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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

张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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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 (167 reads) 时间: 2005-4-04 周一, 下午10:0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

(博讯 boxun.com)

作者：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

艾尔曼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艾伦?方最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重新审视了这份“问题清单”，在文章中，他极有洞察力地探究了在1895年之后产生的那种“对于中国陆军和海军缺陷的迷惑”。艾伦?方特别强调，甲午中日战争时中国军队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在陆地上的胜利给出了一条日军向北京进军的清晰路线，这种威胁迫使清廷寻求一个战争的迅速解决办法。与这个说法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仍然在谴责清廷的主要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怯懦胆小，批评李鸿章为了求得和平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艾伦?方认为中国军队在与日本开战的最初阶段，装备是良好的，而且中国的将领也并非不胜任。他反驳那种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陆地上的失败得归因于中国军火工业失败的观点，艾伦?方总结出中国在陆地上失败的几种主要原因：(1)和中国军队比起来，日本军队和指挥官有着更为良好的军事训练；(2)事实是，在主要战场上，日军人数比清军人数要多一些。

下面，我将对在十九世纪晚期清朝所失去的这场海战重新进行评估。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1884到1885年发生的中法海战，也被用作检验在太平天国之后的自强运动成败与否的标尺。新式兵工厂、船厂、技术学堂以及翻译机构的兴起通常在这种“失败叙事”中被低估了，我将根据1865年之后中国可以得到的西方科学中的军事技术和教育方面不断增长的训练，来对这些方面进行重估。那种长期以来被同时代人所持有的观点——在中日甲午战争里，中国的战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将被重新仔细考察。

另外，我将阐释中国海军的失败为什么应该归结为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自强运动”在理解上的转换。一种新的公众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和传教士的报纸上，即民族认同和危机感逐步在汉族中国人中间逐渐形成，而这些汉族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反对满洲政权的统治。伴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很多中国人确信洋务运动是失败了，在现代化方面，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采取更加激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全盘照搬国外的君主立宪制，而1895年之前对新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初步接受则被很快遗忘并且受到压制。那些曾经帮助清王朝建立科学翻译计划——这些成果在兵工厂和技术学校都还用作教材——的欧美传教士和专家，现在也认为中国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命运都是命中注定要毁灭的了。

从军事方面来说，因为清廷必须支持建设以陆战为主的有着良好训练的步兵，中国在1894-1895年海战的失利意味着清朝发展远洋舰队努力被迫离开正常轨道，本来这支舰队是可以比得上明朝(1368-1644年)早期郑和下西洋的那只庞大舰队，也可以和清朝早期收复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舰队相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1865年之后中国海军复兴相伴随，自从南宋(1127-1280年)以来，中国不时地支持建立一支坚固的海军，蒙元甚至用以侵略日本以及进攻苏门答腊。随后，明朝早期海军实施了一项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计划，后来这个舰队在1460年解散，为的是准备迎击蒙古可能的陆地入侵。在十六世纪，明朝海防军兵试图防御日本海盗(倭寇)对中国南方沿海的侵扰，但并不是很成功。

在效忠明朝的郑成功(1624-1662年)父子的领导下，中国海军力量有所恢复，在1640和1650年代，他们主要沿着福建海岸的海陆战场抵抗满洲军队。然而，当1659年郑成功沿着扬子江向南京进发，他的海陆力量都遭受了巨大损失，郑成功被迫退守厦门，1660年他一直在厦门据守清兵。1661年4月，郑成功带领一支由600艘船和2万5千士兵组成的军队向驻守在台湾北部赤嵌楼的荷兰军队挑战，经过一场痛苦的、持续时间长达9个月的攻防战后，荷兰守军投降。随后，郑成功通过一个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要求承认他的宗主权，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因为这个原因，1662年，清政府命令从北方的山东到南方的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以切断郑成功的补给线，同时也消除海岸作为战场的价值。另外，满洲发展了一支海军舰队来保卫海岸线。当南明王朝最有才干的舰队司令之一的施琅(1621-1692年)由于和郑成功发生争论而在1646年加入清政府，随后他在1650和1660年代掌管了福建沿海的清朝海军力量。1683年7月，施琅指挥清朝300艘战舰和2万名士兵向台湾进发，先是夺取了澎湖列岛，10月台湾落入清朝海军手中，台湾岛也首次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归附之后，清朝海军再也没有能保持一种战争状态，满洲皇帝日益全神贯注于俄罗斯从西伯利亚到其满洲老家的领土扩张问题，以及在中亚准噶尔造成的新危险。另外，清朝也在寻求在西藏和土耳其斯坦扩张它的帝国。到十八世纪末，清朝的疆域扩大了一倍。因此，当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清朝的舰队仍旧只是一支主要用来抵御外来海盗和本地匪徒的近岸海军。

在很多方面，清朝海军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复兴，预示着清朝海军可能恢复到十五及十七世纪的皇家海军那样的辉煌日子中去。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当反满的爱国者要求把明朝舰队作为中国过去的荣光的标志时，晚清海军每次都遭到嘲讽。此外，因为日本海军的成功，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谓的优越感在1895年之后也被一般人接受。

洋务运动的范围和标志

在1950年代晚期，像芮玛丽这样的美国学者们认为，帝国体系和它的经典意识形态(她称之为儒家学说)是无法调和的。当台湾学者王尔敏描述了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初期和自强运动时代复杂关系之后，对芮玛丽那种认为经典学习和现代化是不可调和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近来，弗朗西丝?牟德尔主张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应该根据中国比日本有着更高层次与世界经济的结合来理解，而这给中国造成了更多帝国主义的有害影响。所有的这三种观点都是根据日本在189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海上)之后的结果提出来的，这很显然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对于1865年之后的自强运动时代的理解。重新关注“战役的决定性”以评价这样一个广为接受的结论，需要我们在达成一种新的一致以前，首先纠正1895年“迷惑(witch-hunt)”之后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那种错误说法。

约翰?罗林森在有关现代中国海军发展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认为基于经典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传统机构赋予同治中兴(1862-1874年)和洋务运动一种基本品质，并且限制了它们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帝国机构的薄弱和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清朝不得不屈服于许多相互竞争的地方军阀，而在发展一支国家海军方面遭到失败。像托马斯?肯尼迪那样的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影响洋务运动和它的进程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两方面都进行评估。

根据托马斯?肯尼迪的看法，中国的近代军火工业是一项制度上的革新，它引导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新时代，另外，清政府把兵工厂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纳入到传统政府中，而这导致了贪污盛行和效率低下。国家领导的薄弱以及缺乏各省官员的协作，这大大限制了这项现代化项目的成效。兵工厂的金融问题和普遍低下的欧美技术(technicians)则得归结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这种观点看，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火力并不是造成中日战争结果的关键。

庞百胜认为北京朝廷之所以没有能够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是因为清廷没有能力改变公共金融体系，以及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费维恺注意到，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创立了两项新的税收以期对低迷的农村经济有所补偿，并给兵工厂和船厂的成功建造筹措资金，一是国外贸易的海关关税，二是国内跨省贸易的厘金税。费维恺进一步说，清政府没有能够利用地方经济资源或管理经济生活，因为改革而产生的税收基本问题显示出，比起外部的帝国主义来，这些基本问题揭示了更多国内的弱点。庞百胜的研究是以福州船政局作为个案来说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成功。他强调在这个时代变化的潜力，以及避免把自强运动刻画为一种失败。

研究晚清变革的日本学者，比如秦野芳宏，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是保证中国旧有秩序得以维持的主要因素，而不是经济落后、帝国主义，或者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根据这种观点，当大陆市场和经济腐败刺激了旧有状况的时候，清朝的官僚机构和金融体系使帝国的官员们得到极大的好处，而清朝的农民和商人都没有从官员的虐待和贸易的剥削中得到保护。

根据秦野芳宏的观点，清朝的官员和士绅对他们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从来都没有充分地理解，因为他们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接受教育和训练的，因此，他们对外部世界都视而不见。为论证这一点，秦野芳宏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为例说明，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效率低下的、浪费的以及缺乏中央协调的地方政府或地方将领的控制之下，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这样的非军事企业，都是以防卫为目的的，但是不像兵工厂，他们都是建立在利益平分的基础上，并且都很成功地和国外公司进行竞争。

同样的，伊藤秀一认为，晚清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可能取得进步之前，需要罢黜官员的正统派，以及进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在伊藤秀一看来，1865年之后，西方科学著作和技术书籍的翻译出版以及建立新技术学校，尽管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革命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对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社会和政治观念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翻译自身并没有培养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来。

为挑战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国家作用的否定看法，著名的汉学家宫崎市定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那种认为清朝的官方控制毁掉了大部分早期中国企业的观点。在宫崎市定看来，李鸿章想阻止国外控制中国船舶业的欲望，促使他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根据宫崎市定的观点，作为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确实是一项政府冒险行为。有总额215万两银子(合300万银圆)的长期支持，并且是利息免交的政府投资，使得轮船招商局成为1876年以前在中国运行最大的轮船企业。宫崎市定?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909年以后衰落，正是因为它被私有化，置于实业家盛宣怀(1849-1916年)的个人控制之下。

在小野川秀美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中，他把洋务运动描述为广阔的晚清革新运动的初始阶段。这个初始阶段主要聚焦在技术革新，第二阶段是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转移到制度革新上来。在小野川秀美看来，在初始阶段的1870和1880年代技术和工业革新中的关键人物，比如，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4-1900年)、郭嵩焘(1818-1891年)和曾纪泽(1839-1890年)，他们对晚清许多主要部门都是管理专家和建议者，并进一步提出发展采矿、公路和对外贸易等商业建议以产生足够满足军事自强所需要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王韬(1828-1897年)提出在科举考试、军事和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其他人，像何启和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在1880年代中期的政策，因为李鸿章的注意力都放在海军，而不是国内管理的基本变革上，而他们认为那才是更为急迫的事情。关于“自强”的学说逐渐发展成关于变革的理论。小野川秀美强调，1880年代中国需要从科技变革转换到制度变革，暗示1895年之前的技术发展被认为注定是不够的，这不是因为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而是根据制度本身需要变革。与此相近，于明霞最近在中国大陆的一次会议上总结说，尽管中国海战失利，自强运动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

自强运动中地方兵工厂的角色

1865年夏天，两江总督李鸿章和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年)在上海虹口从旗记铁厂(ThomasHuntandCompany)租用了一个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是上海租界的一家美国公司，并且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外国机器制造厂。李鸿章还准许购买用来做苏州“洋炮局”的属于旗记铁厂的机器厂和造船厂。随着另外的机器进口而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通常称之为江南制造局)就建立起来了，用来管理工业工厂以及教育性质的机构。

最初，江南制造局花25万两银子(34万8千银圆)来制造生产设备，主要是从上海海关关税中拨出。1865年丁日昌被委派主持江南制造局，1866到1868年为应宝时(生于1821年)。江南制造局在1867年夏天移设到上海城外。根据芮玛丽的研究，制造局在1870年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现代武器制造中心，并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在孟悦关于江南制造局的折衷论述中，她描述了曾国藩(1811-1872年)、李鸿章和他们的幕僚们是怎么认为制造机器代表了工业的基本建筑单元的，在他们看来，创建新型工业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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