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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主义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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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集体主义违反人性。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一个强大力量。
第一，集体主义的实质。集体主义者总是把把集体、族群或国家的地位看得至高无上。 集体主义文化在骨子里必定是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殊价值观，被强加给了整个“集体”的。他们强迫别人放弃个人权利，“为集体而牺牲个人”，表面上看是整体利益，但强调者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将一切利益都攫取到自己手中。当他们地位不稳时，就先将这些攫取物以国家的名义储存起来。一旦地位稳固，他们甚至连将这些攫取来的利益放在国家银行里储蓄片刻的耐心都没有，顷刻间就化为他们为所欲为的特权。
专制的集体主义造就的是无私的个人和极其自私的领导人。专制主义者要求他人对自己尽孝、尽忠；把他人当手段、当工具、当资源，搞过河拆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把戏；从来没把下属当平等人。为欺骗广大群众为其卖命，他们用集体主义哄人，说他们是集体的代表，个人没理由拒绝集体，一切必须服从组织，个人绝对服从领导。这种忘“我”道德造成的后果是个人在社会整体中无足轻重，属于个人的空间被剥夺殆尽，甚至连个人的人身自由、前途、尊严、婚姻和生命都必须服从整体的需要，因而对个人的积极性造成极大压制。拥有这种绝对权力的统治者要求他的下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识大体，顾大局”更是被认为是高贵的情操；然而就在这种情操之中，人人都变成了奴隶。这样的集体已堕落为压迫同胞的罪恶集体。和这种集体的领导者保持一致，往往就是和罪恶保持一致。
当领导者要求被领导者效忠，国家就已经不再是共和；当国民效忠领袖，就失去了思考与表达的权力！一个要人民效忠的领袖，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绝对不是人民的领袖。在文革中，有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一切学习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最后是“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就颠倒了主仆关系。毛主席应该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亿万人民一切都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就成了主人了吗？人民反倒成了仆人了？这样一条颠倒主仆关系的反动口号在中国居然响彻云霄达十多年之久！
20世纪之所以充满血腥，就是由于源自法德俄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主宰了世界。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是斯大林1934年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词典里的所谓“公”，就是他们自己。因为一旦大家都按他们要求“为公”了，也就心甘情愿的受其奴役了。共产党所谓的大公无私，就是要天下的人都放弃自己的“私”，一心一意地为他们一党的私效力。
集体主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势利教育。势利原则就是利益至上。集体主义的精髓就是：对外，比整体实力大小；对内，制订总目标，按对总目标的贡献大小给个体排座次、定名分，这都是按集体的势利原则决定最相宜态度，谋求最优的方案。什么道义、禁忌，可以全然不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实际上就是将势利原则发挥到极至。以势利为原则，则必然以自由、尊严为牺牲，而失去自由就失去一切，失去尊严就失去了人性，沦落成了野兽。
中国官方还坚守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比如生命），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的“崇高”的原则。这是对生命价值的亵渎，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是对文明道德的鄙视。 “头可断，血可流，国家财产不能丢”。欧阳海想推开站在铁路上的骡子，让疾驰的火车头撞死；为保住国威奋起制服劫机犯的空勤人员成了全国欢呼的英雄，导致后来的效法者造成震惊中外的白云山空难……。1988年14岁的赖宁为保护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扑灭山火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了少年英雄。1994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家屯镇东马屯小学对面的山上发生山火，十几名小学生争先恐后去救火，结果８个孩子葬身火海；事后有关部门评估，那场山火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敬畏教义而非敬畏生命，这是野蛮的军事专制政治。正是集体的利益高于生命利益的价值观，导致全社会对生命的轻视。司机不珍爱行人的生命，医生不珍爱病人的生命，事故时常发生；连石油工人也轻视农民的生命。2003年12月23日开县井喷时，石油工人逃跑了，毒死了近300农民。若工人点火，死人可避免，设备会报废；可工人为了集团的利益，牺牲了农民。在过后的事故赔偿中还引发了撕心裂肺的道德危机！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剧院近500名小演员向近300名市党政军领导汇报演出，齐声高唱“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和“集体主义好”。突然间，年久失修的电线短路着火了，整个剧院的灯光灭了，舞台上烟雾腾腾。熊熊烈焰燃起，“精神文明”的表演会堂顿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主持人大喊：“大家不要吵，不要动 ，让领导先走 ，让领导先走！”300名党政干部争先恐后的逃命，踩死了288名天真烂漫的儿童，其中独生子女占98%；总计325人死亡，136人烧伤，130名中小学生终身致残的。在孩子们弱小的尸体上，有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细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一名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被运往殡仪馆时，肠子还拖在地上。最后是一份死亡率统计：小学生：60%死亡，几乎都是被踩伤后烟熏死的。在场的有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有一名舞蹈教师，前后帮助12名孩子逃生，她自己的儿子却葬身火海。党政军领导干部：无一人死亡或受一点儿轻伤，人类5千年历史上最无耻的组织。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某，硬是从塞满孩子的唯一出口挤出去，一头扎进轿车，途经消防队也未下车报案，他直奔医院。市教委副书记况某，一头钻进了厕所，将原本可以躲避三十几人的厕所反锁并死死顶上，任凭孩子们嘶声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况某骄傲地的向记者炫耀自己“丰富的逃生知识”。
在发生火灾时，贱民的孩子也是贱民，只能“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富起来”，几十年来已成为国内当局官员的本性与恶习。它们以“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等谎言欺骗人民已五十年了，它们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是广大工人的下岗失业，才实现了邓小平的“让一部分官员先富起来”！是广大人民的高学费高房价高医疗费的沉重负担，才撑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官员的现代化豪华办公场所！
国内网友在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之际，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民选的官员为百姓，官选的官员为自己”；“让领导先走，是全世界几百年来最无耻的语言！”；“先走的领导不配做领导,不配做人,不配做动物,他们是地球的病毒”。“当代中国和古代唯一的区别，是老爷改成了领导，领导更无耻、更虚伪、更丧尽天良”；“谁是最残忍的人？正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们。这场大火，把什么都说清了吧！”“那些领导和那些马屁精是最卑鄙的！”“恶的制度让人性泯灭！”“让我们记住这笔血债,迟早要把它写进中国的历史。”
克拉玛依大火好象去了很远，
大地上余热未消阴魂未散，
那群罪恶的丑类仍在台上：
续演人间假与真、丑与美、恶与善……
当殉难教师用圣洁的身躯，
护佑着孩子们幼小的生命。
“让领导先走！”
如恶魔嚎叫，震动了大地，刺破了苍天。
他们踏着师生们的鲜血，
把“三个代表” 用行动兑现。
他们自称是人民群众的“公仆”
却丝毫没有人的一丁点心肝
天地难道只能无言的注视？
为什么不把他们雷击电斩！
过去了，克拉玛依的大火，
留下了，人民永恒的创伤……
愿这样的惨剧永不发生，
愿祥和的阳光永远灿烂，
抹去吧，那荼毒新疆的幽灵，
离开吧，那愚弄人民的邪党！
第二、改造人性的荒唐。残忍诞生于上进心和计划，也就是超越某个界限的努力。禽兽从来不会在吃饱喝足之后以玩弄其它生命为乐，更没有将其它物种赶尽杀绝的雄心壮志。人由于上进心的驱使有追求残酷的愿望。为了使自己的快乐达到高潮，就让其它生命的痛苦接近极限。贪欲是上进心的产物：它使人总能在已达到的占有水平上设想更多的占有，因而使占有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所以，只有人才是欲壑难填的。人性有着兽性无可比拟的崇高和美丽，也有兽性难以企及的邪恶和丑陋。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集体主义理论。“关系说”企图从外在的社会性囊括人的本质；抽掉了人的主观内心精神活动的具体存在，抽掉了感性个体的活生生的血肉灵魂，其结果只能使人仅仅作为一定的阶层、党派、机构或社团组织的成员，被视为一般化、共性化、等同化地存在。
从“关系说”里，我们看不到人的主观内心世界的无比复杂丰富的精神活动，看不到人对社会关系能动的选择和超越。而只是看到了对现实存在状态宿命地服从。你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处在各种社会关系的合力之中。你的命运、处境、地位以及思想言行早就被先天地规定好了！你只有泯灭自我，动物般地地适应社会环境与气候。这种理论只适合说明现状，不能代表未来。该理论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主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社会的目的；并认为集体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向社会奉献一切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社会永远是主人，个人永远是卑微渺小的奴隶，个人的价值要靠社会来体现。
举个例子，他是高干子弟，你是个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你就作牛作马，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的关系总和是无法和他比！在中国的现实中，为什么高干子弟总是骑在普通群众的头上，原来这是根源之一！这又是何等的危险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人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进而决定人的本质；无非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或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人的本质的为公与为私，公有制下的劳动者只能“一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学习雷锋干革命，搞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
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列宁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它“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重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的事业献身。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没有劳动力的人是没有价值的；所有的反对派，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些人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奴隶基因。在奥尔德斯•贺胥黎经典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他虚构了一个阶级社会，那个社会的最上层是阿尔法族(Alpha)，最底层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脑被药物麻木，他们作为奴隶承受着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并对此毫无怨言。科学家通过阻止大脑中一种叫“D2”物质的作用，切断了猴子的行为动机和回报知觉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种生理联系的猴子，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给定的任务，而忘记索取任何“报酬”。“D2”被称为“自由”基因，“D2”被切断即为奴隶。
马列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主张经济决定论，重经济、轻视人和人的发展。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进一步变成蔑视人、摧残人，大搞“阶级斗争”。
中共信奉马列主义，坚决否定人类长期形成的人性、人道、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这些人类最珍贵的、得之不易的东西。说没有什么共同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和党性。他们自成立以后，就一直长期批判“人性论”。他们用没有人性的“阶级性”和“党性”来取代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一个同志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在毛独裁的27年中，总是要不断地煽动人们去批“人性论”。
其实，人类存在共同的人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长期的自然进化中，许多高等动物都形成了一种共性，就是不屠杀同类、不吃同类的肉，热爱自己的子女，有对自己同类的友情和亲情。人类更加是这样，绝大多数父母，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让给子女，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之一。没有了人性，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和动物世界还有甚么不同？
事实上，经济是人创造出来，是为人服务的东西；是人和人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经济层次和水平，而不是经济决定了人和人的社会；不能以经济为中心，让人围绕经济金钱转。社会是由人的发展程度决定的，不是由经济决定的。人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因此，人类社会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应把人本、人道、人性、人的发展提到最重要的位置。
第三、好的制度使人向善，坏的制度使人为恶。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地不分东西、人不分黄白，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的恶，还是放纵人性的恶？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了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开始时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
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学家已从基因复制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出善事——历史进步正是利己心推动的；也可以做出恶事——一切罪恶都来自利己。人性只能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
假如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以法律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官员到船上监督实施这些规定。 但政府的干预不是万能的。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更敢大胆妄为了。
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无关紧要，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航行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1793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422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和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去向什么方向引导。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如此。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只能靠一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2）集体主义的“人民”批判。
任何权力不论在抽象意义上如何代表人民、如何体现普遍意志，实际上它必然由少数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当“人民”与具体的公民无关时，集体就成了虚假的集体，成了少数人剥削他人和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无足轻重”，这话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个人的权利，人民的权利也就架空了，而具体的权利就落入了独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轻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为“人民的敌人”。当暴力集团以“人民”的名义当家作主时，具体的个人早已成了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奴仆了。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您赐我主人翁的名称，
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 同时也觉得您在寻开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您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您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住马棚，您住厅堂， 我吃骨头，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气，遍体鳞伤！
大人自称公仆实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当。
您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 我也不愿再干这一行。
我想辞职，您看怎样？ 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副其实地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我给您骑，理所应当； 我给您踢，理所应当；
我给您打，理所应当； 不声不响，驴子之相！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
贱驴的脑筋简单异常， 您的缰绳，我的方向！
但愿您不要打得我太伤， 好让我的服务岁月久长，
标语口号，概请节省， 驴主，驴主，何必再唱！
共党宣称它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代表，而且它自认为代表的是人民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而群众往往只看到暂时和局部的利益，因此，共产党认为有时它比群众更懂得他们的利益所在，这是它能够担当起领导责任的理由。共产党在执政后也总是用“人民”的名义说话，甚至垄断了这个名义。一旦党外人士也用这个名义时，他们就认为是僭越。
梁漱溟不明此理，想为农民叫苦，惹得毛泽东大光其火，狠狠挖苦了一通，说他是“班门弄斧”。后来有些知识分子提出“为民请命”，这种提法也激怒了党的领导人，从而遭到严厉的批判，甚至被打成右派。——你有什么资格“为民请命”？谁是“人民”？我就是“人民”! 党主不经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三个代表”是这种武断作风的“最新成果”。若是通过民主决定治国方针，哪需高谈“三个代表”或“执政为民”。
在“人民”叫得最响之时，往往是个人最受践踏之时。共产党建立了一个荒谬逻辑：反党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须专政。按照这一逻辑，人民的呼声全部被封杀了，人民已经被共产党代表了，真正的人民就没有资格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了。共产党及其老大堂而皇之地成了“人民”，而真正的人民却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成了供神的牺牲品。1957年的反右将一大批原本是党的友人强变为敌人；“文革”更把许多的共产党人定为“敌人”、“走资派”，89学生游行反腐败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后被定为“反革命暴乱”。
毛泽东的“人民”概念蕴含了这样前提：有部分社会成员是人民的敌人，必须由国家对敌人实行专政。有谁能保证国家不凭借专政的权力来侵害民众呢？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撑，没有法律和公民的自组织力量的保护，国家就可以轻易地将人民置于臣民的地位。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在于：“人民”与“公民”各自所体现的观念截然相反。一个是集体至上论，一个是个人权利观。人民则是抽象的，公民是具体的，有不同的思想和利益。公民能为自己说话，而人民却只能通过代表说话。
其实，“人民”是每个人的集合，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人民之中的一分子。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尊重和保卫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尊重和保卫人民所共有的基本权利。“人民”，必须以每一个人为基准；不能包容每个人的“人民”是一种虚置的概念，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托词，是一种十足骗人的胡说。渺视和否定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渺视和否定人民所共有的基本权利。法国思想家贡斯当说过：“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个人毫无价值，全体人民也就毫无价值。”倘若不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那就是对于人民的赤裸裸的诽谤和污辱。只要我们的法律只捍卫抽象的“人民”，而不把公民的权利精确化并提供有效的保护，那么“人民”就无法成为国家的主人。
当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也就是灾难降临的时候。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魁首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党和法西斯国家，无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对法西斯稍有不满的、稍有怀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敌”而遭打击。希特勒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大肆杀戮其它国家的人民，即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目标而取缔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或强迫另一部分人作出牺牲。
斯大林以保卫“人民”的名义竟枪杀了两千万到三千万之众的俄罗斯人民。苏共垮台前在人民中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人员的占85%。苏联剧变后最大赢家是过去党和政府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美国认为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在结束共产统治后，俄国也允许新的共党存在。开始的时候，俄国共党在国会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选举时，他们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选举时，共党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现在还在下滑。
中国“人民日报”是党报，即是一部分人[party]的报纸，它只能传达党的首脑的声音，只能成为党的喉舌。一部分人的喉舌决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喉舌，党的意志同样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意志。因此，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实质是非人民的，是与人民相脱离的异化之物。各级党的喉舌，亦即从省到市的报纸，只能听命于中宣部的指令而奉命报道，因而纵然有千百家报纸，其实质则等同于“舆论一律”的一家报纸。像《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一系列挂着人民名字的机关实乃封建衙门。人民政府是共党的政府，“为人民服务”就是人民为共党服务。“人民”两个字用得实在讽刺！中共把一切属于人民的权利都剥夺了，连“人民”这两个字都霸占了，统统由它自己来绝对领导。尤其在掌握了对人民的生杀大权后，无论这个执政党如何倒行逆施、如何贪污腐败、如何罔顾民意，若人民要反抗，会受到属于中共的军警的镇压，人民要打官司，在中共领导下的法院如何告得赢？可见中共口中标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则成了任其驱使的奴隶。人民生来就是被强奸的份，他们在被强奸以后还要呻吟着叫好。
商品等价物 ---- 钱也叫做“人民币”。“人民币”，人民的货币，也可以称为人的货币。难道还有什么狗的货币（狗币）、狼的货币（狼币）不成？以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货币就就不那么铜臭味了，就只属于人民了。真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
饭店叫人民饭店；旅馆叫人民旅馆；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园是人民公园；殡仪馆是人民殡仪馆；厕所是人民厕所；垃圾场也是人民垃圾场。国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一党之国。真可谓到处是人民，无时不人民，“人民”泛滥成灾。
必须取缔强加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子虚乌有的人民称号：教师就是教师，而不是什么虚张声势的“人民教师”；职员就是职员；警察就是警察，以此类推，以彻底恢复人的本来面目，以解除笼罩在人身上的虚假的“人民”之光环。
3）集体主义的生活习惯批判。据说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的时候，他的家人问他在中国见到的最奇异的景观是什么，他说：“是一张可以容纳四、五十人吃饭的大圆桌。”家人又问这么大的桌子怎么夹得着菜，他说：“那筷子有一米多，比手臂还长。”家人再问他比手臂还长的筷子怎么能把菜送进嘴里，他说：“我夹给你吃，你夹给他吃，他夹给我吃。”
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多数人种在刚开始学会使用工具时，都懂得用几根树枝来取代手夹起食物。东方人所使用的筷子就是树枝的初级加工品，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一些沙漠或草原游牧民族的先民，因为当时找不到树枝，所以脑中缺少餐具的概念，形成现在吃手抓饭的传统。而欧洲人却率先进化，以石刀替代树枝，进而发展到金属刀具，最后又发展出叉子。西方人以肉食为主，树枝和筷子等原始工具完全无法适应肉食，这就注定了西方人天然会发展出高级工具。
中国的合餐制消灭了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界限，使得对食物的消费异化为集体主义的相互侵犯过程。把自己的唾液留在他人即将享用的食物上，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的侵权；而以友情、亲情、上下级之情要求他人享用这食物，则意味着侵权上升为强权。这等于没有将他人当作权利主体，因而从根本处否定了对方的人格。国人在聚餐时追求其乐融融的大团圆氛围，但更讲究尊卑有序和典让有礼，这决定了侵权和被侵权的游戏的不对称性。地位高者对食物有优先享用权，自然可优先地把自己的唾液渗透到他人的身心。合餐制不但高效率地传播着疾病，而且不断演绎着古老的等级制，使许多人成了精神上、肉体上的病夫。合餐制使侵权和弃权成为人际交往的常态，是彻底的集体主义专制文化，国人对合餐制的迷恋说明建设公民文化在中国任重道远。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批判。
民族，根据辞典上的定义，泛指历史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民族主义认为：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微不足道，为了维护民族或种族的生存，无论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如充当人体炸弹），都是应当的，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本民族成员要承担极大的个人牺牲。不理智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只有国家的价值，国家的荣耀，而没有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因此他们的胸怀是狭隘的。 恐怖主义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恐怖主义者不惜毁灭整个世界，和你同归于尽。恐怖行径调动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如仇恨、残忍），拆除一切道德防线，牢记仇恨（阶级仇恨、种族仇恨），不择手段，甚至牺牲自己，去消灭敌人。恐怖主义泯灭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如对生命的敬重、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码良知。
血缘最利于产生和夸大同仇敌忾。就像某些只顾哥们的朋友，不讲原则。遇见自己人吃亏，有理由要上，没理由创造理由也要上。从这种群体主义的血缘相似性扩展开去的民族主义，第一特别容易宽容自己人的罪过，就像鲁迅说，“觉得做外人的奴隶，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隶”。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义下，贪得无厌地要求个人牺牲和奉献。
专制主义还受民族主义的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就能说明问题。五四运动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开头的。以后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并非无稽之谈。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去，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加强自己的统治。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可以取得政权。中国人民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又是历来不讲究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的。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
洋人杀一个中国人叫杀人，中国皇帝杀了千万中国人却是恩典。大使馆被炸，死了几个共产党官吏举国上下痛斥美国，而中国因人为事故害死了千百人却不知道似的。
1925年6月陈源在《西滢闲话》的文章里感慨：“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中国的事情，就这么怪。自己国家的军队杀人民，不受谴责，无人吭声，多少市民、农民由于抗议示威而被军警杀害，无人愤慨，无声无息，似乎本国人杀本国人天经地义，似乎这才是“主权”。当人们只抗议外面的暴力，对内部的暴力却闭上眼睛的时候，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道义良知，就是中了什么邪；这些人贪生怕死、搞双重标准、浪得虚名。
欧洲著名的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其成员都身体力行承担人道责任。在阿富汗八年战乱时期，这些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医生，曾出生入死地救助那里的穆斯林伤病员。他们中有的医生被杀害，有的女医务人员被歧视妇女的阿富汗人强奸，但他们从不因此把穆斯林当做敌人。俄国的人权工作者也同样高尚，他们本身是被车臣恐怖分子炸弹威胁的俄罗斯人，但他们联合一百多个人权组织，一起批评本国政府在车臣滥杀无辜。
正义和邪恶、善良和恶毒、正确和错误，从来都不是以血缘、人种、出生地来划分的。没有比用血缘和种族做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愚蠢的了；这就像奥威尔《动物农场》中那些猪的逻辑，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共产党的出身论也是这种逻辑。
一些知识分子把国家视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国家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上帝”。由于中国人没有超越性的信仰，中国人的佛教、道教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只是替补角色，所谓“出儒入释”；所以一些中国人能找到永恒的东西就是国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把救国救民视为己任，从这种使命感的背后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一般民众的优越感和傲慢感，陷入了骄傲的罪性中。
当主耶稣基督受彼拉多审判的时候，他庄严宣告了“我的国不在地上”。上帝的国不同于人间的国，它没有民族与国家的边界。如果爱国高于爱灵魂，高于爱神，就不符合圣经了。不能国家高于上帝、组织高于个人、政权高于灵魂。没有真善美的神的光照，爱国只能是转移视线的工具、争权夺利的外衣、某些人英雄梦的舆论支持！
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我们能说自己是爱妈主义者、爱妻主义者、爱子主义者吗？主义含有应当如何如何的目的性，很容易产生强迫，至少会产生舆论压力。在压力下所表示的“爱”，还是真爱吗？
有人说“没有国哪有家”，这是颠倒是非！应当是：没有人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国。犹太民族亡国2670年（公元前722年被亚速帝国所灭），他们不但有家，而且出了对世界有贡献的大批科学家和一大群世界级富豪。那些搞“强国论”、搞“富国强兵”的国家，有哪一个不是祸国殃民、榨取人民血汗，任意驱百姓当牛作马、当怨鬼的。
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是一句爱国主义的经典名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认为这句话颠倒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因为国家是手段，个人才是目的。个人的价值永远在国家之上，应该是国家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个人被国家所驱使。国家工作人员被称作“公务员”，邻近的日本把国家工作人员称作“役员”，都形象地说明了国家的实质。肯尼迪的名言应更改为：“不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而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这或许使国家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它却真正理顺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将被颠倒了的常识重新颠刀过来。国家不再神圣，人民才是主人。
爱国的仇外情结极大地帮助了朱元璋消灭元蒙政权，但明朝却比宋朝更专制、更腐败，中国人民在朱家王朝统治下比在赵家王朝统治下更不自由、更加贫穷。1840年鸦片战争伤亡的军人还不及朱元璋搞一回冤狱死的人多。专制者一点都不比侵略者的枪炮温文尔雅。土主子往往更坏、更无耻、更凶恶下流、更狗眼看人低。
古代的国是“逐鹿中原”的结果，是帝王的家，又称“国家”。而民众，不过是国的附属品，老百姓是没有国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不过是满腔热血报君王顺便看能否博个封妻荫子而已。至于老百姓，让谁牧不是牧？最大的期盼是羊倌仁慈点。国家如果成为压迫的借口，那么，对于被压迫者来说，就不再有国家，而只有地狱了。
中国的情况正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中国如亡于日本，我们还可作亡国奴，如亡于共产党，我们连亡国奴都做不成。”如果中国亡于日本，且不说今天的日本帝国成了世界第一，“支那省”的“皇民”们也早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就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灾难。
柏杨说：“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遭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被驱赶的越南华侨在法国叹道：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最使人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从此好起来，结果令人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结果又是一个失望。”
在中共治下国家重于泰山，民命轻于鸿毛。中国的战争文艺歌颂的是“敢死”精神：“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可丢！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1953年两万二千名韩战战俘，有八千人遣返大陆。他们以为自己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在战俘营里还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不料祖国却认定他们叛党叛国，全部开除军籍，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以儆效尤。“学习班”上，人人检举揭发被俘期间的言行，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和认罪态度好坏，或判刑劳改，或从轻发落，打入另册，悲惨之极，株连亲族。其余的战俘到了台湾，通过劳动成了富翁。
1957年底 毛在莫斯科作演讲：“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原子弹是纸老虎，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他又说：“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有九亿多人。九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江泽民就SARS扩散讲过：“死上200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要乱了布局”。他的钱要花在刀刃上，拉拢军队，动辄一次犒赏几百亿人民币。他花27亿元盖大剧院，花上千亿元搞大阅兵，却严禁贫苦无救的当年志愿军人上访，何况在朝鲜的百万尸骨！
美国的“9•11”国难、2003年3月韩国地铁纵火案、俄罗斯核潜艇事故、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在这些悲惨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民众，都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意大利在伊拉克阵亡的官兵、被绑架被杀害的英国工程师比格利，也令他们的国旗为之低垂。2002年5月25日，莫桑比克的莫安巴县发生火车相撞事故，死亡205人，400多人受伤。莫桑比克当即宣布此事为国难，决定所有医务人员立即取消休假，投入抢救工作，全国为死难者默哀三天，动员全国人民为伤员献血。
2004年西班牙“3.11”爆炸案，死202人。3月12日1400万西班牙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在马德里230万人的队伍前列，出现了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身影，他们与首次游行的西班牙王室成员一起，并肩行进在风雨中。3月15日欧洲各大城市的建筑物都降半旗对“3.11”事件死难者最深切的哀悼，3月24日西班牙又给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15621人死亡，被隐瞒。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2769人，重伤16万4851人，别说降国旗了，还不同程度地隐瞒震级、隐瞒死亡人数。
日本人没有象中国把人分为“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们认为在地震中死难的人都是英雄。日本曾经发行一个牌子来纪念一个人，这个人是被倒下的烟囱砸死的。纪念他因为他让大家知道了烟囱是会砸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时有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司机直接开车到了新华门，他只说了一句唐山完了就死掉了，但我们没有纪念这个人。
《中国地震报》记者钱钢出版了《唐山大地震》一书（香港中华书局 1999年修订版）。该书说，当时国家地震局正在忙于“批邓反右”的阶级斗争，当发现北京的房子在摇晃，地震局一片慌乱，根本弄不清震中在哪里，最后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派出地震勘察队，去北京外的四个方向查找。最后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的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才得知“唐山全平了”。这时距唐山地震已两个半小时之久。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山地震后的 150分钟之内，这个灾难城市，没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 得知“震中”是唐山之后，中共政治局开会提出，首先要确保北京，要求国家地震总局局长不得去震中的唐山，留在北京时刻等待政治局的命令。直到那几位唐山幸存者，开着救护车一路狂奔到北京，在中南海的政治局会议上哭诉了唐山的惨状后，中共当局才决定向唐山派出救援军队。
可开进去的军队却没有带起重机、电焊、切割机等必要的大型机器救援设备，那些被压在石板下的幸存者，很多就眼睁睁地最后死亡。一位名叫丰承渤的20岁女护士，“她的下半身被夹压在巨大的楼板和铁床架之间，上半身却完好无损。”因为救援部队只带了锹、镐等，没有办法把她抢救出来。曾想过截肢，但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靠救援者给这个女孩子喂饭、给水，这个姑娘就这样挺了一天一夜（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起重机来！而唐山离北京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车路）在生命垂危之际，她最后一个要求是，给她梳梳头。当时连把梳子也找不到，她的一位女友用十指做梳，给她梳平了散乱的长发，之后，这位青春刚开始的女孩子，就在救援者的注视和无奈下，在石板的夹缝中停止了呼吸。
钱钢说：唐山地震十天后才调进去吊车、切割机等救援设备。在这地震后长达240个小时里，不知有多少像那位女孩子一样的幸存者，被夹在石板或重物之下，活活地“等”死了。在唐山地震前，中国已发生过邢台地震等，救援部队需要带吊车、电锯、电焊切割机等大型机械，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识，但中共当局显然没有认真做救援操练和准备。
还有更荒唐的事情，派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有的不去救人，却去“抢救”倒塌在金库里的“国家财产”。据《解放军报》报道，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有91万 5千1百59元零9分钱被埋在废墟中，去救援的军队不去救人，却全力挖钱，不仅最后找到全部纸币，还找到绝大部份硬币。最后只差5元3角9分钱没找到，连银行的人都说，5元数目不大，不用再找了，但那些军人却坚持说，“别说5元，就是5厘也得扒出来”。又经过三个小时，最后只差5分钱没找到。按规定，银行允许误差万分之一，5分已属这个限度，不需再找了。但那些战士仍不罢休，坚持再找，最后又找到3分钱，仅差2分钱了，还是要找，“在渐浓的夜色中，拧开手电寻找”，“扒开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摸索”，最后终于摸到了那枚2分硬币。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直疯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但在中国当时的报纸上，几乎到处可见这种荒唐﹕“一位幸存者从废墟中钻出来，首先抢救生产队的牲口；…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着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一位缠着绷带的诗人面对废墟，激动地连连感叹，这都是诗啊！这都是诗啊！不顾妻子女儿遇难留下的悲痛，充满激情地抓起纸笔，就开始在膝盖上写诗。” 在震后废墟上，就召开了学习小靳庄赛诗会；政治夜校在震后三天就恢复上课。废墟上的标语是：“它震它的，咱干咱的！”“它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那个荒唐的年代，中国人似乎和大地比赛，看谁更疯。
当时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都明确表示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疗物质。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当时的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这些外国援助，一律遭到了中共的拒绝。中共害怕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人民的生活是何等的贫困，害怕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居然不顾灾人的死活，断然拒绝一切国际援助、拒绝台湾的援助，宣称：“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中央慰问灾区团到唐山，中共领导人说，“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持我们！”天灾不可避免，但疯狂政府所带来的人祸远比天灾更荒唐，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远比天灾更惨重。
中共为重要首领和外国大人物死亡下半旗外，从未对百姓的重大伤亡下过半旗。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规定，除了国家重要领导人逝世应下半旗外，“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第十四条第二款）。1998年九江大堤决口所造成的特大洪灾中，死亡人数达3656人，当局并没按《国旗法》为死难者下半旗致哀。约一个月后，国家主席杨尚昆逝世，却获得下半旗的哀荣。可见，中共党国政要1人的价值超过了3656人。
《红旗飘飘》歌中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好啊好、飘啊飘，“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欢呼”，…“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这首歌集中表达了中共及其党魁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历史灾难和现实灾难的原因、本质及其形式。只有五星红旗最重要，而其它的一切，包括人的一切，统统不重要！为了五星红旗江山一统、万世一系、高高飘扬、永远飘扬，哪里还有人的生命？哪里还有生命的价值？哪里还有人的尊严、人的地位？哪里还有人权？《红旗飘飘》极端无耻地表达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人的生命不重要！中国人的生命更是不重要！
正是把主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导致了1949-1978期间680多万知识分子沦为贱民受尽迫害；正是把主义看得比人还重要，导致了大跃进大饥荒饿死4000多万人，毛泽东时代饿死1亿1千多万人；正是把主义看得比人还重要，导致了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把主义看的比人重要，导致了我们至今难以摆脱“左”的束缚；……
官方的“爱国”就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赞同把人民划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支持由警察、军队向被统治阶级实施专政。官方的爱国主义是“爱国就是忠于政权”，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则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他们攻讦的矛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那些公款出国溜达过一遍又一遍的“公仆”，当他们在国外窥见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约，他们真的是很热爱对他们几乎毫无制约、并且使他们八面威风的国家。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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