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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五：“纪顾九皋师”等五节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五：“纪顾九皋师”等五节 (636 reads) 时间: 2005-6-16 周四, 下午6:41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五

作者：包天笑

⊙纪顾九皋师

顾九臬先生，是我的第四位受业师。当我们迁居的时候，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如果迁移了新居，於我读书不便，可不是焦心的事吗？後来父亲探听得张家本请了一位教师，而且知道这位先生的教书，很为认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家境，已不能独立请一位教书的先生了。

先给张老太太说好，然後父亲去拜访顾先生，谈得很好。父亲的意思：「现在那些塾师教学生，只是要教他们死读，读得烂熟，背诵而流，而不肯讲解，似乎不能开他们的知识。最好是读一首书，便要把书中的道理，给他讲一遍，方能有益。而且懂得了书中的意义，便也可以记得牢了。」

顾先生的意思：「讲解是要紧的，熟读也是必须的。那些圣经贤传，非从小读不可，年纪一大，就读不熟了。」他说：「将来你令郎要应科举考试吗？主试的出一个题目，你却不知道在那一部书上？上下文是什么？你怎能做文章呢？如果读熟了的，一看题目，就知这题目的出处，上下文是什么，才思敏捷的，便可以一挥而就了。讲解自然是要紧的，但要选择容易明白的，由浅而深方可。假使是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稚学生，要给他们讲性理之学，道德之经，这是很烦难的了。上学以後，我先试试令郎的资质如何？再定教导的方法吧。」

本来这学堂里，已有了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张禹锡兄，还有一位钱世兄（已忘其名），年已十六七岁了。我去了，多添了一人，共有三人，而我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先生是愿意的，多添一位学生，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余元的束脩，不无小补，而我的加入，也可以算例外的。

顾先生的家里，住得很远，是在葑门内的织造府场。（前清时代，有三个织造衙门，一在南京，一在苏州，一在杭州。）从织造府场到文衙弄，真是从城内的东南到西北。所以顾先生要在馆里住四五天，方才回家一次。那位钱世兄呢，也住在葑门平桥，是顾先生到馆及回家必经之路，因此带出带归。原来钱世兄的父亲，和顾先生是老朋友，年龄既大，又无妻室，把钱世兄重托了顾先生，但是钱世兄佻达性成，顾先生监督甚严。

为了钱世兄年纪大了，已经开笔作文，张禹锡也十三四岁了，所以顾先生每天就要讲书，我年纪最小，但在讲书时候，令我旁听。讲过以後，他仍都要回讲，可是回讲不出，尤其那位钱世兄，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先生常常骂他。实在当先生讲书时，他并未入耳，因此心不在焉。我在旁边，心中想道：这几句书的意思，我倒明白，可惜先生不来问我，不教我回讲。

有一天，也是讲书以後，要他们回讲，他们都讲得不对。先生见我在旁边，便问我道：「你讲得出吗？你来讲讲看！」我便把几句书的意义解释了，先生大为夸奖我。夸奖我便是斥责他们，先生说：「你们年纪如许大了，反不及一个年纪小的。」其实先生讲时，他们指东话西，不在仔细听，我却是静听，所以回讲得出。

从此顾先生便特别注意我了，常常讲书给我听，但浅近的我可以明白，深奥的我可是不懂。这时候，我四书已经读完了，就在读五经。照寻常规例，是诗、书、易、礼、春秋，依着那个顺序读下去，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头时，他就说：诗经、尚书、周易，更加使小孩子难懂，不如先读礼记吧？礼记有几篇较为容易明白一点，所以我那时，礼记已读了半部了。

父亲的意思，要教我开笔作文了，因为我「三国志演义」也看得懂。而且见那两位大世兄读「唐诗三百首」，先生讲时，我也旁听。先生教他们读时，我觉得音调很好听，於是咿咿唔唔也哼起来了。先生也教我买了一部「唐诗三百首」来教我读，先读了五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高兴得了不得，从睡梦中也高吟此诗，好似唱歌一般。

当时中国儿童的文艺教育初步，最为奇特，第一步就是对对子。最先是两字对，以後便是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以至七字对。这其间便要辨四声，每一个字，都要知道它的平仄声。如果不知道，不是问先生，便要去翻字书，须要弄清楚那个字是平声还是仄声。对对也得辨明平仄，譬如「红泥」对「白石」，那是平仄协调，假使「红泥」对「黄沙」，因为「红泥」与「黄沙」四字，同为平声，便不协调了。

对对子到了五个字，便要成一句子，而且「仄仄平平仄」，就要调起平仄来了。这时候，也可以开始做诗了，五字一句，先做二十字，不管你通不通，诌成一苜，先生便给你改正。为什么要做五言诗呢？原来每逢考试，总有一首试帖持，五言六韵，或是五言八韵，因此从小就要练习起来。这八股八韵的考试制度，先把儿童的脑筋，冻结起来了。

大概开笔作文，总是先做诗，後作文，这个传统，不知从何来的。不过我在这四句诗约略可以诌成的时候，顾先生便教我作文了。作文为了预备考试起见，便要学作制艺。（名曰「时文」，又曰「八股文」）最先做「破承题」，其次做「起讲」，随後做「起股」「中股」「後股」，才得完篇。但顾先生却不如此，他教我先做一百字以内的小论，题目也是出在四书上的，第一篇是「学而时习之论」。

我在顾先生案头，很有进步，顾先生对我，也循循善诱。当时的作文，不是像现代那样用语体文的，我至少对於文言文的虚字，算是已弄通了。大概有两年多光景吧，这其间有个波折了。原来这位先生是张氏延请的，我不过是附读而已。张氏老太太因为她的儿子进境很迟，说先生偏爱了我，这位老太心窄嘴碎，时时冷言冷语，我祖母听了，便不服气，以为她们自己溺爱，学业不进，却迁怒人家。於是在我十三岁的春初，就拜了我的表姊丈朱静澜先生为师了。

顾九皋先生是一位道学家，平日规行矩步，目不邪视。他每日要写几行「功过格」，把每日自己的行为，为功为过，写在一本簿子上。这本写「功过格」的簿子，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不给人家看见，我们却千方百计想去偷看他的「功过格」。有一天，他的抽屉忘记锁了，被我们偷看了，中有一条写着道：「今日与年轻女子作戏谑语，记大过一。」我们看了都大笑，以为顾先生是一位「迂夫子」。

自从我出了他的书房门，又过一年，他也辞馆了。好像他曾经出了一次门。一直到我进学那一年，照例，要抄考试的文章给教我作文的师长看，到他家里，他非常客气，将文字加圈，加上赞誉的评语，还送我到大门外。後来我为饥寒所驱，奔走在外，一向不曾去谒见先生。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我在南京，有一位同乡谈起说，苏州有两位共产党，都是顾九皋先生之子，现在已被捕入狱了。我想顾先生是一位道学家，怎样他的世兄是共产党呢？如果嫌疑轻，或者可以想营救之法。因为那个时候，嘉兴沈家，有一位学生（沈钧儒先生的侄辈），也是以共产嫌疑被拘，我是受了沈定九之托（定九为钧儒之兄），向陈公洽（仪）说项，托他在宪兵司令部保出来的。到了从南京回上海时，我特地在苏州下车，访问此事，他们告诉我；这还是前年的事，那两位世兄，一位已瘐毙狱中，一位释放出来，现在不知何往了。至於顾先生则已逝世多年了。

⊙桃坞吴家

十岁以前，我随母亲，到外祖家去的时候多。十岁以後，我随祖母，到舅祖家去的时侯多。那时我的最小姨母已嫁，外祖故世，母舅无业，日渐雕零了。舅祖家即是桃花坞吴家，简称之曰：「桃坞吴氏」，其时则正欣欣向荣呢。

我的舅祖吴清卿公生有二子，长子号砚农，次子号伊耕，这是我的两位表叔。他们兄弟两人，相差有九岁，那时候，砚农表叔已娶妻，生有二女，伊耕表叔则年方十八九岁，尚未娶妻，他们兄弟两人，都是在十五六岁，便进了学。清卿公家里请了名师栽培二子，我记得第一位请的名师是叶昌炽，就是写「缘督庐日记」、「语石」，「藏书记事诗」的那位名翰林。第二位管先生（我已忘其名），他是吴中的经学大家。两人的资质都很好，但是清卿公的意思，以砚农不再追求科举，教他管理一切家业，伊耕使他学问上进，将来在考试上博取功名。这个在苏州的绅富门第，都是如此打算的，大概以一二人保守家产，其余的进取功名，这样则「富」「贵」两字，都可保得。

殊不知我那位伊耕表叔，学问虽好，身体孱弱，从小时候，就是一个「药罐头」，（从前中国，有病总是吃汤药，故称多病之人曰「药罐头」）。每年总要大病一场，小病就是家常便饭。他廿一岁就补了廪，第一次乡试，得了个「堂备」（堂备者，房官把这本卷子荐上去，名曰「荐卷」，主试阅卷後，在卷子上，批上「堂备」两字，就是预备的意思），第二次乡试，可以稳稳的一名举人抓到手里。苏州乡试是要到南京去的，临行之前，又是一场大病，懊丧得了不得。

当时的读书人，除了为博取功名，应付考试，专心於所谓八股八韵的制艺以外，还有两大流。一种是词章，一种是经学。词章除诗词歌赋之外，什么骈体文、韵文、仿古、拟体等等，都在其内。经学则盛行一种经解，摘取各经中一名一物，一词一句，而加以考据解释，这算是考据之学。譬如说：诗经上第一句是「关关睢鸠」，就要考证出睢鸠是何物，古时郑康成怎样说？颜师古怎样说？作者的意思又是怎样，引经据典的写出一篇文章，其它群经中也是如此。实在此种学问，破碎支离，钻入牛角尖里去了。

我们这位伊耕表叔，他便是一位做经解的好手，大概他所师傅，不是叶鞠裳，便是那位管先生了。苏州从前有三个书院，一个正谊书院，一个紫阳书院，一个平江书院，这三个书院每月都有月考，正谊书院中就是考试赋（当时称古学）、经解两门，而他的经解，往往冠群。家里有一部「皇清经解」，卷帙繁多，我翻了一翻，一点也不知道它里面讲些什么。

我尝戏问伊耕叔道：「做经解有什么用处？」他笑说：「一点也没有用处。」我说：「既没有用处，去做它什么呢？」他说：「人家既然欢喜这一套，我们就弄弄也无妨。」虽然这不过是骗骗小孩子的话，後来想想，也有道理。凡百学问，总是一窝风，都有一个流行的时代，这个经解、词章之类，也不过是变相的八股八韵罢了。伊耕叔除了经解之外，还熟读「汉书」，写了一部「两汉韵珠」，木版精刻的十本，这部书，现在他家里没有了，我本有一部，流离转徙，也已遗失了。总之他因多病而不出门，只有读书，读书愈多，身体也愈弱。

我随祖母到吴家，有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但读书倒不荒废。因为两位表叔都喜欢教我，他们从来没有教过学生，以为教学生是有趣的事。他们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就是伊耕叔日夕在其中的。这时我已经在读五经了，他是一位经学先生，常常给找讲书，可惜我对於经学不大有兴趣，尤其是书经与易经，我读也读不熟。砚农表叔除了家务之外，他也研究医道，偷忙功夫，跑到书房来，出题目教我做「起讲」（八股文的开首一段），讲究作文的「起承转合」（当时的文法），一定要说一个透彻。

这时伊耕叔还未结婚，但早已订婚了，所订的是住在阊门西街的曹氏小姐。她有三位哥哥，大哥曹志韩，又号沧洲，是苏州最红的名医（曾看过慈禧太后的病，因有御医头衔）。二哥曹再韩，是一位翰林，外放河南开归陈许道。三哥曹叔彦，是一位经学大家，也是两榜，是一个大近视眼（在我写此稿时，他已八十八岁了，听说去年还结了一次婚）。我这位表婶，出自名门，也读过好几年书，不过她的老太爷，不许女子多读书的，他说：「读书求功名，是男子之职，不是女子之职。」

可惜我们这位伊耕表叔，娶了这位夫人，伉俪很笃的，不到三年，他就谢世了。也曾生下一个儿子，不幸那个儿子，也早殇了，世间惨事，无逾於此。後来把砚农叔的次子，嗣在他的名下（就是国医而兼国画的吴子深，他的医，就是向他母舅曹沧洲学的）。伊耕叔的病，也是肺病，有人说：那些青年患肺病的，在年龄上，要过两重关，第一重是二十岁，第二重是三十岁，逃过这两重关，略可放心，而在二十与三十之间，断送大好青春者，却是最多。

⊙扶乩之术

谈起桃坞吴家，我不能不想起一件事来，便是他们家里的乩坛了。他们家里有几个密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除了舅祖清卿公及砚农、伊耕两表叔之外，尤其是女人。他们家里的女人，从未入内，我的祖母也从未进去过。他们都呼这几间密室为「祖宗堂」（这时他家还没有造祠堂），说是供奉他们列代祖先的神位之处。实在里面房子有两进，前面的一进，是供奉列代祖先的神位，安放古物之类，後面的一进，却设立了一个乩坛。

扶乩在中国源流甚古，我且不去考据它。不过在我幼年时代，扶乩之风，很为盛行，尤其是在江南一带。即以苏州而言，城厢内外，就有十余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私设的。公开的人人皆知，大都是设立在善堂里，很有许多人去问病，求事，甚而有去烧香的。私设的带点秘密性质，不为人家所知，即使亲戚朋友知道了，要去问病求方，也只能托他们主人，代为叩问的。

像吴家这个乩坛，当然是私设的了，可是私设的不独是吴家，我们无从知道罢了。我曾问我的祖母道：「公公（指清卿公）和两位表叔（指砚农与伊耕）常在里面做什么？」祖母说：「他们是在求仙方。」这个我很相信，因为他们家里，无大无小，凡是吃药，那个药方，都是从乩坛上来的。除非是有大病，方才请医生呢。

我常见清卿公早晨起来後，便到他们听说的祖宗堂去了。就在他所住居的那个屋子天井内，靠西面开两扇小门进去。那门平常是锁的，要他进去的时候才开，及至他进去了，里面又把门闩起来了。而且到祖宗堂去，仅有这一个门，除此之外，别无门可进的了。我几次为了好奇心，总想进去看看，但恐被他们呵责，终於不敢造次。他们外面有个帐房间，管理收租米、收房金的有几位先生，我问他们：「里面那个祖宗堂，有些什么？」他们骗我道：「你们的公公，里面藏有好几十瓮的元宝与洋钱，你不知道吗？」实在他们都没有进去过。

但是有一天，这个秘密之门忽然对我开了。那时我不过十二岁吧，也随着祖母住在他家，伊耕叔是病着。我正在他们书房里读书，清卿公忽然到书房里来，向我说道：「你高兴看看我们的乩坛吗？」我听了非常高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就说：「我愿意去看看。」清卿公道：「但是有两件事，要先和你约定。第一，这里面是一个神圣所在，非同儿戏，必须恪恭将事，不可意存戏谑。第二，这个乩坛是秘密的，我们为了怕人来缠绕不清，不能公开，你在外面，不可向人谈起。」我说：「我一定都可以答应。」

这教他们家人都惊异了，因为除他们父子三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现在却让一个小孩子进去了，显得十分奇特。我也是从那深锁的小门进去，却见里面的房子很大，有三开间的两进。前一进确是他们的祖宗堂，祖宗的神位很不少，还有许多祭器等等，都陈列在那里，後一进便是那乩坛所在了。

那个地方，张着黄色的帐幕，供着极大的香案，连所点的蜡烛也是黄色的，案上又陈列着许多黄纸。中间并没有什么塑的神像，只有在正中挂着一顶画轴，那画轴也是由一个黄色帷幕遮蔽了，画的是什么神佛，黑洞洞瞧不清楚，况且我从小就是近视眼，进去时，大家都是屏息静气的，我也不敢动问。

江南的这些乩坛，必定有一位主坛的祖师，那时最吃香而为人所崇奉的，就有两位，一位是济颠僧，一位是吕洞宾。大概信奉佛教的是济颠僧，信奉道教的是吕洞宾。不过济颠主坛的，洞宾亦可降坛；洞宾主坛，济颠亦可降坛，他们是释道合一，是友不是敌，吴氏这个乩坛，我知道是济颠主坛的。

扶乩的技术，也分为两种，有两人扶的，有一人扶的。中间设有一个四方的木盘，盘中盛以细沙，上置一形似丁字的架子，悬成一个锥子在其端，名为乩笔。「神」降时，就凭此乩笔。在沙盘里划出字来。如果是两人扶的，便左右各立一人，扶住丁字架的两端；假使是一人扶的，一人扶一端，另有一端却是垂着一条线，悬在空中。吴氏的乩坛，却是两人扶的。

假如是两人扶的，每一次开乩，就得有三人。因为两人扶乩之外，还必须有一人，将沙盘中所划出来的字录下来，这个名称，他们称之为「录谕」。这吴家父子三人，他们都可以扶乩，每次总是两人扶乩，一人录谕，三个人是缺一不可的。但如果有一人病了，或者有事外出，这乩盘便只可以停开了。可是我们这位伊耕叔，却是常常闹病的，而他们又不愿意招致外人入此秘密室，因此这乩盘也便常常停开了。

可是这回清卿公便看中了我了。因为我虽不会扶乩，却可录谕。试想：他们有两人在扶乩，有我一人在录谕，不是仍可以开乩了吗？但清卿公却顾虑着，我究竟是个孩子，沙盘里写出来的文字，一时只怕录不出，砚农表叔却力保可以担任，他说：「这是浅近的文字，即使错了，也随时可以改正。」他们为了要收这个新学徒，所以教我先到这个秘密室去瞻仰一下。

这录谕不似速写，可以慢慢地的，听不明白，可以再说一遍。为了这事，砚农表叔说：「不妨先行试验一下。」於是说了一篇济佛祖（他们称济颠为济佛祖）降坛文，三四百字中，只差了四五个字，他把它改正了，便说：「可以了！」明天早晨，就可以实行。他教我：「明天早晨，不要吃荤腥，到了吃中饭吃荤，便没有关系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实行我的新工作了。所谓录谕者，摆一几在他们的乩盘之傍，备有笔砚和一本谕簿。谕簿之上，每次降乩沙盘上所写的文字，都录在上面。录谕是要跪在那里写的，他们为我安放了一个高的蒲团，矮矮的茶几，却很合式，也不觉费力，好得不过半个钟头，就完事了。这一天的成绩，却觉得非常之好，他们把我所写的来校正一下，只不过差了两三个字。

不过在求「仙方」中，我较为困难，因为有些药名，我不熟悉，写了别字。但砚农表叔是知医的人，他一向研究医理，乩坛上开仙方，也是他主持的。於是他开了一张通常所用的药物名称单子，教我常常看看，到乩坛上临开方子，他更详细指示，谨慎检点，也就顺利进行了。

及至後来，我随祖母回到家里，他们的「三缺一」（这是说三人之中缺了一人），常来请我去做录谕工作，我的父亲很不以为然。母亲说：「不过上午一两点钟的事，下午仍可以进学堂读书。不许他去，是不好的。」我起初为了好奇心的关系，很为高兴，後来也不感到兴趣了。但是我的录谕工作，也有报酬的。什么是报酬呢！便是看戏。清卿公是苏州的大富翁，但非常省俭，一无嗜好，连水烟也不吸的（就是喜欢闻一些鼻烟，也非高品），所好的，看看文班戏（昆剧），他以前总是一个人去的，现在带了我同去，那昆戏是中午十二点钟就开锣的，有时饭也来不及吃，带点什么鸡蛋糕乾点心之类，塞饱了肚子。所以对於昆剧的知识，我从小就有这一点。

我总疑心这扶乩是人为的，假造的，不过借神道设教罢了。但是许多高知积阶级的人，都会相信这个玩意儿，我真解释不出这个道理。最近几年前，上海有一处有一个乩坛，主坛者叫做木道人，我的许多朋友都相信它，而这些朋友，也还都是研究新学的开明人物呢。

後来伊耕叔故世了，清卿公也故世了，只存砚农表叔一人，「独木不成林」，他们的乩坛也就撤除了。在二三十年以後，有一次，我问砚农表叔道：「你们的扶乩，现在坦白地说一说，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他说：「可以说真的，可以说假。」我道：「愿闻其详。」他说：「譬如在乩坛上求仙方，假使教一个一点儿没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那就一样药也开不出来。若是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自然而然心领神会，开出一张好的方子来，使病家一吃就愈。再说：假使一个向不识字的人去扶乩，沙盘里也写不出来。但我们踏上乩坛，预先也并没有什么腹稿，并没有诌成一首诗，那只手扶上乩笔後，自然洋洒成文，忽然来一首诗，有时还有神妙的句手写出来。所以我敢认定一句成语，『若有神助』，这便是我说的可真可假。」砚农表叔之言，有些玄妙，我还是疑团莫释呢。

⊙出就外傅

我自从脱离了顾九皋先生以後，便拜朱静澜先生为师了，这是我离家就傅之始，这在我童年是一个变换时期。

前文不是说朱静澜先生是我的表姊丈吗？自从我顾氏表姊嫁到朱家去後，因为表姊是祖母抚育长大的，她视我家为母家，归宁也到我家来，静澜先生也视我家为岳家，时常往来。表姊听得我附读在顾九皋先生处，张氏太太啧有烦言，她极力主张要我到她家去读书。

原来静澜先生也在家中设帐授徒，他是一位名诸生。从前所谓读书人者，除了几家缙绅子弟外，其余都是作教师生涯。因为从前没有学校，而子弟总要读书。社会上需要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也就多起来了。教书先生有两种：一种是人家请了去，当西席老夫子的；一种是自己在家里开门授徒的。人家请了去的，比较待遇优，然而受束缚，不自由；开门授徒是一种退步，然而以逸待劳，却比较自由得多。这两种以後我都尝过，却也深知甘苦。

但顾氏表姊的要我到他家去读书，大有一种报德主义，因为她是在我家抚育成人的，她心中常怀报答之心。近来我父亲无固定职业，家境渐窘，她想担任我的教育一部份，使母舅（我的父亲）稍轻负担。所以她声明倘我到她家里去读书，所有学费膳费，概不收受。可是父亲说：「不能如此，学费膳费照例致送，因你丈夫还有母亲弟妹，你不能擅自作主，而我对於儿辈读书之费，无论如何，是应当勉力负担的。」

从前学生们住在先生家里，而先生家里，供他饭食的，其名谓之「贴膳」。贴膳与束脩，总共计算，普通是每年三十六元，可见从前生活程度的低廉。以每年三十六计，每月仅合三元，以一元作束脩，二元便可以对付一月饭食，住宿就不收你费用了。那时我就以三十六元一年贴膳於朱静澜先生处，便住在他家了。

朱先生的家，住在胥门内盛家浜，他们的房子，有些不大规正，大概是量地造屋，一面通盛家浜，一面通庙堂巷，也不能说谁是前门，谁是後门，因为两面都有一座厅，不过庙堂巷一面是朝南，盛家浜一面是朝北的，朱先生的一家，都住在盛家浜的那方面。

我们儿童也喜欢盛家浜，那边开出门来，便是一条板桥，下面是一条河浜，虽不通船，可是一水盈盈，还不十分污浊。从板桥通到街上，一排有十余棵大树，这些大树，都是百余年前物了。尤其是在夏天，这十余棵大树，浓荫遮蔽，可以使酷烈的阳光，不致下射。晚凉天气，坐在板桥上纳凉颇为舒适。板桥很阔，都有栏干，沿浜一带，有八家人家，都有板桥，东邻西舍，唤姊呼姨，因此盛家浜一面，比庙堂巷一面，较为热闹。

我们的书房，在大厅的後面，一面很大的後轩。庭中也有一棵极大的榉树，树叶树枝，遮蔽了几间屋子，此外也有些假山石，还种了些杂花之类，我记得在四月中，有一架蔷薇，开了满墙的花，似锦屏一般，任人摘取。总之苏州人家，有一个庭院，便不让它实闲，终要使它满院花木的。这座大厅是朝东的，後轩到了夏天，有西晒太阳，书房便搬到大厅上来。大厅旁边有一间耳房，便给我们的贴膳学生做了宿舍。

朱先生家里人很多，父亲早已故世，他有一位母亲，还有两位弟弟，一号轶万，小名多；一号念硕，小名满；还有一位妹妹，闺名圆珠。其他，朱先生还有一位出嗣的异母兄，号筱泉，是个廪生，也是就馆在人家，他有夫人儿女等，也同居在一处。筱泉的嗣母，是头沉在水缸里死的，也是异闻。

在朱先生那里，同学甚多，每年多时有十余人，少时有七八人。当然走读的居多，而住读的（即是贴膳）也每年必有三四人。胥门这一带，衙门很多，如藩台衙门、臬合衙门、知府衙门等等，都在那里。住居的人家，有许多候补官们公馆以外，便是各衙门的书吏家属居多。（以藩台衙门书吏最多，俗称「书办」，又号「房科」）他们在衙门里，有额有缺，世代相传，只有他们是熟习地方上一切公事的。因此我的同学，此中人也很多。

第一年的同学，我不大记得了，第二年的同学，我记得有贝氏三兄弟。（说起贝氏，据他们说，凡是苏州人姓贝的，都是同宗，如我前章所说的我的寄父贝鹿岩，以及後来在金融界上有名的且淞荪都是一家。除了苏州有一家笔店贝文元之外，因为贝文元是湖州人。）这贝氏兄弟，是仲眉、叔眉、季眉。也是贴膳，因此很为热闹。後来仲眉习医，叔眉游幕，他和我家有一些亲戚关系。季眉曾一度出洋，习建筑学，做过司法部的技正，设计建造监狱等事宜。

後来有一位戚和卿，也膳宿在朱师家，此君比我年小，而比我聪明，十三四岁时，字就写得很好，那是从苏州另一位书家杨懒芋学习的。和他同学不到两年，他便离去。三十年後，在上海遇到，他已更名为戚饭牛，在电台中讲书，颇为潦倒，大概有烟霞癖之故。在朱师处的同学最知己者，为李叔良，曾与结金兰之契（咱名换帖兄弟），李君留学日本，回国後为学校教师，苏州草桥中学这班学生，都受过他的教导。

我小时为祖母及母亲所锺爱，年已十三四岁，还不准独自一人在街道上行走，必有女佣陪伴着。到朱家读书後，不能时常回家，回家时必有人伴送，大约每月归家不过一二次，归家住一两天，便即到馆。但回家後，反见寂寞，不及在朱家的热闹。从家里到朱宅这条路，已经很熟，屡次请於祖母，不必派人伴送，可是她总不放心。

实在，我住在朱家，正和家中一样。我表姊待我，正似长姊之待其弱弟。不但是表姊，朱家的人，都和我很好，都呼我为弟弟。从前背後还要拖一条辫子，早晨起来，表姊便为我梳辩；晚上预备热水，供我洗脚。此无足为异，因为她未出阁时，本住在我家，也常帮助我的母亲调理我的呀。

在朱家读书这几年，我自我检讨，实在不用功。这其间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位朱先生交游很广，交际频繁，常常不在家中，如果不是开门授徒，便没有这样自由。先生既不在家中，学生更可以自由了。第二、同学既多，品流复杂，虽然都是上中等家庭的子弟，却有各种性质的不同。尤其是那种年龄较大的学生，更足以引坏年龄较小的同学。第三、我的表姊太回护我、放纵我了。假使我说今天身上不舒服，休息一天，那就休息一天了。实在这个年龄，正是求学的年龄，最是蹉跎不得的。

这个时期内，我看了儿童们不应看的书，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及满纸粗话的「笑林广记」之类，都是在朱家一口壁橱里寻出来的，虫蚀鼠啮，残缺不全本。那些曲本，我颇爱它的词藻，虽然还有许多是不大明了的，那时候正是情窦初开，便发动了我的性知识。此外也偶然看到了别的杂书，什么「庄子」「墨子」等等，我也抓来看，多半是不明白的，不管懂不懂，我也乱看一阵子。

⊙记朱静澜师

朱静澜先生，是我第五位受业师。我在他案头，差不多有五年之多，这不可以不纪了。

先说朱先生的家况，他们是一个小康之家，便是不作教书生涯，也可以过度。但是从前吴中的风气，既然进了学，教书好像是一种本业。并且中国的传统，我有知识学问，当然要传给下一代，而我也是从上一代传来的，如此方可以继续的传下去，从孔子一直到现代，都是这样一个传统。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从前古训相传的「教学相长」，一面教学生，一面自己也可以求学问。凭藉着教学生的缘故，也可以把从前所学的不至於荒废。再说：即使你并不靠教学生所得的一点束脩为衣食之资，但也可以检束你的身体。如果太空闲了，一点事也不做，那末，不但是学问荒疏，连身体也因此放荡了。

但是朱先生实在不适宜於教学生，可是他的教书生涯，颇为发达。有许多先生，我觉得都不适宜於教书的，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及其环境，所谓读书人者，除了坐冷板凳之外，别无事可作，我是坐过冷板凳的，所以深知其中的甘苦。从前的教书先生，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在科举上，忽然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一条是屡试不中，颠踬科场，终其身做一个老学究，了却一生罢了。

朱先生为什么不适宜於教书呢？我可以约举数点：

第一、他的教书不严也不勤。我们从小读「三字经」，有几句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不要以为开蒙的三字经，却是很有道理的。试举一个例：譬如他出了一个题目，教我们学生做一篇文字，限定当日要交卷的，但是当日不交卷，他也马马虎虎了。假使他出了题目，监视学生，非教他立刻做出来不可，学生们被迫，无论通不通，好歹也写出一篇文字来了。但他出了一个题目，并不监视他们，自己却出去了。学生们不做的不必说，做的只是潦草塞责，饤饾满纸，有时还乱抄刻文。他如果勤於改笔还好，而他又懒於修改，如此学生的进步更慢了。

第二、便是我上文所说的他的交友很广，他今天去看那一位朋友，明天又去看那一位朋友，自然这都是读书朋友。而且他的朋友时时变换，每年常有新朋友。又譬如你去访了那个朋友，那个朋友明天就来回访你了。家里并没有像现代的什么会客室，来访的朋友，便直闯进书房来了。好了！书房里来了一位客，学生们都停书不读，昂起头来听讲话了。那位不识相的朋友，甚而高谈阔论，久坐不去。还有拉着先生一同去吃茶，吃酒，先生推辞不脱，於是只得宣告放学。这时学生们，好像久坐议场里的议员，听得一声散会，大家都收拾书包走了。

第三、他自己很少读书时间，因此他的思思不甚开展，也影响到所教的学生。在清代一般士子，为了科举，在未入学以前，只许读四书五经，最多读一部「古文观止」，除非是特异而聪颖的子弟，阅读些史汉通监之类。那就全靠进学以後，多读一点书，以备後日之用。但有许多士子，进了一个学，好像读书归了本，不再进取了。我们这位朱先生，入泮以後，南京乡试，也曾去过两回，都未中式，第三次又因病未去，对此好像有点失意，而分心於别种事业。那些已开笔作文的学生，作了文字，必待先生改正，这改文章的确是一种苛政，有些学生文字做得不通，简直要先生给他重做一篇，而朱先生却是怕改，拖延压积，因此学生家长，啧有繁言了。

一个人，交友是有极大关系的，我在朱先生那里，从学有五年之久，後来出了他的学堂门，因亲戚关系，也还是常常到他家里去的。我见朱先生所交的朋友，常常变换，但也并非是什么毫无知识的酒肉朋友，却是一班苏州人所谓慈善界的人。慈善界的人，受人尊重，律己也是最严。可惜这一班慈善界，总是涉於迷信，後来朱先生也相信扶乩等等一套把戏，对於教书生涯，更不相宜了。

这一班慈善界中人，我称之为职业慈善家。大概有一班富人，捐出一部份钱来，经营慈善事业。他们的出发点，也有种种不同，有的是为求福计，根据於为善的人，必有善报。有的是为了求名，某某大善士，到底也是光荣的衔头。也有的资产有余，且已年老，好像办点善事，有所寄托。这便是古人所谓「为善最乐」了。但是出钱的人，未必自己去办，那就仰仗於这班职业慈善家了。因为他们有经验，有阅历，而这种慈善事业，也是地方上、社会上加以奖励崇奉的。

朱先生後来奔走於慈善事业以後，也就放弃了教书生涯了。苏州那个地方，有很多善堂之类，有的是公家办的，有的是私人办的，从育婴堂以至养老院，应有尽有。此外便是施衣、施米、施药、施棺等等。有一个积善局，也是地方上的绅士办的，朱先生曾为该局的董事，而兼营了「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医生。

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也是慈善事业之一种。因为吞食生鸦片烟，便是仰药自杀，吃了生鸦片，在若干小时之内，便要一命呜呼。那时候吸鸦片烟还是公开的，苏州吸烟的人很多，而吞食生烟自寻短见的更是不少。夫妇反目，姑妇勃谿，母女冲突，尤其是妇女占多数。这些人一有怨愤，便到烟榻上撩了一手指的生鸦片，向自己口中直送。这都是一时之气，及至追悔，毒已中腑，却已来不及施救了。因此每年死去的人，统计下来，便是不少。

於是慈善家就办了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好像我舅祖吴清卿公以及开雷允上药材店的东家雷先生等数人，出了钱，朱先生便做了急救的医生。朱先生不是医生，却是临时学起来的。本来像急救误吞生烟的事，那是要请教西医的，中医是全不会弄的，但那时候，苏州的西医极少。有两处美国教会到苏州来办的医院，地方极远，一在葑门内天赐庄，一在齐门外洋泾塘，要请外国医生，他们虽是信教之士，但都是搭足架子，而且医费很贵，普通人家是请不起的。现在有了这个处所，是慈善家办的，一个钱不要，连药费也不要，一报信即飞轿而至，什么时候来请，什么时候便到，即使是在严冬深夜，也无例外。

学习这急救误吞生鸦片是很简单的，只有几种药，教他们吃下去，以後便是尽量的教他喝水，使其呕吐，把胃肠洗清罢了。所难者，就是凡要自尽的人，都不愿意要人来救，都不肯吃药喝水，那就要带哄带吓，软功硬功，且要耐足性子去求他了。这一点，我真佩服朱先生，他的耐性真好。

有一天，我跟着朱先生去看急救生鸦片烟。那个吞生鸦片的女人，年约三十多岁，是南京信回教的人，身体很强壮，而且泼悍非常，是不是夫妻反目，这个救烟的人，照例不去问她。朱先生劝她喝水，横劝也不喝，竪劝也不喝，一定要死。但朱先生总是耐着性子劝她。她不但要駡人，而且还要伸手打人。可是这不能躭搁的呀！躭搁一久，毒发就无救了。那时朱先生手擎一碗水，正在劝她，她用手一推，那一碗水完全泼翻在朱先生身上。一件旧蓝绸袍子上，拨得淋漓尽致。

为着她要打人，教她的家里人，握住了她的双手，及至水碗凑近她的嘴唇时，她用力一晈，咬下一块碗爿来。但救总要救治的，不能因她拒绝而坐视不救，最後要用硬功了。硬功是什么呢？名之曰「上皮带」，便是将她的两手用皮带扎住，用一条皮管子，上面有塞头，塞进她的嘴里，就是用手揿着，一面灌水进去，一面吸水出来，藉此洗清肠胃，这个妇人，便这样救活了。过不了几久，我走过她的门前，她们是小户人家，我见她抱了一个孩子，笑嘻嘻和邻家妇女正有说有笑呢。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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