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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五:“纪顾九皋师”等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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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五:“纪顾九皋师”等五节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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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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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五:“纪顾九皋师”等五节
(637 reads)
时间:
2005-6-16 周四, 下午6:41
作者:
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五
作者:包天笑
⊙纪顾九皋师
顾九臬先生,是我的第四位受业师。当我们迁居的时候,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如果迁移了新居,於我读书不便,可不是焦心的事吗?後来父亲探听得张家本请了一位教师,而且知道这位先生的教书,很为认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家境,已不能独立请一位教书的先生了。
先给张老太太说好,然後父亲去拜访顾先生,谈得很好。父亲的意思:「现在那些塾师教学生,只是要教他们死读,读得烂熟,背诵而流,而不肯讲解,似乎不能开他们的知识。最好是读一首书,便要把书中的道理,给他讲一遍,方能有益。而且懂得了书中的意义,便也可以记得牢了。」
顾先生的意思:「讲解是要紧的,熟读也是必须的。那些圣经贤传,非从小读不可,年纪一大,就读不熟了。」他说:「将来你令郎要应科举考试吗?主试的出一个题目,你却不知道在那一部书上?上下文是什么?你怎能做文章呢?如果读熟了的,一看题目,就知这题目的出处,上下文是什么,才思敏捷的,便可以一挥而就了。讲解自然是要紧的,但要选择容易明白的,由浅而深方可。假使是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稚学生,要给他们讲性理之学,道德之经,这是很烦难的了。上学以後,我先试试令郎的资质如何?再定教导的方法吧。」
本来这学堂里,已有了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张禹锡兄,还有一位钱世兄(已忘其名),年已十六七岁了。我去了,多添了一人,共有三人,而我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先生是愿意的,多添一位学生,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余元的束脩,不无小补,而我的加入,也可以算例外的。
顾先生的家里,住得很远,是在葑门内的织造府场。(前清时代,有三个织造衙门,一在南京,一在苏州,一在杭州。)从织造府场到文衙弄,真是从城内的东南到西北。所以顾先生要在馆里住四五天,方才回家一次。那位钱世兄呢,也住在葑门平桥,是顾先生到馆及回家必经之路,因此带出带归。原来钱世兄的父亲,和顾先生是老朋友,年龄既大,又无妻室,把钱世兄重托了顾先生,但是钱世兄佻达性成,顾先生监督甚严。
为了钱世兄年纪大了,已经开笔作文,张禹锡也十三四岁了,所以顾先生每天就要讲书,我年纪最小,但在讲书时候,令我旁听。讲过以後,他仍都要回讲,可是回讲不出,尤其那位钱世兄,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先生常常骂他。实在当先生讲书时,他并未入耳,因此心不在焉。我在旁边,心中想道:这几句书的意思,我倒明白,可惜先生不来问我,不教我回讲。
有一天,也是讲书以後,要他们回讲,他们都讲得不对。先生见我在旁边,便问我道:「你讲得出吗?你来讲讲看!」我便把几句书的意义解释了,先生大为夸奖我。夸奖我便是斥责他们,先生说:「你们年纪如许大了,反不及一个年纪小的。」其实先生讲时,他们指东话西,不在仔细听,我却是静听,所以回讲得出。
从此顾先生便特别注意我了,常常讲书给我听,但浅近的我可以明白,深奥的我可是不懂。这时候,我四书已经读完了,就在读五经。照寻常规例,是诗、书、易、礼、春秋,依着那个顺序读下去,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头时,他就说:诗经、尚书、周易,更加使小孩子难懂,不如先读礼记吧?礼记有几篇较为容易明白一点,所以我那时,礼记已读了半部了。
父亲的意思,要教我开笔作文了,因为我「三国志演义」也看得懂。而且见那两位大世兄读「唐诗三百首」,先生讲时,我也旁听。先生教他们读时,我觉得音调很好听,於是咿咿唔唔也哼起来了。先生也教我买了一部「唐诗三百首」来教我读,先读了五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高兴得了不得,从睡梦中也高吟此诗,好似唱歌一般。
当时中国儿童的文艺教育初步,最为奇特,第一步就是对对子。最先是两字对,以後便是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以至七字对。这其间便要辨四声,每一个字,都要知道它的平仄声。如果不知道,不是问先生,便要去翻字书,须要弄清楚那个字是平声还是仄声。对对也得辨明平仄,譬如「红泥」对「白石」,那是平仄协调,假使「红泥」对「黄沙」,因为「红泥」与「黄沙」四字,同为平声,便不协调了。
对对子到了五个字,便要成一句子,而且「仄仄平平仄」,就要调起平仄来了。这时候,也可以开始做诗了,五字一句,先做二十字,不管你通不通,诌成一苜,先生便给你改正。为什么要做五言诗呢?原来每逢考试,总有一首试帖持,五言六韵,或是五言八韵,因此从小就要练习起来。这八股八韵的考试制度,先把儿童的脑筋,冻结起来了。
大概开笔作文,总是先做诗,後作文,这个传统,不知从何来的。不过我在这四句诗约略可以诌成的时候,顾先生便教我作文了。作文为了预备考试起见,便要学作制艺。(名曰「时文」,又曰「八股文」)最先做「破承题」,其次做「起讲」,随後做「起股」「中股」「後股」,才得完篇。但顾先生却不如此,他教我先做一百字以内的小论,题目也是出在四书上的,第一篇是「学而时习之论」。
我在顾先生案头,很有进步,顾先生对我,也循循善诱。当时的作文,不是像现代那样用语体文的,我至少对於文言文的虚字,算是已弄通了。大概有两年多光景吧,这其间有个波折了。原来这位先生是张氏延请的,我不过是附读而已。张氏老太太因为她的儿子进境很迟,说先生偏爱了我,这位老太心窄嘴碎,时时冷言冷语,我祖母听了,便不服气,以为她们自己溺爱,学业不进,却迁怒人家。於是在我十三岁的春初,就拜了我的表姊丈朱静澜先生为师了。
顾九皋先生是一位道学家,平日规行矩步,目不邪视。他每日要写几行「功过格」,把每日自己的行为,为功为过,写在一本簿子上。这本写「功过格」的簿子,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不给人家看见,我们却千方百计想去偷看他的「功过格」。有一天,他的抽屉忘记锁了,被我们偷看了,中有一条写着道:「今日与年轻女子作戏谑语,记大过一。」我们看了都大笑,以为顾先生是一位「迂夫子」。
自从我出了他的书房门,又过一年,他也辞馆了。好像他曾经出了一次门。一直到我进学那一年,照例,要抄考试的文章给教我作文的师长看,到他家里,他非常客气,将文字加圈,加上赞誉的评语,还送我到大门外。後来我为饥寒所驱,奔走在外,一向不曾去谒见先生。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我在南京,有一位同乡谈起说,苏州有两位共产党,都是顾九皋先生之子,现在已被捕入狱了。我想顾先生是一位道学家,怎样他的世兄是共产党呢?如果嫌疑轻,或者可以想营救之法。因为那个时候,嘉兴沈家,有一位学生(沈钧儒先生的侄辈),也是以共产嫌疑被拘,我是受了沈定九之托(定九为钧儒之兄),向陈公洽(仪)说项,托他在宪兵司令部保出来的。到了从南京回上海时,我特地在苏州下车,访问此事,他们告诉我;这还是前年的事,那两位世兄,一位已瘐毙狱中,一位释放出来,现在不知何往了。至於顾先生则已逝世多年了。
⊙桃坞吴家
十岁以前,我随母亲,到外祖家去的时候多。十岁以後,我随祖母,到舅祖家去的时侯多。那时我的最小姨母已嫁,外祖故世,母舅无业,日渐雕零了。舅祖家即是桃花坞吴家,简称之曰:「桃坞吴氏」,其时则正欣欣向荣呢。
我的舅祖吴清卿公生有二子,长子号砚农,次子号伊耕,这是我的两位表叔。他们兄弟两人,相差有九岁,那时候,砚农表叔已娶妻,生有二女,伊耕表叔则年方十八九岁,尚未娶妻,他们兄弟两人,都是在十五六岁,便进了学。清卿公家里请了名师栽培二子,我记得第一位请的名师是叶昌炽,就是写「缘督庐日记」、「语石」,「藏书记事诗」的那位名翰林。第二位管先生(我已忘其名),他是吴中的经学大家。两人的资质都很好,但是清卿公的意思,以砚农不再追求科举,教他管理一切家业,伊耕使他学问上进,将来在考试上博取功名。这个在苏州的绅富门第,都是如此打算的,大概以一二人保守家产,其余的进取功名,这样则「富」「贵」两字,都可保得。
殊不知我那位伊耕表叔,学问虽好,身体孱弱,从小时候,就是一个「药罐头」,(从前中国,有病总是吃汤药,故称多病之人曰「药罐头」)。每年总要大病一场,小病就是家常便饭。他廿一岁就补了廪,第一次乡试,得了个「堂备」(堂备者,房官把这本卷子荐上去,名曰「荐卷」,主试阅卷後,在卷子上,批上「堂备」两字,就是预备的意思),第二次乡试,可以稳稳的一名举人抓到手里。苏州乡试是要到南京去的,临行之前,又是一场大病,懊丧得了不得。
当时的读书人,除了为博取功名,应付考试,专心於所谓八股八韵的制艺以外,还有两大流。一种是词章,一种是经学。词章除诗词歌赋之外,什么骈体文、韵文、仿古、拟体等等,都在其内。经学则盛行一种经解,摘取各经中一名一物,一词一句,而加以考据解释,这算是考据之学。譬如说:诗经上第一句是「关关睢鸠」,就要考证出睢鸠是何物,古时郑康成怎样说?颜师古怎样说?作者的意思又是怎样,引经据典的写出一篇文章,其它群经中也是如此。实在此种学问,破碎支离,钻入牛角尖里去了。
我们这位伊耕表叔,他便是一位做经解的好手,大概他所师傅,不是叶鞠裳,便是那位管先生了。苏州从前有三个书院,一个正谊书院,一个紫阳书院,一个平江书院,这三个书院每月都有月考,正谊书院中就是考试赋(当时称古学)、经解两门,而他的经解,往往冠群。家里有一部「皇清经解」,卷帙繁多,我翻了一翻,一点也不知道它里面讲些什么。
我尝戏问伊耕叔道:「做经解有什么用处?」他笑说:「一点也没有用处。」我说:「既没有用处,去做它什么呢?」他说:「人家既然欢喜这一套,我们就弄弄也无妨。」虽然这不过是骗骗小孩子的话,後来想想,也有道理。凡百学问,总是一窝风,都有一个流行的时代,这个经解、词章之类,也不过是变相的八股八韵罢了。伊耕叔除了经解之外,还熟读「汉书」,写了一部「两汉韵珠」,木版精刻的十本,这部书,现在他家里没有了,我本有一部,流离转徙,也已遗失了。总之他因多病而不出门,只有读书,读书愈多,身体也愈弱。
我随祖母到吴家,有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但读书倒不荒废。因为两位表叔都喜欢教我,他们从来没有教过学生,以为教学生是有趣的事。他们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就是伊耕叔日夕在其中的。这时我已经在读五经了,他是一位经学先生,常常给找讲书,可惜我对於经学不大有兴趣,尤其是书经与易经,我读也读不熟。砚农表叔除了家务之外,他也研究医道,偷忙功夫,跑到书房来,出题目教我做「起讲」(八股文的开首一段),讲究作文的「起承转合」(当时的文法),一定要说一个透彻。
这时伊耕叔还未结婚,但早已订婚了,所订的是住在阊门西街的曹氏小姐。她有三位哥哥,大哥曹志韩,又号沧洲,是苏州最红的名医(曾看过慈禧太后的病,因有御医头衔)。二哥曹再韩,是一位翰林,外放河南开归陈许道。三哥曹叔彦,是一位经学大家,也是两榜,是一个大近视眼(在我写此稿时,他已八十八岁了,听说去年还结了一次婚)。我这位表婶,出自名门,也读过好几年书,不过她的老太爷,不许女子多读书的,他说:「读书求功名,是男子之职,不是女子之职。」
可惜我们这位伊耕表叔,娶了这位夫人,伉俪很笃的,不到三年,他就谢世了。也曾生下一个儿子,不幸那个儿子,也早殇了,世间惨事,无逾於此。後来把砚农叔的次子,嗣在他的名下(就是国医而兼国画的吴子深,他的医,就是向他母舅曹沧洲学的)。伊耕叔的病,也是肺病,有人说:那些青年患肺病的,在年龄上,要过两重关,第一重是二十岁,第二重是三十岁,逃过这两重关,略可放心,而在二十与三十之间,断送大好青春者,却是最多。
⊙扶乩之术
谈起桃坞吴家,我不能不想起一件事来,便是他们家里的乩坛了。他们家里有几个密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除了舅祖清卿公及砚农、伊耕两表叔之外,尤其是女人。他们家里的女人,从未入内,我的祖母也从未进去过。他们都呼这几间密室为「祖宗堂」(这时他家还没有造祠堂),说是供奉他们列代祖先的神位之处。实在里面房子有两进,前面的一进,是供奉列代祖先的神位,安放古物之类,後面的一进,却设立了一个乩坛。
扶乩在中国源流甚古,我且不去考据它。不过在我幼年时代,扶乩之风,很为盛行,尤其是在江南一带。即以苏州而言,城厢内外,就有十余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私设的。公开的人人皆知,大都是设立在善堂里,很有许多人去问病,求事,甚而有去烧香的。私设的带点秘密性质,不为人家所知,即使亲戚朋友知道了,要去问病求方,也只能托他们主人,代为叩问的。
像吴家这个乩坛,当然是私设的了,可是私设的不独是吴家,我们无从知道罢了。我曾问我的祖母道:「公公(指清卿公)和两位表叔(指砚农与伊耕)常在里面做什么?」祖母说:「他们是在求仙方。」这个我很相信,因为他们家里,无大无小,凡是吃药,那个药方,都是从乩坛上来的。除非是有大病,方才请医生呢。
我常见清卿公早晨起来後,便到他们听说的祖宗堂去了。就在他所住居的那个屋子天井内,靠西面开两扇小门进去。那门平常是锁的,要他进去的时候才开,及至他进去了,里面又把门闩起来了。而且到祖宗堂去,仅有这一个门,除此之外,别无门可进的了。我几次为了好奇心,总想进去看看,但恐被他们呵责,终於不敢造次。他们外面有个帐房间,管理收租米、收房金的有几位先生,我问他们:「里面那个祖宗堂,有些什么?」他们骗我道:「你们的公公,里面藏有好几十瓮的元宝与洋钱,你不知道吗?」实在他们都没有进去过。
但是有一天,这个秘密之门忽然对我开了。那时我不过十二岁吧,也随着祖母住在他家,伊耕叔是病着。我正在他们书房里读书,清卿公忽然到书房里来,向我说道:「你高兴看看我们的乩坛吗?」我听了非常高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就说:「我愿意去看看。」清卿公道:「但是有两件事,要先和你约定。第一,这里面是一个神圣所在,非同儿戏,必须恪恭将事,不可意存戏谑。第二,这个乩坛是秘密的,我们为了怕人来缠绕不清,不能公开,你在外面,不可向人谈起。」我说:「我一定都可以答应。」
这教他们家人都惊异了,因为除他们父子三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现在却让一个小孩子进去了,显得十分奇特。我也是从那深锁的小门进去,却见里面的房子很大,有三开间的两进。前一进确是他们的祖宗堂,祖宗的神位很不少,还有许多祭器等等,都陈列在那里,後一进便是那乩坛所在了。
那个地方,张着黄色的帐幕,供着极大的香案,连所点的蜡烛也是黄色的,案上又陈列着许多黄纸。中间并没有什么塑的神像,只有在正中挂着一顶画轴,那画轴也是由一个黄色帷幕遮蔽了,画的是什么神佛,黑洞洞瞧不清楚,况且我从小就是近视眼,进去时,大家都是屏息静气的,我也不敢动问。
江南的这些乩坛,必定有一位主坛的祖师,那时最吃香而为人所崇奉的,就有两位,一位是济颠僧,一位是吕洞宾。大概信奉佛教的是济颠僧,信奉道教的是吕洞宾。不过济颠主坛的,洞宾亦可降坛;洞宾主坛,济颠亦可降坛,他们是释道合一,是友不是敌,吴氏这个乩坛,我知道是济颠主坛的。
扶乩的技术,也分为两种,有两人扶的,有一人扶的。中间设有一个四方的木盘,盘中盛以细沙,上置一形似丁字的架子,悬成一个锥子在其端,名为乩笔。「神」降时,就凭此乩笔。在沙盘里划出字来。如果是两人扶的,便左右各立一人,扶住丁字架的两端;假使是一人扶的,一人扶一端,另有一端却是垂着一条线,悬在空中。吴氏的乩坛,却是两人扶的。
假如是两人扶的,每一次开乩,就得有三人。因为两人扶乩之外,还必须有一人,将沙盘中所划出来的字录下来,这个名称,他们称之为「录谕」。这吴家父子三人,他们都可以扶乩,每次总是两人扶乩,一人录谕,三个人是缺一不可的。但如果有一人病了,或者有事外出,这乩盘便只可以停开了。可是我们这位伊耕叔,却是常常闹病的,而他们又不愿意招致外人入此秘密室,因此这乩盘也便常常停开了。
可是这回清卿公便看中了我了。因为我虽不会扶乩,却可录谕。试想:他们有两人在扶乩,有我一人在录谕,不是仍可以开乩了吗?但清卿公却顾虑着,我究竟是个孩子,沙盘里写出来的文字,一时只怕录不出,砚农表叔却力保可以担任,他说:「这是浅近的文字,即使错了,也随时可以改正。」他们为了要收这个新学徒,所以教我先到这个秘密室去瞻仰一下。
这录谕不似速写,可以慢慢地的,听不明白,可以再说一遍。为了这事,砚农表叔说:「不妨先行试验一下。」於是说了一篇济佛祖(他们称济颠为济佛祖)降坛文,三四百字中,只差了四五个字,他把它改正了,便说:「可以了!」明天早晨,就可以实行。他教我:「明天早晨,不要吃荤腥,到了吃中饭吃荤,便没有关系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实行我的新工作了。所谓录谕者,摆一几在他们的乩盘之傍,备有笔砚和一本谕簿。谕簿之上,每次降乩沙盘上所写的文字,都录在上面。录谕是要跪在那里写的,他们为我安放了一个高的蒲团,矮矮的茶几,却很合式,也不觉费力,好得不过半个钟头,就完事了。这一天的成绩,却觉得非常之好,他们把我所写的来校正一下,只不过差了两三个字。
不过在求「仙方」中,我较为困难,因为有些药名,我不熟悉,写了别字。但砚农表叔是知医的人,他一向研究医理,乩坛上开仙方,也是他主持的。於是他开了一张通常所用的药物名称单子,教我常常看看,到乩坛上临开方子,他更详细指示,谨慎检点,也就顺利进行了。
及至後来,我随祖母回到家里,他们的「三缺一」(这是说三人之中缺了一人),常来请我去做录谕工作,我的父亲很不以为然。母亲说:「不过上午一两点钟的事,下午仍可以进学堂读书。不许他去,是不好的。」我起初为了好奇心的关系,很为高兴,後来也不感到兴趣了。但是我的录谕工作,也有报酬的。什么是报酬呢!便是看戏。清卿公是苏州的大富翁,但非常省俭,一无嗜好,连水烟也不吸的(就是喜欢闻一些鼻烟,也非高品),所好的,看看文班戏(昆剧),他以前总是一个人去的,现在带了我同去,那昆戏是中午十二点钟就开锣的,有时饭也来不及吃,带点什么鸡蛋糕乾点心之类,塞饱了肚子。所以对於昆剧的知识,我从小就有这一点。
我总疑心这扶乩是人为的,假造的,不过借神道设教罢了。但是许多高知积阶级的人,都会相信这个玩意儿,我真解释不出这个道理。最近几年前,上海有一处有一个乩坛,主坛者叫做木道人,我的许多朋友都相信它,而这些朋友,也还都是研究新学的开明人物呢。
後来伊耕叔故世了,清卿公也故世了,只存砚农表叔一人,「独木不成林」,他们的乩坛也就撤除了。在二三十年以後,有一次,我问砚农表叔道:「你们的扶乩,现在坦白地说一说,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他说:「可以说真的,可以说假。」我道:「愿闻其详。」他说:「譬如在乩坛上求仙方,假使教一个一点儿没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那就一样药也开不出来。若是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自然而然心领神会,开出一张好的方子来,使病家一吃就愈。再说:假使一个向不识字的人去扶乩,沙盘里也写不出来。但我们踏上乩坛,预先也并没有什么腹稿,并没有诌成一首诗,那只手扶上乩笔後,自然洋洒成文,忽然来一首诗,有时还有神妙的句手写出来。所以我敢认定一句成语,『若有神助』,这便是我说的可真可假。」砚农表叔之言,有些玄妙,我还是疑团莫释呢。
⊙出就外傅
我自从脱离了顾九皋先生以後,便拜朱静澜先生为师了,这是我离家就傅之始,这在我童年是一个变换时期。
前文不是说朱静澜先生是我的表姊丈吗?自从我顾氏表姊嫁到朱家去後,因为表姊是祖母抚育长大的,她视我家为母家,归宁也到我家来,静澜先生也视我家为岳家,时常往来。表姊听得我附读在顾九皋先生处,张氏太太啧有烦言,她极力主张要我到她家去读书。
原来静澜先生也在家中设帐授徒,他是一位名诸生。从前所谓读书人者,除了几家缙绅子弟外,其余都是作教师生涯。因为从前没有学校,而子弟总要读书。社会上需要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也就多起来了。教书先生有两种:一种是人家请了去,当西席老夫子的;一种是自己在家里开门授徒的。人家请了去的,比较待遇优,然而受束缚,不自由;开门授徒是一种退步,然而以逸待劳,却比较自由得多。这两种以後我都尝过,却也深知甘苦。
但顾氏表姊的要我到他家去读书,大有一种报德主义,因为她是在我家抚育成人的,她心中常怀报答之心。近来我父亲无固定职业,家境渐窘,她想担任我的教育一部份,使母舅(我的父亲)稍轻负担。所以她声明倘我到她家里去读书,所有学费膳费,概不收受。可是父亲说:「不能如此,学费膳费照例致送,因你丈夫还有母亲弟妹,你不能擅自作主,而我对於儿辈读书之费,无论如何,是应当勉力负担的。」
从前学生们住在先生家里,而先生家里,供他饭食的,其名谓之「贴膳」。贴膳与束脩,总共计算,普通是每年三十六元,可见从前生活程度的低廉。以每年三十六计,每月仅合三元,以一元作束脩,二元便可以对付一月饭食,住宿就不收你费用了。那时我就以三十六元一年贴膳於朱静澜先生处,便住在他家了。
朱先生的家,住在胥门内盛家浜,他们的房子,有些不大规正,大概是量地造屋,一面通盛家浜,一面通庙堂巷,也不能说谁是前门,谁是後门,因为两面都有一座厅,不过庙堂巷一面是朝南,盛家浜一面是朝北的,朱先生的一家,都住在盛家浜的那方面。
我们儿童也喜欢盛家浜,那边开出门来,便是一条板桥,下面是一条河浜,虽不通船,可是一水盈盈,还不十分污浊。从板桥通到街上,一排有十余棵大树,这些大树,都是百余年前物了。尤其是在夏天,这十余棵大树,浓荫遮蔽,可以使酷烈的阳光,不致下射。晚凉天气,坐在板桥上纳凉颇为舒适。板桥很阔,都有栏干,沿浜一带,有八家人家,都有板桥,东邻西舍,唤姊呼姨,因此盛家浜一面,比庙堂巷一面,较为热闹。
我们的书房,在大厅的後面,一面很大的後轩。庭中也有一棵极大的榉树,树叶树枝,遮蔽了几间屋子,此外也有些假山石,还种了些杂花之类,我记得在四月中,有一架蔷薇,开了满墙的花,似锦屏一般,任人摘取。总之苏州人家,有一个庭院,便不让它实闲,终要使它满院花木的。这座大厅是朝东的,後轩到了夏天,有西晒太阳,书房便搬到大厅上来。大厅旁边有一间耳房,便给我们的贴膳学生做了宿舍。
朱先生家里人很多,父亲早已故世,他有一位母亲,还有两位弟弟,一号轶万,小名多;一号念硕,小名满;还有一位妹妹,闺名圆珠。其他,朱先生还有一位出嗣的异母兄,号筱泉,是个廪生,也是就馆在人家,他有夫人儿女等,也同居在一处。筱泉的嗣母,是头沉在水缸里死的,也是异闻。
在朱先生那里,同学甚多,每年多时有十余人,少时有七八人。当然走读的居多,而住读的(即是贴膳)也每年必有三四人。胥门这一带,衙门很多,如藩台衙门、臬合衙门、知府衙门等等,都在那里。住居的人家,有许多候补官们公馆以外,便是各衙门的书吏家属居多。(以藩台衙门书吏最多,俗称「书办」,又号「房科」)他们在衙门里,有额有缺,世代相传,只有他们是熟习地方上一切公事的。因此我的同学,此中人也很多。
第一年的同学,我不大记得了,第二年的同学,我记得有贝氏三兄弟。(说起贝氏,据他们说,凡是苏州人姓贝的,都是同宗,如我前章所说的我的寄父贝鹿岩,以及後来在金融界上有名的且淞荪都是一家。除了苏州有一家笔店贝文元之外,因为贝文元是湖州人。)这贝氏兄弟,是仲眉、叔眉、季眉。也是贴膳,因此很为热闹。後来仲眉习医,叔眉游幕,他和我家有一些亲戚关系。季眉曾一度出洋,习建筑学,做过司法部的技正,设计建造监狱等事宜。
後来有一位戚和卿,也膳宿在朱师家,此君比我年小,而比我聪明,十三四岁时,字就写得很好,那是从苏州另一位书家杨懒芋学习的。和他同学不到两年,他便离去。三十年後,在上海遇到,他已更名为戚饭牛,在电台中讲书,颇为潦倒,大概有烟霞癖之故。在朱师处的同学最知己者,为李叔良,曾与结金兰之契(咱名换帖兄弟),李君留学日本,回国後为学校教师,苏州草桥中学这班学生,都受过他的教导。
我小时为祖母及母亲所锺爱,年已十三四岁,还不准独自一人在街道上行走,必有女佣陪伴着。到朱家读书後,不能时常回家,回家时必有人伴送,大约每月归家不过一二次,归家住一两天,便即到馆。但回家後,反见寂寞,不及在朱家的热闹。从家里到朱宅这条路,已经很熟,屡次请於祖母,不必派人伴送,可是她总不放心。
实在,我住在朱家,正和家中一样。我表姊待我,正似长姊之待其弱弟。不但是表姊,朱家的人,都和我很好,都呼我为弟弟。从前背後还要拖一条辫子,早晨起来,表姊便为我梳辩;晚上预备热水,供我洗脚。此无足为异,因为她未出阁时,本住在我家,也常帮助我的母亲调理我的呀。
在朱家读书这几年,我自我检讨,实在不用功。这其间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位朱先生交游很广,交际频繁,常常不在家中,如果不是开门授徒,便没有这样自由。先生既不在家中,学生更可以自由了。第二、同学既多,品流复杂,虽然都是上中等家庭的子弟,却有各种性质的不同。尤其是那种年龄较大的学生,更足以引坏年龄较小的同学。第三、我的表姊太回护我、放纵我了。假使我说今天身上不舒服,休息一天,那就休息一天了。实在这个年龄,正是求学的年龄,最是蹉跎不得的。
这个时期内,我看了儿童们不应看的书,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及满纸粗话的「笑林广记」之类,都是在朱家一口壁橱里寻出来的,虫蚀鼠啮,残缺不全本。那些曲本,我颇爱它的词藻,虽然还有许多是不大明了的,那时候正是情窦初开,便发动了我的性知识。此外也偶然看到了别的杂书,什么「庄子」「墨子」等等,我也抓来看,多半是不明白的,不管懂不懂,我也乱看一阵子。
⊙记朱静澜师
朱静澜先生,是我第五位受业师。我在他案头,差不多有五年之多,这不可以不纪了。
先说朱先生的家况,他们是一个小康之家,便是不作教书生涯,也可以过度。但是从前吴中的风气,既然进了学,教书好像是一种本业。并且中国的传统,我有知识学问,当然要传给下一代,而我也是从上一代传来的,如此方可以继续的传下去,从孔子一直到现代,都是这样一个传统。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从前古训相传的「教学相长」,一面教学生,一面自己也可以求学问。凭藉着教学生的缘故,也可以把从前所学的不至於荒废。再说:即使你并不靠教学生所得的一点束脩为衣食之资,但也可以检束你的身体。如果太空闲了,一点事也不做,那末,不但是学问荒疏,连身体也因此放荡了。
但是朱先生实在不适宜於教学生,可是他的教书生涯,颇为发达。有许多先生,我觉得都不适宜於教书的,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及其环境,所谓读书人者,除了坐冷板凳之外,别无事可作,我是坐过冷板凳的,所以深知其中的甘苦。从前的教书先生,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在科举上,忽然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一条是屡试不中,颠踬科场,终其身做一个老学究,了却一生罢了。
朱先生为什么不适宜於教书呢?我可以约举数点:
第一、他的教书不严也不勤。我们从小读「三字经」,有几句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不要以为开蒙的三字经,却是很有道理的。试举一个例:譬如他出了一个题目,教我们学生做一篇文字,限定当日要交卷的,但是当日不交卷,他也马马虎虎了。假使他出了题目,监视学生,非教他立刻做出来不可,学生们被迫,无论通不通,好歹也写出一篇文字来了。但他出了一个题目,并不监视他们,自己却出去了。学生们不做的不必说,做的只是潦草塞责,饤饾满纸,有时还乱抄刻文。他如果勤於改笔还好,而他又懒於修改,如此学生的进步更慢了。
第二、便是我上文所说的他的交友很广,他今天去看那一位朋友,明天又去看那一位朋友,自然这都是读书朋友。而且他的朋友时时变换,每年常有新朋友。又譬如你去访了那个朋友,那个朋友明天就来回访你了。家里并没有像现代的什么会客室,来访的朋友,便直闯进书房来了。好了!书房里来了一位客,学生们都停书不读,昂起头来听讲话了。那位不识相的朋友,甚而高谈阔论,久坐不去。还有拉着先生一同去吃茶,吃酒,先生推辞不脱,於是只得宣告放学。这时学生们,好像久坐议场里的议员,听得一声散会,大家都收拾书包走了。
第三、他自己很少读书时间,因此他的思思不甚开展,也影响到所教的学生。在清代一般士子,为了科举,在未入学以前,只许读四书五经,最多读一部「古文观止」,除非是特异而聪颖的子弟,阅读些史汉通监之类。那就全靠进学以後,多读一点书,以备後日之用。但有许多士子,进了一个学,好像读书归了本,不再进取了。我们这位朱先生,入泮以後,南京乡试,也曾去过两回,都未中式,第三次又因病未去,对此好像有点失意,而分心於别种事业。那些已开笔作文的学生,作了文字,必待先生改正,这改文章的确是一种苛政,有些学生文字做得不通,简直要先生给他重做一篇,而朱先生却是怕改,拖延压积,因此学生家长,啧有繁言了。
一个人,交友是有极大关系的,我在朱先生那里,从学有五年之久,後来出了他的学堂门,因亲戚关系,也还是常常到他家里去的。我见朱先生所交的朋友,常常变换,但也并非是什么毫无知识的酒肉朋友,却是一班苏州人所谓慈善界的人。慈善界的人,受人尊重,律己也是最严。可惜这一班慈善界,总是涉於迷信,後来朱先生也相信扶乩等等一套把戏,对於教书生涯,更不相宜了。
这一班慈善界中人,我称之为职业慈善家。大概有一班富人,捐出一部份钱来,经营慈善事业。他们的出发点,也有种种不同,有的是为求福计,根据於为善的人,必有善报。有的是为了求名,某某大善士,到底也是光荣的衔头。也有的资产有余,且已年老,好像办点善事,有所寄托。这便是古人所谓「为善最乐」了。但是出钱的人,未必自己去办,那就仰仗於这班职业慈善家了。因为他们有经验,有阅历,而这种慈善事业,也是地方上、社会上加以奖励崇奉的。
朱先生後来奔走於慈善事业以後,也就放弃了教书生涯了。苏州那个地方,有很多善堂之类,有的是公家办的,有的是私人办的,从育婴堂以至养老院,应有尽有。此外便是施衣、施米、施药、施棺等等。有一个积善局,也是地方上的绅士办的,朱先生曾为该局的董事,而兼营了「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医生。
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也是慈善事业之一种。因为吞食生鸦片烟,便是仰药自杀,吃了生鸦片,在若干小时之内,便要一命呜呼。那时候吸鸦片烟还是公开的,苏州吸烟的人很多,而吞食生烟自寻短见的更是不少。夫妇反目,姑妇勃谿,母女冲突,尤其是妇女占多数。这些人一有怨愤,便到烟榻上撩了一手指的生鸦片,向自己口中直送。这都是一时之气,及至追悔,毒已中腑,却已来不及施救了。因此每年死去的人,统计下来,便是不少。
於是慈善家就办了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好像我舅祖吴清卿公以及开雷允上药材店的东家雷先生等数人,出了钱,朱先生便做了急救的医生。朱先生不是医生,却是临时学起来的。本来像急救误吞生烟的事,那是要请教西医的,中医是全不会弄的,但那时候,苏州的西医极少。有两处美国教会到苏州来办的医院,地方极远,一在葑门内天赐庄,一在齐门外洋泾塘,要请外国医生,他们虽是信教之士,但都是搭足架子,而且医费很贵,普通人家是请不起的。现在有了这个处所,是慈善家办的,一个钱不要,连药费也不要,一报信即飞轿而至,什么时候来请,什么时候便到,即使是在严冬深夜,也无例外。
学习这急救误吞生鸦片是很简单的,只有几种药,教他们吃下去,以後便是尽量的教他喝水,使其呕吐,把胃肠洗清罢了。所难者,就是凡要自尽的人,都不愿意要人来救,都不肯吃药喝水,那就要带哄带吓,软功硬功,且要耐足性子去求他了。这一点,我真佩服朱先生,他的耐性真好。
有一天,我跟着朱先生去看急救生鸦片烟。那个吞生鸦片的女人,年约三十多岁,是南京信回教的人,身体很强壮,而且泼悍非常,是不是夫妻反目,这个救烟的人,照例不去问她。朱先生劝她喝水,横劝也不喝,竪劝也不喝,一定要死。但朱先生总是耐着性子劝她。她不但要駡人,而且还要伸手打人。可是这不能躭搁的呀!躭搁一久,毒发就无救了。那时朱先生手擎一碗水,正在劝她,她用手一推,那一碗水完全泼翻在朱先生身上。一件旧蓝绸袍子上,拨得淋漓尽致。
为着她要打人,教她的家里人,握住了她的双手,及至水碗凑近她的嘴唇时,她用力一晈,咬下一块碗爿来。但救总要救治的,不能因她拒绝而坐视不救,最後要用硬功了。硬功是什么呢?名之曰「上皮带」,便是将她的两手用皮带扎住,用一条皮管子,上面有塞头,塞进她的嘴里,就是用手揿着,一面灌水进去,一面吸水出来,藉此洗清肠胃,这个妇人,便这样救活了。过不了几久,我走过她的门前,她们是小户人家,我见她抱了一个孩子,笑嘻嘻和邻家妇女正有说有笑呢。
作者:
六者
在
寒山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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