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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三：“中落时代”等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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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钏影楼回忆录》之三：“中落时代”等五节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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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文章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三：“中落时代”等五节 (722 reads)      时间: 2005-6-14 周二, 下午7:36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三）

作者：包天笑

⊙中落时代

以迁居而言，桃花坞之局促，不及刘家浜之宽敞，以孩子的心情，也觉得後不如前了。大概父亲脱离了钱庄业以後，景况便不及以前了，那时的舅祖吴清卿公（祖母之弟，名文渠）就很不以为然，以为既然在钱业中，当然要服从经理的指挥，好比在官场中的下属，应当听命於上司，那有反抗的余地。但是父亲志气高傲，不肯屈服，因此便吃了亏。

这时父亲虽脱离了钱庄事业，手中还有一点余资，和友人经营一些小商业，也不甚获利。後来开过一家毛骨栈，在齐门外下塘北马路桥块（那时苏州并没有马路，但旧名词已有马路之称）。这一家毛骨栈，外祖也有一些资本，但他占少数，我父亲占多数，所有用人行政，都由父亲处理。

怎么叫做毛骨栈呢？就是专在城乡各处，零星购买了各种兽毛兽骨，而整批出售的一种营业。兽毛中最大部份是猪毛，整担的在堆栈中堆着，其它的各种兽毛，也有如黄狼皮、兔子皮、老鼠皮等等，不过牛皮是少数，因为另有作坊。兽骨中，大部份是牛骨、牛角、羊角，以及其他的兽骨，兽角。除了兽毛、兽骨外，还有鸡毛，鵞毛、鸭毛，以及其它禽毛。关於人身上的东西，就是乱头发；还有破钉鞋上烂牛皮也收买的。那些东西，後来都成为出口货了，经外国人科学制造後，重销到中国来，化腐臭为神奇。在当时我们孩子心理，觉得这种营业，实在不大高尚。

这毛骨栈的店号，叫作盈丰，在齐门外下塘沿河，这是一条运河，老远就看见我们雪白墙壁上，写有一丈多见方的大字：「盈丰栈猪毛杂骨。」我们自己也有两条没有篷舱而足以装货的船，停在门前。这一带，不独是我们一家，还有一家店号同丰的，也和我们同样的营业。

盈丰毛骨栈仅有踏进去的一间所谓账房间者，较为乾净整理，里面是一片大场地，排列着栈房，都是堆积着那些猪毛杂骨的，发出了极难闻的臭味。还有那些乱头发，有人说：都是死人头发，谁知道呢？有一天，有个狠巴巴的人，拿来七条发辫，正听得上一天，校场里杀了七个犯人，明明是这七个死囚的头发了，伹也不能不收。因此我们住在城里的太太小姐们，再也不敢到这个毛骨栈里去了。

这一种货色，自有客商来收购，各处都有得来，而有一部份是销到上海去的。那时猪鬃销到外洋去，已是一宗输出的大生意，猪毛在国内，也有作为肥料的。牛骨、牛角，在国内销场极大，可以精制各种器物；羊角可以制一种明角灯，有挂灯，有枱灯，在国内流行甚广。尚有许多，我听不知者，未能尽述。头发後来也销到外洋去，倘然如此，那七个斩犯的发辩，也许会一变而为欧美各国神圣大法官的假发哩。

这个毛骨栈，我曾去过好几次。本来苏州齐门外，已近乡郊，不大热闹的，但每一两年出一种迎神赛会，叫做「贤圣会」，也不知是何神道，城里的士女，倾巷来观，也很热闹一时。我们也便借此去观光这个毛骨栈。有一次，我们的栈房制造牛皮膏，是一位客商委托的，我以儿童好奇心，想往观看，和父亲住在栈里，闻了一夜的臭味（煎牛皮膏的臭味），大呼上当。

父亲开设了这家毛骨栈，他自己也难得去，委托了一位杨秋桥管理其事。谁知这位杨先生，大拆其滥污，亏空得一塌糊涂。於是人家又责备父亲用人不当，自己又不能常常到栈里监督他们。我想：父亲开设这个毛骨栈，也是一时的高兴，後来便觉得这种营业，是不适於他干的，他也对它兴趣淡薄了。这家毛骨栈，在我十岁的时候，便盘顶收歇了。

我的父亲虽是商业中人，伹他的性情，却是高傲不屈的。我没见过我的祖父，父亲也没见过，但据祖母说，父亲的性情，和祖父很相似。祖父文笔很好，却不事科举，不去应试。和父亲的走出了钱庄业，誓不回去，倔强的性格，有些相似。所以父亲後来虽至穷困，也不肯仰面求人。他的母舅吴清乡公，号称苏州首富，他也不肯依附於他，此即孔子所说「君子固穷」吧？

从前并不流行笔算，也没有近代发明简捷的算术，商业上就靠一把算盘。但父亲可以用左右手打两把算盘，而核对无讹。用墨西哥银元，时常有夹铜、哑版、成色不足等等，但父亲一听声音，即知其真伪。当时还行用制钱，中有方孔，以一百钱为一串，但每有不足成色的，父亲一望即知其数之足否，此种技术，都是从小钱庄学来。但一到大钱庄，即与今之银行一般，有种种金融的事业，而范围亦大，有盈虚消长之策在其中，而我父则以公平持正为圭臬也。

自毛骨栈收歇以後，父亲曾去当过一次幕宾。那时有一位王梅仙先生，在桃花坞和我们同居，会试中式成进士（苏人称为两榜，举人则称为一榜），也是吴县人。以榜下知县，发放湖北，补了湖北应城县知县的缺，急要聘请一位县署里的账房。由姚凤生先生推荐，父亲就到了应城县里去了。可是不到两年，王梅仙先生便丁艰卸任了。父亲也只好回到家乡来。

湖北应城县著名的出产，便是石膏，恐怕到今天还取之不竭，行销国外。也有人说应城县账房是个好缺，这都是莫须有的事。王梅仙先生的一个清廉的官，卸任以後，两袖清风。父亲向来是生性狷介，除了每月薪水，托人带来补助家用以外，到了回家时候，路径汉口，土产也不肯带一点，倒带回一部应城县县志。

父亲最远的旅行，便要算是到湖北应城县了。此外在他年小时，祖母携着他逃难，也曾到过安徽的徽州（吴家原籍徽州，我家祖先亦为皖籍）。以後便不曾出遇远门，只是在家乡的时候多。当然，那个时候，交通没有现在的便利，而苏州人士也惮於远游，成了习惯，往往一个保家守产的人。到了头发已白，也不曾离过家乡，离家几里路，就算远游，那末我父亲到了湖北省，亲友间就要算他出过远门了。

但是父亲却去过了上海好几次，他到上海去，当然是关於商业上的，是何种商业，在我幼稚时代未能明晓。但是有一次，因为父亲在上海病重了，我们便全家到了上海。

⊙儿童时代的上海

我初次到上海的那年，记得是九岁（光绪十年）。时光好像是在深秋，日子记不清了。父亲到了上海半个月後。忽然上海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上除了地址之外，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韵病危，请速来。」下面署了一个「鹿」字。那时候，中国设立了电报局，还没有许多时期，因为苏州是江苏省城，也就有电报局了。但是非有急事，民间是不大打电报的，这时我们家里的惊惶，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谁打的电报呢？原来父亲有一位好友，姓贝，字鹿岩，这位贝鹿岩先生，还是我的寄父呢。苏州风俗，孩子往往寄名给人家，或是要好的亲眷朋友那里，这个风气，不独是苏州，可称全国都流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我就在周岁时候，寄名给他们的。父亲到了上海，就住在他们家里，电报末尾，注上了这个「鹿」字，我们就知道是他打来的电报了。

我们接到了电报，十分惶急。电报上叫我们去，我们是否立刻动身？以祖母的敏感，就这电报上看来，说不定父亲已经故世了。在紧张中，立时召集了一侗亲戚会议，商量办法。当时舅祖吴清卿公（每次亲戚会议中，他总是当主席，他是祖母之弟，年最长）主张由他那里，派一位账房先生，陪同祖母到上海去。母亲和我姊弟两个小孩子，可以不必去。但是母亲不答应，哭了。我和姊姊见母亲哭了，我们也放声大哭。还是巽甫姑丈说：「既然要雇了船到上海去，多两个人与少两个人，没有什么大关系。不如大家去了，可以放心。不过陪同去的人，倒要一位亲切妥当的人才好。」於是推了顾文卿姑丈陪同前往，文卿姑丈也立刻答应了。

那时从苏州到上海，还没有火车，也没有小火轮，更没有长途汽车，只有民船，雇一民船，自苏州到上海，要经过三天两夜。全部不用机力，只用人力移动的，顺风张帆，逆风背牵。我们那时雇了一条船，叫做「无锡快」，在这船里坐卧，倒也舒适。亲戚们还送了许多「路菜」，如酱鸭，熏鱼、火腿，皮蛋之类，饭是船上烧的，可怜祖母、母亲，心中挂念着父亲，那里还吃得下饭？

这条民船，白天开行，夜里是要停泊的。停泊有停泊的地方，他们船家是晓得的。停泊的船，也不能是一条，往往要和别家的船停泊在一处，船家们也常有互相认识的。雇船的人也往往和人家做了「船乡隣」，互相交际，成为朋友。我们的船，第一夜停泊在正仪，第二夜停泊在黄渡，两处都有「船乡隣」。船家行船规例，在太阳落山之时，就要停船，明晨天刚一亮，便即开船启程了。

第三天下午垂暮时，船便到了上海，也是停泊在苏州河。顾文卿姑丈是来过上海的，是老上海资格了，但他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当我们接到了我的寄父贝鹿岩的电报後，我们曾经有个覆电给他，告诉他，我们要到上海。他的地址，我们也知道的，住在带沟桥的什么里（带钩桥，上海人呼之为打狗桥）。我们来了，先要通知他家才是；而且急急要探听父亲病状，於是顾文卿姑丈一马当先，便立刻按着地址，到贝家去了。

我们都在船中守候着，心中惴惴然，揑着一把汗，不知父亲吉凶如何？因为只在十几分钟内，便可以揭晓了。祖母只念阿弥陀佛，母亲睁大了眼睛，只望着岸上。停了一刻儿，文卿姑丈回来了，冲着祖母说道：「韵竹病已好得多了，请大家放心吧！」於是我们好像胸前的一块大石头放下去了。

我们正预备上岸的时候，我的贝鹿严寄父来了。他每从上海到苏州来的时候，常到我家，有时还带点上海食物给我，祖母和母亲都常见他的。他叫祖母为伯母，叫母亲为嫂嫂，说笑话的时候，叫母亲为亲家母，因为是乾亲家呀！他是一个小眫子，面孔圆圆的，为人和气而活泼。他见了祖母也说道：「恭喜！恭喜！韵竹兄这场病，危险非常，现在是好了，大可放心了。」祖母和母亲，惟有极力的感激他，深谢他。

自从贝家寄父一来，他便帮助我们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认识似的，指挥如意。那时候，我孩子心理，觉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讲我们先上岸，坐了车子，到他家里去，由文卿姑丈领导。一切行李，都交给他，他会押运着送来，可以万无一失的。

岸上已停着一排东洋车（那时尚没有黄包车的名称，叫它东洋车，因为那种人力车，是日本流行过来的），他讲好了价钱，请我们都坐上车。这时姊姊和祖母坐一辆，我和母亲坐一辆，文卿姑丈坐一辆，便到带鈎桥贝家来。贝家寄父押了行李，随後也就来了。我心中想：倘若在苏州，祖母和母亲，必然是两顶轿子，至少是两人抬了走。现在只要踏上东洋车，便拉着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我们儿童心理，到上海第一看见的就是东洋车。船在苏州河里，快到上海码头时，已经看见岸上的东洋车了。当时的东洋车，比後来的黄包车，车身为高，都是铁轮盘，胶皮轮还不曾流行呢。东洋车夫有制定的帽子和号衣。帽子是喇叭式的，一种蒻叶帽，好像苏州人做酱时候的酱缸盖。号衣是蓝色布的，背上有他的号码，坐车子的人，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是那种洋房，在苏州是没有看见的。苏州只有二层楼，三层楼已经是极少的了。我们坐了东洋车，在路上跑，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一回儿，东洋车拉进一条弄堂里，在一个石库门前停下，我记得那是一楼一底的房子，後面有个亭子间，楼下是个客厅，楼上就是父亲睡在那里，贝氏夫妇，睡在亭子间。

我们觉得住在他家，打扰他们，心中不安。而且他们房子并不宽敞，使他俩非常之挤，我们想去住旅馆，但是贝家寄父极力劝止，说是不方便。试想父亲还是个病人，不能住到旅馆去，而祖母和母亲此番来，至少是要看护病人，不能再委托贝家了。住旅馆即两面奔波，多所糜费，即在看护病人上，也有种种不方便处。

因此我们也就住在他家了，这房间里，除父亲外，又加上两张床，一是祖母和姊姊，一是母亲和我，他们早已安排好了。父亲本来病已渐愈，见了我们来，心中宽慰，更加好得快了。父亲的病，他们说是什么绞肠痧，又是什么瘪螺痧，当时医理不明，实在是一种剧烈的胃肠病，近於霍乱，腹痛如绞，又被医生一吓，他们便急起来，打电报到苏州来了。

父亲病愈，我们放心，贝家寄父、寄母，便陪了我们出游。这时从内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有两件事必须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马车。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们没有办到，因为祖母不许。她知道吃大菜不用筷子，只用刀叉，恐怕小孩子割碎了嘴唇。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坐马车是孩子最高兴的事了，出世以来，也从未经历过。

贝家寄父雇了一辆皮篷马车；可以坐四五个人，当时上海轿车还不多，只有几个洋行大班的太太，她们有私家车，把中国人的年青力强的马夫，打扮得奇形怪状，在跑马要里出风头。这一次坐马车，祖母和母亲都没有去，只有我们姊弟二人和贝家两个孩子。寄父说：「请你们到黄浦滩去看大火轮船去。」到了黄浦滩，见到那些大火轮船，比了房子还要高好几倍，真是惊人。马车在什么大马路（南京路）四马路（福州路）繁华之区，兜了一个大圈子，这便是坐马车一个节目。

除了坐马车外，我们又到四马路去游玩，那个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区，宜於夜而不宜於昼的。有一个很大的茶肆，叫做青莲阁，是个三层。二层楼上，前楼卖茶，後楼卖烟（鸦片烟，那时候吸鸦片烟是公开的），一张张的红木烟榻，并列在那里。还有女堂倌（现在称之为女侍应生）；还有专给人家装鸦片烟馆伙计；还有川流不息的卖小吃和零食的；熟闹非凡。此外，广东茶馆也去吃过茶，女书场也去听过书。

那时候，上海的电灯还不大发达，许多店家都点的「自来火」，即是煤气灯，上海人叫他自来火。与现在所用的火柴同名，火柴，苏州人也叫它自来火。讲究的在煤气灯管子头上加一纱罩，还是新发明的。至於家庭里，所点的都是火油灯（火油是叫做洋油的。至於在苏州，那还是用蜡烛与油盏，作为照明之用）。

不久，父亲也就起床了，我们便要急急的回去，家里只有一位年青的顾氏表姊，和一位老妈子看家。也仍旧雇了一条船，回到苏州去。顾文卿姑丈陪我们到了上海後，他还有生意上的关系，原来尤家也有一家同仁和绸缎店开在上海，是他们的分号。还有一家同仁和参店，也开在上海，这参店是他们祖传的。所以顾文卿姑丈来了後，住在同仁和，现在也和我们一同回去了。

⊙延师课读

自从迁移到桃花坞後，我的读书发生问题了。因为同居人家以及邻近，并没有一个私塾，而且因为我年纪太小，祖母及母亲不肯放我走出大门去，我那时不过七岁多吧，而生性懦弱，易被同学所欺，於是决定请一位先生在家课读。

请的那位先生姓何，名叫希铿，这两个字是名是号，现在已记不清了。他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还没有娶过亲，是一个长长的身体，瘦瘦的脸儿，说起话来，低声下气的。

何先生是没有进过学的，从前的文人，以进过学为本位，称为生员（即是秀才），没有进过学尚在考试中的，称之为童生。有五六十岁而尚未考取秀才者，称之为老董生（更有年高者，称之为「寿童」，其名甚可怪也）。从前苏州请先生，也有等级，这等级是根据於科举的。大概未进学的，等级最低，馆谷最少；已进学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好的，再高一级；中过举人的，再高一级。至於中过进士的，也不会当一个处馆先生了。除非是那穷京官，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家里，教他们的子弟。

何先生的馆谷，我记得只有三块钱一节。原来苏州致送教师的修金，不以月计，而以节计的。一年分为六节，便是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冬至、年底了。三块钱一节，质言之，就是只有一块半钱一月，十八块钱一年了。後来父亲又送了他三节的节敬，每节两元。这个三节，又是什么日子呢？便是端节、中秋、年底，那末每年又多了六元，总共是二十四块钱一年。

中国币制一向没有本位，在官家以银两计算，即所谓生银制度，在民间则都以制钱计算。许多有钱人家，如雇用工人、佣仆们，也都是讲定每月薪工几千几百文。但自从墨西哥银圆流行到中国来後，江南大都是用银圆计算了（俗呼之为「洋钱」）。当初每一银圆（银圆亦作银元），可以兑制钱一千有零，那时以何先生的资格，每年二十四元，待遇不算得太低，因为当时的物价太便宜了。

并且江南当时的风气，出外处馆，也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待遇不靠这一点馆薪，而膳供似更重要。吴中向称文物礼教之邦，对於敬师之礼，非常尊重。家堂里还有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以为人生所最当敬重的五个字，师也占了一位。这正是「论语」上所说的「有酒食，先生馔」，所以人家对於先生的膳食问题，是相当注意而不敢轻忽的。

有些大户人家，家里请了许多账房先生（大概是管理田地房屋事宜），称之为东席，而所请的教书先生则称之为西席。而东席不能与西席分庭抗礼，西席先生吃饭，往往另开一桌，比较优厚。学生年纪大的，就陪了先生吃饭，若是小学生，往往先生独自一人吃饭。更有人家於吃饭後，命厨子来请问：「师爷明天喜欢吃些什么菜」的（我曾经受过此种待遇，但要我点菜，那是大窘事，只好谢绝他道：「随便什么都好」，真是「孟子」上所说的「待先生如此其恭且敬也。」）

我们供给何先生，不丰不啬，大概是两荤、一素、一汤。夜饭，苏州人家有饭也有粥，我们就加两小碟粥菜。那是何先生一人独吃，我不陪先生吃。我小时颇娇养，吃东西很麻烦，肥肉不要吃，多骨的鱼不敢吃，爱吃的只有蛋和虾，人也瘦弱，吃得很少，每饭不过一碗，祖母和母亲很以为忧，吃饭似须加以监督。

我们学堂里，共有三人，一是我，一是姊姊，一是四姑母的儿子，我的姚氏表兄。姊姊比我大三岁，名蓉，祖母说：「给她读一二年书，能识得几个字罢了。」所读的什么「闺门女训」之类，也有好几种吧，她还在习女红，不是天天到书房的。我的姚氏表兄，年纪比我大两岁，但是他的资质太不聪明，我在前章已说过。所以在三个人中，我算是一位主角。

论何先生的教法，远不及陈先生的认真，我是个小孩子，也自觉得。父亲虽是商业中人，觉得教小孩子只是死读书死背，颇不以为然。他以为小孩子要开他的知识，须从讲解入手，他意思要请何先生给我讲书。但这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近乎哲理的书，小孩子如何听得懂？不但是我们听不懂，连何先生也有些讲不明白呢？

於是父亲又去搜购了那种易於讲解的书，如「孝弟图说」（木刻本、有图画、刻得很精致），「儿童故事」之类，使小孩子易於明白的书。何先生讲是讲了，只是呆呆板板，使我们不感兴趣。而且有几段，何先生不讲，我亦懂得。何先生是住在我家的，每隔三、四天，回家住一次，到明天，往往告假一天。到了半年以後，我家方才晓得何先生是患着严重的肺病，照现在说来，只怕他的病历，已到第三期了。

何先生家境不好，他又舍不得我家这个馆地。在我们家里，他曾咯过一次血，他却对我们的女佣说：「这是鼻衂。」祖母已经起疑心他有病了。及至有一次，他有三天不曾到馆，祖母派了一个女佣人到他家里去问候他，方知他病得很厉害，他的母亲（我的太师母），向女佣人垂泪。女佣人回来一说，祖母连忙命人送钱去，送东西去，并且安慰他，不必急急到馆，多休养几天。祖母又常常送藕汁，什么仙鹤草熬的膏子，说是专门治吐血病的，多方去慰问他。

後来他的病有些起色了，颇想力疾到馆，我们家里，连忙去劝止他。那是有些私心的，当时也早知道肺痨病是要传染的，如何再能到馆与孩子们日夕相亲近呢？但过了一个月，何先生又病倒了，这一次，病很沉重，苏州人称之为「痨病上床」，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能再起床了。何先生也自知不起，但他在病中，还怀念他的馆务，怀念我们读书的荒废，他请他老兄大何先生来代馆。这位大何先生其貌不扬，学问也不好，我们的顾氏表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何仙姑」。何仙姑本为八仙中的一位，所以称为何仙姑者，因为他是何先生的哥哥，「仙」与「先」同音，「哥」与「姑」同音也。

何先生之兄来代馆以後，未及年终，何先生已辞世了。可怜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那个时期，苏州青年，患肺病者甚多，往往一家兄弟数人，互相传染，全患肺病。大概因为是慢性传染，不知趋避，其次则体力柔弱，失於运动，尤其那些富家子弟，更容易患此病了。

⊙记姚和卿先生

自何先生故世後，父亲正预备为我别延一师，恰值我们的房东姚和卿先生，决计於明年之春，在家里开门授徒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於是祖母和父亲，就命我拜姚和卿先生为师，而向他受业了。

姚和卿是我姑丈宝森，姻伯凤生的堂侄，论亲谊我和他是平辈，在平时，我叫他为和卿阿哥。而且朝夕相见，因为我家与他只隔一层板壁。但既已拜他家为师，父亲就命令我改口呼他为先生了（按苏俗对於受业师称先生，以示尊敬，在书柬上，则称「夫子大人」下署「受业门生」。在他省则呼「老师」，不唤先生的）。他的夫人，本叫她为嫂嫂的，现在也改呼为师母了，但她很谦抑，仍要我呼她为嫂，不要呼她为师母。

其时，姊姊已不上学了，读过什么「闺门训」、「女四书」，又读过半部「幼学琼林」，祖母说：「既不在家里请先生，女孩子出门附读不方便。」於是在家学习女红了。吾母亲的刺绣颇精，教她学习刺绣，祖母有时给她温理旧书。姚氏表兄，本来也可以向和卿先生就读，但他的父母不赞成这位堂侄，而凤生先生家里，也另请了先生，他就在那边附读了。

正月开学，学塾就设在第二进的大厅上。这大厅已是很古旧了，窗棂都朽坏，地砖也裂了缝，但从前造的房子，身骨都极坚实，故家巨宅，要给子孙数百年住下的计划。大厅是三开间，和卿先生只用西面的一间，他教木匠去做了四只大书橱，把这西面的一间夹开来。

留出一扇门的空隙，挂了一个门帘，这便把大厅分开来了。但书橱没有加漆，只是白木的，倒也清洁。这等号称书橱，其实等於书架，也不过堆砌一些学生们的书籍而已。其时都是大本线装书，没有洋装的，所以每一学生，都是破破烂烂的一大堆。

里面一张方桌，一把圈椅，是先生坐的。桌子上一方墨砚，一方朱砚，以及墨笔、朱笔，为圈点批评之用。此外还有一把戒尺，就是古名「夏楚」者，倘然有顽劣不率教的学生，那是要打手心的（从前有些乡村学堂，还有要打屁股的）。学生们则散坐在周围，有的是方桌，一张方桌可坐三人，半方桌则坐一人，较为舒适。椅子是方型，或长方型，如果先生家里没有这许多椅子，可能教学生们自己带椅子来上学。

这一回，姚先生招收学生（名曰：「设帐授徒」，俗语说来，就是开了一爿子曰店），学生倒来了不少，连我在内，共有十二三人，也算桃李盈门了。但是程度不齐，最大的一位是十八岁（黄筑岩君，这位同学，他在五十岁时，我还见到他，是一位老画师），年纪小的仅七八岁，过於小的开蒙学生，姚先生声明不收，像我们八九岁至十二三岁，却是最多。

姚先生是一位名诸生（即是进过学的高材生），他的笔下很好，为人极勤恳而开通，好像去年也馆在人家，今年才回来开门授徒，当时贴了红纸条在大门外，上写「内设经书学塾」，这便是开学店的招牌了，於是附近人家都来从学。不过姚先生也要选择一番，有些太下流的孩子们，他也不收。为了他的学生整齐起见，也要问问那些学生的家庭关系，一个学塾里有了坏学生，便足以驱逐好学生。

我在姚先生学塾里读书，似乎比关在自己家里延师教读时候，要开展的多了。虽然从最後一进的屋子里，走到大厅上，未出大门一步。一则，我年纪渐大，知识也渐开；二则，有了十一二位同学，知道了小孩子许多不知道的事；三则，姚先生每晚有讲书一课（在将近晚间放学时）。那是对大学生们所设的，我们小学生听了，也有一些一知半解哩。

我最惧怕先生不在塾中，这十一二位同学闹起来，真有天翻地覆之势。但我也喜欢先生不在塾中，往往有新奇的事出现。有一天下午，先生出门去了，学生大起活动。那个大厅的庭院，倒也很宽阔的，只不过乱草丛生，芜秽不治，蓬蒿生得过了膝盖。有一个学生，在庭角小便，看见一条蛇，在草业蜒蜿而行，便向同学惊呼起来。

一个大学生，便冲出庭院，说道：「打死它。」又一个同学说道：「捉住它。」但大家说：「蛇是有毒的，不如打死它。」於是即有一人，拿了一根门闩来打它。他们记得一句成语：「打蛇打在七寸里」，因此真个用力在七寸里乱打。蛇负了伤，还是拼命的逃，有一句俗语，叫做「蛇钻的窟窿蛇知道」，这种旧房子，多的是墙头缝，蛇便拼命的向墙头缝钻去。有一位同学呼道：「不好了！给它逃走了！」有一位同学奔上去，蛇的身子，一半钻进墙头缝，它的尾巴，还拖在外面。他便双手把蛇尾拖住。伹蛇尾很滑，他抓不住，便大呼「帮帮忙」，於是另外一位学生，也来帮着他，就是所谓「倒拔蛇」者，把那条蛇，拉出墙头缝里来了。

那位年长的学生，可称是捉蛇能手，他倒提了蛇尾，只管把它向下抖，蛇也无力挣扎了。又是一顿门闩，蛇也已经半死了，打死了这条蛇，怎么办呢？一个学生出主意，说是「把它丢在河里」（桃花坞是沿河的，但沿河多造了房子）年长的学生，提了蛇尾，将要拧出门口，可是门口开了一家裁缝店，他们的开店娘娘不答应，不许拧了死蛇，在他们的店堂里经过。他说：「打死了蛇，它是要来讨命的」。说了许多迷信的话。

这可怎么办呢？有人主张，不如把它火化了吧？大家也以为然。因此到邻家，讨了稻草茅柴，把它烧起来。不想惊动了住在隔壁松下清斋的大书家姚凤生先生，他听的外面一片喧闹声，又见庭中轰然的火光，问起什么事？学生以实告，凤生先生大骂，「你们这班顽徒！」及至和卿先生回来，他又唤他去训斥一顿（和卿先生是他的侄子）。先生回到学塾里，除了我们几个小学生，对於此事无份外，打了一个「满堂红」。

这班同学中，除了一位黄筑岩兄，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医家，前晕曾述过。还有一位姓王的，已忘其名，本来是一个水木作头的儿子，後来自己便做了大包作头，并且在上海包造大洋房，很发了一点财，偶然在上海一次宴会上遇到，谈起来，方才知道是同学。他有两只招风耳朶，当时我们叫它「大耳朶」，他是苏州的香山镇人（苏州的水木工匠，都是香山人），直到我们叙旧时，他的香山口音，还不曾改变过。

和卿先生的开门授徒，大概不过两年多光景呢？他便出外作幕去了。原来他和吴清卿（名大澄）为至戚。吴放了湖南巡抚，便招了去，在抚院中，他当了「殊墨笔」（郎代批公事，此职，惟督抚衙门始有之）。说起吴清卿，苏州有两个吴清卿，一为做湖南巡抚的，苏人称为贵的吴清卿；一个便是我的舅祖，我祖母的弟弟，号称苏州首富，苏人称为富的吴清卿。後来这两个吴清卿的孙子，都成了画家，一个吴湖帆，一个吴子深。

和卿先生初名元豹，後因元豹两字，音同元宝，改名为元揆，他是一位廪生，文学很优，字也写得很好，为人忠厚诚笃，但他的同族中，说他是书呆子，呼他为「瓦老爷」（苏州人嘲笑忠厚老实人，有此名称），他自从作幕以後，便抛弃了教书的生涯，以保举及捐资，得知县职，到江西去候补，做过了几任知县。他的儿子号学洲，学洲的儿子名赓夔，笔名苏凤，是一位名记者，以亲谊的关系，我比他长两辈，所以苏凤呼我为公公。

⊙我的近视眼

近视眼有遗传性吗？在我的直系上，是一个问题。说它有遗传性吗？我的父母，都不是近视眼，我的祖父、祖母，也不是近视眼，何以我是近视眼呢？说它是没有遗传性吗？何以我的儿女中，很多近视眼呢？虽然他们深浅不一。而且我是近视眼，他们的母亲也不是近视眼呀！

我在八九岁的时侯，近视眼就显露了，远的东西看不出，近的东西，虽极纤细的也能明察秋毫。祖母那时便抱怨我开蒙的陈先生，她说：在我初学写字的时候，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放学时候，便写字了（起初描红，先生还把笔，後来写书法，以薄纸印写）。书房中墙高庭小，垂暮时光，光线不足，所以出了毛病。但其实不然，私垫中习字，都是在这个时候的。

那末说近视眼是先天关系，既不尽然，後天关系，那是有的。当我在八九岁的时候，文理已经略通，便喜欢看小说书，而这些小说书，又都是那种木刻小字的书，有的是那种模糊不清的麻沙版，看起来是很费目力的。我记得我的外祖家中，有一间屋子，他叫做东书房的，这里有一口书橱。有一天，我在这书橱中，翻出几本书来一看，全都是小说，有「封神榜」、「列国志」、「说唐」、「隋唐」、「岳传」之类，发见了这个奇秘。大为喜悦，好似後来人家发见了敦煌石室一般。因此不到外祖家则已，去了，总是躲在东书房里看书，而这个东书房甚为黑暗，夏天蚊虫成市，我总是不声不响，在里面看书，这定然与我的眼睛有关系。

谈起看小说，我的正当看小说，还在九岁时候吧？家中有一部残缺的「三国演义」，也是从一只旧书箱里翻出来的，我见了如获至宝。起初是愉偷摸摸的看，因为从前小孩子不许看小说的，除了看正史以外，不许看野史。後来被父亲发见了，说是看「三国演义」无妨，非但不禁止我看，而且教我每天要圈点几页。（从前有许多书，都没有圈点的，自己加以圈点，也分句读；人名、地名，也在旁边加上一竪，与现在新符号也差不多。）

不过看章回小说，看了前一回，便要知道後一回怎么样？每天晚上圈几页，怎能过瘾呢？於是仍旧想法子偷看了，最好的时间，是在大便时，大便已经完了，可以超来了，但是依旧坐在马桶上（这个名称，苏人称为「孵马桶」），偷看「三国演义」。不久，被祖母知道了，大骂一顿，说道：「你在马桶上看关圣帝君的事，真是罪过，将来要瞎了眼睛。」实在说，在马桶上看书，总是光线不足，有损眼睛。不想後来成了习惯，在大便时，不论什么书，终要取一本在手中阅看。

既而上海出了那种缩小的石印书，最是损人眼睛，而且那些出版商，还印出了许多「大题文府」，「小题文府」、「试帖诗集腋」等等书籍，那是搜集了前人所作的八股文、八韵诗，以供人抄袭獭祭之用，这是他们一种投机事业。印出来的字，小得比蝇头蚊脚，还要纤细，有的必须用了显微镜，方可以看得出。这些书都是为了考试时，便於夹带用的，所以销场奇好。

但是看这些小字书，很伤目力，当时一大半的近视眼，都是由此养成。尤巽甫姑丈，最痛恨这些石印的八股八韵书籍。他的批评，说这种书，不但伤害青年的目力，而且看了这等书，足以汨没性灵。譬如一个先生，出了一个题目，要教他的学生，做一篇文章。这须要自出心裁，把思路展开，然後才能做成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因为自己做不出，不肯去想，於是去翻前人所做的文字，这个思想就把它关住了。那时不但剿袭他的意思，还剿袭他的成文，自己就一辈子没有思想了。所以巽甫姑丈说：「这些刻出来的石印书，伤害眼睛还小，伤害性灵更大呢。」

不过我对於那些石印书，受害还轻，因为我没有钱去买什么石印书呢。但石印书有许多很适用的，譬如像「诗韵合璧」之类，我曾有一部，觉得很为便利，有些工具书，都靠了石印本而利用。如其它的许多木版书，卷帙浩繁，携带不便，却经过了缩小石印，便成了袖珍本了。譬如说吧：像「史记」、「前汉书」、「後汉书」、「三国志」，人家称为四史，若是木版的，要装好几只书箱，现在可以缩成几部书，那是多么便利呢。

我在十岁那一年上，就有一副眼镜了。那件事，是我牢牢记着的。因为我是近视眼，看见人家戴眼镜，颇为羡慕。亲友中也有近视眼的，把他们卸下来的眼镜张望着，颇觉明亮。我久有此意，要想有一副眼镜。但小孩子怎能戴眼镜，在当时是不许的，要被大人所呵斥。

就在那年的秋天，父亲为了奖励我读书，他允许带找去看一次戏。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件，要那天是先生放学，不能因为娱乐而旷课。第二件，也要他自己有空工夫。於是我只有等待，等待到那一天，先生果然放学了。至於父亲有空工夫，那是不成问题的，他近来本来不太忙，即使有事，他也会带我去的。

父亲对於儿童不能失信，因此催着早早吃午饭，便到城隍庙前那家戏馆来了（那时苏州城内，只有一家戏馆，唱文班戏，文班戏即是昆剧）。谁知到了戏馆门前，冷落无人，铁闸也关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呀？一问邻近，方知今日是忌辰。所谓忌辰者，便是那一天是清朝历代皇帝皇后的死忌，这一天，照例不许演戏的。可是我却觉得很是失望了，好容易一直盼望，得到今天，才有这个机会，结果是为了忌辰而停锣，我的懊丧，真是要眼泪挂出来了。

父亲却安慰我道：「这一次遇到了忌辰，还有下一次呢。」又道：「你不是想有一副眼镜吗？」於是我们父子两人，便到穿珠巷来（穿珠巷在苏州阊门内，苏人又呼它为专诸巷，那里都是眼镜店，苏州人有句谜语道：「穿珠巷配眼镜，各人的眼光不同」）。我那天就配了一副玳瑁边的眼镜，这时，外国货的眼镜，还未流行到中国来，我的这副眼镜，全是国货，而且全用手工制成的，不是玻璃，面是水晶，价值墨西哥洋银一元。回到家里，我非常高兴。把看戏逢着忌辰的失望，全忘怀了。戴着眼镜去见祖母，祖母说：「小孩子不能戴眼镜，只怕愈戴愈深，藏起来，到要看远处的地方才戴罢。」

不但小孩子不能戴眼镜，苏州那些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虽然近视眼很多，年轻时也不大许戴眼镜。说也可笑！他们希望在科举上发达，预备将来见皇帝，什么引见，召见之类，都是不许戴眼镜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祖上是做过大官的，却是个高度近视眼。有一天，皇帝在便殿召见，那皇帝东向而坐，对面却安一面大穿衣镜面的屏风，他糊里糊涂，只向那面大穿衣镜面前跪了。太监看见了，掩口而笑，把他拉过来，说道：「皇上在这里。」因为他是大臣，不加谴责，但是皇帝心里终觉得不高兴，臣子不免就吃亏了。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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