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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言 :也谈政治改革(转贴自新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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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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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余按:转贴,并非是完全的赞同.而今现实,党政分家,
分权多元,先自由共和求宪政而后渐行民主政治,是妥善的.
记得79年春云南黑龙江等"返沪兵团"中断共和新路旱桥的铁路要冲,
乔司令(我的大学同班,也即广场民刊扬周之类最佩服的导师)在大力呼唤参与,
我则坚决反对.后我赴现场,进入指挥车门口要求游说领导集团(也即魏全宝一类),
那守门的当即站起:现在广场来人,以关切我们的名义想劝大家撤退......
底下群起怒吼:"拉下来打死!!"(我当时只准备他们动手前要求说句话,再打不迟)
"大民主"时的群种众,并非理性,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海外民运魏王等,身上有许多
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所以理所当然地要被历史淘汰-或最多按魏在其大所言"当嫁衣"
(12年前我即告知胡平此意见.我想他内心是认同的,但身在江湖,不便明言,也就
只好随波逐流了,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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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政治改革
转自:[新观察/xgc2000.net]
壹,就政治改革答阿族人
一，经济基础
正如民主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也需要一定的现实条件。
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有一种趋向聚集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趋势。如果过度抑制此一自发趋势，市场经济将因此被过度损伤，从而运转不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初期，资本总是趋向集中的原因；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总要经历一个原始积累阶段的原因。当物质条件的丰富程度不能同时满足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资本聚集度和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平时，效率和公平，二者不可得兼。要么回到毛时代的普遍贫困下的社会公平状态，要么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取向。后者显然就是现行政策的出发点。
我不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有可能在保持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做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平。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接受不公正可能长期存在的现实。社会只可能一定程度地抑制不公正，不使矛盾过度激化。
有人喜欢依据西方经验得出普适规律，且看西方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西方在资本主义早期，是社会普认公正的吗？难道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是鲜血淋漓的吗？难道西方的典范--美国，其第一代资本家不是被普遍看着是骗子 强盗 杀人犯吗？难道这不正是社会主义兴起的原因吗？现在，西方资本家羽翼丰满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财富能够满足规模资本和普认公正的双重需要了，于是西方开始高喊社会公正，还可以教训发展中国家要怎么来讲人权。
不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 社会公正，是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而逐步推进的，东方新兴工业国家（如台湾 南韩），又何尝不是如此？脱离经济发展，一步登天的社会公正，世界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从未有过。有之，则是社会主义的大锅饭。
当然，现代条件下的资本原始积累，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极端不公正的形式，但也做不到社会普遍满意的公正程度。这是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新出现的一个矛盾不可调和点，也是社会民主必须缓行，必须等待社会财富具备一定积累的原因。
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原教旨主义者们，不承认市场经济早期必然会衍生社会不公的现实，总强调一切不公，都是极权制度的产物。那么他们怎么面对西方民主国家资本主义早期也存在的血淋淋现实呢？
二，强势政府
阿先生的观点是：极权政府是腐败之源，不可能期待它主持社会冲突中的公正。它只会偏帮，不能居中。只能通过“民主”方式，由冲突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在一般情况下，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的转型时期，矛盾各方，不可能通过自我协商达成妥协。
不管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实现，还是现实中矛盾冲突的和平解决，都只有在冲突各方立场差异不是极端到不可调和时才有可能。否则，就只有借助另一种更大的威胁来暂时压制冲突。
美欧可和平协商，解决磨擦；对南联盟，却只有兵戎相向；美苏之间，如无核战的威胁，早已打得不可开交。塞阿两族之间，犹太人阿拉伯人之间，都不缺少沟通协商的渠道，甚至还有国际社会的居中调和，他们谈拢了吗？妥协和平了吗？
民主制度的崇拜者们，你们以为民主是什么？不就是一种协商谈判的机制，不就是一种游戏规则吗？当无人遵守时，规则再好，有什么用！
可以肯定，如果犹太人阿拉伯人同属一个强大的帝国，双方必能和平共处。矛盾未必会得到解决，但必然会受到压制，不再表面激化，不再是你死我活。帝国有可能偏袒某一方，但除非它能彻底消灭另一方，否则必然会将偏袒限制在对方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换取稳定。就象今天的中国，昨天的苏联那样。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转型需要一个强势政府的原因。政权的特性，决定了它既可能和利益集团互为利用，又必然会有矛盾冲突。利益集团，以赢利为唯一目标，不会怎么顾及政权的存续和稳定；而政权却以自身的存在和稳定为最高目标。社会转型，矛盾激化时，政权本身的维持也更为艰难，更为紧迫，政权与利益集团的目标差异和矛盾必然加剧。政府越强势，越能摆脱利益集团的羁绊，越能对利益集团形成压力和钳制。只有一个能压服各方的政府，才能构成社会冲突中的稳定力量，才能建构出人人必须遵循的秩序和规则，社会也才不会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走进动荡不休的陷阱。
二十年的历程表明，政府已认识到，唯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融入国际社会，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民性格
世界上各色人等，性格相差其实有限。差别主要是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所谓中国人的温训忠厚，其实是长期的专制统治使然。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长期积累的心理能量往往会使极端的性格走到自己的反面。看看等级和专制松动之时，中国都发生了些什么，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不需要费心去寻找大革命时湖南的“暴民运动”的例证，看看几十年前的文革就足够了。
那种以为只要让“人民”尝到少许甜头，他们就会感恩戴德，一心一意服从精英们的安排，老老实实遵守他们制订的游戏规则，不再提任何“非份之想”的幻想家，只能够说他们永远也睡不够--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群众运动”以后。
物质条件贫乏，社会矛盾尖锐之时，启动社会民主，既不可能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又没有人人遵循的游戏规则，只能是胜者为王，弱肉强食，社会陷入动荡，人民苦难，不知伊于胡底。
四，政改工具
这一点的分歧，部分源于概念差异。我只反对某些人宣称的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即在现阶段实行以普选制和代议制为标志的民主政治制度。我并不反对实行其它方面的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党政分家，健全法制，变革命党为全民党，党内民主等等。
这些改革，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充分的，也不能将政府的效能发挥到极限。但这可能已足以使中国，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推动目前的经济和改革，减少经济发展中的阻力和磨损，完成必须的社会转型。否则，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国家，是在成功实现工业化以后，再启动民主了。
五，阿先生的思维，似乎有三个误区：
1，直线思维
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我们要赶紧走过去。不知道在过程中还要走弯路，有时候看起来还是背道而驰。
2，民主迷信
以为民主万能，民主百利无一害。民主可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为它自己接生的问题。凡有敝害，则谓之民主不足够。看不到民主也有局限性和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3，以为秀才遇到兵，有理讲得清。
以为只要自己讲道理，别人也会讲道理。以为任何时候都会有一种大家都甘愿接受的安排，只要将它找出来就皆大欢喜了。不知道有一种分歧叫“鸡同鸭讲”，不知道有一种矛盾叫“你死我活”。
贰,就政治改革答舟自横
不错，允许资本家入党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即将到来。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 经济精英，也大多与政治权力有所牵绊，比较适应于权力市场化下的游戏规则。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不会主动推动改革，甚至会倾向于维护目前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
但是，允许经济权力进入政治俱乐部，本身就是对原有极权结构的一种解构。社会权力的一元结构从此将走向二元化，社会的其它层面将随之出现和不得不容忍更多的多元化。这正是实行民主与共和所必须的社会基础。其现实意义，可比拟英国的“大宪章”。
没有中世纪西欧，国王 诸侯与教会的对峙，就不会有商业城市自治的出现；没有调和与规范国王与贵族关系的“大宪章”，就不会有今天的英国民主。国王 诸侯 教会，难道它们会没有共同利益？为什么它们要内争不已，给人民民主以可乘之机？难道它们善良到希望赋予人民民主权力？民主共和，从不会来自施舍。它的出现，总是客观情势使然。
无可否认，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新生的和传统的社会力量，其利益和目标，既有交叉重叠，又必然会有矛盾斗争。看看最近党内对“七一讲话”的反应就知道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基础和历史惯性，都对经济精英的利益追求有一种排斥作用；而随着新生经济力量在政治上的壮大，它必然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独立的利益诉求。这又将从内容到形式，都构成对传统政治权力基础的消解。
最现实迫近的一点是，新生经济势力必定会全力谋求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这又必然影响到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当新生经济精英在政治上更为壮大，从而有可能出现政治经济两大势力鹬蚌相持，明争暗斗的局面时，社会其它阶层就可渔翁得利。不管是无暇顾及也好，还是争相借力也好，社会其它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都将因此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目前一元政治结构下，市民社会是没有多少生长余地的。
必须看到，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讲，中国的中产阶级要发展成形，都还必须要走过漫长曲折的“出埃及”之旅。实际上，在我看来，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以及政治极权结构的固化，在可以展望的将来，都看不到中国有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公民社会的可能，只可能长时期地保持“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分化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但社会转型难以有序推进，整个社会都将长期处于崩溃威胁的阴影之中。这既是今天的现实，也是我们种种心理危机感的一个现实来源。
因此，照搬西方模式，急着直接走进西方式民主，固然是不可取的；而急于求成，以为一口可以吃出个民主自由的胖子，从而排斥渐进方式的改良，同样是浮躁而有害的。
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评，有其存在价值；但以之作为标准，来要求社会实践，则无异于拔苗助长，爱之适足以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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