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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张春桥同志永垂不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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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张春桥同志永垂不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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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张春桥同志永垂不朽(三) (1279 reads)      时间: 2005-5-14 周六, 下午9:37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张春桥同志永垂不朽(三)


信天翁


三、毛理想的实践是“以善毁国”的最光辉范例


由以上论述可知,毛式“马列主义”其实是一套走火入魔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最大特点是它的极端性。毛把“善”和“恶”的对立绝对化到了极端程度,他“拜善若神”、“疾恶如仇”到了这个地步,以致坚信为了除恶布善,什么卑鄙下流的手段都可以采取;为了“至善”的实现,人命的牺牲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应该的。

这些信条都被胡平解释为“犬儒主义”,认为它们是革命领袖玩世不恭的表现。这诠释完全错了,那其实不过是狂热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把抽象的“善”放到了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地步。正因为此,就连胡平本人都免不得透露了此类气息:


“从表面上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意味著敢于为了赢得更大的利益
而甘冒失去仅有利益的巨大风险,这好像是自相矛盾,好像和赌博差
不多。问题在于,当我们反抗强权,我们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
我们首先是为了赢得自由,赢得公正,赢得自尊。这是比单纯的物质
欲望更重要、也更富人性的东西。”


胡平在此忠实地再现了毛式理想主义者身上“犬儒”的那一面:“自由”、“公正”、“自尊”变成了脱离了“利益”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善”,而据说那就是人类必须争取的首要东西,为此人们必须“甘冒失去仅有利益的巨大风险”,不言而喻,那“仅有利益”里当然包括只会有一次的性命。

把“善”绝对化,抬高到高于一切的位置,必然导致“为善行恶”,亦即俗称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网友们都熟悉,“以毒攻毒”正是高寒的战斗口号。胡平虽然没敢这么说,甚至还在他的《犬儒病》里装模作样地谴责了一番,但他在实践中不能不采取双重标准,对同一阵营中暴露出来的赤裸裸的罪恶装聋作哑,只敢谴责敌对阵营中的罪恶。那理由很简单:同志们哪怕是十足恶棍,那也是追求“大善”过程中不可避免、必须容忍的“小恶”。如果谴责这些“小恶”,就可能起到“灭‘大善’阵营士气,长‘大恶’阵营威风”的效果,本身也就成了“助纣为虐”的恶行。

这就是胡平的幼稚头壳无法理解的“偏离人性的理想主义必然导致‘犬儒主义’”的工作机制。他根本不明白,“犬儒主义”不是极权政体实行恐怖统治的结果,在统治者,那是将道德理想绝对化的逻辑延伸;在人民,那是遭到持久压抑的人性以扭曲的方式突兀爆发。追求“至善”必然导致伪善,“犬儒主义”则是人性对全社会奉行的伪善的反抗。

所以,说到底,毛理想的最可怕之处,正在于它在道德上的完美无瑕。我早在旧作中指出,革命理想越崇高,编织的理想社会越完美,也就越反动。那道理再简单不过:人性是不完美的,自私自利是保证物种存在的前提,此乃上帝规定的物种存在方式,谁也无法改变他老人家的意思,通过后天苦修改变先天人性,制造出完全脱离了生物特性的一代新人来。因此,不完美的人类永远只配生活在不完美的社会中,理想社会永远只会出现在地平线上,而地平线就是天边的那条线,你越向它走,它离你就越远(说明:此乃70年代苏联的政治笑话)。

问题还在于人类和其他生物不同,有先天存在并得到后天教育强化的“善恶”观。这两者便构成了双重道德标准:生物标准也就是自私自利的天然“犬儒”倾向,社会标准就是后天教育得来的自我约束。两重标准之间的差距反映了社会的健康程度,差距越大社会便越呈病态。在个体,它变成了固有的“义”与“利”、“良心”和“诱惑”的永久性冲突。东西方社会都经历过的所谓“个性解放”,其实就是个降低原来过于严苛的社会道德标准的过程。

这种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性的永恒矛盾,由此导致某种“唯美主义”的道德追求。人类总是欣羡自己没有的东西,副性征构成了两性吸引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类似地,少数后天洗脑特别彻底的不怕死的勇士与公而忘私的坚韧卓绝的志士,从来是被生物本能主导的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大众由衷崇拜景仰对象。

这正是毛教的可怕吸引力所在:它诉诸人类固有的“崇高感”,不但针对不平等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且为个体提供了高尚的道德追求。这对一个百病丛生的社会里的头壳极度幼稚的民族具有特别大的感召力。直到今天,不但东海村夫大声讴歌“共产主义理想”,就连思云也多次抒发过他对“社会主义”的由衷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对庸众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吸引力,毛共根本就不可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统治全国。

不幸的是,正因为它道德追求过于完美,偏离人性到了反人性的地步,因此,追求这种崇高理想便必然要变成最反动的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制造出最病态的社会来。在其中不但人的逐利活动被当成罪恶谴责使社会失去了勃勃生机,陷入死样怪气的困境,而且保障实现个人欲望的基本权利(亦即所谓人权)被完全彻底地否认剥夺,导致了社会基本上由傻子(即真诚信徒)和伪君子(即胡平所谓“犬儒”,其实伪君子和“犬儒”完全相反,后者乃是“真小人”)组成。

这种病态社会早期当然洋溢着清教徒气氛,但人性根本就不是可以长期压抑下去的。更糟糕的是,它把权力特别是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于是便导致了“新阶级”的出现。新贵们乃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如果这些人的腐化堕落为大众知晓,必然会引起全民幻灭,导致全社会“犬儒化”。此时社会便基本上由两种人组成,也就是伪君子和“犬儒”(即真小人)。

和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一样,毛在执政不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把这种必然趋势看成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防止的“修正主义化”,并把余生奉献给了如何“反修防修”。那解决的方案就是“继续革命”,一方面加大对“恶”(=阶级敌人)的镇压,通过民众集体参加“惩恶扬善永动机”式的革命实践来永葆政治狂热,另一方面强调个体的“斗私批修”的道德修养,再一方面是人为取消社会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对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毛消除“三大差别”的方式是奉行反文明主义,把知识分子降为大老粗,把城市降为农村,把工厂降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的农耕社会作坊。著名的“五七道路”其实不过是毛早在58年就构思成熟的“工农兵学商并举”的再度大规模实践。文革后期的工厂企业完全成了“桃花源”上那种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迷你社会: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农场、民兵、文工团、医务所、商店等等一应俱全。社会分工虽然在个体水平没有被取消,但在宏观上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

一言以蔽之,毛对“至善”的追求,最后导致他彻底否定了“物质生产进步就是社会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这种“穷过渡”实质上形成了“文明返祖现象”,引起了难以思议的全社会的全面倒退。这种现象虽然荒谬绝伦,但仍可从传统文化中寻出深根:传统社会历来“厚古薄今”,把原始的古代理想化,认为越倒退回去,民风也就越淳朴。儒家学者最常用的愤世嫉俗之词,便是“人心不古”,而毛则打定了主意要使用他的全部想象力和实际权力,在神州大地上全面复古,倒退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去。

倒退到了这个地步,毛还兴犹未尽,在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同时,主意还打到“商品、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那些“资产阶级法权”上头去。张春桥同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邀了圣眷,变成毛的嫡传弟子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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