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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菊与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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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菊与刀 (3)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文章标题: 菊与刀 (3) (203 reads)      时间: 2005-4-09 周六, 下午9:41
作者：peacemake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一部分
第9节∶战争中的日本人(4)
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是人就免不了会受别人的怀疑和批判。因而他们对日本国民对天皇的顶礼摩拜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战败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态度和看法仍然没有改变。经验丰富的审讯官都觉得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都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和盟军有过合作、并帮助过盟军对日军进行颠覆的人。在所有审讯战俘的口供中，只有三份不同程度上表示过对天皇的反对意见。一份比较露骨的提到∶ “保留天皇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第三份则只是提到∶“如果天皇将皇位让给皇太子，而在皇太子执政期间废除了君主制的话，那么日本青年妇女就会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一样得到解放了。”

因而，当日军将领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时、当他们在天皇生日那天率领部下向东方三拜并高呼“万岁”时，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举国上下对天皇的崇敬。在“部队日夜受到敌军轰炸时”，日本将领们会带领部下一起早晚共吟天皇亲自在“诏书”中向军人颁赐的“圣旨”，“朗朗诵声在树林中徐徐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用尽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之情。他们号召所有官兵要以对天皇的敬爱之情来“实现天皇的愿望”、“消除天皇的困扰”，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的尊崇却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只要天皇下令，即使只有一根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日本人就会马上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连最彪勇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不另外。”“只有天皇的诏书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这一事实，并为了战后家园的重建而继续生活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是毫无保留的无限忠诚的，而对其他的人和团队又是无比的吹毛求疵，这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是日本的报纸、期刊杂志还是其他战俘的供词中，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评意见。战俘们公开指责那些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离，而让士兵们自己抵抗到底的指挥官，日本战俘们更是深恶痛绝。一般来说，战俘们对有的军官赞赏有加，而对另一些军官却严厉谴责。这说明日本人并不是缺乏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即使日本本土的报纸、杂志也有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指责，他们要求更强有力的政府、更高效的组织协调部门。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了言论自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一些报纸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政党头目和皇家顾问联盟的相关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东京一家报纸对此次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唤醒国民良知的办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言论自由。这么多年来，日本国民都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讲了些什么后会受到责怪。他们疑心很重，往往只是表面应付，做事缺乏气魄。这样，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可谈？”另一位发言者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问他们对好多事情的意见，可他们就是唯唯诺诺不肯开口。当人的言论自由都没有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刺激人们战斗的意志呢？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日本国民的言行深受限制。因而他们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唯唯诺诺、胆小如鼠。内在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批评政府、军部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全盘地盲目地接受等级制的一切规则。然而，在对待天皇这个问题上却除外，天皇不会受批判。直到近代，天皇的至高无上性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他会如此受到人们尊重呢?日本人的性格中的什么因素会使天皇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呢?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样，只要昭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的事实，接受占领。这种看似滑稽的现象是会将我们的研究引入歧图呢？还是会指引我们寻找真理？

日本人的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都有反物质主义的倾向，对天皇都虔诚崇拜。其中有些关于战争的看法深深影响了日军的战斗风格，比如只要取得胜利，不会考虑牺牲的人数。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国官方认为，之所以授予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勋章并不是因为他使日军开始考虑要不要卷入冲突。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正是在尼米兹公报上所确认的。美国觉得∶授予麦肯因将军勋章是因为他成功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了基地。这篇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件真人真事，而不是虚构的。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但是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美国，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被授予勋章。”

第一部分
第10节∶战争中的日本人(5)
一次次的救援行动，一批批对落难者的救援物资都让美国人深深地感动。对美国人来说，“雪中送炭”不仅仅只是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日本人所理解的英勇是排斥这类救援行动的。他们甚至将美国人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称作“懦夫行为”。日本的报纸、广播不断地谈论着这个话题，只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才是最高尚的，小心谨慎、提前预防是无价值的。这种指导思想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医疗用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量都将是一个问题，而要治疗这些伤员简直就是在浪费资源。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很少的医疗服务变成了空谈。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在这里，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往往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我们这样对病者的治疗实际上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这就好比要在轰炸机上安上安全设备一样。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关注和怜悯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关于这一点，即使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常常谈论到。这种对弱者的关照对日本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在战争中，日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对医疗药品补给就更不用说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为了避免麻烦，干脆把伤病员干掉了。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由于欠缺考虑，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在敌人就要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日军医院的负责人才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其实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临走时先将伤员全部杀掉，或是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可以用处理废品的方式来对待本国的伤病员，那么他们对待美军战俘的态度显然也不会好到哪去。依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对美国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W.Glattly)讲述他自己的战俘经历时说，在他被监禁在台湾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在俘虏营中，盟军的军医经常照顾盟军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连一个军医都没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给日军战俘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后来变成了一个巡官。那个巡官说他自己一年也就只见过军医一、两次。

比日本这种不计较伤亡人数思想更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光荣，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会很快通报给他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愧对家族的地方。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想。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军进行自杀性的冲锋。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知觉而作了俘虏，那他就“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做人了”。他丧失了名誉，那个以前的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中有上述的规定，但在前线却显然没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 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独自来或两、三个人结伴来“投降”的情况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里，有个公认的原则是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个仗就不值得再打下去了。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日军在霍兰迪亚(Hollandia)第一次大规模投降中，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比起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

第一部分
第11节∶战争中的日本人(6)
所以，在日本人看来，那些美国战俘光是投降这件事就够让人觉得可耻的了。即使没有受伤、或得疟疾、赤痢等病，也已经是个“废物”，没有资格在被称为“完人”了。许多美国战俘都坦言，在俘虏营里大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会极大地刺激看守。在日本人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比做战俘更让人感到可耻了，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个，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另外，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一些命令，也是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日本看守们必须遵守的。在夜间集合或是乘坐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看守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尽管日本哨兵只是要求美国战俘不要公开违抗规定，要他们慢慢学会如何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可美国战俘还是觉得哨兵的管制太严。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不让上头发现就行了。但是，一旦被发现，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就意味着是在向日本哨兵的权威挑战。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只是“顶顶嘴”，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是很讨厌顶嘴的，在军队中对顶嘴的惩罚更加严格。由于文化习惯不同，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俘虏营中，对于“恶迹”和“叛逆”只能是严惩不怠。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很多日本士兵深信∶一旦被捕，敌军肯定会虐待战俘，甚至会把他们杀死。所以大家更加觉得作战俘是可耻的了。在日本国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说美军的坦克都是从在瓜岛战役中投降的战俘的尸体上碾过的。也有一些日兵打算投降，但美军很怀疑，为安全起见就把他们都杀了，这种做法却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一个视死如归的日军最大的骄傲就是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即使在被俘后他们也会这么干。就像一个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临死前不能作出什么壮举那才是奇耻大辱呢。”正是这种思想才使美军倍加警惕，也使日军不愿投降。

投降是可耻的，这一思想已在日本人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战争惯例有所差异，而日本人却视为理所当然。同样，我们的一些行为在他们眼里也不可理解。他们非常吃惊的说，居然会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至少，日本兵没有想到在巴丹半岛战役中美军会向他们投降，因为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奋战到底呢！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被俘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西方兵和日本兵之间在行为上最戏剧性的差别，是日军在被俘后竟会与盟军合作。日军不知道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应该怎么办。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已没有什么名誉可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说∶不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们规定不许这么做的话，那我就要做一个模范战俘。”事实上，他们比模范战俘表现得还要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还为美军写宣传品，甚至还与美国飞行员同乘一辆轰炸机去攻打军事目标，好像他们的生命又开始了崭新的一页。虽然现在生活的内容与过去完全不同，但他们此时的信念却与过去同样坚定。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战俘都是如此。也有少数坚硬不摧的人。而且，对这些顽固不化的人来说，不论最后结果怎样，在一开始就必须先给他们一些好处。因而，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从不接受日本人主动提出的帮助。甚至在某些战俘营，美军根本不打算要利用任何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帮助。在那些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必须首先通过调查消除原本的顾虑，随后慢慢在对日本战俘有好感的基础上建立对他们的信任感。

美国人并未期望每个战俘都会做出这样180度的大转弯，因为这和美军对日本战俘的认知不符。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是∶一旦选定了一条路就全力以赴去做，如果失败了，就很自然地再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他们这种行为方式对我们管理战后的日本人有什么启发？还是说只是个别被俘士兵身上出现的特殊情况?就像日本人在战时的其他特殊行为一样，战后它们引起了我们对日本人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它们不仅涉及到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各种机制运行的方式，还涉及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
第二部分
第12节∶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1)
⊙对发动战争、侵略别国，日本人的理由是∶他们在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当然理想的等级秩序一定是日本人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被占领国的居民要把日本当作哥哥，理解他们来统治自己的好意。



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弄清楚日文中“各得其所”(或“各安其分”)这几个字的意思，对理解日本人至关重要。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依赖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一般美国人都不太可能将等级制视为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而日本人却对等级制的作用深信不疑，认为等级制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只有认真研究诸如家庭、国家、宗教及经济机构这样的社会团体，才有可能了解日本人对生活的看法。

日本人在看待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如同在审视国内的问题，也是从等级制的视角出发的。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一直自认为自己高居于国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如今的现实却是西方国家取代了他们当初的那种地位。由于一直深受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内心里他们只好接受现实。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申明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声称∶“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要使世界保持永久和平，前提条件是各国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国际社会中‘各得其所’。”天皇在签订此条约所发的诏书中再次提到了这点。诏书中说∶“努力促进世界大同，在全球伸张正义，这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我日本国民应将此日夜铭记在心。当今世局动乱，人民生灵涂炭。为早日勘定祸乱，恢复和平，我三国政府遂立盟约，以期早日达成目标。” “我们的重要任务是要各国政府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的光荣使命是让各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递交了一份明确的声明，其中一点写道∶“……日本帝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使各国都能在国际社会中摆正自己的位置,现有的国际秩序是与日本的愿望背到而驰的,因为它使太多国家都在国际体系中享有了太多的自由。”

这份声明是针对不久前赫尔的备忘录而发的。赫尔在这份备忘录中强调了美国的几条最基本原则，提出这些基本原则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与等级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同等重要。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即∶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平等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美国人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的权利的精神，也是我们认为不仅在国际关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同样遵循的准则。对美国人而言，平等，是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基础，是实现崇高理想和获得高尚道德的基础。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拥有不受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它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的基石。即使在我们自己破坏了这一原则的时候，我们还是尊重平等的；我们满怀怒火，向等级制度宣战。

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杰佛逊把这些原则写入了《独立宣言》，宪法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权利法案》也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一个新诞生的国家能够在自己的公开文件里正式地写入这些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美洲大陆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种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位法国年轻人阿列克斯．托克维(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访问美国后写作了一些有关平等问题的书。对阿列克斯．托克维来讲，美洲大陆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他是一位很有悟性的观察家，很快便在美国这个陌生的世界发现许多优点。托克维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的，在他的那些个阶层里，有实权有影响力的人士都受到过法国大革命的震撼和冲击，对《拿破仑法典》也还记忆犹新。在托克维的书中，他高度评价美国的新奇的生活秩序，并以一个法国贵族的独特的视角预示了在欧洲旧大陆即将发生的事情。虽然欧洲与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确信正在美国形成的生活方式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因而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迟早也将在欧洲发生。

因而，托克维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这个新世界。他认为只有在这里人人才能真正平等。人与人间的交往都非常轻松、自然、不拘小节。人们都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和交谈。美国人在对待关于等级的礼节上，既不强求别人恪守这些礼节，也不勉强自己遵循这些礼节。他们崇尚自我奋斗，不接受没有理由的恩惠。那里不存在贵族式的或是罗马式的家族，在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里消失得一干二净。托克维说，在美国人心中没有什么可以和平等相提并论。即使是自由也不例外，因为人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忽视自由。而平等却是人们生活的基石和意义。

托克维以一个异乡人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人的生活。许多美国人读后都深有感触。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社会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这个社会的基本轮廓还是没有变的。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原来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我们所了解的美国了。不仅在过去，现在在美国也仍然有一些人像杰佛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样，他们仍对贵族式社会秩序情有独钟。但即使是汉密尔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美国，贵族式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就真诚地向日本表明了我们的原则，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前进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不断完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同理，当日本人推出他们“各得其所”的信念时，他们也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而制定出自己的生活准则。很长时间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社会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认由等级制而产生的特权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然而，这还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简单的霸权主义。统治者也好，被统治者也好，都是按照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习惯来说话办事的。现在日本已经欣然接受了美国的权威地位，因而我们就更应该深入探究这习惯背后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

第二部分
第13节∶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2)
尽管日本有越来越被西化的趋势，但它依然是一个等级制森严的国家。人们的每一次寒暄，每一次交往，都必须显示出彼此间的亲疏远近以及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当日本人表达“吃”或“坐”的意思时，对不同的人，他用的表达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会区分要表达的对象是家里人、是下属还是上级。比如“你”这个词在日文中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使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日文中有很多“敬语”，这点与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是一样的。在使用这些“敬语”的时候还要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细节都是有具体的规矩和惯例的。鞠躬时，不仅要弄清楚向谁鞠躬，而且还得懂得鞠多大的躬。一个对主人来说十分恰当合理的鞠躬，而在另外一个关系稍有不同的人看来可能就是一种无礼了。鞠躬的方式也很多，可以是双腿跪地用前额触地的跪拜、也可以是双手伏地的跪拜、甚至还可以就是简单地低下头和肩来跪拜行礼。因而日本人必须从小就得学习行礼，而且得学习在哪种场合行哪种礼。

两个人交往时，不仅要考虑彼此间等级的差别，同时还需考虑双方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以及彼此过去的交情等其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受到大家的好评。甚至是两个同样的人，在不同情况下，他们彼此间表现的亲疏远近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在与自己的好朋友交往时可以不用行鞠躬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个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如何适当地表现出对等级制的尊重是一门艺术，它要求人有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能力。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不太考虑一些辈分、等级上的差别，而在有些情况下却要求人们特别注意这种社会等级上的不同。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彼此交往中没有那么多讲究。比如在美国，人们（这里主要指各自家庭里的人）一回到自己家中，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而在日本，家庭恰恰是人们学习礼仪和观察礼仪的地方。母亲背着婴儿时就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刚会摇摇晃晃走路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只徒具形式的，它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内涵。比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的话，那鞠躬的人的意思就是承认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对方现在有权干预；而受礼的一方的意思就是也知道自己承担着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性别、辈分、长次的不同构成了等级制度的基础，是家庭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孝道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传统美德。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中国的孝道思想也被日本人普遍接受。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家庭结构的不同，孝道的特点不可避免地有所改动。在中国，甚至是现在，一个人也必须对整个家族尽孝尽忠。一个有成千上万个成员的家族对每个都有约束力，它的兴衰成败也来源于每个人的支持与努力。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具体情况也有差异。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宗族几乎包括了一个村庄的全部居民。中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多，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大都承认彼此是同宗。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即使在城市里也会有同宗，虽然他们住得离乡村已经很远了。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宗族成员共同向同一远祖繁衍的数以千计的祖宗牌行礼致祭。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并设有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它联系并了解散在各地的成员。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记载有权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家规族规，家族甚至可以在意见与当局不一致时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审判。在封建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家族，承认受政府当局管理往往是名义上的。而那些由于不断的政府更迭而由政府指派来的地方官员，在这个地区更是被视为外人，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也只有少数贵族和武士家族可以使用自己的姓氏。在中国，姓就是整个家族的命根子，如果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就不能被称为家族，它也不可能发展。在某些宗族中，族谱的作用就类似于姓氏。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持有族谱，而且那种族谱的记录，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dution)一样，是从现在活着的人追溯上去的，而不是由远古到现在那样列举始祖所传的后裔。这两种方法是有本质的区别。再加上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并不是宗族，而是封建领主。每个领主就是当地的君主，这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完全不一样，因为后者往往这个地区以外的人。在日本，重要的在于这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人与人之间是靠他们所属的藩来联系的。

祭祖是另一种使家族制度化、机制化的方法。即在神庙或圣地祭拜氏族神以让他们保佑后人。在日本，即使是没有姓氏和家谱的平民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无法证明整个村民都同属一个祖先的话，他们是不会一起在一个神庙里祭祀祖宗或族神的。往往有些人因为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就被称作这个祭神的“孩子”。当然，这块地儿的人和那块地儿的人其实最终还是有某种联系的。因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村落一样，人们由于在一个地方世代定居、通婚，彼此间就有了亲戚关系，只是他们不是出于同一个共同的祖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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