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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旧作：与网友谈岳飞与秦桧(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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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旧作：与网友谈岳飞与秦桧(老三篇)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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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旧作：与网友谈岳飞与秦桧(老三篇) (1532 reads)      时间: 2005-2-09 周三, 上午4:15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与网友谈岳飞与秦桧(老三篇)


芦笛


第一篇：驳化外的“岳飞是不服从命令的坏军人”说


我不懂化外，昨天鼓吹“民族主义”，今天却连岳飞都要污蔑起来，真有点“凡是正确的都要反对”的意思。如今国家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所谓“民族主义”完全是煽动仇外、破坏改革开放的逆流，化先生倒认为需要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而过去强敌入侵，生灵涂炭，需要的正是岳飞那种奋不顾身，挺身出来挽救危亡的民族英雄，这样的人却反倒在化先生眼里成了坏军人！这是什麽逻辑！如此说来，咱们的抗战也不用打了，投敌的将军反倒成了以民为念的英雄，英勇战死的张自忠将军反倒成了坏人，此论一开，世上就无所谓是非黑白了。

文中的论点、论据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女真是原始的奴隶制游牧社会，宋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顶峰，是当时全世界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女真入侵，烧杀抢掠，使黄河两岸尽为焦土，不仅造成了生产力的大面积破坏，而且完全象后来的蒙古人一样，是以野蛮毁灭文明。野蛮人连治理国家的行政软件、硬件（政策和干部队伍）都没有，沦陷区域长期处於无政府状态中，盗贼蜂起，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岳飞起于行伍之间，壮怀激烈，出来重整山河，挽狂澜于既倒，迭挫强敌，使金兵闻风丧胆，又何错之有？徽、钦二帝虽然昏庸，毕竟是国家元首，沦于敌手，每个爱国者都要引以为耻，岳飞以光复河山为念，以迎回“二圣”为号召，在那种时代是再自然不过的，又何错之有？他是宗泽旧部，在“二圣蒙尘”时还未露头角，完全是高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二圣”对他毫无个人私恩，他以“迎回二圣”为号召，完全是出于国家公义，根本不是什麽谋私利的行为，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麽错。

岳飞是主战派，与赵构那个苟安投降派在战略意图上有根本冲突，但他从没有过违反上级命令的举措。朱仙镇大捷后，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召他班师，他放弃近在咫尺的胜利服从了命令后撤就是最好的例证。本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不是谋反，为了战争胜利违背上级的乱命是连古人都首肯的，岳飞就算是抗命不从，进击金军，从此光复中原，结束了战争，也是有大功于民族，岂能以“不服从”来一笔抹杀？（当然，这里只是虚拟，赵构已尽撤诸军，岳军孤掌难鸣，不服从也不行。）战争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又不是岳飞擅开边衅引出来的。结束人民苦难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只知烧杀抢掠的野蛮人打出去，而不是象赵构那样只求自己享福，放手让北中国的人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岳家军素以军纪严明著称，据《宋史》（凭记忆引用，可能字句有误），军中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猝遇敌，不动”，以至敌军叹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光这“猝遇敌不动”就了不起之至，几年前某地美军夜里虚惊炸营，自伤无数，可见连几百年前的岳家军都不如。岳家军虽勇猛无敌，却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什麽屠杀战俘一类的事。所谓“壮志饥餐”云云乃是文学夸张表达，用这来谴责岳飞，真是深得老郭用“卷我屋上三重茅”来将杜甫定为地主的真传。

秦桧那“爱民宰相”乃是金人内奸，关於这一点已有许多史学者有论述。他原来是坚定的主战派，被金人掠去北方后受不了苦变节，答应为金人作内应，才奇迹般地与夫人一道从重重敌营中逃出，辗转千里逃到临安，这种“逃跑”神话迷思，以现代人的眼光一看就知蹊跷，然而高宗就是立刻把他当成了宝贝。他在任上把持国政，专以破坏抗金为事，除了谋害岳元帅外，还斥退、迫害张峻等元戎大臣（不是他死了，张峻可能也逃不过他的毒手），生活上骄奢淫逸。这样一个好东西，竟然成了化先生眼里的“人民的好总理”，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2001-3-11


第二篇：古代北勇南怯的原因何在

----答化外先生


我很理解化外先生的摇摆，因为你看见了别人没看见的东西。无论是爱国贼还是民主贼，他们的内核是一样的，就是那条“铲共咒”，只是包装不同，所以你两边开骂都骂得有道理。这其实也就是老芦下海痛骂民族和传统的根本原因。

说到岳元帅，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因为他并无选择，哪怕就是他如汪精卫似的“为民卖国”，他也没那个能力。首先南宋不只他一个猛将，不说张峻等人，就是韩世忠我看比他也不弱。如果他倒过头来打南宋，不说恨透了“鞑子”的部下不会跟他走，哪怕是跟他走了，他也未见得能灭了大宋。何况女真是野蛮人，让野蛮人来统治全中国并不是为民造福。那时的女真和后来的后金还不一样。后金在入关前已经利用关内原有的汉人和投降过去的大官如洪承畴等完善地建立了政权和文物制度，所以入关后顺利地建立了全国统治。前两天老林说女真当初应设满文托福是瞎掰。女真没文化，整个抄老汉，又不是文明比咱们先进的老美，这两者根本没有逻辑上的可比性。如果出了满文托福，那试题是什麽？还不是八股文的代圣贤立言。把孔子的话翻成满文让士子写文章，世上能有这种事麽？

话扯远了。我这里想说的是，古人比咱们更熟悉儒、道那些名堂。化先生想到的，两千年下来老祖宗早说过几千万次了，在这方面，儒家和道家是惊人的一致，都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老道想用愚民政策使民朴鄙不争，老儒想用仁政王道施恩怀远。在理论上，中国人历来是反战的。用和平手段使野蛮人自动臣服于中央帝国的灿烂文明之下，这从秦汉以来就一直是老祖宗的梦想，然而就是不可能。

为什麽？因为北中国的游牧民族不听你那套。他们从小长在马背上，精于骑射，悍勇绝伦，习惯于流动，部落首领以推选的民主方式产生，保证了自然竞争的健康机制能使铁木真、努尔哈赤那样雄才大略的首领脱颖而出。因为生产力低下，这些蛮子发财的捷径就是到南面来抢。你文明越灿烂，国家越富裕，人家越是馋涎三尺，抢得越发欢。这就是人家的红头文件规定的“使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乃是人的天性规定的。你如果搞儒家教化，根本就没法逮住不断流动的牧民，给人家开讲《三字经》。你如果搞道家的无为而治，人家正巴不得你开门揖盗，可以长驱直入，进入腹地来掳掠金帛男女。所以，这是静态的农耕社会对抗动态的游牧社会，不但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无法用任何政治理论去化解，而且攻守的战略态势早就由双方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基本是蛮子来打，文明人抵抗。

防守这一方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中国的传统社会重文抑武。如费正清指出，知识分子憎恨武人到这个程度，甚至不把他们列为一个社会阶层，连士、农、工、商的臭老四商人都不如。好勇斗武从来是为传统思想谴责的一种下流德行，因为它破坏传统社会最珍惜的安定团结。儒家为了社会稳定，不但牺牲了商业贸易、科技发明，而且牺牲了民族的尚武精神。第二，军队的组织方式不当。传统社会一般不设常备军，而是采取寓兵于农的政策，平时让你务农，战时抽你去当兵，这种玩票的战士素质可想而知。在宋代和明代虽然因为边患设置了常备军，然而宋太祖因为自己是武将抢班夺权做了皇帝，生怕别人学他的样，制订了无数的防范措施，如以文官做节度使，指挥官频频调动，弄得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指挥员对部队的情况两眼一摸黑，等等，所以靖康耻之出现是必然的。到了明朝，朱元璋那个疯子（从他一直到后来吊死在煤山的崇祯都是疯子，满门疯，一家疯，疯到无法形容）订出疯办法，规定用文官去指挥军队，造成几十万大军一次又一次全军覆没的空前绝後的壮观。第三，农耕社会的静止性质使人民“先天”就缺乏蛮子们的冒险玩命精神。第四，中国没有足够的土地养战马，懂骑射的人很少，跟蛮子根本没法比。这在古代极度重要。须知当年红军西路军的克星就是马步芳的骑兵，老红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让人家几乎全歼了。骑兵机动性强，不但可以发起出其不意、势不可挡的突袭，而且可以迅速转移，无论是进攻，是撤退，都拥有极大的战术优势。这就是蒙古蛮子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北勇南怯”的基本原因。从秦朝开始，老祖宗们主要使用了以下两个办法：

第一，在国力强盛时主动出击。如秦始皇派蒙恬击匈奴，汉朝派卫青、霍去病击匈奴，唐朝李靖大破突厥等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在用武时更注意搞统战，在蛮子中拉一派打一派。凡是解决边患比较成功的例子，都是正确应用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民主革命三大法宝，充分证明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然而武装斗争的问题，是大漠里作战的给养问题。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加上蛮子屁股长在马背上，神出鬼没，所以“武皇开边”往往用兵多、投资大，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在我看来，统战的效果比武斗似乎还好些，举凡蛮子们分裂内斗之日，便是我汉家峰烟暂熄之时。

第二，国力弱时和亲与纳币，靠烧钱纸送退瘟神，到了宋朝，皇帝便连侄儿也肯当了。只要别来打，朕便拜了你这蛮子大叔也值。

北宋的主要问题，基本原因我已经在上文说过了。额外的原因是幽云十六州让老石卖了。这造成了双重问题，一是战略险峻之地尽失，门户洞开，蛮子们只须顺著燕山一股气“飞将军自重霄入”地冲入华北平原的一马平川便是；二是去塞外采购战马的可能没了，这个问题在南宋特别严重。还有一个原因是老宋们统战政策全使错了，先去联金反辽，后去联蒙古反金，每次都弄砸了。应该先隔岸观火，哪边快输就去帮哪边，只要维持北中国处於分裂态即可。用这个观点看，如今南北韩分裂未尝不是好事。而苏联垮杆咱们竟举国如丧考妣，实在是让老芦错愕难言。

所以，北宋挨打，不是朝廷的过错，是蛮子的过错。哪怕孔子或老子去作皇帝，蛮子一样要来打你，除非你对他们进行基因工程，把自私基因给阉了。朝廷的过错，是没有建立一支具有保卫自己国家能力的国防军。但在南宋开张时，因为老构从亲身痛苦经验中知道了要保命就得有象样的军队，此所谓“枪杆子里出性命”，这样的军队最后终于建立起来了。从实战考验中涌现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将领（鬼话的officer corps），岳飞只是其优秀代表，并不是如后来袁大帅那样的绝无仅有的北天一柱。而且，西北未失，丧失的只是淮河以北的中原而已。金兵尚未在沦陷区实行有效统治。如果老构立志规复中原，派上将率雄师从湖北挺进，以偏师出潼关挠敌后背，两路夹击，取胜的希望是很大的。可惜最后却以岳爷爷的性命换来了一纸和议。就算这和议真是救国救民的，也不能骂岳元帅是好斗、不服从军令的坏军人。连赵主席、秦总理都没这麽说，人家说的是岳元帅谋反，秦总理还亲口承认证据只是“莫须有”。痛哉！

2001-3-12


第三篇：我记得的秦总理

──再与化外先生商榷


化外先生反潮流，破图腾，坚持诋毁岳飞，歌颂秦桧。我觉得，传统观点当然可以质疑，但必须言之成理，言之有据，有许多人赞成似乎并不就是反对的理由。遗憾的是，化先生似乎没做到这一点，未能出示支持他的论点的任何史料。

迄今为止，化先生诋毁岳爷爷的理由，是一首《满江红》、“不服从命令”以及主战这三条。关於第一条，许多网友已经指出该词是伪作的可能很大。的确，此词的风格和《全宋词》上记录的岳飞的几首词风格迥异，后者文词婉约，全无剑拔弩张之气。就算是真作，凭“壮志饥餐”的两句话就定“坏军人”的罪，真可谓文字狱了。我想，正确的办法，还是请化先生出示具体材料，证明岳家军确实干过餐肉饮血的事。

关於第二条，我想化先生应该告诉读者岳飞何时何地不服从过命令。“莫须有”是秦桧玩的把戏，我想尽管秦总理爱民如子，似乎也不能把他的办案方针拿来作今天咱们立论的根据。

最后一条似乎也不能成立。化先生看到了“主战≠爱国”这一点，当然了不起。然而由此逃杨归墨，走到另一极端去，认为“主和＝爱民”，似乎也不妥。该和还是该战，应该看战争是否可以避免，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取胜的把握等诸因素去决定。我已经在《罕见的失言》中论证了宋金之战的不可避免，抗金之战的正义性，以及确有取胜把握等问题，迄未见到化先生的有力驳斥。

就算不说这些，化先生的论点似乎也不能成立。如果主战就该杀，或是该定“坏军人”的成份，则世上大多数军人恐怕都是坏分子。面临战事，一个国家有主战主和两派是正常现象。如果军人都是主和派，该国就等於没有武装力量了。军人的职业是打仗，不是政治家，不能要求他们有国家元首的眼光。是战是和，在现代由文官政府决定，在古代是廷争后由皇帝老儿“乾纲独断”。无论是战、是守、是和，作为听命于政府的军人，其战斗意志越坚定，越有利于国家，这大概是常识范围内的事，也就是岳爷爷说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如果军人个个“爱民如子”，惜命似金，巴不得早竖白旗，就是勉强苟和了，那也是转瞬就要给打破的。武力均势下维持的和平才是真和平，如果军人个个是化先生心目中的“好军人”，国家就成了不设防的任盗匪往来的红灯区。

而且，当时主战派并不光是岳飞一人，主战派实际的领袖是勋臣张浚（前误作“峻”，特此更正）。当时的一大班名将如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都是他的旧部，岳飞是里面资历最浅的。只是因为他战功实在卓著，才提拔得特别快，三十多岁就成了方面军司令。如果主战就该杀，最先得杀的是张爷爷，依次砍下来才能砍到岳爷爷头上（后来张俊变节了，可以免砍）。只是我不解者：主和派的头子是赵构，他一心要和，谁也没有他的办法，又不会起来造反。后来不是果然就和了麽？何以仅仅因为主战就得被加上谋反罪名被冤杀，而且近千年后还有人骂“坏军人”，死有余辜？连不同政见都不容许，莫非咱们海外精英的“民主”精神比古人还霸道？

当初决定抵抗的是赵构，后来要和的也是赵构，岳飞不过是个执行政策的工具，请问他的主战主张又造成了什麽严重恶果，必须我们在今天以人民的名义声讨之？是否不杀岳飞，那爱民的和议就真的没法签？连一度总戎全国军事的张爷爷都可以罢斥，岳爷爷的头就非砍不可麽？既然岳爷爷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破坏那宝贵的、伟大的、慈祥的、温柔的、敦厚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爱民和议的签订，赵构终于如愿以偿、称心像意地拜了蛮子作干爷，化先生为人民如此心痛的理由又是什麽？请问岳飞在哪一条上成了害民贼？莫非是因为他打败了闯进人民家园的强盗，并立志把强盗赶出去？

关於岳爷爷，网友忘返先生已经引用史料对化先生作了有力的驳斥。这里想说说我记得的化先生的秦爷爷。我读历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眼下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宋史。秦桧传》上讲的一点事。化先生认为有关秦桧的历史记载很少，我不知道他作这结论的根据是什麽。在我的印象中，和别的相同级别的古人比起来，有关他的史料似乎并不是特别缺乏。退一步说，假定史料真是很少，敢问化先生又是根据什麽作出秦是人民的好总理的论断？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麽？

话休絮烦，还是说说我模糊记得的好总理，作为引玉之板砖。说错之处，请网友指正，更希望哪位有心的网友把《宋史》《岳飞传》、《秦桧传》打出来，则全坛幸甚！

秦桧是状元出身，大概文笔很有两下子。靖康年间，他是坚定的主战派。金人索地，当时朝臣大多数都主张仰允（这是我根据“俯允”生造出来的怪词），他是竭力反对的少数朝臣之一。金人陷汴京，立张邦昌为伪帝，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只有他上章激烈反对，在文中痛骂张邦昌，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甚得时人暗中称颂。金人北归，掳徽、钦二帝、后宫佳丽与百官而去，秦全家也在内。秦陷敌多年，终于与妻（是否还有家小，记不得了）辗转逃归。因为他当年的英勇表现，一回到临安就受到盛大欢迎，被当作苏武式的人物。后世史家多疑秦不堪长期折磨后变节，签字画押写了检查，有小辫子捏在人家手里，给放回来作间谍的。此论没有什麽直接证据，但可以解释他全家逃脱的奇迹，而且能解释他前后对战和问题的态度根本转变。的确，正如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的，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时激于大义慷慨赴死，要比长期经受折磨容易得多，洪承畴就是例子。从劳改队里放出来的“战犯”，上至宣统先帝爷、杜聿明，下至旅、团长，没有一个不没口子歌颂圣恩的。军人可以在战场上慷慨赴死，却鲜有熬得过软刀子的，这大概是人类普遍的弱点。

因为主和，秦桧很得赵构欢心，迅速飞黄腾达，官至一品，终生备受皇帝信任恩宠，作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这位爱民的好总理不但兴大狱，害重臣，而且斥贤士，用小人。不但岳飞死在他一手策划的冤狱之中，而且连张浚都被迫致仕，长期郁郁赋闲。如果不是秦死了，张爷爷一定得遭他的暗算。大宋皇帝从太祖起就怕武将造反，赵构又曾身遭苗、刘兵变，被迫一度退位，对武将是防了又防。张一度身居总戎，袍泽遍天下，让老构疑忌是必然的，所以秦总理害张浚迟早会成功。张浚是战略统帅，地位远比岳飞高，如果张给害死了，岳飞或许不会在后世有这麽大的名气，而化先生就可以更响亮地歌颂秦总理的爱民功绩了。

除了谋害忠良，秦总理还有三大仁政。第一是大兴文字狱，禁止私人撰史书。凡是家中有人违反禁令的一律得坦白交代，呈报销毁，否则重则杀头，轻则刺配三千里，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连程颐、程灏的书，我记得好像都在禁之列。印象里还有司马光的后人受了他编的私家史书连累而被送去插队的事，但我记不准确了，请识者教之。第二是建立了特务组织，称为“查事”，专门在茶楼酒肆到处寻找刺探动乱苗子，予以及时的无情打击，凡有讪谤朝政者，一律坚决镇压弃市，以维持安定团结。第三是建立健全了拍马制度。百官上奏章都得歌颂“中兴”，赞美“圣相”的英明领导。当时的无耻文人创作的大量诗文，似乎比后来的“大写十三年”也不弱。

除了这三项爱民仁政，好总理还滥增税捐，以粉饰太平，供其挥霍。这方面的野史记载很多，但比起《宋史》那样的信史（《宋史》是蒙古人主持编修的，老蒙是局外人，应该非常客观）来，似不足征。

我的模糊记忆当然靠不住，但better than nothing，比起化先生毫无证据的抽象歌颂来似乎要强些。总之，我的感觉是，要作翻案文章，就得象林思云先生写《汪精卫》那样，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不知化外先生以为然否？

20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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