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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與刀 (5)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标题: 菊與刀 (5) (186 reads) 时间: 2005-4-09 周六, 下午9:42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二部分
第19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Cool

另外一個傳統的變通方法就是收養，它提供了一種“購買”武士身份的思路。盡管德川氏對商業嚴加限制，但商人還是很快就富了起來。因而，商人們就千方百計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武士家庭當養子。日本人大多喜歡招女婿而很少收養子。入贅的女婿稱“婿養子”，可以成為岳父的繼承人。對“婿養子”們來說，他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他的戶口要從生父家的戶籍中遷出，然後轉入妻子家的戶口本，從此後就要姓妻子家的姓並要和岳父岳母們一起生活。雖代價很高，但獲得的實惠也是不少的。當富有的商人家的後代成了武士後，原先拮據的武士家庭實際上就與財富掛上了關系。正是通過這種手段，才沒有發生反對等級制度的暴動或叛亂。通過這種手段，富人也逐漸躋身于上等階層。

因此，日本的等級制並不是要求人們只能在同一階層內部進行通婚。有好幾種“攀高枝”的作法都是人們所認可的。這些做法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富裕的商人逐漸滲入到上層的武士階層。這種情況，使西歐與日本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在歐洲，一個逐漸發展、力量日益增強的中產階級的崛起導致了各國封建制度的最終崩潰，中產階級統治了現代工業時代。而在日本卻沒有產生這樣強大的中產階級。商人和高利貸者都公開“購買”上層階級的身份，另外，有些商人還和下級武士結姻以便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然而，最令人感到驚異的莫過于當歐洲與日本的封建制度都處于垂死階段之時，日本比歐洲容許各個不同的階層中擁有更大的流動性。對這一點最有說服力的象征就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貴族和中產階級間會有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

很容易就能看出，這兩個階級擁有共同目標，保持克制是對雙方都有利的事情。這類情況在法國也出現過，在西歐也有過二、三類似的例子，但整體說來，階級的固定性在歐洲還是十分頑強。在法國，階級沖突竟導致了貴族的破產。但在日本，不同的階級間卻彼此聯合起來。由商人、金融階層和下級武士組成的聯盟推翻了衰朽的幕府統治。近代日本雖然仍保留貴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沒有采取容許階級自由流動的手段的話，這種情況是很難發生的。

日本人做事愛循規蹈矩，這是有他們自己的理由的。因為在日本，只要你按規矩來，你就可以獲得充分的安全感；這種規範要求抵抗外敵，並要適度調整自己對利益的要求；它要求相互間要履行義務和承諾。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紀後半葉崩潰時，日本沒有任何集團主張廢除這些規範。那里沒有發生“法國大革命”，甚至連“1848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也沒有發生。然而，事已至此，誰也無力回天。從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將軍，每個階級都欠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債。人數眾多的非生產階級和巨額的財政支出已無法維持。財政窘迫的大名已無力支付自己武士侍從的定額俸祿，整個封建網絡都受到了人們的指責與嘲笑。在這種狀況下，大名們便企圖靠對農民增收更重的年貢來避免破產與崩潰，幕府更是寅收卯糧，常年預征，農民生活極度貧困。幕府的統治也難以維持，瀕臨破產。1853年當佩里司令官率兵而至時，日本國內的危機已達到了頂點。1858他以武力奪得了日本的政權，鑒于當時日本無力抗拒的狀況，日本隨後與美國簽訂了日美通商條約。

但當時日本舉國上下的口號卻是“一新”，即復闢，恢復王政。這與革命是完全對立的，甚至是非進步的。另外一個與“尊王”這個口號聯系在一起的就是“排夷”，即打壓外邦。國民仍懷著回到閉關鎖國的“黃金時代”的幻想，而極少數懂得這條道路走不通的識事務的領導人，卻紛紛被暗殺。似乎毫無跡象足以表明這個不喜歡革命的國家會改弦易轍，會順應西方模式，更不用說五十年後竟能與西方國家爭雄競長。但這一切還是發生了。日本發揮了與西歐各國完全不同的固有長處，達到了高層人士和一般輿論都沒有要求過的目標。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沒有一個西方人會對日本未來的前途看好。因為從西方人的水晶球中，在地平線的上方並沒有看到巴掌大的烏雲。所以他們也不會料到二十年後會有一場變革的烈風橫掃日本列島。但是不可能的事卻發生了。日本的民眾一反落後的、受等級思想束縛的常態，毅然選擇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並堅定地走了下去。

第三部分
第21節︰明治維新(2)
談到恩惠，有一條就是1889年天皇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它明確規定了人民在國家中所處的地位，並建立了議會。這部憲法是“閣下”們在對西方各國憲法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之後精心擬定的。然而，在起草的過程中，制定者極力要“采取了一切預防措施，以防止公眾輿論對政府工作的干涉和影響”，負責起草憲法的機構隸屬于皇家內務部，因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明治政府的政治家們對自己的目標非常明確。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期間，憲法的草擬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金子侯爵前往英國，就日本目前遇到的問題，听取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意見。經過深入的交談，斯賓塞將自己的意見以書面形式呈遞給了伊藤。在提到等級制時，斯賓塞寫道，日本社會中存在著一個任何國家都無以倫比的經濟騰飛的基礎，那就是民眾對“長輩”的尊重和服從，對天皇的絕對忠誠，這是一筆可貴的資源，是日本政府應該加以引導和利用的，它為日本的復興提供了一個機遇。日本將在明治政府的領導下穩步前進，並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對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評價，明治政府非常滿意。他們力圖在現代世界中仍保持日本那種“適得其所”的優點，他們不願打破對等級思想的依賴。

不論是在政治、還是在宗教和經濟領域，明治政府都對國家和人民間的義務作了明確的劃分，要求各自能“各安其分”。無論對美國人還是對英國人來說，這種劃分和安排都是不可思議的，因而我們在觀察日本時很容易忽視這點。同時，日本的政府高層也明確指示，不必完全受公眾輿論左右。政府中的實權人物大多數都是貴族出生的，普選產生的人物很少受到重用。在這一層次中，人民是沒有絲毫發言權的。1940年，政府最高層的組成人員大多是天皇的親信、天皇的顧問、以及以天皇特別任命的官員。他們擔任的職務一般是內閣大臣、直轄市首長、大法官、國家各部部長以及其他重要職務。由選舉產生的官員在仕途上是不可能達到這種高度的。由選舉產生的議員在內閣大臣、財政部長、交通部長的人事定奪上就更沒有什麼發言權了。普選產生的眾議院代表，代表選民的意見，雖然有權對政府高官提出批評和質詢，但卻在人事任免、外交決策、財政預算等方面沒有真正的發言權，也不能提出議案。參議院的成員一半是世襲的，另有四分之一是經天皇特別任命的，參議院對眾議院有監督權。因為在對法律的核準問題上參議院和眾議院有平等的權利，因而監督權的規定實則顯示了兩院間的等級差別。

通過這種方式保證了日本政府中的高級職位仍掌握在出生高貴的“閣下”們手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各安其分”的體制下日本政府沒有自治權。在所有亞洲國家中，不管它采取哪種政治體制，權力和權威總是從上端慢慢往下，然後延深到中層，從而與強勢的地方自治權發生踫撞。這些國家間唯一不同的在于各個地方政府的民主達到了什麼程度？政府能負多大的責任？地方的領導是對整個地方的選民負責？還是只為少數地方財團服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損害公眾的利益？德川時代的日本就像中國一樣，最小的行政單位只包括五至十戶人家，也就是我們現在稱的“鄰組”（neighboring families 居民中最小的責任單位）。“鄰組”的組長，對組內的一切事務具有領導權。他要規範組內成員的行為，報告可疑情況，發現在逃犯要立即交給政府。明治政治家們開始的時候廢除了“鄰組”，但後來鑒于他們的積極作用又恢復了他們。在市鎮中，政府有時甚至積極培植“鄰組”。但在今天的農村中“鄰組”已經不起什麼作用。和它比起來更為重要的單位是“部落”。“部落”雖然沒有被廢除，但也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單位編入政府的行政體系。它們往往是一些國家權力鞭長莫及的地區。這些村落由十五戶左右的人家組成，直至今日，他們還是按自己的方式來管理著這個地區，部落首領由大家輪流擔任，他的重要任務是“管理部落的財物；監督救濟喪夫遭災村民的實施情況；組織村民進行集體農耕、蓋房和修路；遇火災召集村民進行救援；在地方休息日的時候敲鐘擊鼓，以示告知。”與其他亞洲國家不一樣，日本的部落首領們不能征收賦稅，這不屬于他們的工作範圍。因而，他們所處的地位實則是很尷尬的，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機構主要劃分為市、鎮和村。一般由本地方公認的“德高望重的長者”推選出一位人選來擔當地方領導職務，由他來代表本地區與代表中央的政府或府縣公署交涉辦事。擔任地方領導的這個人必須是村里的老住戶，同時要是擁有自己土地的家族成員。當了村長職務後，經濟上可能要多少蒙受些損失，但特權卻是不少的。他與長者們共同負責村里的財政、衛生和教育。還特別負責管理財產登記和個人檔案。居委會是個相當繁忙的部門，它負責管理國家撥來的小學教育的補助費；征集由本村負擔、但數額遠遠高于國家補助的教育經費、並監督這些資金的使用情況；管理村子共有財產的使用和租貸情況；管理土壤改良和植樹造林活動，以及登記一切財產的買賣情況；財產買賣必須在居委會正式登記後才算合法。另外，居委會還負責登記本村合法居民的住址、婚姻、子女出生、過繼和收養信息，個人有無犯罪前科以及其他資料。個人的材料可以從日本的任何地方遷到他的戶口所在地並記入他的檔案。在人們找工作時、受審時或因其他原因需要身份證明時，他就可以通過調函的形式或自己親自回戶口所在地，去辦理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再交給有關方面。因而人們對這個檔案記錄都非常重視，輕易不會讓上面留下不好的記錄。

因此，市、鎮、村等地方政府承擔的公眾責任還是很大的。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出現了一系列全國性的政黨。對任何國家而言，這都意味著所有政黨都將卷入一場“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激烈斗爭之中。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地方行政機構卻絲毫沒有受這股潮流沖擊，仍然主要由“長者”們來把持局面。不過，在以下三個領域地方行政機構沒有自治權。包括︰一切法官均要由國家任命，警官和教師屬于國家公務員。由于日本的民事訴訟幾乎一直是通過調停或仲裁來解決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幾乎不起什麼作用。倒是警察顯得更重要一些，每逢有臨時集會，他們都必須到場維護治安。但是，這種任務並不是常有的，多數時間警察的主要任務還是保護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為了使警務人員不過多地參與地方事務，政府會常常對警官隊伍進行人事變更。學校的教員也常有調動。和法國一樣，日本對學校的規定十分嚴格，全國上下每個學校在同一天授課內容都是一樣的；每天早晨每個學校都在同一時間內都在同一廣播的伴奏下，做著同樣的廣播體操。學校、警察和法院不受市、鎮、村等地方行政政府的管轄。

除了極少數獻身于宗教的專職神職人員以外，宗教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都不是特別枯燥無味的事。日本人甚至有祭祀朝拜的嗜好，在休閑娛樂的節假日更是如此。

因而，明治政府很清楚的區分開了在哪些是國家在政治中的職權範圍以及哪些是國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職權範圍。至于在其他領域，人民則享有充分的自由。但需要控制的一點是︰當政府領導人發覺其他領域中的某些做法已經危及了其政權統治的合法性時，政府必須有能力進行干涉和制止。在創建陸海軍時，他們就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像其他領域一樣，明治政府在軍隊中也廢除了舊式的等級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廢除得更加徹底。在軍隊中他們甚至廢除了日本人的敬語，雖然實際上一些舊的習慣仍然存在。另外，軍官的晉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看個人的實際能力，這種政策執行的徹底程度在其他領域是少見的。正是如此，軍隊在日本人中才享有極高的聲譽，而且這種聲譽是當之無愧的。這確實是一種使新軍隊贏得民心的最好辦法。另外加之軍隊的排、連都駐扎在同一地區，在和平時期士兵服兵役的地方大都離家不遠，這不僅意味著士兵與地方政府有了某種聯系，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表明︰在軍隊服役的兩年期間，軍官和士兵的關系、老兵和新兵的關系已經大大代表了武士與農民或是窮人與富人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來講，軍隊在許多方面更像是一個民主的實體，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大多數國家中，軍隊往往都是維持現狀的工具，而在日本，軍隊卻對小農階級有著天然的感情，因而在無數次反抗金融巨頭和產業巨頭的斗爭中，軍隊都是站在農民一邊的。

日本政治家們當初在建立軍隊的時候並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後果，他們所采取的一切確保軍隊在等級制中的最高地位的措施也不是希望軍隊參與類似的反抗事件。因而，他們在權力高層的安排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雖然這些措施並沒有寫入憲法，但現在公認的慣例就是陸海軍大臣不能兼任外務及內政各部大臣。與外務及內政各部大臣不同，陸海軍統帥有權直接面見天皇，可以不用事先與內閣成員協商，直接以天皇的名義采取強制性的措施。對自己不信任的內閣，他們還可以通過拒絕委派陸海軍將領入閣的方法阻止它的成立。若沒有這麼高的現役軍官擔任陸海軍大臣，任何內閣都是無法組成的，因為文官或退役軍官是不能擔任此職的。同樣，對于內閣的任何行動，如果軍部有任何不滿，只需召回他們在內閣中的代表就會迫使內閣倒台。在軍部決策的最高層，軍部首腦是絕不容許任何人干涉他的決定的。如果還需要進一步的保證，那麼可以從憲法中找到一條規定，即如果議會否決政府所提的財政預案的話，前一年度的預算方案將自動執行。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雖然外交部一再保證，但關東軍還是以武力佔領了滿洲。這充分說明當軍部首腦意見與內閣不一致時，軍隊可以在政府未作出決定之前就采取行動。正如和在其他領域一樣，軍部行動所導致的一切後果統統由日本國民來承擔，這並不是說他們非常贊成軍部的意見，而是由于軍隊在這些問題上享有特權，而日本的文化不允許國民對特權提出任何疑義。

在發展工業方面，日本所走的是一條與任何西方國家都不同的道路。在這個領域，也是由上級來規劃產業布局、制定游戲規則的。政府不僅要制定企業的發展規劃，而且還要成為企業堅強的經濟後盾和資金來源。由國家工商總局來對這些企業進行統一管理。日本聘請了外國專家，並派人出國學習先進的技術。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當這些企業組織完善，業務成熟”的時候，政府就把國企賣給這些私人公司了。這些國企最後甚至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由政府精心挑選的有名的金融財閥，主要是三井、三菱兩家。日本的政治家認為︰日本工業的發展是事關日本民族生死攸關的大事，因此不能不負責任的簡單地把他們至于市場經濟下、听任市場需求法則的指揮。但這種思想又不是說日本就必定會采取社會主義的企業管理邏輯，最後真正獲利的實則是那些日本大財團。日本的指導思想是要以最小的犧牲和代價來建立一批它最需要的大型企業。

第三部分
第24節︰明治維新(5)
通過這些辦法，日本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常的出發點和生產順序”。日本的企業不是從輕工產品和日用消費品的生產開始，相反，它從一開始就大力興辦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型重工業。兵工廠、造船廠、煉鋼廠、鐵路建設等大型項目的建設都被賦予優先權，其建設效率是高速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當然，現在這些企業也並沒有完全私有化，一些大型的軍工企業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國家財政特別撥款，進行扶植。

國家給予特別扶植和支持的產業領域里是不包括民營企業和非官辦企業的。這個給予扶植和政策支持的特殊領域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國家信托基金和有官方背景的特權大財閥。在其他領域，日本還是很自由的。這些領域主要是那些投入少、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由于低廉的勞動力價格，這些輕工產業在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尚能生存，而且還將繼續存在下去。它們在美國人稱的那種“家庭血汗工廠”中工作。一個做小本生意的商人在買進原料後，先交給一個家庭工廠或只有四、五個工人的小廠進行加工，然後將半成品再交給另外的一個小廠加工，如此幾經反復，最後把成品賣給消費者或出口商。據統計，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約有53％的雇員是在不超過五人的小作坊或類似的家庭工廠里工作。這些員工中很多是以學徒的名義招進來的，還有一些是城市中的家庭婦女，他們大都肩背著嬰兒在工廠里干著計件的零活。

就如同政治和宗教領域的雙重性一樣，日本工業的雙重性在塑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政治家覺得為了和自己在其他領域中的等級地位相匹配，他們必須在金融領域也建立起一種等級文化。因而他們決定創辦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挑選一批政治方向正確的商人，以便與他們建立起一種其他形式的等級聯系，使雙方能“各得其所”。日本的政治家們從未想過要削弱政府與這些在政策保護下獲利的財界寡頭的聯系，相反，政府不僅要給他們利潤，而且給他們很高的社會地位，受到人們的尊重。按日本人傳統的對金錢的態度，財界貴族是不受民眾愛戴與尊敬的。現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盡量在不違反公認的等級思想的框架下來扶植這些財閥。不過，這種努力的結果並不特別令人滿意。因為財閥仍不斷受到強勢軍團和農民的攻擊。事實上，日本輿論所攻擊的對象並不是財閥，而是“成金”大戶。所謂“成金”，就是人們通常指的“暴發戶”(nouveau riche)，但這個詞並不能確切表達日本人的意思。在美國，“nouveau riche”這個詞主要指 “新來者”(newcomers)的意思。人們之所以看不上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善交際、土里土氣、還缺乏教養。然而，人們卻被他們成功故事感動了。因為他們中的很多是從破木屋中起家，有些是從趕騾的小馬夫變成身價億萬的油田巨子的。日語中“暴發戶”一詞起源于日本象棋，意思是說一個棋子從一名小卒一躍而成了帥。它像士一樣橫沖直撞，神氣十足。但若從棋藝的規則上來講，它是不能這樣出牌的。因而，人們都對“暴發戶”責難有加，認為它主要是靠詐騙、投機而成功的。這種對投機者的批評與美國人對“白手起家”的贊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的等級體制中給巨富留下了“一席之地”，並願意與他建立聯盟。但如果這種財富是不易之財的話，日本公眾就會猛烈對它進行攻擊。

總之，整個日本社會都是按等級思想建立起來的。無論是在家庭生活中，還是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人的行為都必須與他的年齡、輩分、性別、階層相符合。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宗教、軍隊、實業等其他領域中，人與人之間都存在嚴格的等級劃分。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一旦逾越自己的權力範圍，都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只要生活沿著“各得其所，各安其分”這個軌跡繼續下去，日本人就仍會心安理得的活著。他們就會感到安全。當然，他們覺得安全並不是由于他的個人幸福得到了最好的保護，而是由于他將這種等級思想合法化了。他們信仰等級思想就如同美國人崇尚自由、平等、競爭的生活方式一樣。

但是，當日本試圖向外輸出這種“安全”模式的時候，他們遇到了巨大的障礙。在日本，由于深受等級思想的影響，國內老百姓很容易就對等級制度產生認同感。只有在日本那個環境中，人們才有可能產生那種思想。但是，要把等級制思想輸出可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別的國家都認為日本那些大言不慚的主張實在是狂妄至極，或者說甚至比狂妄還要惡劣。日本軍人每佔領一個地方，佔領區的居民都對他們深惡痛絕。然而，當看到當地居民們根本不歡迎他們時，日本的官兵們卻一直十分吃驚。日本不是已經給了他們一個地位了嗎?盡管很低，但這總是整個等級體系中的一個地位嘛；難道這些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不想要等級制嗎?日本軍部曾拍攝了幾部反映中國熱愛日本的戰爭題材的影片，痛苦絕望、淪落風塵的中國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師相愛而找到了幸福。和納粹的征服理論相比，這些的確還不是很離譜，但它同樣是無法取得成功的。日本人不能總以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別的國家。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能，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沒有認識到，日本人那種心甘情願地滿足于“各安其分”的價值觀和倫理觀是不能強迫所有的國家都接受的。其他國家對這個是不認同的，它是日本獨一無二的文化。日本作家們認為這種倫理道德體系是毫無疑問、理所當然的，因此沒有過多的對這種思想加以闡述。我們要了解日本和日本人，必須先從了解這種文化著手。

第三部分
第25節︰歷史和世界的負恩者(1)
⊙日本人認為︰自己一生最大的恩人就是他的上級。如果得不到天皇的恩典則更無幸福可言……在美國人看來，對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都非常敏感，這種情況只可能發生在那些染有流氓習氣的惡少或患過精神病的人身上。但在日本這卻被視為一種美德。

在講英語的國家中，過去人們常以“歷史的繼承者(heirs of the ages)”而自居。雖然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規模經濟危機的出現使人們在講這句話時多多少少不再像以前那麼自信了，但人們並沒有因這種變化而覺得自己就比先人差或是覺得面對歷史有所慚愧等等。東方國家與他們則正好相反，人們往往會覺得自己不如先人，覺得自己是歷史的負恩者。當西方人說道崇拜祖先時，他們其實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對祖先的崇拜，而只是一種禮貌性的儀式，以此來表示人們對過去的一切感恩心理。而且，他們不僅從歷史中得到了很多恩惠，即使在當今每天與人們的日常接觸中他們實際上也是得到了恩惠的。這種人與世界的恩情關系已成為了西方人日常決策和行為的基本出發點。盡管世界在醫療、教育、物質享受甚至是他們的出生各方面都給了西方人特殊的照顧，但由于他們日常很少思索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很少認識到自己實則是從世界里獲益的，因此日本人總覺得西方人的動機不純。與美國人不同，凡是有所涵養的日本人都從不說不欠任何人的恩情。日本人理解的“義”就是要在這個由先人和同齡人編織的巨大的人情世故網中擺正自己的位子。

用言語來簡單描述東西方間的差異並不難，但要真正理解這種差異在實際生活中所造成的實際後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也只有當我們真正了解這種東西方的差異後，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所熟悉的日本人在戰爭中能夠淋灕盡致地表現出那種自我犧牲精神，才能理解為什麼日本人會在那種我們覺得根本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勃然大怒。從日本人身上我們不難看出，凡是負恩的人都非常容易動怒，因為他們肩負著巨大的責任。

在中文和日文中都有許多詞可以來表達英語中的“義務（obligation）”這個詞的意思。這些詞匯不是簡單的同義詞，它們隱含的寓意也無法逐字逐字的翻譯成英文，因為這些對西方人來說都是很陌生的。“恩”這個詞在日文中主要表示一人所負的所有從大到小的債務、義務（obligation）這個意思。當譯成英文時，就變成了一連串的詞，從“obligation”(義務)、“loyalty”(忠誠)直到“kindness”(關切)、“love” (愛)不等。但這些詞都不免歪曲了其原意。如果“恩”也有“愛”甚至是“義務”的意思，那麼日本人就可以說“恩”了，但日本人基本是不可能這麼用的。 “恩”也不能表示“忠誠”的意思。在日文中，有其他的詞來表示“忠誠”的意思，那些詞與“恩”不是同義詞。“恩”這個詞有許多用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表示一個人承受的最大的負重、債務、恩惠。人們一般是從上輩或上級那里受恩，如果不是從上輩、上級那里或者至少是從同輩那里受恩，這就容易使人產生一種卑微感。當日本人說“我受某人之恩”時，隱含的意思實際是說“我對某人有義務”，因而他們把這位債主、施恩者稱作“恩人”。

“知恩圖報”實際上是一種彼此奉獻的真實流露。日本小學二年級的教科書中有這樣一個小故事，題目叫“不忘恩情”，要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小故事是日本小學思想品德課中的一段故事︰

哈齊是一條可愛的小狗，出生後不久就被一個陌生人帶走了。那人像疼愛自己的小孩一樣疼愛它。慢慢地，它那弱小的身體也強壯了起來。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時，它就送他到車站，傍晚下班回家時，它又去車站迎接。

後來主人去世了。不論知不知道這個現實，哈齊還是每天都在那個車站等待它的主人。每當電車到站時，它就仔細地注視人群，看看自己的主人在不在那里面。

時光就這樣流逝。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過去了，甚至十年過去了，但人們還是每天都能看到那個已經長大、已經衰老的哈齊在那個老車站前尋找著它的主人。

這個小故事隱含的道德寓意就是︰忠誠是愛的另一個代名詞。一個孝順的兒子可以說永不忘母親的養育之恩，這就像哈齊對主人的一片赤誠一樣。然而，“恩” 這個詞並不單單指他對母親的愛，更重要的是指母親對他的恩︰在他嬰兒時期母親對他所做的一切、在他孩提時期母親為他所做的犧牲、在他成年後母親對他的興趣所作的支持以及母親在世時為他做的一切。這意味著人們必須對所欠恩情有所回報，因而就有愛的意思，但“恩”這個詞的最基本的意思是欠債。美國人在想到愛時，會想到是有感而發的，而不是受某種義務約束的。

當人們受到最好的最大的恩情，也就是通常說的“皇恩”時，“恩”實則蘊涵了一種無限忠誠的意思。這是天皇的恩情，每個人都必須以無比感激的心情來接受。他們認為︰在這個國度上生存，如果不能得到天皇的恩典的話，那麼一個人的生活、大小萬事就將是毫無幸福可言的。有史以來，日本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就是他那個生活圈內的最高上級。在不同時代，這個最高統治人物有所不同。他可以是各地的地頭、可以是封建領主或大名，現在則是天皇。最重要的，似乎還不在于誰是最高上級，而在于幾百年來“不忘恩情”這種習性在日本人習性中佔有最高地位。近代日本用盡一切手段使這種感情集中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偏愛都增加了對“皇恩”的感情。戰爭時期，以天皇名義發給前線部隊的每一枝香煙都強調每個士兵所領受的“皇恩”。出征前士兵所領的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種“皇恩”。在他們看來，神風敢死隊一系列自殺式的撞機就是在報答皇恩；所有為守衛太平洋上島嶼而捐軀的士兵也是在報答浩蕩無邊的皇恩。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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