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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该为中国历史上的苦难负责？（一）──再答暮雪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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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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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谁该为中国历史上的苦难负责？（一）
──再答暮雪女士
信天翁
一、受难者是否也该忏悔？
针对拙文《老三届引导中国未来？》一文，暮雪女士作了回应，她说：
“您（按，指信天翁）说：‘所以，这代人其实是最值得同情
的人：发育时遇上大饥荒，该上大学下了乡，好容易回城转眼
又下了岗。这就是那被污辱、被歧视、被作践的一代人。整整
一代人竟会因个别独夫病态心理发作而断送终身，这种咄咄怪
事也只会发生在毛中国那种有史以来最烂污的社会。’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一代人也是在文革中给整个社会造成极
大伤害的一代人，而且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也缺乏一种自我反
省。众多的知青文学大都描述在上山下乡中的种种不幸遭遇，
而他们在文革中给其他人的伤害，例如对当时的政治贱民的伤
害，却甚少有公开的忏悔文字。
所以文革给我的感觉，似乎除了‘四人帮’之外，全都是受害
者，被红卫兵打倒的老干部在控诉自己的受害经历，知青们
（红卫兵的另一身份）也在述说着自己的不幸，除了“四人
帮”，以及后来被清理的三种人之外，再没有凶手。如果仅仅
是“四人帮”及其帮凶，‘这一小撮’，又如何会有如此大的
破坏力？我想问得是，大多数普通的知青或红卫兵真的是很清
白的吗？他们真的无需为文革中那些非正常死亡的政治贱民，
负道义上的责任吗？对于大多数普通的知青来说，他们是否在
私下有过丝毫的内疚吗？
文革会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发生？我想也许不会。”
类似的话，其实我也说过，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丑陋的大陆人之九》中，我说：
“我们的天良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致似乎没有一个过来人感到
内疚。坊间充斥着数不清的血泪斑斑的文革回忆录，却见不到
卢梭《忏悔录》式的作品。每个人都是受害人，每个人都有数
不清的委屈和冤情要诉。”
后来在《从奴才到反革命》中，我再次强调指出：
“我那‘毛时代过来的人，没几个人真的良心清白’的结论，
当然是根据一时一地的经验作出来的。不过，那说法针对的，
乃是为全民笃信奉行的‘人民无罪’论。愚以为，这是我党发
明的最无耻的说道，是全民犯罪后谁也不负责任的最根本原因。
记得张志新平反时，报上就很议论过一阵子，说那么多残民运
动过去，最后除了几个头面人物作代表，居然无法追究具体执
行人的罪责。这样下去，以后罪恶便永远不断根，类似的悲剧
还要在未来重演，云云。那些议论其实错过了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无耻的‘人民无罪论’。”
为了证明这“人民无罪论”的荒谬，我还举了德国和日本的例子，指出两国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全民罪恶，不是可以赖在几个罪犯头上就可以了账的。最后我得出斩钉截铁（或许因此也就是武断）的结论：
“一个没有忏悔能力的民族不会有任何前途。”
因此，我原则上同意你的看法。
二、谁该为苦难负责？
对这个问题，小克和小熊毕竟是年轻人，难免作事后诸葛亮，轻率地骂道：
“全民素质低，才会发生文革那样的事儿。
摒弃了人道和同情的天性，放弃了思考和怀疑的权利，争相涌
作统治者的走卒，以残忍来表现忠诚，疯狂来显示积极，到头
来还要大叹冤枉被害，我呸！早三十年你就蠢到这点是非都不
分了吗？这不是什么需要高深思想、文化、智慧才能做出选择
的难题，而是你有没有一点最基本的人性？ ”
“中国人就是奴才的嘴脸、奴才的本性、奴才的命！怨谁啊？
那帮鸟人不仅有奴性，还有匪性，见到嚣张的暴君便脑袋一缩，
做起顺民，对温和点的统治者就吹毛求疵，大加指责。对待弱
民更是凶残。总之是见狼就当羊，见羊就装狼。小到虚拟的网
上也是如此，知音不觉此坛撒泼者异常的多么?”
让我这老朽看了只能啼笑皆非。妈妈米阿，既知吃最后一个饼子便能饱腹，为何还要去吃前几个？
我跟二位小年轻介绍一下吧：人民不是自动“放弃了思考和怀疑的权利”，是他们（包括我在内）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权利”这档子事。别说思考和怀疑的权利了，就连基本人身权利，百姓都从未听说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正确指出，在儒家思想中根本就没有“权利”这个概念。
青年芦笛算是先知先觉者吧。可他萌生这种朦胧观念，还是１９６９年的事。那阵他从农村倒流回来，在城里作黑人黑户，试图找到回城路子。没事就去找同学老扁吹牛。那小子住在负责“维持城里社会治安”的“工人纠察队”总部的隔壁。那地方是地道的虎狼窝，比电影里还可怕。
工纠是当时实行的“群众专政”的强大工具，横行一时，为所欲为，制造了极大的恐怖气氛，人人自危，但都不敢怒也不敢言。所谓“纠察队员”是各工厂招来的烂工人，专业之一就是夜间出动，去公园里抓那些躲在树荫深处接吻的男女，把那些“流氓”抓回去，扒光了衣服吊在梁上，用电缆猛抽。据一个受害人说，那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技术含量非常之高，因为电缆外面是厚厚的橡皮，里面是铜线，打在身上什么痕迹都没有，杀伤力全透到里面去了。
那天我去找那同学，他是产业工人出身的红崽子，不像我这黑崽子胆小，竟然跟我抱怨，说隔壁那些恶棍作恶太甚，天天在夜里打人，打得鬼哭狼嚎，让他通宵通宵失眠。然后又愤愤不平地说，这ＴＭＤ算什么事？那些人又不是公检法。设立这种没有正规管理的第二专政机构，到底有无理论根据？！
我始则震骇于他的胆大──我早就看不下去了，但从来不敢对外人说，继而深思他说的什么“第二专政机构”。我想，所谓名不见经传、毫无根据的第二专政机构固然是笑话，但正宗的公检法就能这么干么？那究竟有什么道理？想了半天，我说：
“是公检法又怎么样？难道是正经专政机关就可以违法乱纪？中国人什么人权观念都没有。谁给抓进去了，百姓只会觉得那是天然合理的，无非是公检法在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谁都不会去想想正因为公检法是执法机关，更需要遵纪守法。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谁都不能例外。抓人的和被抓的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平等的。没有证据就乱抓人打人，完全是犯法行为，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二专政机构都这样！”
他闻所未闻，惊喜地看了我半天，这才叫道：“你说的太对了！中国人真是愚民！”
请注意，文革是１９６６年爆发的，我说那话是已经是３年后了，而这在当时中国绝对是超前认识，我敢断言１００万人里也不会有谁有我这个觉悟。那完全是天资使然，因为我那时虽然开始觉醒，还基本停留在阅读马列经典上，而那些烂书是绝对不会教你什么人权观念的。
记得马ＤＤ在攻郑烂文中，自吹他从小就知道“打人是侵犯人权”，那完全是笑话。我也从小就听过那句话，那多半是同学打架后互相用此话指责，但谁都不知道“人权”是什么名堂。我的“人权”观念的自发萌生，始于那次老扁给我的启发。那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使用那字眼，而且还在事后去苦苦琢磨那到底有些什么内涵。正因为那次谈话在我的觉醒过程里算一个转折点，所以我的记忆才会如此鲜明。
今天的读者看了这可能会哑然失笑。可请诸位记住：要思考，要怀疑，您首先得有点信息作为思考材料不是？党天下控制了一切信息的流入，您要思考，只能在马列主义毛思想外加鲁迅著作的框架内思考，而那些东西丝毫不会为您提供现代文明常识（从我党敢开放鲁迅著作这条，就足证那老家伙不过是个封建遗孽，其著作对民族启蒙毫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请问大众怎么可能像我那样，无师自通地发现最原始的人权观念雏形？
更何况大众根本就对枯燥的理论著作毫无兴趣。在老知青中，像我那样为了解答疑问去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实在不多，我们班也就我和老扁二人而已。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主要靠传媒和娱乐系统，但那时所有的传媒登载的都是党文化，全部影剧只有８个样板戏，而所谓文学全是煽动你怎么仇恨、怎么狠毒的犯罪教唆。
所以，人民的愚蠢和凶残是统治者的政策使然。对过去的苦难，首先应该负责的当然是中共那个犯罪集团，人民既是受害者，也是行刑队，全部悲剧就在这儿。人民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罪恶的那一份，但似乎不能对自己的愚蠢负责。
这种愚蠢，有的人竟然终生无法摆脱。上次回国和丐帮高中同学聚会，闲聊时提到人民的好总理。我实在听不下去那些肉麻颂歌，突兀地插言：
“周恩来不过是老毛养的一只狗而已。”
顿时石破天惊，全场惊愕无言，只有当年另外一个老落后分子惊喜地叫道：
“着阿！他不过是一只狗，而且是最不要脸最卑鄙最没骨气的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全场大哗。同学们出自对海外侨胞的尊重，放过了我这始作俑者，把火力全集中到那个家伙头上去了，在那个什么ＧＰ度假村吵了足足一个下午，比网战还厉害。
最激动的那位主攻选手是一位老太太（卖糕的，女人老的比男人快十倍，女同学看上去似乎平均比我们男生大１０岁不止）。此人也是黑崽子，当初在红色恐怖高潮中，竟然去教贫下中农子弟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让我从骨子里鄙视出来。同样是下乡，她老人家居然在那儿呆到我上了大学才回城，蠢得跟我那不成材的马ＤＤ也差不多了。回来后也没能找到什么体面工作，似乎是泥水匠一类。我回去那次她早下岗了。
吵完后，众人便打道回府。次日我还在梦中，小姐姐便来唤醒我，让我接床头分机，是那位老太太，她在电话里仍然显得很激动，愤怒地谴责那位落后分子的反动言论。我平生最恨被人吵醒，但又不能对老同学发火，便一律唯唯，昧着良心跟着她谴责那落后分子，并热情歌颂了人民的好总理一番，才算了了那公案。
由此可见庸众之愚昧，您说，能让他们为自己的愚昧负责么？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只有个人的原始天良是唯一的约束力，我已经在《从奴才到反革命》中介绍过了：
“这罪恶当然首先是共党犯下的。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说：
比起斯大林来，毛泽东的特别恶毒之处，是他用暴民代替秘
密警察清洗政敌，维持统治。他用从《水浒传》上学来的逼
良为盗的方法，逼着每个人在‘阶级斗争”中用‘阶级敌人”
的鲜血沾满自己的双手，向党交上一份永不变心的‘投名状”，
使他们从此破釜沉舟，断了后路，田螺饮水银，王八吞秤砣，
从此铁了心跟着伟大领袖干一辈子革命。
这难道不正是文革中在中华大地上每个角落里发生的事？凡是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决不可能没参加过批斗会，也不可能没跟着大夥儿喊口号。
你要真这么干，立刻就要把自己也贴进去。共党最让人痛恨的一条，是
它逼你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用这来检验你的忠诚度（所谓政治立场
或政治觉悟）。因此，我觉得，‘当时的中国社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
──想做帮凶而不可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帮凶的人’的说法并没有错。
当然，这帮凶有各种各样的，最常见的是那些为‘正义感’蒙住了心窍
的‘志士’们，他们乃是世上最可怕、最丧天良的生物，郑义的《枫》
已经描写过了；其次是那些自己有点‘问题’心正虚，想靠立功来‘争
取人民宽大处理’的人；最后一种就是像小芦那样的胁从犯，明知那是
集体犯罪活动，但为了自保不得不违心屈从，跟着众人喊喊口号。我那
时唯一可作的，就是尽量逃避这种活动而又不留下把柄来，那就是我参
加‘工人业余理论小组’的原因。这光荣的革命任务让我躲开了无穷无
尽的斗争会，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痛骂宋江那个‘修正主义者’。
反正那些玩意跟工厂里任何人无关，再骂也不会有良心问题。尽管如此，
我仍然不可避免地参加过班组、工段、车间、全厂的批斗会，虽然没有
打过人，但毕竟代人写过发言稿，也和大夥儿一起振臂高呼‘打倒！’
虽然我是胁从犯，但‘胁从也是从’，如果当时中国清醒的知识分子们
都像遇罗克、张志新那样有勇气，就算不能制止灾难，起码罪恶能在事
后得到彻底清算。可惜，大家都是受害人，或者是误入歧途的纯洁羔羊，
‘用心是好的，只是上了当’。”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对人民来说，忏悔的目的主要还是惩前毖后，在事后彻底清算罪恶，以期防止类似悲剧再度发生，而不是真的以为那悲剧本可防止，只是人民的怯懦才导致罪恶发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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