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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对《且说宽容》的一点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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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对《且说宽容》的一点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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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耀杰】对《且说宽容》的一点订正
(227 reads)
时间:
2002-5-17 周五, 上午8:44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对《且说宽容》的一点订正
张耀杰
林牧先生是笔者仰慕已久的长者。他新近所写的《且说宽容》是笔者
颇为喜欢的精彩文章。只是,“当国民党专制政府对待中国人民没有
宽容、只有残酷奴役和压榨的时候,鲁迅主张‘费厄泼赖(fair
play)应当缓行。’当希特勒奴役德国、侵略全世界的时候,德国作
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提倡‘战斗的人道主义’”一番
话,与历史事实大有出入,与林先生提倡“宽容”的初衷也大有关
系。为正视听,笔者不得不有所订正。
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于“国民党专制政府”还没有
取得政权的1925年12月29日。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有史以来唯一的
一段民主共和加军阀混战时期。北洋军阀段祺瑞只是以“临时执政”
的名义在北京掌握政权。国民党人一方面进入北洋政府部门参政、议
政,一方面在广州组建国、共合作的南方政府。北京政府的国旗是象
征五族共和的五色国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被定为国旗,是1927
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之后的事情。从北京政府到“国民党专
制政府”,从五色国旗到青天白日党旗,并不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小事
情,而是关系国体、国运的大事件。借用鲁迅的老师、国民党元老章
太炎的话说:“盖以为拔五色国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民国”
(1927年11月《致李根源书七一》)。
1925年11月23日,奉军副军长郭松龄在国、共两党策反下倒戈反奉,
引起全国震动。28日,北京市民学生数万人在国、共两党组织下再次
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高呼“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驱逐段祺
瑞,枪毙朱琛”等口号,先奔段祺瑞住宅,之后又捣毁章士钊、朱
琛、李思浩、刘百昭等人住宅。段祺瑞、章士钊等人避居天津。在段
祺瑞执政府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12月1日《京报
副刊》上发表《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认为攻击他的老
朋友、已经离职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虎”。周作人也在《语
丝》上发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和《失题》,提倡“洋
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林语堂接着两个人
的话头,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中
更进一步发挥道:“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
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该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
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
人。”
针对林语堂的意见,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大唱反调,
说是“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
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吗?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倘
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
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鲁迅此时“党同伐异”的“党”,就是许广平所加入的国、共合作的
国民党。连与李大钊、易培基、马叙伦等人共同主持北京党务的国民
党元老吴稚晖,都公开主张对章士钊“费厄泼赖”。并没有加入国民
党的鲁迅反倒要痛打“落水狗”,其“党”性之强可想而知。遗憾的
是,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对“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也并不当真。
他自己从来不参加示威、游行之类的活动,偏偏在1925年4月14日致
许广平信中写下“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
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
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之类
的夫子自道,把中国本土的孔子所提倡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特别国情”抛到脑后。到了国
民党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的1927年,身临其境的鲁迅不仅没有发出正
义的呐喊,还竟然把北京时期的“党同伐异”搬到广州,凭空给《语
丝》旧同人顾颉刚扣上一个“反对民党”的罪名。
另外,林先生的“国民党专制政府对待中国人民没有宽容、只有残酷
奴役和压榨”的说法也过于绝对。仅以鲁迅为例,在国民党一党专制
的1927年12月,就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那里得到一份不用上班就拿到
300元高薪的“特约撰述员”差事;1930年加入左联后还照领不误,
颇有点“大碗吃肉,大嘴骂娘”的味道。即使这样,共产党专政下
“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之类的
浩劫和灾难,一样也没有落在鲁迅身上。鲁迅在国民党专制时期所享
受到的自办刊物、自行出版的言论自由,远远大于今日的文化人。鲁
迅所拿到的稿费和版税,更是今天的记者、教授、自由撰稿人所难以
企及的。林先生自己关于胡耀邦的一篇长文,就曾经牵连一家刊物的
某一期被封杀,其中也有笔者的一篇稿子。身为参加过革命的老辈
人,林先生所参与的革命,连国民党时期所保留的有限的自由权和财
产权都被剥夺共产,到头来总该有人站出来给世人一个实事求是的说
法吧。
在林先生笔下,鲁迅的“主张‘费厄泼赖(fair play)应当缓
行’”是与托马斯.曼提倡的“战斗的人道主义”相提并论的。而在
实际上,鲁迅只在《新青年》后期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认同过“人道
主义”,更多的时候反倒是一个坚定的反人道主义者。
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表白了自己不惜
让“庸众”为一、二“超人”充当黑暗操作、加强权专制的牺牲品的
反人道立场,说是“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
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
也。”“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成,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
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
到了1935年11月16日,正在挂靠苏俄和中共的晚年鲁迅,在致萧军、
萧红信中,俨然又回到视国民党为同党、视辛亥革命为正统的老路
上,彻底抛弃了自己有条件地认同过的人道主义立场:“24年前,太
大度了,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
者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
写出“归根到底,政治宽容、文化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就是
对一切人的各种权利的承认、尊重和维护。我们呼吁宽容,主要就是
呼唤和争取对人权的宽容,对作为一切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体
的人的宽容”之类人道话语的林牧先生,恰恰是鲁迅所“憎恶”的对
象。这一既有事实,大概是林先生从来没有想到的吧。
一个最不宽容的人成了所谓的“民族魂”,迄今为止依然被一些颇具
精英意识的文化人尊奉为等同于神圣天理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精
神生命线。如果中国社会再次发生“反胡风”、“反右派”、“文化
大革命”、“天安门事件”之类的浩劫和灾难,这样的文化人除了斯
文扫地、落花流水之外,还能指望有什么样的高尚作为呢?!林牧先
生在提倡“宽容”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这样的问题呢?!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http://asiademo.org/gb
>《民主论坛》:探索中国民主进程的自由园地
作者: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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