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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透视“焦国标现象”的背后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冼岩：透视“焦国标现象”的背后 (166 reads) 时间: 2005-4-03 周日, 上午3:28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冼岩：透视“焦国标现象”的背后

郭飞熊先生《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底线》一文，深刻揭示了“肯定美军拥有[直捣北京城]的道义合法性”的所谓“舆论英雄”焦国标，趁“在国际政治这个市场上对中国在野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杨小凯语）形成之机，哗众取宠、投机盗名的真面目。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并非个例，而是层出不穷，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入剖析这种“焦国标现象”的成因。

正如郭飞熊所言，“中国社会业已诞生了一股偏执的极右势力，正借助于自由的网络世界迅猛地膨胀”。但实际情况比郭飞熊的估计更严重，从焦国标们能够轻易获得舆论追捧、成为公众英雄可以判断，这样一种极右势力并非仅仅“已诞生”，而是早已经“迅猛膨胀”；时至今日，它已成为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一种重要格调、一种不容忽视的沉重语境。在这种极右语境和“国际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的配合下，一个小丑很容易投机取巧成为“英雄”。

焦国标的成名之作只不过是一篇文革式口诛笔伐的文章，内容空洞无物，却博得了海内外舆论的大声呼应、一致叫好。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不需要深入周密的分析，不需要对现实的准确把握、描述，只要立场够极端，口号够激进，就能够赢得海内外的广泛认同，成为言论“英雄”──这就是极右语境的 “造星”功能，剖析“焦国标现象”的成因，就是要解剖极右语境的形成。

由于这种造星模式不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于是它在客观上成了“英雄”们的成名捷径，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起而效仿。这种情况，既凸现了当前中国政府的尴尬，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思想言论机制方面的一些奇怪特徵。

前面谈到的“国际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即某种“国际强权势力”的战略需要是这种极右语境形成的重要外因，但具体看中国，或许内因的作用更大。由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对弱势群体的侵害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普遍和持续，由于迄今为止政府尚拿不出真正有力有效的遏制手段，社会上已经弥漫着大量失望、怨愤、甚至是反体制的心理情绪；由于现行体制不容许这种情绪公开表达、宣泄，被压抑而积压的能量最终指向了权力及其相关部门。公开表达这种情绪的声音越被压抑，它就成为越稀缺的资源，社会对它的需求就越迫切，生产它的边际收益就越高。这种供求不对称，是造就“焦国标现象”及其“英雄”模式的首要原因。

另一方面，当前社会思想和言论的制造机制也颇为奇特，它实际上蕴涵了根深蒂固的反现行体制的特徵。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其主要结果却是培育了一个反对现行体制的群体、制造出一种反体制的人文学术背景和言论资源。

在学术界，学术资源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他们设置种种门槛，以利于资源独享。学术既得利益集团罔顾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以“学术与国际接规”的名义，将人文科学的各种学术标准、学术门槛主要建立在以反对现行体制的自由主义为底色的西方学术地基上；因此，进入这样的学术门槛、在这样的学术阶梯上攀升，就意味着必须以承认、张扬自由主义的理念体系，反对现行体制作为前提。这样一种学术体系，当然不可能有利于服务于现状改良，不可能有利于适合中国独特需要的理论创新；不仅如此，这样的学术门槛还适足以将真正有益于现状改良的理论创新拒之门外。

在舆论界，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充斥了各大媒体。政府有关部门只能进行宏观调控，具体主要运作必须依靠自由派知识分子。于是，政府只能逼使媒体守住几条底线，真正对现行体制的改进有着积极意义而不是颠覆作用的言论无法内生出来。政府的指示、意图，媒体普遍只是敷衍应付；从现实出发、质疑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民间声音普遍不能见之于媒体；但媒体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却不遗余力，于是出现了“政府出钱养人骂娘”的奇特局面。

思想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它同样需要物质资源的哺育；不拥有资源，就没有思想本身的成熟及其在人群中的壮大。政府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资源配置权，哺育出来的却是以反对现行体制为基本特徵的思想言论体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术与言论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市场选择使然；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在集体意识上已经服膺于根源于不同国情的西方学术标准和思想体系、视其为普世规律。学术、思想、言论，三者相互裹挟，不但与当下政治和政策层面的需要已经脱节，而且几乎背道而驰，它们当然难以为政权和政策提供有效支持。这种基本的思想言论运作机制和职业利益格局既已形成，在此基础上政府再怎么强力干预，再怎么人为调节、推动，作用都微乎其微。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生产机制与政权的要求南辕北辙，这是当代中国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始终无法重建的重要原因。

由于学术界、舆论界共同崇尚以反对现行体制为基本特徵的自由主义理念，排斥对自由主义不利的“异端邪说”，因此真正具有现实意义、扎根于现实土壤的思想原创难以破土而出。管理层只能一方面死死抱住已经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陈词滥调，另一方面对言论只堵不疏，直至捉襟见肘。

要脱出此一困境，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大力反腐，维护社会公平，压缩极端思想言论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哺育温和、理性的思想言论资源，“两手都要硬”。就前者而言，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对策是笔者与赵志勇提出的“信息民主”方案，即以舆论监督为手段，由执政者主导、市场引导，使媒体为民众说话，监督权力和资本，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将执政者和民众联结起来。

就后者而言，只能另辟蹊径，在现有的学术体系之外对民间温和、理性的思想资源进行整合、培植，使其逐渐壮大。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可以从中吸取养料，另一方面可以之扭转当前社会思想的激进态势，既有利于当前稳定，又可以通过改造当前极右思潮居于主导的极端语境，为渐进性政治改革培植良性的思想土壤。

具体方法可借鉴自由主义派系的一些运作方式：组建有思想倾向的基金会和研究机构，网罗人才，并与传媒和网络建立固定的合作关系，以其作为言论平台，影响社会。

这样做可望取得两大效果，一方面民间立足于现实土壤的温和、理性的思想资源由此得到鼓励，拥有了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发挥影响的渠道，从而可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温和理性思想的壮大及其前景预期，可以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吸纳更多人投入这一思想阵营或潮流。就像滚雪球一样，可以使当前最孱弱的中间温和思想逐渐壮大，直至可与极右势力分庭抗礼，甚至成为主流。

一方面是政治的逐渐清明，社会公正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是温和、渐进、理性、务实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两方面的配合将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富于弹性，自发演进的试错空间越来越大，有序转型越来越具有实行的可能，“焦国标现象”也就自然会消声匿迹。

刘再复反驳光明日报的批判

《光明日报》发表四名学者座谈纪要，不点名猛批刘再复李泽厚合着的《告别革命》是「历史虚无主义」。刘再复认为「告别革命」是求实精神，是全面认识历史；他指出，批判「告别革命」显示极左思潮回潮，必须警惕。

北京《光明日报》周前对刘再复、李泽厚合着的《告别革命》提出猛烈批判，不点名指责刘再复、李泽厚二人十年前在《告别革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近现代以来的一切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全盘西化」，指责他们是「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北京《光明日报》特邀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梁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四位资深学者，就所谓「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座谈。三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长文《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座谈纪要。此文引发思想界和学术界巨大反响，官方人民网（www.people.com.cn）、中国网（china.com.cn）、四川社会科学在线（www.sss.net.cn）及网易部落（bulo.163.com）等数十家网站转载，网民在众多论坛上纷纷跟贴，展开反批评。

正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的刘再复，在阐释「告别革命」理念的时候，说：「《告别革命》书中早已说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必由之路，视为唯一圣物。」

研究超越意识形态

刘再复说：「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他说，中国近代史是一条线索的历史，还是两条线索的历史？近代史应当要讲争取民族独立、民族革命的历史，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王朝统治的历史，但能不讲一百多年中国接受现代文明、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吗？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看其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讲的是「实」，不是「虚」，这恰恰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求实精神。

《光明日报》这四位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违反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沙健孙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是：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建设性意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李文海、龚书铎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竭力渲染革命的「弊病」，公开判定「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专制复辟」，其影响之坏，危害之大，不可不防。梁柱认为，应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源，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及其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使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的市场扩大。革命队伍里有人因低潮出现而惊慌失措，丧失信心，另找出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要求「重写历史」，鼓吹「告别革命」，说到底是为「另找出路」。

当刘再复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中国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学时，北京却开始掀起新一波反新自由主义浪潮，批判「告别革命」。其实，「告别革命」源自刘再复与李泽厚十年前出版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他们对「革命是圣物」的理念作了反思，对「暴力革命是历史必由之路」作了「告别」。他们认为，影响过去一百年中国命运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但展望新世纪，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他们主张以「改良、建设」代替「破坏」，决心「告别革命」。

革命只是部分历史

这本书已出版韩文版，二零零四年香港中文版已发行第五版，关注的人愈来愈多。刘李在「告别革命」之后，又提出「返回古典」命题另一文化思路。刘在香港演讲古典文化，正是探索现代文人如何从中国精神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香港城市大学荣誉教授的刘再复，每年都会从美国到香港讲学。今年三月一日起，为期四个月，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作六次演讲，已开讲的是：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放逐文学，中国的挽歌文学。之后的演讲是：「双典批判」（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化批判，是价值观问题）。就最近受到不点名批判一事，刘再复接受亚洲周刊访问。

谈到《告别革命》一书，刘再复说：「以往人类的历史是否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暴力革命的历史？历史的主要脉络是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的变革）还是暴力革命？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些瞬间，一些短暂时期，主要的脉络应是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出现阶级利益冲突，包括世界秩序冲突时（现在仍有这种冲突，如贫富悬殊不均的冲突），那么，面对矛盾冲突，应采取什么解决办法？是把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作为『第一优先』的选择，还是把阶级协调、改良改革作为第一选择。我们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能通过协商、调和、妥协的办法解决，总是比火与剑的大规模的流血办法好。」

刘再复认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中国是要「继续革命」，把民族生活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还是要「告别革命」，把民族生活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之上，即邓小平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无疑问，应当选择后者。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原来只代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现在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是大变革、大告别，正是告别革命的思路。以下是访谈要点：

十年来，你们对大陆批判「告别革命」很少作回应，为什么？

十年来很多人批评「告别革命」，都没有看《告别革命》这本书，只是看了书皮，看了「告别革命」四个字，心情就紧张起来了。对「告别革命」理念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是，和《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历史论者很难讨论，很难进入学理性问题。他们首先设置一个政治审判所，使用的完全是本质化即简单化的「文革语言」，没有冷静的学术心态，只有亢奋的革命心态，更没有进入问题的建设性态度。这就很难讨论问题。

你对《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学者熟悉吗？

对这四位学者，我都很陌生，昨天才有朋友告诉我，沙健孙是有名的极左派，早在邓小平生前，就批判邓小平了，这一信息使我更明白他们的心态。二十世纪的中国，特别是发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理念极左化的结果。这一沉重的教训是必须汲取的。

头脑留在六十年代

《光明日报》文章四学者中，有位叫李文海的，亚洲周刊报道过，他批判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我恰恰对这部电视剧很看好，《走向共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超越了党派，超越意识形态。《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学者，身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头脑却仍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叶。这种历史的惰性告诉我们：唱革命高调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左思潮正在回潮，而一旦回潮，二十年的改革，将丧失全部精神根据，最后只能被加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而受历史审判，回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上去，这是应当警惕的。

你如何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作价值观上的文化批判？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大全，而《水浒传》是暴力崇拜，对妇女的蔑视。我批评它的一个命题，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一造反，就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什么手段都可以，武松为反抗，血洗鸳鸯楼，杀十八个人，你复仇，杀张都监，杀蒋门神，可你连小丫环都不放过。文学上看，确实是经典着作，一百零八将塑造得确实好。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不一样，着重价值观。再说宋江，不能简单说是「投降主义」。宋江在中国农民革命中，是用另一种政治游戏规则，即要谈判，要妥协，他自己并不想做皇帝。对宋江需要重新认识。所以我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的「地狱之门」。

怎么理解「双典」是中国「地狱之门」？

中国人如何走向精神地狱，就是透过这两本书的，它们比其它什么学术着作影响都大，千千万万中国人就是透过这两本书，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的，不断形成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三国演义》的权术已发展成厚黑学。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水浒」中人、「三国」中人，时时讲权术，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小衙内虽出身官僚家庭，但他还是幼儿，是无罪的，李逵用斧头劈成两半，这该出手吗！这些东西不能不批评。一百零八将内，是四海皆兄弟，那一百零八将之外，是随便可以砍杀的。用兄弟伦理、亲情伦理代替责任伦理，如果以此建设现代化，问题可大了。

四月十八日在香港举办两岸台商论坛，请你做演讲嘉宾，你准备讲什么话题？

两岸论坛请我和李欧梵去讲讲。这些年我主要是回到文学上研究。这次两岸论坛，我主要是去讲讲自己内心的话，谈自然文化。我是反对台独的，台湾要「去中国化」，果真如此，台湾还剩下什么文化？我在城市大学讲阅读「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讲老庄，讲禅宗，这是讲自然，不是讲意志，世上许多问题还是让它们自然解决比较好，不要太人为，太意志，包括两岸问题。我也宣讲这样的自然文化，自然解决，中华民族现在发展得很好，是鸦片战争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还应该让它继续自然发展。

顺其自然学会妥协

两岸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已经非常频繁了，那么多台商去大陆，是少见的现象，文化上很多方面已经统一了，无非是台湾有一些作家和文化人，觉得大陆还有专制，如果大陆专制再少一点，自由多一点，以后就没有太多隔阂了。我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在巨大商业活动中学会妥协，学会谈判。

听说你的作品在大陆出版依然受阻？

最近本来有三本书出版的，一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悟》、《父女两地书》，都出清样了，还是没有能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独语天涯》和《父女两地书》的第二版都成书了，却被扣下了，出版社还受到批评。上海三联书店最近有意出我女儿刘剑梅（编者按：现在美国教书）的书《狂欢的女神》，就是因为书中有我写的序言，所以出版社上报选题时没有批下来。自己的书不能出，我倒无所谓，只是女儿的书，因为我的缘故受影响，我有点难过，这影响到我对故国现实的认识和情感。她自己却看得很淡。不过，我想说，既然出了书，不管在什么地方出，不管什么时候出，它就是一个存在。■ /亚洲周刊．江迅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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