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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98名专家预测中国2010年前可能的危机 (ZT北京大学教授)   
邢国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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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98名专家预测中国2010年前可能的危机 (ZT北京大学教授) (377 reads)      时间: 2005-3-12 周六, 上午5:15

作者:邢国鑫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醉大D危机是君师领导仁D免醉危机?



98名专家预测中国2010年前可能的危机 发言人: 北京大学教授,


一项对98名国内外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在2010年前存在若干危机因素,包括: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可能会对未来几年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全面发展带来冲击。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2010年前的危机点、可能性与领域

对于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事实上,自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置于风口浪尖之上。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他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对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专家们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均占26.39%。在经济危机中,专家较为关注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这里较为宽泛,包含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公共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环境生态以及能源危机也是较受关注的,占14.58%。政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同为10.42%,国防危机为4.86%,其它为6.94%。

很多专家关注信心危机,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的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十分危险,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会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

另外,专家们还关注社会公正危机、人类安全(这是联合国系统常用的一个术语,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台湾问题(有专家认为台湾问题是定时炸弹)、腐败和在富人中间滋生的自私心态和行为、治理危机(有专家认为,由于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严重滞后,在各个领域产生治理危机,如非典反映的公共卫生危机、频繁的工伤和其它非正常伤亡事件、普遍的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外交危机(特别是中美关系、朝核危机等问题)。也有专家认为,环境危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毕竟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现在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

专家们认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有可能引发全面危机。当然,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出,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21.25%),“金融”(18.75%),“经济”(12.50%),“就业”(10.00%)。

此外,“信心危机”、“环境”、“三农问题”、“公共安全”等问题也受到了专家们较多关注。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得出如下结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经济领域(35%)和政治领域(7.5%)。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

对主要危机因素的趋势分析

就业问题 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2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1.9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1000多万人,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

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

“三农”问题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

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的农村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金融问题 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25%的呆账,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账比例控制在5%属于可管理水平,但中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

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1997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1997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

贫富差距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教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过去20年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过去20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一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它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

到目前为止,在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样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曾经是非洲最繁荣和安全的国家,现在被不安全和艾滋病缠绕着,投资环境受到极大伤害。

资源问题 以石油为例,中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对进口国际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获取国际石油供应面临激烈的竞争。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2003年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Michel C. Oksenberg提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健康并限制增长率”。联合国认为未来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冲击将来自“区域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源的破坏”。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来说,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上个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的支持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国内资源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我国的策略是什么?通过国际性治理得以实现?还是战争?这些方式在历史上都曾被应用过。

台湾问题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台湾居民对于大陆的认同程度降低,而且越来越低,应当被看作台湾走向独立的严重信号。台湾领导人的一系列推动台独的行动和言论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台独势力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是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影响台湾的民意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这是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指标,也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没有台湾民意的支持,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对台政策的最大失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陆与台湾问题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香港问题。香港最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两岸的统一投下了阴影,这个影响不可低估。

全球化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其1997年与2000年预测报告的比较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1997年的预料。换句话说,2000年的状况表明,1997年他们对全球化影响的估计过低。世界贸易组织和信息技术传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全球化治理的影响正在凸现,最近的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处理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作用将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类似恐怖主义、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通过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

下列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增长速率如何?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断层和厄运是什么?一旦这些挑战、断层和厄运发生(个别发生或连锁反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成长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军事现代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美国获益还是受到伤害?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也相互关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态度的底线。”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使外来直接投资骤然减少。这些变换的环境包括由于权力更替而导致的内部关系紧张,可能的内部金融危机,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不能履行WTO的承诺,或者外部关系紧张,包括在其他国家出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如欧洲、印度、俄国,或其他地方。未来中国外来资金直接投资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

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激起更深层次的矛盾。

国内治理危机 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军政不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清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形象问题、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畅通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值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政府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落差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为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信心和诚信 有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使中国长期发展面临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将随时影响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政效果。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道德水平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艾滋病的感染者数量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000万。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报告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患艾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青壮年,他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抚养这些孩子的人不会把教育问题当做首要问题。随着疾病的扩散,孤儿的数量会使社会无法承受。这些儿童成人之后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谋生技巧,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倒退。与SARS不同,艾滋病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就是艾滋病不仅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巨大冲击,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实,艾滋病也好,SARS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公共卫生危机的冰山一角。

2010年前几种可能的国家发展前景

《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治体系不变会使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Charles Wolf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环境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事实上,中国在过去的20年已经经历了这些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所以评估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需要确定:这些因素是否会对未来经济持续发展产生影响?为什么会产生影响?如何才会产生影响?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一,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

这个过程产生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有利的国际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中国大多数人民不分地区和城乡,都能在发展中获益。技术开发与传播:一方面它将通过技术开发来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方面的差距,提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将通过技术开发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危机或公共卫生危机,缓解人口和资源压力;经济增长可以广辟财源,提高人民收入和福利。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要解决目前存在银行不良资产和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社会发展是保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及时处理和消除社会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扩大居民的就业。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将为中国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并保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治理在国际和国内都需要我们现在所说的善治,即政府在处理国内公共事务和国际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通过积极的制度安排,使国家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内和国际冲突大幅度减少。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只有少数地区和居民无法从中获益。

目前“中国处于对未来发展决策的关键时期,2010年前的发展将决定未来的发展路向。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二,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得到加强,GDP按照预定的目标持续增长,少数经济、社会和政治精英从发展中获益,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绝大多数人民不能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不改变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继续认为发展可以解决一切,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社会差别问题、就业问题、道德建设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问题,其直接后果是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聚集,广大劳动者被剥夺生产资料、社会分化严重、地区差别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低下、国家贸易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国家遭受全球化中负面因素的干扰越来越严重,并因不断加剧的国际经济危机而使国内的发展陷入困境。国家内部冲突加深,社会不公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关系紧张。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可以享受小康社会的成果,但大部分人将与之无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将不能得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三,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由于业已存在的经济体制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国际或国内的突发性事件激化了现有的内部矛盾,经济发展进程中断或发生经济倒退。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的继续拉大,导致社会冲突,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由于国内市场,特别是国内需求不能进一步扩大,国家经济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由于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的波动引发国内经济危机,中断经济发展进程,或引发经济倒退,居民收入降低,大量居民失业,进而加深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差别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缺乏刺激因素,经济速度降低,失业率上升,激化其他社会矛盾。

综上所述,除第一种可能性,经济增长并不能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预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反,在第二种情景中,经济增长会加剧社会分化、混乱和冲突;第三种情景中,可能会激发社会冲突和动荡。这三种可能性的最终结论是:
—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受到严重影响,国家既定的发展目标的预期实现将面临巨大困难。

—在全球化条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这是实现持续、全面和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

—国际因素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内矛盾的解决程度,解决国内矛盾是中国2010年前的关键。

(作者系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教授)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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