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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陈之藩：横看成岭——一九二二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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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陈之藩：横看成岭——一九二二那一年   
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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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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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陈之藩：横看成岭——一九二二那一年 (443 reads)      时间: 2005-2-02 周三, 上午6:02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陈之藩：横看成岭——一九二二那一年
作者: 秋蝉

发表日期: 2003-07-21 22: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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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一九二二那一年


陈之藩


好像是十几年前了。杨振宁教授忽然有一篇用中文写的散文发表，说哥白尼与王阳明同岁；还是只相差一岁。说哥白尼对后来的影响如何大，王阳明的影响如何小。我看后有些不解。这样子扯在一起做些什么呢?


我想不少人了解他的看法，但不见得同意，比如日本的科学家汤川秀树，或者他的弟弟文学家小川环树会同意他的看法吗?真希望杨教授与汤川提出过这类的问题。“一生低首拜阳明”就是东边传来的诗句。所以我并没有太细想这个问题。


可是，这种“同岁研究法”，在无形中影响了我，也许杨教授的诚恳态度与诚实作风有以致之。毕竟，这样的横切法太容易做了，于是无意中学起他来。


好，我就以杨教授作为出发点罢!


杨振宁生于一九二二年，多少本传记都这么写。一九八二年，他好像在香港过六十岁生日，我那时正在中大教书，自然也在香港。那么他的生年铁定是一九二二了。一九二二年，我就找一下像他这样有成就的大人物罢!


有一年我在波士顿，有库恩(Thomas Kuhn)在电脑网站的消息，看到库恩也是一九二二年生。库恩的科学史论著是很有名的，他用了上万本的书作参考写他的科学史论文，解释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全世界对库恩都刮目相看。可是，当然，科学史是另一大行，与物理有关，却不是物理，与杨教授的成就更无从比较，库恩的学说是：在科学史中同是一个词语，一时有一时的含义，比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运动的意义即与牛顿所谓的运动不同。他铸造一新字，即Paradigm，中文暂译作“范式”，以说明其观点。库恩的书一出版就卖了一百万册，不限科学史界，好多界的人都引用范式这一观念。


后来，我注意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位与爱因斯坦吵了三十年架的大匠玻尔(N．Bohr)。他有个儿子，就叫小玻尔(Aage Bohr)罢。他也生于一九二二年，与杨教授同岁，他得过一九七五年的诺贝尔奖，好像也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习过，得奖则是很晚的事了。但他对人类的贡献，与杨教授差可比拟。


于是，我对于一九二二年从此敏感起来。凡与一九二二有关系，在读书时涉及的，我就在电脑中记下。后来，涉及到中国的学术界的人物等，也记下来了。至于—九二二在中国的军阀大战则不记了，只记学术上的人与事，于是那些国外的也记。为带着方便，改用了笔记本。换句话说，我这笔记本，就叫一九二二。凡与一九二二中外有关的事都记，把资料来源也记下，日子久了，再看这些记录时，觉得自己笨到有趣，但所记却很有可观。我随便挑两三件，看一下这些记载有多好玩。


喝，首先记下的是在一九二二，徐志摩到德国去与张幼仪离婚。他们二位都在英国，为什么到德国去离婚呢?证人是吴经熊与金岳霖，金与林徽音是好友，可以解释；吴与徐有何关系，则待考了。


该年，那位在北京大学常受讥讽，而跑到法国去留学的刘半农，他这年已经修完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从巴黎到柏林了，是暑假中带着全家转一转然后就回国，但为何去柏林转一转呢?


我后来忽有一天想到这件事，才发现：同一年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元培也过柏林。柏林有何神圣，为什么中国学者忽然都去了柏林呢!原来一九二二年，德国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一美元合五千马克左右，一九二三年一美元就换以亿计的马克了。许多口袋里有银元的人，不论是银元上有袁世凯，还是孙中山的像，到了柏林一换之下都成了富翁。原来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是银元换成了马克用，可暂时充一下大亨。


一九二二年出生而又得了诺贝尔奖的颇不乏人，如激光或称雷射界的俄国科学家巴索夫(Basov)，在一九六四年得过奖。研究中微子的雷德曼(Lederman)在一九八八年得过奖。这里面还涉及杨李的以及王淦昌的故事。查这些生日是极容易的事，不过真的做久了，又感到自己幼稚得迹近无聊。


于是，我由生日扩充至这一年的人事了：比如爱因斯坦那一年的年初根本在柏林，这一年他干什么?从一九二一过到一九二二那段期间，爱因斯坦既是柏林大学的教授，也是威廉研究所的教授，可是并不教课，只管研究。那个冬天，也就是一九二二年初，爱因斯坦却开了个短期讲习班，专讲有关统计的课。他的讲法很特别，先把统计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扼要而简洁，然后再把统计讥笑一番。这个班听讲的是谁呢?有一九六三年得诺贝尔奖的维格纳(EugereWigner)；还有日后发明全息照相，获一九七一年诺贝尔奖的甘布(D．Garbor)等。我大概是在狄拉克科学传中，知道了维格纳是狄拉克的妹夫，而狄向朋友介绍自己的太太时却总说这是维格纳的妹妹；我又在维格纳的自传中，知道了爱因斯坦教统计讲习班这回事。至于爱氏讲解的精彩，是维格纳事后述及的品评。


在一九二二年夏天，索末菲(Sommerfeld)给海森伯安排了一个去莱比锡的机会，在那里爱因斯坦将给一讲演，而在那会中海森伯可见到爱因斯坦。但是当海森伯进入非常拥挤的大厅时，有人塞给他一张传单，一九O五年得到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林纳德(Phillip Lenard)，还有其他十八位德国科学家正在攻击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的东西只是些狂野的猜测，违反德国精神，他是被犹太人的新闻界大吹大擂起来的。


海森伯吓坏了。科学上的真实受此政府无情的攻击，究是怎么回事?海森伯当时也未注意到演讲者并非爱因斯坦，而是一九一四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厄(Maxvon Laue)。他在台上正为同岁、又是同事的爱因斯坦作辩护，而爱因斯坦本人根本没有来，他已知道如果来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爱因斯坦大概在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就已听到他在黑名单内，就想周游世界了。在年尾到了上海，再去日本，到京都讲相对论了。这个演讲影响了很多人。那一年汤川大概是十五岁上下，不会不受影响。也正是那一年一九二二的十月一日，杨振宁呱呱诞生了。我常说杨振宁是我国出奇的大人物，可是我的理由与别人略有不同：


大家均知伽利略逝世的那一年，牛顿诞生。爱因斯坦诞生的那一年，麦克士韦逝世。好多人把文学与科学视为一家，那么也可以说，普鲁斯特逝世之年，杨振宁诞生了。只就科学界看来，如说爱因斯坦到上海那一年，杨振宁在怀宁出生，也是难得的巧合罢。


爱因斯坦为何过上海而不到中国讲学呢?说来话长，却不难考据。


蔡元培是曾经亲自到柏林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的。可是爱因斯坦忽然又拒绝了。因为中国的同意书，可能是邮阻罢，爱因斯坦没有看见，双方所议的报酬也有差异。差多少钱呢?也就是以“千”作单位的美元。那时梁启超也同意了，他那个什么基金会也答应给钱了。不特此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夏元（王栗）刚从德国回来，认识爱因斯坦，在爱氏来到中国之前，已在讲“相对论”作为准备，好给听众打一个听讲的基础。可是，日本人多出了些钱，把爱因斯坦给抢去了。


后来的故事是夏元（王栗）有个弟弟，叫夏元瑜，夏元瑜是林海音的朋友，夏元瑜在台北市忽然觉得自己来日无多，想把他哥哥元（王栗）所写的相对论讲义从箱子底翻出来出书，以为纪念。《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的名著，名著中均是小孩话。林看不大懂这堆相对论的说大人话的讲义，她只管出书，不管整理，所以要我看一下，整理整理。书，大概印了几十本，夏元瑜就逝世了。林海音把十来本夏元（王栗）的余书相对论，全部给了我。我是懂些相对论，当然不如真正学物理的人，于是就拿了一本送给杨振宁。没有想到杨教授还认真的看，他有一信问我：夏教授这本讲义为何前面译为安斯坦，后面却叫爱因斯坦?一书之中，两个名字!


我只能答覆他说，是整理者的粗心，原著用的是安斯坦，后面的爱因斯坦云云都是我所找出的有关“爱因斯坦在上海”的新闻加上去的。


爱因斯坦过上海时，也有访谈，讲完之后，听众有提问题者，问题是灵魂遥感之类，爱因斯坦答曰：“这是不值一答”的。


爱因斯坦不知道那位提问题的听者名张君劢，他提这个问题是受当时思潮的影响。是在一九二二，清华大学请张君劢讲“人生观”，事后把他的讲演登在《清华周刊》上，丁在君看到了，于是引来一九二三年的人生观、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学者这一战场，比军阀那一战场还要激烈。


人生观的大论战，最后并无结论，如果勉强给一结论，就是柏格森的哲学。关于“时间问题”，柏格森有一套说法，爱因斯坦就直接了当的说：“对不起，柏格森错了”，当然爱因斯坦的词锋向来俏皮而不含蓄，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悍然指出柏格森的错误了。


话说爱因斯坦在日本讲学后，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想谁都想看，我也想看。日本人也不会没有记录，大概是日文的，正如爱因斯坦在德国所讲的统计，讲了些什么，大家都好奇罢! 在德国讲的统计，如有记录，一定是德文；在日本讲的，记录不能不是日文。爱氏这一番话倒是查到了，是：A．Einstein：“How Created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translated by Y．A．Ono，Physics Today，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1982，PP45-47)，距离原演讲日，整整六十年，才译成英文。杨振宁已六十岁了。


大家都知道Physics Today是什么杂志，就是杨振宁也时时劝人看的一种美国物理学会出版的浅易学报。专家们所看的正式学报里的物理评论，平常读者恐怕是不知所云，而这种浅易学报反而是可以领人入门的。


我们还未交待徐志摩，据林徽音说，徐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登在《民锋》杂志上。他常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这是一九二二年“世界大事”横切面!我不由得想起苏东坡的名句：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几个人彻底明白爱因斯坦或杨振宁的物理?所以东坡的另一首诗连带着想起来：


庐山烟雨浙江潮


不至平生恨不消


既至到来无一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距相对论的立说快一世纪，距规范场的发表快半个世纪，在时间上可以说我们已不在庐山中了，但只有各种程度的“恨不消”，只有“无一事”的感叹而已。


扫自《万象》第五卷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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