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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文革反思的反思——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应该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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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革反思的反思——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应该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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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文革反思的反思——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应该缓行 (239 reads)      时间: 2005-5-14 周六, 上午10:3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文革十年，一场浩劫，有良知的学者无不对其进行沉痛反思。尽管由于档案尚未完全公开，系统的反思尚未真正开始，但反思的深度和广度却已颇为可观。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演变到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缺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弊，从革命与改良之争到激进与保守之论，几乎古今中外思想史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文革反思的印痕。然而，这种貌似深广的反思却无意中冲淡了反思的主题，真正关键的问题反被漫无边际的言论遮蔽。更为糟糕的是，有些反思大而无当，经不起推敲，不但无益于反思，反而为正常的反思设置了迷障。
其中之一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论”。这种理论认为，十年文革是一场理想主义运动，而脱离现实的理想设计是导致文革灾难性后果的罪魁祸首。人们应当更注重经验与传统。并由此追溯到英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认为英国的经验式改革比法国的理想式运动更为可取（国内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此论）。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时髦。早在文革尚未结束时，中国思想界的先驱顾准就已明确提出要用经验主义取代理想主义。他不但对古希腊斯巴达体系提出了质疑，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马克思：“马克思在这个问题（指如何设计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适合广土众民的民主制度引者注）上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过分理想化，理想的灵感又从来不是凭空可以来到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所利用，真是遗憾！”（《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p259）应该说，这种反思在当时是勇敢而富有启发性的，但却难以服人。它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是欠考虑的：
一、文革中究竟有多少理想主义？
与邓小平比较起来，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成分无疑更浓。这种理想主义不但反映在其诗句上，而且也映射于文革的发动中。试图完全达到社会平等和彻底消灭官僚腐败无论如何都是其发动文革的动机之一。但是，这种个人的革命理想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全民族的理想主义却是值得怀疑的。文革中形成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恰恰说明当时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自己的理想。许多毛的追随者除了知道要造反、要夺权、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并不清楚自己是在为何理想而“奋斗”。与其说他们是在理想的驱使下自觉行动，毋宁说他们是在感情的支配下盲目跟从。文革中某些力量之所以能够空前的团结起来，靠的并不是共同理想，而是同仇敌忾。正如希特勒在二战中鼓动反犹一样，毛泽东团结群众的方法也是树立共同的敌人（黑五类）。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人们行动的准则已完全不是头脑中理想，而是现实中的利害[1].即使是毛本人，其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到底有多大也是值得考究的。李泽厚就曾指出：“毛尽管认为‘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讲堂录》），但要能使理想变为事实，却必须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p957）在很大程度上，毛发动文革想要实现的并非什么高远的理想，而不过是恢复延安时期的革命传统（毛曾多次抱怨现在丢掉了以前的优良传统[2] ）。毕竟，带领共产党赢得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对于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经验，它是不可轻易丢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之所以能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与其说是因为他太理想化了，倒不如说是他过于倚重了过去的经验。这种经验不但来源于其亲身经历，而且源于两千年来封建统治的传统。而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理想，毛几乎从未认真去理解过[3].另外，从理想主义的建构性特征看，毛的理想主义也是不完全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主义的命令是破坏而不是继承更不是建设……它的发动者关注的是清除过去的负担而不是对未来的任何积极的设想。”（莫里斯o 梅斯那：《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p398-399）总之，作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既有追求新人新事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 部’ 为煤炭‘ 科’ 的一面，又有怀疑‘ 大权旁落’ 有人‘ 篡权’ 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 反修防修’ ）的一面，又有渴望做‘ 君师合一’ 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p1016 ），其理想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比起来，既未能一以贯之[4] ，也缺乏系统性。因此，将文革定位为一场理想主义运动，若非牵强，亦属片面。
二、理想主义究竟应对文革负多大罪责？
退一步讲，即使文革中确有很多理想主义成分，这种理想主义究竟对文革负有多大罪责仍是值得探索的。如果因为杀人犯动用了利器就试图将天下利器尽剿灭之显然是愚蠢的，同样，如果因为文革中有人利用理想主义造下了冤孽就对理想主义嗤之以鼻也是不明智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斗士刘军宁尽管对理想主义的直接民主大加贬斥，但却无意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当‘ 武器的批判’ 和‘ 最高的理想’ 一旦结合起来，大难就临头了。”（刘军宁等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p52 ）可见，“大难”并不源于理想主义本身，而是源于理想主义和暴力革命的结合。结合物的性质并不蕴含于被结合物自身，正如H2O 的性质并不蕴含于H2和O2中一样。在这一点上，中国许多学者跟在波普尔、哈耶克等人的后面犯了同样简单的错误。波普尔将二战中的极权主义根源上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本身具有危害，它在柏拉图时代为何没有表现出来，这种所谓的隐患为何要等到希特勒出现才“脱颖而出”。如果人类复杂的思想能够被抽象的剥离开来而加以简单的赞成或反对，那么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种思想都会同时贴上是和否的标签。如果能够因理想主义与其他因素结合而产生恶果就有理由对其加以反对，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对其加以赞赏。远的不必说，就以自由主义为例，无论是卢梭式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洛克式的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对中国而言都是理想主义的，因为正如雷池月所指出的，中国从根本上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5] ，这种舶来的自由主义无论具有多少经验主义的成分，对中国而言本身仍是理想主义的。并且，惟其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才具有生命力。又如倍受中外赞赏的孙子兵法，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也是理想主义的，但它非但未造成任何灾难性的后果，反而为人类减少无畏的杀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仔细分析起来，理想主义不但不是文革的作孽者，反而是其受害者。徐友渔就坦言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一代人是受骗了（也许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是在利用运动达到自己的合理目的，但那是极少数的例外），我们的理想和热情被玩弄了。”（《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p117）古代曾有一种迂腐之见，认为贞女受污之后若不自尽就是罪恶。同样，如果认为理想主义被玩弄了就对它弃之不理是不也很迂腐吗？
三、经验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克服中国理想主义的缺陷？
再退一步，即使理想主义确有缺陷，用经验主义是否能够补救？这需要对中国的理想主义作具体分析。与西方唯理论的理想主义不同，中国的理想主义具有更多的经验主义成分。且不必说俗文化中那种“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或“有情人终成眷属”式的理想主义有多少经验主义的成分[6] ，即使是文化典籍如《礼记》的大同世界理想亦不过是原始社会生活经验的朦胧折光。特别是在法家文化的熏陶下，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式的经验“理想”层出不穷，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式的理性理想则寥寥无几。文革中的理想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理想主义的这一特点。
尽管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具有共同的浪漫主义特点，但明显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有系统的理性设计和理论支撑，而文革则只有原始的情感诉求和经验依赖。所以，波普尔等人开出的社会渐进工程药方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波普尔等人试图用更经验化的理性主义（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取代建构论的唯理主义。而在中国，建构论的唯理主义并不存在。经验主义只适合克服逻辑理想主义（建构论的唯理主义，即笛卡尔式的理想主义），而对经验理想主义却无能为力。有人盲目跟从西方话语，反对理想主义的大规模的理性设计，殊不知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一次能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和美国1783年“独立革命”相比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理性设计。
用经验主义来补救中国理想主义的缺陷显然开错了药方。毛在文革中忽左忽右、反复无常的经验理想主义恰恰需要具有一致性特征的逻辑理想主义来矫正。
毛泽东时代后，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走的基本上是一条经验主义的道路。这当然与邓个人的思想取向有关，但它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经历文革后对理想主义的恐惧和厌恶心理的一种反映。恐惧是因为害怕权势者再利用理想主义“杀人”，厌恶是因为纯洁的理想主义已被肮脏的政治争斗所玷污。20年来的改革开放，表面上是在上层的领导下进行的，实际上最初的变革都是从下层生发。
这种渐进式的经验主义选择无疑造就了不可多得的社会稳定。但是过早的抛弃理想主义，由此造成的道德真空、信仰危机、理想匮乏也是其付出的惨重代价。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环境比文革时期已大为改观的情况下，作为社会良心和政治理想建构者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在思想层面起到开发启蒙的作用，反而在实际操作后面亦步亦趋。更有躲避崇高的犬儒主义者，不与社会不公搏斗，反向自己同伴开火，其欺软怕硬之势实在令人不齿。在这种情况下，孟子那种“说大夫则藐之”的理想主义气骨就显得弥足珍贵[7].文革的教训加上20年改革的成败告诉我们，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知识分子自身而言，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都还为时过早。
[1] 如徐友渔的文革回忆：“我在运动中听说总部头头C 讲，在聂元梓的办公桌里，同样放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材料，一种说中央某个有争议的人物是黑帮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应坚决打倒；另一种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是毛主席的人。她可以根据形势抛出不同的材料，以捞取政治好处。”参见《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p113
[2] 在1969年4 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订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95
[3] S.施拉姆指出：在毛的一生中，特别是1949年以后，毛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更多的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不是接受了西方马克思的理论。如对于辩证法的理解，毛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自古即相当重视的矛盾论，而不是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59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p1011-1014
[4]毛在文革中的讲话常常前后矛盾，毫无逻辑。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群众民主开始，却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终。
[5] 雷池月：主义之不存，惶论乎传统？参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p487-496
[6]阿Q 是这种经验式理想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的革命理想不过是能睡上富人的花床。
[7] 尽管顾准声言：“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的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奋斗到底！“但顾准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惟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才有气骨与胆量说出上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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