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老百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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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珠峰”—— 驳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 尾声
作者: 梅俏
日期: 2005-06-17 19:41
驳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
凡是愿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文革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的晚年是极其光辉的晚年。他倾其晚年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而那些对他晚年所有的质疑和指责都会在你的心头烟消云散，还你一个晴朗的思维空间。
（一） 文革是失败了吗？
一提起文革，不少人都以失败论之。否定它的人这样说并不奇怪；肯定它的人也这样说，就值得考究。
我们从文革的全部进程看，由于有毛泽东的领导，文革是以全面胜利而昭告天下的。林彪事件出现以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对文革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先进的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不是动摇，而是深化。像《毛泽东传》中那样的结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自然是否定派的结论。他们完全按照我国修正主义的调子，企图把毛泽东写成一个左倾错误累累屡犯的领导人，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立根据。但是，人们透过全书提供的翔实材料，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个结论；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凡是出现“左”的错误，都是毛泽东纠正的。即使是林彪事件的出现，也说明文革对党内野心家的暴露和冲刷是毫不留情的。事件虽然带有突发性，对毛泽东的震撼和干扰也是很大的。如同吴德在回忆中所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天，在接见外宾时，“他见了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但是，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突发事件的处理，仍然是出乎常人的想象。他不仅重申了党对错误路线的头子“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一贯政策，而且继续用文革的理论来解剖这种事件的发生，使这种突发事件得到必然性的解释。我们在研究反对林彪反党集团这一战役时，不论是倡导学习马列的六本书，还是批判林彪路线右的实质，以至后来的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怎样深化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只要认真研究和对待这种深化，就不难看出文革理论和实践是那么的光彩照人。
长篇小说《双水峪》最初构思时，作者只是看到“四人帮”被抓捕后有一股反文革的思潮，而且怀疑到领军人物是邓小平，就想用“红烧鲤鱼，我吃中段”的办法，抓住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容翻案的事件，来描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一时期作者生活在农村，农民群众是完全按照自己的阶级感情来理解这个事件的，作者深受教育和感染。平反进城以后，作者也听到一些怀疑文革的传闻；分配工作以后，也看到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给知心领导写的大字报就是《要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在小说中，也在宛（万的谐音）书记身上反映了这种情绪，但现在看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不够。这是小说的一大缺陷。作者通过后来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才发现这个事件对我们党的影响太大了。
首先说说周恩来同志。毫无疑义，周恩来同志是毛主席最信赖的那届领导人之一。如果说在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那一战役中，林彪是“高举”的一面招牌的话，那么周恩来则是实实在在的中流砥柱。没有周恩来的辅佐，很难想象能取得全面胜利。可以说在整个战役中，周恩来政治思想上都是紧跟毛主席的。周恩来的功绩在这一段是最为卓著的。他殚思竭虑，夙兴夜寐，把共产党人忘我工作的精神推到了极致。就是林彪事件的突然发生，他处在一线处理也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他无疑是文革中国家机器运转的第一行使者。在中美会谈中，更是显示了他的才华和魅力。人民视他为好总理，对他那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只求党和人民安福的共产主义情操，更是崇敬不已。然而，不能不说在林彪事件之后，他的思想多少有些变化。也许由于这一点，在“批周会”期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周恩来在写检讨前曾要求向毛泽东当面作检讨，毛泽东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接着，毛主席又批评政治局、军委、外交部不抓大事、不议政，显然是对总理不满意。这恐怕是批评“反冒进”以来仅有的一段紧张关系。毛主席抓住郭老这个典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自觉地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决裂。这是挖修根的重大措施，也是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战役部署。江青把运动搞歪，只是外部原因，内因仍然是这些高层领导包括总理在内，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同儒家思想实行过彻底的决裂。像李先念这样的高级领导，在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谈及批孔，竟然一句话也说不上，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但是，这毕竟是思想认识问题。当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表示要做检讨时，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当即叫人告诉总理，不要检讨了。在对待邓小平的复出上，周恩来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行事的。据周恩来身边的人回忆，邓小平在婉拒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作文革的决议后，就匆匆赶到三0五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恩来谈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前后经过。周恩来这时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但他还是瞪着眼对邓小平说：“你就不能忍一忍？！”不久，他就亲笔给毛泽东写信，提议让邓小平取代他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毛泽东没有回应。这件事能说明什么呢？当时，毛泽东虽然正在筹划如何对付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但邓小平不可能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原来的信任写这样的推荐信，又有什么奇怪。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表了两首词以后，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以吟咏毛主席的词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伟哉！周恩来在政治上跟随毛泽东几十年不变，那是难能可贵的，无可挑剔的。也许由于这一点，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右派先生们，一会儿把周恩来抹成白脸，说是他们的人；一会儿又把他涂成红脸，说他对毛泽东“愚忠”。美国总统尼克松根据他在中美会谈中的直观，说周恩来“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中”。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无容置疑地认定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任右派先生们将周恩来“零落成泥碾作尘”，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眼里周恩来同志仍然“只有香如故”。周恩来一生严于解剖自己，正是这种革命品质，使他能够在政治上跟随毛泽东，完成革命大业。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是毛泽东在思想政治上的“珠穆朗玛峰”，那周恩来应当是攀登此峰最高的一个人。也许由于晚年病魔缠身，心力交瘁，影响了他在中央领导层的作用。不然，哪有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机会。
再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领袖们。在写小说《双水峪》时，作者借用了一位革命老人书中的话，说文革中毛主席用人不当。后来这位老人说，毛主席不用这几个人又能用谁？老人的认识有了变化。通过这次研究，我认为老人的变化是非常对的。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领袖们，在这场大革命中确实起到了冲锋陷阵的先锋作用。毛泽东对他们是非常信赖和爱护的。在他七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天，不爱过生日的毛泽东，特意把他们请到家中，向他们阐述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要同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较量。并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文革小组：“天下的讴歌者，不歌颂尧之子丹朱而歌舜，现在天下的人民，不歌中央书记处、政治局而歌中央文革小组，人心所归的是文革小组。”他曾指示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当“二月逆流”一些人围攻他们时，毛主席挺身而出，保护了他们。可见毛主席对他们信赖到何等地步。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大都是带着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思想参加这场革命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的思想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有的被敌人拉下水，如王、关、戚就是被林彪拉了去“揪军内一小撮”、反总理（夺外交部的权矛头也是对着总理的）而被分化出去的。江青在前期是起着领袖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她和林彪之间一些不正常的关系，在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也是有所察觉的。最严重的是，林彪事件之后，江青有了政治野心，不但为周恩来最先发现和抵制，而且多次被毛泽东所揭露。她对毛泽东后期深化文革的部署表面上是“紧跟”，实际上是拿它作棍子去打人。打叶剑英、邓小平虽然在战役上干扰了毛主席的部署，但有情可原；把矛头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向周恩来，除了野心还有什么！什么叫野心？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的恶性膨胀。毛主席迟迟不愿处理她，主要是考虑到中央领导班子中左右力量对比的问题。毛主席把两个右派清除出中央领导班子，让江青继续留在班子里，就是给她一个机会：改过自新，团结多数；继续胡闹，自取灭亡。痛惜哉！江青辜负了毛泽东给她的这个机会。
正是由于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之后，发生了这样两种情况的变化，使毛泽东后期深化文革的完美理论在实践上并不完美。毛泽东屡屡提及的“领导危机”恐怕是指这种情况。我们说文革没有失败，是指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失败。一个很浅显的逻辑是，假如毛泽东生命不终结，不完美的实践总是会完美的。要说胜利中有失败的因素，除了毛泽东屡屡告诫的“不能说最后的胜利”，“这个阶级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右的势力以外，就是革命核心中的这两种情况。在毛泽东逝世前的那届领导班子中，几乎看不出毛泽东深化文革的部署对他们的教育。所以，一两个人后来成了邓小平翻案复辟的高参和干将不足为奇；就是那几个当了垫脚石的人，他们的言谈和回忆录，也看不出这方面的痕迹。他们容不得江青，却把毛泽东为他们请出去的右派人物请了回来，演出葬送毛泽东事业的大悲剧！如果说逝去的人们已不应苛求，那么活着的人们，还不应该利用生命的最后年月，补登这座高峰，向人民和历史做出应有的交代吗？难道还要把错误带进棺材里吗？
至于江青的教训，那更有历史意义。一切愿意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志，都应以江青们为训，斗私批修，努力改造世界观，任何非无产阶级思想都是这个革命的大敌。可是，至今有些同志不愿意吸取这个教训，他们对江青只愿意崇敬，不愿意引戒，不愿意听取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甚至美化江青，这是很不应该的。难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是小节吗？是可有可无吗？毛泽东是深知其人的，江青后来的思想变化怎么能逃过毛泽东的眼力呢？毛泽东批评江青，实际上是拿亲人作典型，教育那个年代的革命造反派。这是无产阶级导师的伟大胸襟。“‘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那是邓小平的“欲加之罪”；在党内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帮派，总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吧。江青心胸狭小，挟嫌报复，在文革中，对老干部打击一大片，搞极左思潮，后期竟然把矛头对着周恩来，引起很大的民愤。江青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她这些错误绝不能在革命中重演，这是革命取胜的必要条件。
我们分析了文革后期胜利中的失败因素，就是要认真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把前人失败的因素转化为胜利的因素。邓小平的翻案复辟使文革彻底失败了，他的翻案复辟暂时似乎是成功了，但是谁能说失败不是它的必然结局。事情正在起变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即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与翻案复辟派的彻底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
（二） 文革是悲剧吗？
和失败论相伴的是悲剧论。他们认为文革一是超前了，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二是超过了群众的觉悟。这些人大都是歌颂毛泽东的，但他们歌颂的是毛泽东的第一件事，一说到第二件事，就是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反正不愿意投赞成票。
有篇纪念文章，叫《重读毛泽东》。文章开始说了毛泽东一段好话，接着笔锋一转，写道：“毛泽东也是一位悲剧英雄。他的悲剧在于晚年思想中空想的成分越来越大，理想主义的倾向过度扩张，他要向历史寻求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他要超越历史，而历史是无法被超越的，这就是历史上所有理想主义先贤们必然会遇到的悲剧。毛泽东伟大事业的实现，需要的不是一两个圣徒，而是一大批圣徒和准圣徒们，然而历史却不允许给他提供这些条件，于是他便要无条件地创造，去超越物质条件的许可人为地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这样，悲剧便不可避免，但又何其悲壮！”
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毛泽东晚年思想是空想的吗？二是毛泽东是人为地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吗？三是毛泽东文革中所教育的人（作者称圣徒、准圣徒是讥讽毛泽东晚年思想如同宗教一样）是一两个吗？
先说第一个。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他赞同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很有道理的。（1）从西柏坡出发进北京“赶考”，他就说：“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晚年思想的形成完全符合这个初衷，是名实相符，过人甚远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说法是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提出的，主席认为修不修要看是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二月中旬，主席要我写文章，并规定了文章的题目：《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2）这个思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是它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探索，对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探索，都是科学的，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凡是认真研究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都会得出这些结论的。请问：在这样完整而又科学的思想体系里，谁能看出它空想的成分呢？马克思主义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把革命的理想主义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在一起，这是它这一学说不同于其他学说的独有的风格。难道理想就是空想吗？什么叫空想？就是否认阶级斗争的人类文明史，想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平。马克思叫它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晚年思想是建立在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而且为现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的社会现实所证实，这样的思想有一丝一毫的空想成分吗？没有。只有那些爬行主义者、目光短浅者、开历史倒车者才会得出这样不实际的结论。君不见，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这么多年在马列著作里寻找空想成分，污蔑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乌托邦”吗？《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真理，不是在曲折中实现吗？不能把一时没有实现或在曲折中实现的真理就贬为“空想”，那是庸人的短见。作者说：毛泽东“他只看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他不愿意看到他亲手缔造的新型国家最后成为追求物欲的大市场。”二十多年复辟的惨变，人们已经看清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嫁接”到社会主义身上，那纯粹是骗人。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新型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倒退到如同旧中国那样的黑暗社会。很多老同志看着这样的惨变，都无不悲愤地说：“白干了！”作者大概把这样的倒退视为前进，把毛泽东“根本不屑于采用”市场经济视为“空想”吧。那这就是“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了！
再说第二个。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要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且开辟了许多途径，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自《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人所共知的一条共产党的主张。“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尔后，马克思又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里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社会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亿万人民群众斗私批修并且学懂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执政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列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重要标志。亿万群众斗私批修的热潮有如江河湖海的汹涌波涛。凡是经历过的人，只要在这方面有过自觉的行动，谁能说这是毛泽东“无条件地创造，去超越物质条件的许可人为地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呢？只有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他们硬着头皮顶过来，在“改革开放”年代，和修正主义路线一拍即合，才会有这种“回头望”的认识。君不见，当年帝国主义宣传家把中国人的思想改造诬蔑为“洗脑”，但是，毛泽东的“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思想，不仅把末代皇帝及其遗老遗少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把国民党一大批军官改造得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就是朝鲜战场上被我俘获的美帝及其帮凶的俘虏们，面对志愿军工作人员，好像到了“做人”的另一个世界，惊奇、激动得热泪盈眶。只是到了要和“私字”彻底决裂的文化大革命中，党内的走资派不干了，他们死守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块阵地，搞修正主义。作者所推崇的“那些刺激经济发展的办法”是毛泽东所反对的。毛泽东历来是启发人的觉悟，调动人的积极性，引导人们树立公心，一句话，利人以公；而修正主义者则把人的自私看成人的本质，想尽办法“刺激”人的私心，一句话，诱人以私。但是，这些办法在“改革开放”年代运用又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首先是“刺激”出一个侵吞国家几代人民血汗换来的国有资产的官僚买办阶级，其次是用农民破产、工人下岗失业的悲惨遭遇喂肥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一群吸血鬼“私字”膨胀，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在社会上制造了多少罪恶。而人民群众被“刺激”得没了劳动权、休养权、受教育权，更没了参与和监督国家管理权；从主人翁地位滑落到社会的最底层。社会道德、人的良心都金钱化了，农民的儿子上大学，成了父亲的讨债人。“刺激”私字的物质基础是丰富了，而社会私有化程度也加剧了。社会变到这种程度，还为“私字”唱赞歌、为“刺激”评功摆好，指责毛泽东是“人为地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这种话为谁说还不清楚吗？
关于文革培养接班人的问题。首先，毛泽东晚年思想是科学而不是宗教，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宗教说”实质上是诬蔑文革是“造神运动”的翻版。他们把人民群众对解放自己、为自己谋福利的毛泽东思想的无比信赖同对宗教的信仰等同起来，好像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人民群众信仰的科学从人民群众的生活里剔出去。“圣徒说”就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毛泽东战士的诬称。但是，谁也看得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以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接班人为基础的；一两个中央一级的接班人没有成功，造成修正主义篡党夺权，使“千百万”断送了革命路线的指引，长时期被压抑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之下。“宝剑锋从磨砺出”。修正主义的摧残和迫害从反面教育了“千百万”，他们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认识更加坚定，更为升华；手中斗争的“宝剑”更为锋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不正是显示出这“千百万”种子的作用吗？讥讽毛泽东没有培养好接班人，是闭眼不看这些事实，形而上地看待修正主义篡党夺权。“千百万”种子深植于人民群众中，一定会生根、发芽，把修正主义污染了的中华大地重新绿化为毛泽东思想之花盛开的家园，毛泽东的故乡一定会重振毛泽东思想的雄风。
作者还说：“他（指毛泽东）的悲剧还在于他坚信他所奔赴的方向是带领他的人民达到天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热切地希望带领人民跑步进入理想中的幸福天堂，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为人民谋幸福的悲壮探索却造成了另一种苦难。”由于作者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宗教化，他很自然地把毛泽东带领人民奔赴的方向称之为“天堂”。事实上，人民群众在丧失政权以后，对毛泽东带领他们奔赴的方向更加明白，更加期盼，更加向往；那绝对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文革是演练，而不是苦难；他们付出的惨重代价，不是文革，而是“改革开放”。只有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他们对文革有诉不完的“苦难”，有说不尽的“惨痛代价”。所以，在坚持文革的方向上，不是毛泽东脱离群众，而是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他们眼里根本没有群众。他们把自己对文革的“苦难”、“代价”说成是全体人民的；在人民尚不觉悟的时候，还能欺骗于一时，一旦人民觉醒过来，再唱这种调子还有谁人相信！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次“毛泽东热”中，有人到农村调查，发现农民并不反对文革而惊呼“文革至今还很有市场”的道理。
毛泽东晚年有过忧思，他忧思的是在党内尤其是中央领导层对他晚年办的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赞成的人理解的程度又不一样。这就为走资派篡党夺权埋下了隐患。他做了种种努力。可以说他是带着这种忧思离开人世的。但是，这和悲剧又有何干。什么叫悲剧？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构成的冲突，就叫悲剧。鲁迅说“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就是悲剧。毛泽东的忧思是对中央领导层力量对比的忧思，并不是对他的思想、他的事业能否胜利的忧思。他一再对国际友人说，中国可能变，变成修正主义，但一定还会变回来的。这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清醒。所以，魏巍同志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谒毛主席纪念堂时写诗说：“世事惊逆变，伟人仍安详；自信兴亡事，人民有主张。”
所以，我们说，悲剧不是毛泽东，悲剧在于作者至今还站在修正主义门槛里观看文革，观看毛泽东；至今还在津津乐道：“我们已经跨入了MTO（世界贸易组织的英文简写——引者）的门槛，这是值得庆幸的。”
（三） 文革有没有黑暗面，有没有一条“左”的路线？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在革命中，正确路线总是在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文革也不例外。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文革中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邓的资反路线不仅表现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里，而且主要表现在邓小平所刮的右倾翻案风里。这一条路线自始至终成了文革的主要危险，它在文革中造成的黑暗面是最大的。这里不仅有他们直接导演的镇压群众的白色恐怖，更有他们地方代理人的疯狂反扑。吴德回忆所讲的北京郊区大兴、昌平两个村子，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的事件。原来是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为了转移斗争目标，煽动群众斗地富及其子女。吴德把这两个支部书记比喻成后来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是很有道理的，他们都是刘、邓路线下的走资派。只是那时的走资派（人们叫他“土皇帝”）还是假手群众斗地富，禹作敏就是直接对着群众了。这反映了错误路线从从属地位到占统治地位的变化。现在看看各地的“土皇帝”对待群众的残忍程度早已超过了禹作敏。邓小平后来刮的右倾翻案风更是把一批老革命领到了翻案复辟的黑暗道路。
对于林彪路线，分歧点在于是“左”还是右。坚持“左”的同志认为林彪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的确，林彪在文革中是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提出的“现在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就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改了，必然在干部问题上重复刘、邓路线打击一大片。他“大树特树”，名曰树人，实为树己；并以这面旗子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但这些都是台前的，只要把幕后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就不难看出他在推行一条什么路线了。网上有一篇根据林彪、叶群的日记整理的林彪林立果父子的谈话，完全暴露了林彪“九一三”事件前的反动思想。谁能想到这个“一贯高举”、上了党章的接班人，这时竟然在背地像魔鬼咒骂神明一样，咒骂毛泽东是“万能的上帝”、“阎王当家”。攻击毛泽东思想“整个就是英雄造世界的理论，比尼采还厉害！”公然说：“毛打击王明，往死里整，乱了套。对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都过分了。”夸赞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他们整人也不像毛那么厉害，所以建立了势力”。他还讲述他在毛泽东身边是怎样隐藏下来的。他说：“说到韬晦，我不否认。谁不韬晦？就看谁搞得像样罢了。很难说啊。对毛泽东，你还是得韬晦。曹操说，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一切是非，不说，不解释，只附和。不成熟的话不说，宁肯沉默。把自己的兴趣都隐藏起来，使他不知道我们想什么。当他是外人，是贼骨头，不示以感情。同时，要吸取他的智慧。”就是在这种“韬晦”中，和儿子商讨“兵谏毛泽东”的罪恶计划。看看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韬晦术”，真是令人难以不发指！所以，林彪的“左”，完全是为了掩盖他的右。正如周恩来在十大政治报告里揭露的那样：林彪是一伙“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野心家。
毛泽东在揭露刘少奇五十多天里白色恐怖时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泽东这里总结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当着正确路线占上风的时候，错误路线就被迫地表现出“左”的倾向，一旦在正确路线出现困难时，错误路线就完全以右的面貌出现了。刘少奇、邓小平是这样，林彪也不例外。只是他把封建的、法西斯的、日本武士道的东西都用上了，在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搞反革命政变。他的失败之惨，连毛泽东都感到了意外。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周恩来批极左，一是因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右不是“左”，二是批极左很容易批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与旧世界决裂的大革命，其一切新生的事物都表现出初生的脆弱性，亟需无产阶级专政加以保护；批极左，很容易把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群众自己的认识水平而出现的过激行为相混淆，棍子打在群众头上，那是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的。毛泽东所说文革的主要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是指干部和受冲击的人，二是指群众组织。这两点，毛泽东在后来都身体力行，加以纠正。这就极大地保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再一个问题是，江青一伙是不是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江青一伙有极左思想和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据付崇碧同志回忆，文革前期，他受周总理之托，把一批老干部集中到北京西山保护起来，江青知道后就追问他，意思是你把这些人保护起来，群众没了斗争对象，怎么发动群众。情急之下，有人建议他向毛主席汇报。他向毛主席汇报，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江青就不好再追问了。显然，江青是把斗干部作为发动群众的条件来看待的。虽有一定道理（即指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批判他们的错误，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很容易打击一大片。至于毛泽东和张春桥面谈，要为贺龙平反，张春桥没有行动，也表现出“左”的情绪。特别是吴德回忆说，毛泽东明令要解放干部，江青一伙在政治局多方阻挠。显然，这时的行为就同江青个人野心分不开了。至于江青背着毛泽东制造的一些冤案、错案，那完全是出于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和林彪不同，自己并没有形成什么路线。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从事的。再说，毛主席领导革命，从来是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右又反‘左’，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文革更是如此。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举了一系列事例，说明毛主席反“左”纠“左”的斗争。他说：“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坚持夺权斗争，谁也不能阻碍，另一方面一旦出现了左（应为‘左’——引者）的东西，不合适的东西，他也抓得很紧，一出现苗头就批评。”他还举例说毛主席当时批评文革小组（主要是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请示报告制度。整个文革中，毛主席都是严格限制江青参与外事活动的。就是后期，江青自批孔以后，毛主席基本上不怎么用她。其他几位，毛主席还在任用；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还是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那些反复辟、反倒退的文章，至今还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芒。邓小平假手打击它的领导人，毛主席毫无疑义地加以保护，道理就在这里。如果那些抓捕“四人帮”的人，能够从这个角度看待“四人帮”的问题，就不会做出那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来。他们把“四人帮”定为“反党集团”，实际上是批他们的所谓“极左路线”。结果呢？大批革命造反派受到打击和牵连；待到邓小平把“四人帮”上升为“反革命集团”以后，造反派就作为“三种人”受到残酷的镇压。这时，邓小平批的“左”就彻底演变为左了，成了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代名词。这就是批极左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记取。
现在值得总结的是，革命者自己混淆两类矛盾的严重教训。文革初始出现的给“黑帮”剪头发、挂牌子、游街，批斗会上让“黑帮”坐喷气式等等带有侮辱人格的举动，都是极不文明的，实际上这都是变相的武斗，并不能触及灵魂。虽然事后很多吃过这种苦头、受过这种侮辱的同志都不计较，但毕竟这和革命相去万里。正像一位老同志总结时说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对敌斗争的不文明行为远远地抛到太平洋里去。
最值得引出教训的是，文革中成立的一些专案组，权力过大，办案人员政策水平和经验参差不齐，宁“左”勿右的思想相当普遍。有了这种思想，办案中难免不搞逼供信。有些办案人员滥施淫威，逼出人命。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是这样被逼死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毛主席讲，对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主席的讲话全文以播放录音的形式向全国传达，在北大放了两天。师生听了都说：“毛主席保了翦伯赞！”“翦伯赞快要解放了！”驻北大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给翦先生和夫人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说：“毛主席保你了，你要感谢毛主席！”并在生活待遇上给以改善:原工资350元，文革中降到30元，现在改为120元；原住在北大燕东园楼房，后迁到蒋家胡同一间小平房，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这次回迁到燕南园，仍住楼房；并派了一位姓杜的退休工人给他做保姆。翦很感激，连夜给毛主席写了感谢信。毛主席看了，说：“翦伯赞的信写的很好嘛！”接着，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将翦夫人接到市委大楼，向她再次讲述了毛主席有关“保”翦先生的讲话精神，要她好好照顾翦先生的身体和生活。翦夫人非常高兴，从衣袋中掏出一枚大型毛主席像章，问丁她能不能佩戴？丁回答说：“怎么不能带？完全可以带！”老太太当时就将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这几天，是翦氏夫妇几年来难得高兴的日子。可是，就在这之后，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副组长，在调查刘少奇的一件事时，开始也不通过北大工宣队领导，先后多次直接找到翦，要翦交待他所知道的刘少奇的问题。翦交待不出，他就威逼，给他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拍桌子说：“你不老实交待，我们给你拿出人证、物证、旁证，你就得去坐牢！”“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并指着外面他坐的车吓唬翦先生说：“你再不交代，外面有车，就抓你坐牢！”还说：“你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翦被逼急了，举起手张开五指说：“我的手只有这么大，我能掩尽天下耳目吗？”另一组员骂道：“你是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翦冷笑一声，转身对那个负责人说：“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我要实事求是。坐监牢狱，我不怕。国民党时代我不怕坐监牢狱，今天我更不怕坐监牢狱。我死都不怕，还怕坐监牢狱吗！”这个负责人还不死心，临走时还威胁说：“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把假的去掉，把真的倒出来，明天继续交待。”这种“解放”和“被逼”的巨大反差，一时击垮了翦先生的精神。在这之后的一天晚上，翦让杜师傅明天晚一点叫他起床，他自己热了一锅奶，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的高效安眠药速可眠放进去，夫妇俩一并喝下……在翦的口袋里发现了两个纸条：一个写着“我实在交待不出来，就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条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后，极为震惊和气愤，指示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把专案组的人叫到人大会堂狠批了一通。责备他们“为什么在刘少奇的专案已经结束之后，还要找翦伯赞继续调查刘少奇的问题？”指责他们对翦进行逼供信，致将翦逼死，违背中央的政策。批评他们说：“毛主席保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让他坐监牢？你们对毛主席不忠！”这个施淫威的副组长到北大检查了两次，先是给了个警告处分，后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毛泽东正是从这些事例中看出专案组的弊端，批评了专案组的工作，并且在后期解放干部时，明令把原来专案组人员换掉，重新派人去搞。一些专案组在定性上混淆了两类矛盾，下放到群众中实行群众专政的对象，也必然会受到各种错误的对待。
还有一个教训值得记取，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凡被打倒的高级干部几乎都被关押起来，一关就是几年，有的长达十年，有的受到非人的待遇，伤害身心，甚至身残人亡。毛泽东批评：“久关不是办法。”“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那些被长期关押过、受过非人待遇的老同志，在看清了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真面目后，毅然举起革命旗帜，站在反复辟、反倒退的行列里；有的对青年不讲个人遭际，专讲文革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其心胸何等宽广，其精神何等感人。然而透过他们的遭际，可以看出那是实实在在的错案、冤案，教训令人刻骨铭心。而那些跟着邓小平搞翻案复辟又作恶多端至今不悔悟的人，就很难说文革把他们打错了，关错了。
现在否定文革的人，恐怕有些同志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过不了关，他们心中的阴暗面总是挥之不去。但是，只要仔细分析，造成阴暗面的种种原因，就会一清二楚。有的老同志长时期对文革的认识扭不过弯来，这次从《毛泽东传》里看到毛主席对这些阴暗面几乎都有过分析、批评和解决，心里一下明亮了：“那不是人家毛泽东搞的。”从而站到了毛泽东旗帜下。
至于走资派和右派先生们天天在收集文革的阴暗面、荒唐事、死人账，出版了大量的书籍，甚至扬言要建文革展览馆，作为他们恨文革（恨中有怕）的纪念碑。但是，他们的企图只能是“桀犬吠尧”、“蜀犬吠日”罢了。随着历史的进展，文革的思想光芒将日益照耀着人们的心灵，它的阴暗面不但人们会正视，而且会认真吸取。那时，人们就会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收获最大、损失最小的一场大革命。
（四） 文革生产是不是下降了，国民经济是不是到了“崩溃的边沿”？
否定文革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大做文章，他们抓住华国锋的一句不慎之言，演绎出文革生产如何连年下降，最后到了“经济濒临崩溃的边沿”的神话。但是，经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还有好多研究家的研究，这些神话都不攻自破了。
统计数字说明，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年平均增长率：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一九六六年有人认为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可不记入）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只有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两年是下降的，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这十年发展指标：一九七六年与一九六六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
从当时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看，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五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一九五二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邓老力群同志还特别指出文革时期的几项经济成就 1)具有战略和长远利益的三线建设成就。邓老说：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2）国防尖端科技的突破。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交付海军使用；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卫星发射技术实现了第二个飞跃。邓老高兴地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3）石油、电子工业的发展。（4）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的发展。（5）“四三方案”和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个方案被统称为“四三方案”，是继20世纪五十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
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否定文革的人看来，他们认为都是和文革相对立的事物；说起原因，或说是周恩来抵制极左路线的结果，或说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结果，或说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动乱抵制的结果。总而言之，不能记在文革的账上，更不能记在毛泽东的头上。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成就的取得，主因确是文革对劳动者自身解放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被劳动者掌握的结果。
邓老说得对：“文革中，毛泽东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六个字是毛泽东关于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政治和经济辩证关系一系列阐述的最简要、最形象的表述，因而最易为群众所掌握。这一方针最早是在毛泽东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里提出的，尔后，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在视察大江南北的谈话里又说：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也就是苏联对我实行核讹诈最紧张的年头，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针对它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十一月他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以看出，文革十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抓革命，促生产”的。
有的同志还从“三个代价”方面来看待文革的经济建设：即“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认为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性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认为绝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制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认为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三线建设的成本可视作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防御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这样的分析都是实事求是的。
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生前文革时期国家的局面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党不腐败，军不腐败，政不腐败，干不腐败，民风正，国势待发。如果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恰当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给右派任何翻案的机会，那么，我们的国家将是多么灿烂啊！痛惜哉！毛泽东离世不久，一切都变了，变得黑白颠倒，指是为非，连毛泽东光辉的晚年也被指责成是“犯严重错误的晚年”，从而造成当代最大的认识误区和陷阱。
（五） 驳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
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指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制造这个误区和陷阱的始作俑者。这个决议用了四条篇幅对文革作了如下结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把文革分为三段：认为“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同志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发生的林彪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是第三阶段，认为这个阶段“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依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在作了这样的叙述之后，写道：“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毛泽东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决议”写道：“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过时已经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是讲毛泽东犯“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够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是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就是“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我们从这些结论里能看到什么呢？
第一、 拿这些结论同我们上述的研究情况相比较，谁是唯心主义谁是唯物主义不是很清楚吗？毛泽东曾讲过这样的话：“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决议”的作者们和当年的艾奇逊们何其相似乃尔！当年的艾奇逊们和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就是用这种唯心史观向其主子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释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反面教材，一连写了五篇文章，对这种唯心史观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揭露和批判，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决议”的作者们重新拾起这种唯心史观来评价文革和它的发动者毛泽东，岂不也落个艾奇逊们的下场吗？他们完全站在文革的对立面，不顾历史事实，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凭主观意志评价这场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这是他们反动政治目的决定的。他们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从而彻底否定毛泽东。因为这是他们翻案复辟的最大障碍。且不说所有的结论，单就他们例举的三条“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关于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问题。毛泽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到底是“误解或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是非难道还不清楚吗？历史是最好的教员。当年高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炮制的“决议”被他们“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得一清二楚，连当年参加起草的两位老同志都觉悟到“决议”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一位热烈赞扬勇敢批判“决议”的文章是“气壮山河”；一位写文公开声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充分说明凡真理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伪真理再包装也会被时间和历史剥开，露其真面目的。
第二、 我们以上驳的几条否定文革的谬论，其源盖出于此“决议”。所谓失败论，悲剧论，左倾错误、左倾路线论以及生产、经济发展成果与文革无关论，在“决议”里都可以找到。这说明“决议”的的确确是当代否定文革谬论的总根源，它启开了否定文革的堤坝。此后，关于文革的种种污泥浊水都汹涌而至。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决议”就是我国的翻案复辟派企图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因此，我们要打退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命运，就必须首先打掉“决议”这面旗子，任何保留它、宽容它、为它辩护的言论都是完全错误的。“决议”里确实有说毛泽东好话的地方，但那是掩人耳目，为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所设的障眼法。曾记否？“决议”初稿拿出以后，大家意见很大，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全否定了吗？另一位高参出主意说：这样写当然不行，要把民主革命时期的功绩在前面写一段。他们就是这样用肯定毛主席一个肩膀来否定毛主席的另一个肩膀。第一个肩膀扛的是他们和毛主席一块战斗过来的民主革命，第二个肩膀扛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他们就采取了这种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伎俩。至今有些同志看不透这一点，仍然站在“决议”的门框里，以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歌颂毛泽东，洋洋洒洒几万言，却在最后说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要“走出毛泽东的这个误区”。有的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晚年失误论’是无产阶级敌人精心设计的一颗毒丸，把毛主席的过去吹得越好，就是使毒丸包装越讲究，其毒性就越大。”有些人至今不敢面对历史，不敢面对真理，仍然按照“决议”的调子在“塑造”毛泽东，最典型的就数《毛泽东传》（1949——1976）。人们读着它，往往被书中那些大量的、翔实的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讲话、批示、信件、文章所感染而心悦诚服，却对书中的结论诸如“左”的错误啦、晚年失误啦、这也“失败”那也“失败”啦，总要嗤之以鼻。作者津津乐道它不仅是一本传记，而且是历史。人们要问：这反映的是什么历史？是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吗？错了！这是我国翻案复辟派眼中的历史，亦即“决议”眼中的历史。你们就是以这种眼光辛辛苦苦地写出这本1300万字的《毛泽东传》，读者一方面感激你们用你们的地位和条件为他们提供了那么丰富的材料，第一次接近毛泽东尤其是晚年毛泽东，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提供了极好的资料，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为你们的奴性而惋惜。
谁都知道，“决议”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在设计“决议”前后的态度作一浏览，就可看出“决议”不仅是唯心主义的杰作，而且是实用主义的杰作。这个“决议”充分暴露了邓小平作为阴谋家、野心家的真面目。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抓捕“四人帮”、十月六日公布了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十日，邓小平就给华写信：“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第二年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又给华写信：“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也许由于这两封信，邓小平便由毛泽东罢了官的人一跃成为华国锋的座上客。七月二十日，他在华国锋出席的同省党委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绊我们一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乘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的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文革前，我过分重视事务，跟刘少奇多接触，就少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曾经批评说：‘我开口讲斗争，你厌了，也少来了，不要单是你们泡在一起，会泡出毛病的。’回想起来，一针见血。当时多听毛主席的话，就不会犯路线错误，就不会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打倒了，毛主席又让我工作，我怕辜负了他，一急，‘四个现代化’路线觉悟又出了问题，‘纲’、‘目’混为一谈，结果让四人帮揪住尾巴一顿痛揍。可能同志们会说这是毛主席撤我的职，罢我的官。其实不然，所谓命该如此。江青就笑我脑袋尖，纱帽总带不稳。毛主席有独到的眼光，选定了华主席做接班人，这步棋下的对，把四人帮将死了。华主席坚持毛主席路线，一心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这都是老一辈革命家所信任的，完全放心让他当家。我们要热烈支持拥护。”
听听这段话，这是在全面肯定文革，并且深刻地检讨自己，感激毛主席的挽救。其语言多么形象，其感情多么真挚。
过了一年，即一九七八年，他已经恢复了副总理职务。谈及文革，他在肯定中就有了否定。这年七月十七日，他在会见英国客人詹金森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是要肯定。”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同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谈话要点有如下一段话：“五、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是复杂的。从总的来看，是肯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从要防止像苏联那样变修开始的。毛主席想发动群众起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林彪和‘四人帮’要夺权，被他们利用了。因而，发生了违背毛主席和党的本意的事情。这（指文化革命）是新生事物，也是前所未有的。今后必须很好地总结经验。不能轻率地否定。不想匆匆忙忙地总结文化大革命。”
这里提出了“不能轻率地否定”，“不想匆匆忙忙地总结”。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里也重复这个精神。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但是，到了一九八零年，他就开始大谈毛泽东的所谓“错误”了。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他说：“但是很不幸，他（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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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驳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