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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涛：反对运动应当与时俱进才能恢复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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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2002年6月14日 2:2:16 （京港台时间）
王军涛：反对运动应当与时俱进才能恢复生命力
【多维新闻社14日电】“六四”以来的中国和我们――5月26日新泽西纪念“六四”十三周年座谈会(11)／王军涛：胡平说的对，今天虽然讨论的是纪念“六四”有关的精神文化问题，但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的道德精神文化的局势的关怀和评估，二是对自我精神世界进行反思。何频也对，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从评估局势看，有三种观点。一是悲观，共产党极权统治造成的民族精神世界的堕落使得民主政治改革不仅不被关注，而且即使有改革也难以成功。二是不确定，除了政治极权之外，还有资本主义的变态发展与极权体制的结合造成的复杂局势，使80年代做独立知识分子本来清楚的路径和战略甚至我们的政治、社会位置及努力的目标、方向都模糊了；我们似乎迷路了。由此产生的困惑导致不自信的精神危机；而且，没有榜样和精神资源去支持我们寻求新路。三是谨慎乐观，局势变化确实很大，但只是提出了挑战，而且也提供了机会；过去的方式不灵了，需要新的思路和素质及精神世界去迎接挑战。
我倾向于第三种看法。我同意,中国在九十年代更堕落了；而且，这一堕落是由于89年镇压后执政者面临合法性危机蓄意造成的恶性局面。为逃避人民对其合法性质疑，执政者一方面淡化对良心标准和坚守正义的精神的讨论，并坚决镇压任何抗议者或异议人士，另一方面以对精英开放包括腐败和不公正的方式牟取现实物质利益的机会来交换其政治支持或默许。这些客观上造成追求良知和正义的困境，加大了未来转型的风险和成本。然而，这些都不是我们信心危机的充分理由。目前的无奈感也多少与我们自身的问题有关；不应夸大我们思想和素质的落伍导致的问题为政治上无可救药的死局。
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其实，边缘化的不仅是民运，而且是整个80年代的政治。邓力群等老左派比民运还难过。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不仅政治、而且80年代的其他方面的精英也都困难地应付自身发展。92年以来，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专业分工格局、文化心态和精英群体正在兴起；80年代的各方面精英都必须适应变化，寻找新的定位与活动空间。
现在也很难说是最坏时期。春秋时期，连父子相戮的惨案和父娶子妻的乱伦在诸侯级贵族中都有。今天的中国还不至于，李鹏还没这么堕落。那时真是政治秩序、经济秩序、道德秩序和国际秩序都崩溃了。当年孔子仍然奔走呼号，重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而且他虽出身极重鬼神崇拜的殷商民族，却主张以人道救世，靠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良知作为道德重建的基础。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说更坏。除了宾雁所说的独立人格外，他们的阴谋诡计和干预他人的倾向要少。在政治生活中，与他们相处比与他们前辈相处更安全，更少麻烦。我想，问题恐怕象何频所说，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这些年花了不少时间与普通华侨、留学生学者、年轻人甚至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交往。我感到，我们坚守的方向和原则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他们承认我们的努力和坚守的价值对中国长期发展和未来进步的意义。在大陆，宾雁、胡平仍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80年代启蒙中形成思想的人们中。多数冲突及其问题是缺乏沟通和讨论造成的误解。只要我们坚持常识认可的美德与常识界定的礼貌方式去善意沟通，多数人即使保留自己观点，也会积极回应讨论；甚至我们坦率一些、激烈一些，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不认为我们面临的危机是社会外部环境造成的，也不认为是我们有不可克服的自身障碍。王丹已经清楚地说明在正常社会中的反对派的价值；即使在最好的政治体制和情势中，反对活动也有丰富人们政治选择可能机会和拓宽选择空间的功能。在极权体制中，这一价值更容易被识别和承认；这是监督、反抗、制衡和结束极权体制不可替代的力量。
关键是我们要有新的视野和图式；其中，对世界及其可能发展前景、大的势力和政治取向、我们的位置和可能定位、我们与中国主要的势力的政治关系的潜在合作基础等问题要有数；否则就会碰壁，就会有无奈感，就会在与主要势力的发展脱节的同时我们自己在主导大陆局势中放逐自己出局。有了新的视野，还要有新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智慧去审时度势，制定相应的发展思路，在创造性地应用民主理念解答中国困境问题中，满足民众利益，争取民众支持。现代化发展中崛起的专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专业声誉、社会地位、收入利益与思维心态从根本上是需要开放、规范、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和程序稳定长期地保障其利益和安全；专制社会的专断蛮横和缺乏长期稳定的公正秩序，与现代精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相矛盾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能根据中国现实揭示新的问题、创造新的活动方式、采取新的话语,建立新的形象；在创造性地应对挑战中，要以艰苦的努力自我更新素质。在这方面，流亡有流亡的优势。流亡者可以观察更多的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可以了解这些经验背后的争论与创造性设想，可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至高点上梳理中华民族的发展问题。
关于精神发展榜样，我也不认为缺乏；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去解读和认同。从精神平面看，我们面临的困境不是前无古人的。“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物。”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与我们类似、甚至比我们还困难的情境，其中先哲做了心智两全的抉择。关键是我们要去认同。首先将其困境解读、建构成与我们类似的情境，然后吸取他们的选择中表现出的信念、美德、勇气和智慧。精神世界的传承关系与社会中的亲属关系不同，前者需要血缘联系，后者则仅仅只要我们真心地认同，就可以了。古希腊在人种和文化上本来都与当代欧洲人有断裂，但通过宗教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当代欧洲文化不仅在地缘上，而且在文化和思想传承上与古希腊精神相联系。而地缘最相关的现代希腊反而有些落伍。我刚谈到对孔子的解读；80年代初胡平就解读过苏格拉底之死。宾雁在80年代创造过一个正义的世界。只要有灵性悟性，只要有使命感和精神追求，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值得认同的精神榜样。有了这些榜样，我们会视野更清楚、意志更坚定、心地更明亮，精神面貌也会更有风采。
我想即兴追究陈军所说的话的意义。我同意陈军的看法，我们需要更丰富、更个性化的心灵世界和人生故事。本来流亡使我们有可能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有更丰富的精神资源去发展我们的心灵世界。但多数人却简单地限定自己的价值为反对专制，而远离本土使得反抗成为空洞仪式化的表演和抽象概念化的说教，既没有被迫害的危险和承担历史的重负的形象，又丧失了具体鲜活的内容，内在精神世界也充斥的怨恨多于爱，从而缺乏感人的精神。这是反对运动精神形象衰落的原因之一。但陈军对阿赫玛脱娃的故事的意义的开掘却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努力方向。一个方向是，我们需要追求高境界的精神文化世界。我们需要有超越于专制迫害强加于我们的屈辱和比我们反抗专制的活动更宽广的人生目标和境界。我同意这一点。我一直不愿在与专制者同样的水准上以仇恨哪怕是基于正义的仇恨去与专制者纠缠，耗费时间、精力和智慧，而总是力图在与各种力量和思潮就中国困境问题展开认真、诚恳的对话基础上建立尽量大包容性的政治沟通网络，在我的政治努力中更多地注入正面的建设性诉求。除了政治之外，我还力图在各种人生困境中坚守道义、力求成功，并希望创造具有超越政治的精神追求的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人生经历。
然而，陈军的陈述中还有另外一个方向，这就是提供个性化的内心体验的故事。这种故事可以打动人，但这不必是、而且往往不是高尚的反对者的故事。有时候，关于叛徒、懦弱者和逃兵甚至贪官污吏的复杂、痛苦和可怜的复杂的心里活动，比英雄故事更具感染力，更能打动人，也更容易赢得同情。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多数普通人有类似的人性弱点，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在这方面，反对运动不一定有优势产生更丰富的精神创造。对于这样的方向，我有点保留。在我看来，对有精神品位的人而言，追求真善美的真诚意愿和珍惜荣誉的羞耻心就可以基本保持其人生品质；这里不需要太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而复杂、微妙的心智之间和各种价值之间的平衡，又不是外人能容易体会到的。当然，触及到心灵世界的一定深度，反对运动在精神境界上比普通人甚至有专业成就的杰出人才有优势，比共产党的贪官污吏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在腐败丛生、社会不安全的中国，仍然需要反对运动；高速发展和快速转型的中国，比以往更需要反对运动。关键是，反对运动应当适应条件变化而自我调整，要从80年代走出来。执政者已经在92年后调整了一次；“三个代表”与十六大表明他们正在进行新的调整。由于意识形态、政体制度和利益结构限制，由于历史包袱，还由于必须对当下后果负责，执政者调整的余地不大，速度也不会及时。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公正解决中国现有问题，更没人指望他们能独自带领中华民族建立自由民主体制。自19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打开大门后，重建稳定公正的政体就是历史性课题。反对运动有宽广的时空和丰富的资源去为中华民族批判执政者、提出建设性政见、创造新的未来；关键是我们要学习各国发展经验、掌握中国现实的基础上调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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