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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旧作重贴】六四辩论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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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旧作重贴】六四辩论提纲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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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旧作重贴】六四辩论提纲 (828 reads)      时间: 2002-6-04 周二, 下午10:37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六四辩论提纲





芦笛





八九“民运”并非民主运动,而是改革过程中民众因松绑而引起的痉挛,实质上是对改革的反动,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人民牺牲,而且留下了影响深远的严重恶果。在客观上,它是保守派和“民主造反派”对改革事业的颠覆。





(一)运动的社会原因





1、 知识分子层面:“自由化”运动的启蒙引起他们对西方的朦胧憧憬和对现状的不满,诸如官倒等刚刚出现的腐败社会现象引起他们的震惊和愤懑,物价飞涨导致的自身相对贫困化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得他们怨气满腹。这就是他们同情学运的基本原因。但这些原始的、感性的情绪并不意味著他们对民主社会有起码的了解,除了新闻界明确提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外,愚昧的知识分子们作为一个整体,根本就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民主诉求,和其他人一样始终处在一种情绪化的盲动状态中。



2、 学生:除自由化运动的效应外,86学运导致胡耀邦倒台造成的负疚心理,是运动爆发的直接诱因。后期的“民主造反”则是为了逃避“秋后算账”。



3、 市民:物价飞涨、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出现、终身雇佣制即将废除等改革的副反应是他们同情学运的主要原因,次要原因是党停止搞个人崇拜后引起的民众的失落感和对新一代领袖的鄙视轻侮心理。



4、 工人阶级。因为“失去了天堂”而对新政权切齿痛恨,怀毛怀旧是他们参加游行示威的主要动机。和官方宣传相反,无论在古今中外,工人阶级从未代表过历史潮流,从来是一个比较愚昧、保守甚至反动的社会集团,在改革时代的中国它尤其如此。



综上所述,各阶级同情甚至投身学运与民主诉求毫无相干。他们的动机虽然形形色色,但宣泄对改革副产物的不满是明显的共同点。就动机而言,运动本身是对改革的示威,是对和平改造中国的反动。就实质而言,运动完全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大轰大嗡式的感性发泄,没有什么建设意义可言。





(二)运动的战略策略错误





89学运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发生的一个彻底错误的运动。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从未提出什么明确的、具体的、可行的、可为统治者接纳的建设性的纲领、计划、目标与行动口号,因此从一开头就注定了运动的机会主义性质。



1、 运动发生时的中共领导班子是共党有史以来最开明、最具有求新求变灵活性的统治集团,本身就在积极探索和平改造旧中国的各种途径和方案。对这样的开明政权,人民只该加以积极配合,根本就不该用大规模抗议示威的极端手段去予以打击。之所以发生这种错误,其实是因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开明决策者的觉悟超出了人民的觉悟水平。学生拒绝阎明复的调解、从而剥夺了赵紫阳在党内的权力斗争资本、导致他倒台,这一事实就再充份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



2、 运动错误地把目标对准了改革的驱动者和实际领袖邓小平,毫无必要地刺激他倒向保守派。



3、 运动正中党内保守派的下怀,在客观上帮了这些人的大忙。由於运动在表面上构成了对党和政权生存的严重挑战,它便为保守派向邓施加压力提供了强大借口,逼著邓在“亡党亡国”、“玉石俱焚”的可怕前景下与他们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因此而自断左右臂,实行大屠杀。



4、 示威者们以毛的“斗争哲学”为运动指导方针,丝毫没有“以斗争求妥协”的现代民主观念,而是效法中共执政前在国统区的“合法斗争”策略,以在人民群众面前羞辱统治者、“暴露他们的反动实质”为目标,从而干出了一系列鱼死网破的绝事:以在戈氏访华时强行占据广场羞辱共党及党魁邓小平;在广场上以绝食的极端手段讹诈党国;学生领袖在与李鹏等人对话时咄咄逼人;违反戒严令持续占据广场并树立民主女神像;在官方反复广播清场通知后还顽固地“保卫天安门”…。



这些荒谬举措,说服了一个靠暴力革命起家、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并实行“杀人治国”达三十年之久的反动血腥政党: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愚蠢的不知进退的乌合之众,而是处心积虑推翻他们统治的敌对势力,只能痛下杀手,杀一儆百,“退一步就全完了”。



5、 最不能原谅的,是学运领袖使用情感讹诈的手段逼得人民起来声援和保卫他们。以绝食的极端手段唤起百万民众大示威,赖在广场上迫使人民去堵军车,这些作法实质上是用人民去做保护他们的肉盾,这一卑鄙的策略已经由柴玲女士讲得很清楚了(详见她的讲话)。这种下流策略,使得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在官方反复广播清场后还去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装甲车,倒在本可避免的大屠杀之中。





(三)运动的严重后果





1、 运动使得人民迎著本可避免的大屠杀走了上去,导致数百或数千人丧生,造成了无从弥补的人命损失。这笔账首先要算在屠夫刽子手们的头上,这些人的屠民大罪一定要在未来彻底清算,但学运领袖也负有不容推卸的道德责任。



2、 运动给改革事业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胡、赵派人马一垮到底,而李鹏、姚依林等人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加强,成了不可挑战的政治势力。由赵紫阳启动的政治改革就此流产,取消宪法中“四个坚持”的条文的拟议就此被搁置(根据戴晴透露的消息,运动前夕共党中央已有此决定)。一代知识分子精英被迫流亡海外。时钟被大幅度倒拨。运动后很长一段时期官方报纸读来如同文革时期的宣传,直到邓小平南巡才力挽颓波,阻住了保守派的历史倒车。但政治改革就此停顿,至今遥遥无期。



3、 中共由此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大幅度的政治松绑再度引发政局动荡。这应该是中共因此放弃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运动更使得中共下定决心消灭“动乱苗子”于无形。不管是什麽性质的民众和平示威,哪怕是法轮功那种愚民活动,都要引来官方的过度反应和血腥镇压。这种后遗症的实质是彻底剥夺了民众对改革的参与,使人民和政府的双向交流、良性互动失去了可能,使党国机器的腐败无从根治,从而为下一轮暴力革命的发生作了充分铺垫。



4、 某些学运领袖如柴玲在运动中号召“保卫天安门”,宣称要做“吾以吾血建中华”的“谭嗣同”,在大屠杀发生后,大部份学运领袖却毫发无伤地流亡海外,使身受运动恶果的人民产生了被抛弃、被利用的感觉。目前国内人民普遍地对海外民运事业的幻灭,对民运人士反感,这应该是因素之一。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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