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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毛泽东的悲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具体操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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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参考资料]毛泽东的悲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具体操作原因 (221 reads) 时间: 2005-6-20 周一, 上午1:5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毛泽东的悲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具体操作原因？/范立群
(博讯2005年6月20日)
范立群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以悲剧收场的。毛泽东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与建立了新中国并列，作为了他毕生的两大成就，并作了反复强调，赌上了他一生的政治定位。然而，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他的爱将“四人帮”被粉碎了。紧接着，他一手扶起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也在“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与邓小平的对决中，暗然下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曾经被一度无情地一脚踢开和瘫痪了的整个干部体制的强烈反弹，被以文化大革命中所使用过的同样粗暴的大批判方式，在一片喊打声中，不容经过任何的理性分析，毫不留情地全盘否定了。

以毛泽东的聪明才智，他是应该能够预计到他所强调的第二个大成就，在他死后会有被全盘否定那么一天的。毛泽东在最后的几年里一再强调，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与建立了新中国并列，作为了他一生中的两大成就，可见他临死前的焦虑和不安。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他是多么的孤独和不甘，多么希望他的思想能被人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对“四人帮”也不看好，还是有所防范的，从他最后选择了在中央毫无根基的华国锋为接班人，作为一个在文革派和留下的中央老干部之间维持平衡的过渡性领袖，可见他的苦心和无奈。他寄希望于邓小平的能力和对他遗留下事业的忠诚，但又深感疑虑，几次举棋不定。十分不幸的是，毛泽东当年所担心将会发生的事，在他死后几乎全部应验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博讯 boxun.com)

在审判“四人帮”时，江青声称，她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在文革中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张牙舞爪，嚣张跋扈，伙同他们的党羽制造了这么多冤假错案，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十年动乱。“四人帮”不但是恶狗，还是疯狗，更是笨狗。要说狗利用了主人的溺爱和放纵，往往只是出自贪食（贪功）和凶残（乱咬）的本性，说到底，还是主人在利用着狗，或者说没有控制和利用好狗，哪有反过来说，本末倒置的道理？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按照他的理念，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一致同意”，“坚决贯彻执行”的全面支持下，亲自煽风点火，在他的全面掌控下开展的。“四人帮”只是按照他的战略步骤，帮着摇旗呐喊，敲锣打鼓，再加上小帮派野心的恶性膨胀，靠着主人的威望，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罢了。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在运动中的两个关键转折点的具体操作，政策和策略性的致命错误，造成了形势的大逆转，也有注定文革会失败的思想和理论上的盲区，即发动文革的理由是否正确和充分？采用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再一次革命的走极端方式，是否真如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否能够成立？这些致命的根本性的问题。本文将只从运动中的具体操作，政策和策略性的错误层次来试图作出分析。

在本人“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说到，到了1967年2月底，经过反击“二月逆流”后，使毛泽东觉得胜卷在握，形势一片大好。所有的阻力和障碍已经基本扫除，文革到了最后收口，集中力量完成全面夺权的收获期了。有中央文革在前台“冲锋陷阵”，有林彪团队的军事将领作后盾，有眼开，眼闭，放任周恩来保护和收拢的一批“誓死效忠”毛泽东的中央老干部和老帅作后备的制衡力量，毛泽东可以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也许是毛泽东对眼前的胜利在望，急于求成，过于乐观和自信，加上年老体衰，精力不济，放松了对他那一帮野心勃勃的下属的管束；也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副统帅”团队的好大喜功，自以为是，擅自作主，各从自身集团的利益出发，不择手段，争权夺利，紧接着就犯下了两个致命的大错误，使整个文革形势发生了大逆转。

第一个大错误，是于1967年3月16日，由中共中央印发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国民党特务，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配合批判刘，邓路线，反击“二月逆流”提供依据，为成批，成批地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同时也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然而，这些材料即使属实，显然都是一些党中央早就掌握的二，三十年前的历史老材料。既然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没有对他们按叛徒作处理，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也没有因为历史问题对这些人作过批判和斗争，而且还让他们在中央，政府和军队中居于高位，就必有其值得“谅解”的客观理由。这不是少数人可以任意操弄，瞒天过海，封得住口的。作出这种愚蠢行为的决策者，犯了画蛇添足的低级错误，简直是把人民当成了可以随便摆弄和欺骗的愚民。

这两份中央文件的公开化，虽然暂时达到了他们稳定大局的目的，实际效果却是灾难性的。这样不顾历史和诚信的做法，激起了受害者和知道事情发生始末真相的老干部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也正是因为此举的不合情理，引起了文革运动中的思想者，一批坚持独立思考，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追根究底的热血青年的怀疑。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发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使当时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和“叛徒集团”的斗争迅速扩大化。中央文革小组和“副统帅”团队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肃清反对力量，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大批，大规模的冤假错案，搞得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到了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通知，进一步造成了继“红五类”红卫兵所掀起红色恐怖后，又一场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这一些近似疯狂的举动，不但为他们自掘了坟墓，也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种下了苦果。

不管是知情老干部故意泄露的，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少数探索者自己从各大图书馆历史资料中查获的，文革运动中部分对各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和行为，认真分析，穷追不舍的学生，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刘少奇和薄一波等61人签下了“悔过书”，是因为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这是当时的党中央为了挽救这些不幸被捕的同志生命，聚集抗战的领导力量，满足当时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阀应付蒋介石中央政府的一种策略。当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时，当时的“党中央”这种出尔反尔，毫无诚信，为了政治斗争需要编造罪证的做法，在这些文革运动中的思想者群体中引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

这些难以令人置信的事实，动摇了他们以往的信仰和思维模式，使他们陷入了怀疑一切，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混乱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这些消息的外传，使当时的党中央，中央文革，文革的副统帅，甚至毛泽东的信誉和威望大打折扣，“绝对正确”的信念产生了动摇。既然毛泽东是“神”，反了走在路上就会被打死，而且学生们对他还有期盼，寄希望于他来拨乱反正。在文革中其他老干部都可以反，为什么祸国殃民的中央文革就不能反？于是，在中央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了他们达到清君侧，使毛泽东远离小人的炮打目标。他们抓住了这三个人的历史问题，家庭问题和倒行逆施的卑劣行为，展开了前仆后继的炮打，促使中央文革日渐成了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对象。

第二个紧跟着所犯下的大错误，就是不该把人民群众当阿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忽视了被愚弄民众的强烈反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当自认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曾经跟随着伟大领袖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感觉到受了愚弄和利用，而且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红卫兵运动和工人造反运动的精神控制，也就自动被瓦解了。利令智昏的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副统帅的团队，更不该在地方夺权斗争中操之过急，各怀鬼胎，拉一派，打一派，不择手段。他们不但为了私利，挑起了全国范围的武斗，提出了荒唐的“文攻武卫”口号，甚至提出“炮打军内一小撮”，把工人造反派的斗争目标引向了被毛泽东称为钢铁长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军队。

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革命狂热和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愚忠是十分盲目的，力量巨大，破坏性也极大，与毛泽东口里所说的发扬人民民主的理性行为是完全两回子事。狂热的革命斗争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即能用来杀敌，也能自残。潘多拉盒子打开容易，再想把已经放出来的魔鬼收回盒子中去就难了。既然跟随着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大刀阔斧，无法无天，搞了残酷斗争，砸烂了公检法，踢开了各级党委，瘫痪了各级政府，那些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和响应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起来造反，打倒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忙于扩充实力，抢班夺权的工人造反司令们，当然都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不会受到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干部，东山再起时的残酷报复和秋后算帐。不争取得到个相当的职位和权力，甚至加官进爵，他们岂肯轻易退出政治舞台？面临成王败寇的社会现实，涉及下属成千上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组织成员，及其家庭的今后荣辱兴衰，生死存亡，这些造反领袖只有步步跟进，寸步不让，根本就没有退路可走。

从1967年3月7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革的规定（草案）”和同日《人民日报》“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到3月8日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经验的批示，中央三申五令要求大专院校学生回校参加军训，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大联合。但是，由于校革委会内的权力再分配，面临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干部，可能被解放，结合进领导班子，紧跟而来的打击报复和秋后算帐的威胁，在各学校继续存在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央的指示根本就无法贯彻。被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的教师队伍，还是心有余悸，溃不成军。中央要求各地向所有学校派出工宣队，然而工宣队却无心与红卫兵为敌，反而十分理解和同情学生造反派的处境，他们自己惦记着的还是回厂夺权。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由于被背弃，中央和中央文革对红卫兵运动已经完全失控，文革初期的那种绝对信任，一呼百应的现象再也不存在了。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和文革中的思想者已经从个人崇拜的迷失中走了出来。他们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对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宦官弄权”，一直困惑不解，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历史问题穷追不舍，抱着“否定之否定”，“怀疑一切”的态度，忧虑着祖国的前途和未来。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了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操控文革走向全面胜利的阻力和打击对象。

拖到了半年后，1967年10月14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再次联名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已成了革委会的单位，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批示。然而，各校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没有解散，复课还是不可能落实。直到1968年的春天，毛泽东决定派出军宣队，对所有大专院校和中学实行军事管制，才算从表面上勉强压制了下来。

再来说说中央文革和副统帅林彪团队在通过大联合，实现全面夺权过程中的拙劣表现。早在1967年1月22日，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中央就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夺权。3月1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了关于地方夺权的通知。然而，要在全国各省，市实现造反组织的大联合，展开全面夺权就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上海的工人造反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一手操控下，扶植起来的。有中央文革的张春桥为后台，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也不可能有任何造反组织有力量与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抗衡。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过程，只是一场有计划的全面接管，按剧本演出的大戏，没有任何阻力和挑战。而在其他省，市，就有造反派组织山头林立，中央文革鞭长莫及等问题，存在一个先下手为强，地方势力，中央文革，林彪团队和原中央老干部势力，各方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展开的一系列缠斗，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协调，采取精明的策略才能达成目标。

然而，1967年7月20日，由于中央文革的王力在武汉，急功近利，轻率地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把一个具有百万之众的造反派，打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派”。被打击的一派强烈不满，扣留了嚣张跋扈的王力，并对他的言行强烈谴责。王力的鲁莽行为引起了湖北两大造反组织的大规模对抗。受到王力支持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几次冲击武汉军区，试图夺取武器，遭到了守卫武汉军区的部队的抵抗。这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注：当时本人和一批同学正好在武汉搞自费文革考察）。然而，江青和林彪却非但不检讨王力在工作中的鲁莽和轻率，反而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乘机排斥异己，硬是把武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把扣留过王力的造反派打成反动组织，并且谴责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在搞兵变，搞反革命暴乱。

1967年7月25日，林彪和江青在北京举行的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居然不顾就在不到半年前（同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通知，叫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号召造反群众冲击军事机关。7月27日，江青在河南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更是丧心病狂地提出了“文攻武卫”，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拿起武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同样是7月27日，林彪下令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含华的职务，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8月初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和关锋所写的“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文章。8月7日，完全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作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居然提出要“砸烂公（安），检（察院），法（院）”，号召群众冲击公，检，法。

他们的这一系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近似疯狂的行为，不但毁掉了文革以来，已经扫除了所有的阻力和障碍，只等收获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好形势，还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造反派之间以“文攻武卫”为名的敌对武装冲突，甚至内战，使得文革的局势变得十分混乱和诡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完成全面夺权，成了遥遥无期。而且，他们还冲击到了毛泽东划定的底线，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迫使毛泽东对他们作出了严厉批评，要求“还我长城！”，并且决定对王力和关锋隔离，审查。面对着即将要失控了的全国内战局势，毛泽东不得不出了应急的下策，派出军队到全国各省，市，县，实行了全面的军管。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已经基本破局，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都没有得到实现。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所期待的，在文革中涌现的工人，农民和学生革命领袖大多数都不理想，或者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中，在不得不大量重新启用曾经被打倒干部和军宣队的排挤和打击下，和被中央文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中途夭折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毛泽东原来指望由劳动人民出来说话，而且通过老，中，青三结合的方式，培养优秀的工，农领袖来当家作主，取代那些已经蜕化，变质了的官僚的理想目标破产了，得到的却是由一批军队将领担任着各省，市，县的党和政府第一把手的军政府。毛泽东原来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后来却越搞越乱，“敌人”越抓越多，“信得过”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只有依赖侄儿，侄女作为亲信。

作为毛泽东能够直接指挥，冲锋陷阵的干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人数越搞越少。当初，打倒了原文革五人小组和参与其中的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在1966年5月8日中央发出的新文革小组名单中，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遵忠，尹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加上后补的顾问陶铸，合计共有14人。没有等到运动展开就有王任重，刘志坚等5人落马。文革开展了才半年，陶铸不知趣，说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被打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因为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和鼓吹“打倒军内一小撮” 王力，关锋，随后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为了设不设国家主席，争当接班人问题，陈伯达，被卷入其中下台。作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恶贯满盈的康生也不再被看重，在政治舞台消失了。权势无比强大的中央文革，最后只剩下了抱成了一团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个人，加上从上海拖上去的造反司令王洪文，就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四人帮”。

“四人帮”的狐假虎威，嚣张跋扈，疯狗乱咬人，过分张牙舞爪，使他们到处树敌，民心全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危如卵累还不知死活。“四人帮”和林彪“副统帅”的团队为了争夺接班人的地位，矛盾激化，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更是致命的一击。清除了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后，在党中央紧随毛泽东的文革派更见凋零。由于过分偏激，加上内部倾轧，不能容人，他们把自己搞到势单力孤，大势已去。“四人帮”所谓的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实际上只是成了维护他们自己在文革中夺得的权位和既得利益的代名词和打击政敌的大棒。到了文革的后期，全国各地省，市，县的党和政府机关领导班子，虽然仍然高叫着文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但是从骨子里早已完成了全面的翻盘。文化大革命的这块招牌，只有靠着毛泽东的虎威坐镇和周恩来的忠心护盘才勉强维持。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文化大革命还怎么能够不失败？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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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文章所说是事实，但作者还是没有看明白文革. -- 朋友 - (0 Byte) 2005-6-20 周一, 上午7:51 (6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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