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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找到一个“真勇士”,请老芦鉴定一下,看是不是真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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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找到一个“真勇士”,请老芦鉴定一下,看是不是真民运?   
张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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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找到一个“真勇士”,请老芦鉴定一下,看是不是真民运? (339 reads)      时间: 2005-2-03 周四, 下午3:38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潘晴:写给“真勇士”-杨建利
(博讯2005年2月02日)
文/潘晴

收到傅湘寄来新出版的建利文集《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一书时,大约是建利被拘禁在北京的黑牢里已超过第1000个日子了。当我抚卷在手,望着那蓝底封面上,建利亲切而又熟悉的面容时,心中感慨万千!一幕幕往事象潮水般地涌上心头........ 建利被捕后,由于种种原因---笔者作为与建利回国行动的“有关人士”之一,整整缄默了1000多天。每年的年关将近时,我都会和傅湘通上一次电话,简单的问候几句,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非常压抑的心情中度过。

建利出事后,一时海外舆论界“沸沸扬扬”。在寂静多时的海外民运圈中也掀起了“阵阵波澜”。除了按照惯例的救援工作之外,各种议论扑面而来。这当中,既有对建利“冒险闯关”之举“褒贬不一”的评价,也有对民主运动运作策略的重新思考。虽然呼吁营救,抗议声援的声音占了主流,但批评的意见也十分强烈。批评者指出:此次行动的计划不够周密,低估了中共的专制能力。仓促行事,即导致了杨建利被捕,也牵累了国内民众。因此,不值得提倡。而一部分持与建利“非暴力抗争”观点不同看法的朋友,更以杨建利“闯关被捕”的事实来说明:“与狼共舞”的“幼稚”和“一相情愿”的不可取。

那段时间,笔者也是被舆论“关照”的对象之一。除了人们正常的好奇心之外,大部分对笔者的批评也都是出于善意,尤其是牵扯到民运中的“观点之争”。这些议论,相对圈内人而言,在客观上起到了对民运策略选择的探讨作用。但由于当事人杨建利已被捕入狱,丧失了答辩的“话语权”。因此,由东北工潮而引发的“闯关事件”,给公众留下的却是一团“迷雾”。杨建利究竟当时是如何想的?又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着他做了这样一种抉择?基于对历史的负责,也基于和建利的友情,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不再沉默。一是因为本文中所介绍的情况,已不再会成为中共审案的依据。杨建利案大致定型,国际呼吁的背景也已全部展开。二是杨建利案的所代表的行动策略,对海外民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写下历史的真实情形,除了留给人们一份可供研究的资料外,也是对杨建利“闯关之举”的一个交代。出于大家能够理解的原因,我省略了一些“细节”。这里的重点只描述历史背景,介绍杨建利为何会选择以“舍身求仁”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追求---“重返家园”。其间,会尽量还原他本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真相。因为,我直到今天才写下的这些也许是“不多余的话”(杨建利狱中语)。对仍然身陷中共“囹圄”失去了“话语权”的建利来说,这已是一封来得太迟的“说明”。但对于仍然关心着他的朋友来说,却可以从中更多的了解到一位“勇敢者”的心路历程。

话还要从三年前说起:2002年的年关之前,“联席会议”在华盛顿DC召开了《第四届年会》。会期中,我和建利刚巧住在了一个房间。这是我与建利自90年相识的十多年来,在一起谈得最多,最深入的一段时光。在那些难忘的不眠之夜里,我们之间有过最重要的思想交流。这些思想碰撞,自然在两个人之间擦出了“火花”。毫无疑问,建利是民运中“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倡导者。而我本人,由于在文革初期(1967)十二岁那年,就经历了“触及皮肉即是触及灵魂”那种“无产阶级革命暴力行动”的深刻教育,打心底里是很难接受“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样一种原则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历史记忆留下的烙印,大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了。当年,我在遭受了“无产阶级暴力铁拳”的痛殴之后,昏迷中,被夜空里滴下的露水浸醒时;在我的亲人,朋友,被“革命的暴力”殴打致残,迫害致疯,折磨致死时;我所能懂得的只有一样:即我们这些人,其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共产党屠刀下待宰的羔羊。狼(共产党)是一定要吃羊(老百姓)的,“狼”今天没有吃到你的头上,你可千万不要觉得是幸运,那只是它还忙着在吃其他的“羊”。对于“羊”来讲,被吃已成了历史的“宿命”。虽然非常悲惨,但这至今仍是亿万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和平,理性,非暴力”能改变“狼”吃“羊”的本性吗?于是,话题便由此展开---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那次会议中,杨建利与项小吉之间,关于“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的一场辩论。内容很是精彩,详见杨建利《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一书,或者在《杨建利网站》上也可以查到。那场辩论,开启了在民运会议中,对民主运动策略形式的一次真正的讨论。其重要性和对历史可能产生的影响,直至今日,仍然是在中国,如何结束专制,走向民主,所面临的严峻课题。由于我的身世,在民运队伍中,我与小吉的观点相似,同属抗暴派。流亡海外后,九零年我加入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因为当年,我完全认同倪育贤起草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成立宣言》所代表的政治立场,特别是“人民有抗暴的权利”等论述。华盛顿DC会议中,在建利与小吉的辩论时,我作了呼应小吉观点的发言。并提出:要警惕中共寡头进一步强化法西斯专制的可能性。但辩论中,建利的演说,因立论严谨,且很有说服力。同样引起了我的关注与思考。会中会后,我和建利有过较多的私下讨论,而且一聊就是通宵。其间,不乏有益的争论。我有时会很奇怪命运中的这种安排---因我从未将之理解为是一种“巧合”。于是,我对建利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发现,在那些“莫衷一是”的理论表象之后,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除了他一贯的政治热情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关怀在他的心中萦绕不去---那是对“重返家园”一种深深的执着。正如他过去曾表述的那样:“时间对于任何一项政治事业都是最为缺少的资源之一。我们不能坐等(回国问题)把海外民运陷入泥沼后再想挣脱的办法。如果说前一时期,人们纷纷离开中国(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使用脚给中共投了反对票,那么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创一个新时期;返回中国,争取用手投票”(摘自杨建利《海外民运与回国权》一文)。

(我感觉得到,一种强烈的愿望正在他的心中燃起---这哥们要玩“真格”的了!)

勿庸讳言,海外民运中的“只说不练”,已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常态。在我们“慷慨激昂”了十多年之后,一句自嘲:“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道尽了民运同仁们心中的“无奈”!这些年来,海外研究民运的理论,政策,以及从“文”至“武”的策略,方案,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但一碰到怎么去做时,竟无一组织或个人能真正的身体力行之?这里所指的:是针对政治行动层面上的有效行为,不是否定海外民运曾付出的顽强努力,更不包括在国内付出巨大牺牲的朋友们。面对中共的全面封杀,在操作层面上,海外民运已不得不退化成了“人权活动”的“海外申援会”以及“六四”活动的“纪念会”。实际上,连真正的申援工作也难以做的有效和成功。近来,更有人形容:“海外民运已完成了从流亡政治运动到流亡政治沙龙的历史转型”。无疑,建利对此是“痛心疾首”的,他的言论代表了他的心声。建利文集《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中,多篇章节对此都有详尽的论述。在此,笔者真心的建议朋友们再去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也许,你不一定赞同建利的全部观点。但此书中浸透着建利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深入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在此书《序》中所说的:“杨建利的文章涉及到许多其他方面,顾及的范围很广,但笔调和对读者的认真态度是一惯的:不说假话,不玩文字游戏,直话直说,没有陈词滥调”。朋友们之间对此也有一说:“建利这哥们既有山东人的质朴天性,也有作学问方面的真才实学。人又特别聪明,看着十分复杂的事情,脑袋瓜子一转就能说到点子上”。相信这是与建利相熟的人都清楚的。不过,许多人对建利的了解大约还只停留在此,可我却知道了:建利的真正特点还不止是他的“满腹经轮”和“机敏过人”,而是他“活在真理中”(林培瑞语)的人生观。让我们回到三年前的历史场景中,看看建利是怎么想的,怎样说的吧---

(地点:会议下榻的房间内。笔者与杨建利就有关这次会议的成果与得失,民运的策略与运作,进行了敞开心扉的讨论。)

杨建利指出:看来,此次会议希望将“联席会议”实体化的方案,暂时是推不成了。尽管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这样能够逐步地将“联席会议”变成一个统一的联合体,以便将来向真正的政治反对党过渡。但目前面临地困难太大,一是大佬们意见不统一;二是各组织,各山头,原有各个不同圈子内的朋友们思想尚未一致,硬捏是捏不起来的。不过也好,凡事要听其自然,水到渠成才行。过去民运组织“为联合而联合”结果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足够之多了。杨建利觉得:目前海外民运所面临地关键,还不是推动“大联盟”的问题。而是需要开启新的思路,跳出以往运作的模式,找到真正要干和可干的事情。回到政治现实问题的切入点,即海外民运的力量必须回国。

(海外民运必须与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状况相结合的提法已是老话题,“回国”一说也已谈了多年。杨建利有什么新的解释?他又提出了什么新的创意?对此,杨建利说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敏感”的设想。)

站在宏观政治的角度,杨建利把中国的政治格局比喻成一盘“棋局”,而且是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一盘大的“棋局”。他认为:海外民运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回去(入围),才能有参与这场棋局“博弈”的资格。回国则意味着拿到“入场卷”,代价是也许会被抓,被关,被判,被遣等。但如果有一批在海外具高知名度的“领袖级”人物,相继“破关而入”。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形成梯队的逐次冲击,方法可以具体探讨。一定会造成中共政治上的被动,从而赢得民运在政治态势上的主动权。他认为前景是可以预计的:这一行动,对内,可以争取到老百性的民心,对外,则可改变国际关注日益衰退的局面。甚至有可能获得重大突破,如魏京生等人回去,王丹,王军涛及当年的“天安门一代”等流亡名人都可以,应该还有更多符合回去条件的人跟进。当这种局面一但出现,中共将极为尴尬,关也不是,赶也不是,判也不是。毕竟,国际社会的关注,海外舆论界的压力,包括《诺贝尔和平奖》每年评奖的压力,对中共来说都是一种威胁。而老魏已连续获得过六次提名,加上其他人士曾有过的提名,这是中国政府难以面对地一种“窘境”。而在海外,面对新闻界和西方国家选民的压力,西方政府也难于再继续装聋作哑。毕竟,除了经济贸易,国际外交的需求外,对人权的关注仍然是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这是海外民运可以“巧借外力”的地方,需要详尽的讨论和周密的安排。当然,真动的话,海外的配合也非常重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民运方面认识到这种政治抉择的重要性,特别是各位领袖人物。杨建利深感:时光是无情的,我们已不能再“蹉跎岁月”。历史不会等着把门向我们打开,机遇从来只向那些勇敢者们提供。有志于改变中国命运的海外民运,不要再停留在各种理论模式的探讨之中了,起而行才能够有所突破。诚然,回去,我们将面临着现实的危险(坐牢),但为了能拿到参与中国政治“棋局”的“入场卷”,这个代价是值得付的。

(由于这个问题过于“敏感”。因此,我提出了一些疑问,杨建利一一作了回答。他认为:这还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行不行得通?还要看政治态势如何变化。但至少,我们要敢于“设想”。对此,建利是乐观的,而且是“胸有成竹”的。)

当谈到如果回去(指真得回去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与中共周旋时。建利表示:首先要呆得下去,如果不是在牢里的话(因坐完牢总还是要放的)。操作上,起点要低,抓住有限目标,从深入民间开始,从各种社会问题着手。慢慢积蓄力量,最终将各种社会压力集结到逼迫中共实行政治改革上来。对此,他研究了,自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决议中有关政治改革论述方面的资料。他的策略是:“以其之矛,攻其之盾”。说到这里,建利详尽的解释了他为什么一直主张“非暴力抗争”的原则。说明原则当中包涵策略,而策略是为目标服务的。在中共掌握所有国家暴力机器的情况下,“非暴力抗争”不光是对社会转型付出代价最小的选择,人民可能承受的牺牲较小。而且是目前条件下,在我们可操作的方案中最现实的选择,只需要人们的勇气。从长远目标来看,“非暴力抗争”模式,对实现社会和解,迫使中共当局放弃专制,在越来越强大的民间压力之下,逐步朝实行宪政改革方面转变,都有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他认为:在海外民运中那些打着“宪政派”旗号的朋友,更应该回到国内去。“宪政”不是在海外清谈出来的,而是在实际政治环境中去争取的。代价再大,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谁也没见到过哪一个国家的“宪政改革”是在国外“研究”出来的。这和人权,外交,宣传等一般意义上的民运工作还不一样。在这些方面,海外民运在现阶段的历史作用是不能全然否定的。

(建利的方案行的通吗?我不知道。但近三年来,国内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反抗和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侧面印证了建利对局势的判断---即“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兴起。而人们谈论多年的“武装抗暴”的斗争模式,至今还未在中国大陆出现。)

当然,实行这些想法,寻求必要的支持。建利还须得到民运圈中朋友们的理解和认同。包括说服我这个一贯坚持:“人民有反抗暴政权利”的人。特别是:我那种对“狼”吃“羊”的残暴本性,有着“刻骨铭心”般的记忆,坚持认为对付“狼”只能用“猎枪”的观点。对此,建利从与小吉的辩论谈起,说到:时代已经不同了,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已使老百姓与中共统治者之间,在所能掌握的暴力工具手段方面产生了难以逾越的差距。加上911之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武装斗争的模式将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更重要的是,能否出现暴力反抗的局面,还要看国内的老百姓自己如何选择。完全不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说到这里,建利只问了我一句:我的好哥们,你有“猎枪”吗?对此,我无法回答,只有无言以对........

(是啊,十五年前我们就喊出了这个口号---“推翻暴政”。但面对掌握着所有国家暴力机器的中共政权,我们拿“什么”去推翻呢?我没有找到答案.........)

于是,建利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他完全理解坚持“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这一天赋人权基石的重要性。他提出的“非暴力抗争”模式,和这一人权基石理论并不矛盾,同样是人民反抗暴政的一种方式,同样需要坚毅的勇气和成熟的智慧。对于“非暴力抗争”与“暴力反抗权”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说,海外民运在理论上已争论了十多年。不是说没有意义,只是没有必要再“空泛的”争论下去了。究其原因,两种政治理论并无“孰是孰非”的问题,完全要看国内的政治情形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他认为:对于民运方面来说,我们有着巨大的道义优势。真正需要的:是你有没有为实现政治目标去付出的献身精神。是你敢不敢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去实践的问题,即“怎么说”就去“怎么做”,这才是“观点之争”背后的真实涵义。这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表白,但“一针见血”,扎到了问题的“要害”上。对此,我十分感动。

(当然,实际的对话不会象我写的这么书面化,过程要“轻松自然”的多。其间我调侃着说:你还年轻,并未真正尝到过老共的“毒招”,所以才会这么书生气,大概是觉得还有年龄资本吧?)

对此,杨建利并不否认年龄对他的优势,他笑着对我说:老潘,我就是坐上八年牢,还不就是你现在这个岁数吗?(我比建利大八岁)更何况,也许还坐不了八年。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他已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缺的就是“监狱大学”了。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太在意这些说法,只是觉得坐牢虽然在一般人们的想象中是可怕的。但如果是为了拿到“重返家园”的“入场券”,并且一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话,他当然要勇于面对。何况,从东方到西方,在所有追求人权解放的事业中,还没有听说过无须付出代价就能成功的先例。就说我们在这里开会的诸位大佬们吧,哪一位没有坐过大牢呢?而且还都是“大学”和“研究生”级的。这是民运中的“笑谈”,即:坐五年以下是“小学”,十年以下是“中学”,十年以上是“大学”,十五年当然就是“研究生”了。说到这,我们俩不禁大笑了起来.........

(说笑归说笑,坐牢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或许,在他的潜意识中,那种挑战自我的本能?还没有被太察觉?看来,只有是“初生的牛犊才不怕虎”。而民运中人却都已经是“太不年青”了---悲耶!?叹耶!?)

他认为:从事政治事业,呆在学院里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在美国顶尖的大学中,研究政治学的博士“大把大把”的。但对从事中国的政治来说,不实际投身进去是没有前途的。参与,当然会有危险,但世界上哪有没风险的事业呢?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其残酷性更是明摆着的。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生活在信仰之中的人,他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他会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对待生活,包括从事中国的民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他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为了拿到这张“入场券”,他甘冒坐牢的风险。何况,做为一个中国人,中国永远是自己的家园。他到要看看:中共到底能够拿他怎么办?

(面对“此情此景”,我开始有了真切地感受,但也只有在我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上,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奉行“非暴力抗争”的原则;理解了他对生命苦难的那种超越意识---既根植于信仰之中的勇气来源。)

会后,应建利的邀请,我专程去了一趟波士顿。在建利和傅湘温馨的家中做客,感受了他们真诚的友情。在波士顿的那两天,我参观了十分简朴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办公室,走访了“哈佛大学”并游览了美丽的名城---波士顿。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如果不是“拖家带口”的话,真的差点就被建利说服---移居波士顿了。当然,对于我们这些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重返家园”之梦的人,美丽的西方世界再好,也比不上家乡的那块黄土地那么牵动着我们这些游子的心。因为,在那块土地上凝聚了我们深深的爱..........

后记:

在我和建利分手后不久,发生了东北下岗工人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海外媒体纷纷追踪报道。一些民运组织也“闻风而动”,宣称给予当地民众申援。这时,建利发表了他的《破分隔内外民运之计》一文,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但没有人猜到了这是他向公众发出的信号---他要行动了!文中建利给我们留下最后的话是:“只有用公开的思路和献身的精神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海外民运不能再等待。”

事情“如期的”发生了,正如历史总有着它自身的轨迹和人难以抗拒的必然.........

如今,建利在中共的黑牢里已度过了1000多天,而且还有1000多天在等待着他。在失去自由的这段日子里,建利又是怎样想的呢?他对选择这条“重返家园”之路后悔过吗?

时隔多日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他在狱中写下的这样一段话:“我,一个中国公民,长达十三年被中国政府堵在国门之外,不允许踏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这次我终于回到了祖国,到今天,我回到祖国已经四百七十四天了。令人悲哀的是,在这四百七十四天里,我只有十天是自由的,经过了四百六十四天的监狱生活,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在我们中国的法律殿堂上质问一句,政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而剥夺一个公民的回国权的?”---引自建利狱中文《不多余的话》。

在文中:我们依旧看到建利保持着一位“理想者”的正义良知;保持着他对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的深切关怀;保持着他对中共恶法的蔑视---他说到:“我始终坚信,认同恶法无异于认同恶罪本身。”---言之“铿锵”!!志亦“昭然”!!读到这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好!!这才是一条山东汉子的真性情!这才是“革命自有接班人”!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好友---李清,为我“捏下了一把汗”。他知道我一定会犯下“众怒”!并预言了我的“下场”!也许他是对的,我会理解他的好心,知道“做人”是很难的。但我明白:一个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再怎么难“做人”,人总还是要活在“真性情中”的吧?何况,相对历史而言,“个人”的利害得失,功过成败,就真得有那么“重要”吗?面对“匆匆的岁月”,我们都在慢慢的老去。而另外的一些人,则用他们的行动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生命之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卑微的还是高贵的,历史总是如实地刻下了“每一页”。面对苍穹,人们总是“唏嘘不已”,感叹到生命的“虚无”,难道“大人物们”就能够例外吗?

历史的行程是无情的,而无情的历史转首成空,这是令人感到悲凉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能放弃他们在历史中的行动,而必须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成败得失”任人评说去吧,难道生命不正是“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渡”吗?想到在被“诟病已久”的海外民运中,还有建利哥们---这样的一位“真勇士”,这又是使我在悲哀之中,还能有些安慰和感到亢奋的地方了!



————谨将此文献给我心目中的“好汉”和人生中的挚友---杨建利!


潘晴
写于建利入狱的1012天


附文:《傅湘的来信及回复》

潘晴,您好!

寄上一本新出版的建利文集。希望您和家人一切都好,祝新年快乐!真希望建利早日出狱!朋友们可以再聚一堂,快活地谈论天地万事。

我也在此代表建利和我们全家,向您和纽西兰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对您们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将永生难望。

傅湘
2004-12-7


傅湘,您好!

读完您的来信,我不禁泪流满面........

回首往事,我难以跨越我内心中的自责。我知道我不会再沉默下去。因为,我终于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建利和您走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着您的丈夫---杨建利;为了改变苦难的中国之命运,甘愿放弃了在美国已获得的“成功的一切”。抛下了自己温馨的家。去付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和自由。我感受的到:那种力量是源自于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那是源自于您们心灵中的---真诚的爱!

请原谅我:无法征求建利的同意,就公开了此文。

真诚的祝福您:愿建利与您及家人早日团聚!


潘晴
2005-1-30于纽西兰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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