪人而无恶人的运动”，人民是绝对无错无恶的，人民领袖更加如此。
其实，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按照传统社会的模式，四人帮特别是文元同志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罪。文元写《评罢官》，其实不过是御史忠谏制度在新时代下的重演罢了。历史上有的是这种年轻御史，精心揣摩上意后上疏，参倒权倾朝野的重臣，严嵩父子就是这么给搞下来的。既然严嵩可以用这种办法参倒，敬爱的刘主席又胡为乎不可？也许他老人家没有老严那样贪墨，但他干的坏事可是远比人家多得多。别的不说，光推行“资反路线”那五十多天他和小平同志便已血债累累。
而且，从经历和动机来说，文元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和传统士人一样，他受的是忠君教育，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定志向铲除一切妨碍圣上推行圣贤之道的奸臣。寒窗多年，如今精忠报国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不作博浪一击，更待何时？“人生能有几次搏？！”他写下并抛出《评罢官》的动机，大概也和小芦以及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当然有个人的野心名利考虑在内，但忠君报国的狂热情绪恐怕是压倒一切的主流。他和小芦以及别的知识分子的区别大概只有一点：机遇。当然，他后来堕落了，但谁在他的位置上又能例外？阿爵爷早就指示过了：Power corrupts。
但他就是无可置疑地成了罪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的事没发生在参倒严嵩父子的御史身上？
发生在文元身上的悲剧，其实是时代大悲剧的折射，它反映了咱们这个社会倒退了多么远。虽然毛是古往今来第一大独裁者，不幸的是，他们信奉是伪善的邪教，教义中并没有“君权天授”这一条。因此，少奇同志明明是毛的臣子，名义上却又成了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形格势禁之下，毛无法用传统的御史参本的办法把他搞下去，只能曲折迂回、旁敲侧击。更重要的是，毛在本质上是个永远无法停下来的革命家，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他就要发动革命。这两重因素加在一起，便决定了毛共的宫廷政变只能是人民战争，文元不过是为他吹响冲锋号的号手罢了。
这就是文革的最恶毒之处。御史参严嵩，既不会妨碍朝政运作，更不会把人民连累进去，影响百姓日常生活。而老毛搞老刘，却要利用人民打代理战争。此法后来为层层“老当”们仿效，大打代理战争，操纵群众保自己，打政敌，全国由此分裂成“造反派”与“保守派”这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涂炭生灵，蹂躏河山，更让全国人民完成了空前的道德堕落。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历史或许也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政客们发动的代理人民战争。这种事只有一个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革命人民政权干得出来，这就是它变成了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革命人民政权的可怕之处，是它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把几乎每个青少年都变成了潜在的姚文元。和小芦一样，他们初识文墨之日，便是系统接受文字狱酷吏的专业训练之时。最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学习这种锻炼入罪的狠毒功夫时，心头荡漾着的，竟然只是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庄严、神圣的正义感！
这就是今日网上拥共与反共两派仍在大兴文字狱的历史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姚文元同志值得纪念的原因。中华民族必须学会纪念自己的丑恶，则这个民族才庶几有些前途，未来的青年也才不会再把大好才华用来学习“忠君报国”的刀笔功夫上。
作者：芦笛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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