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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联与八九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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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联与八九民运
byst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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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782
经验值: 8855
标题:
港支联与八九民运
(818 reads)
时间:
2004-8-06 周五, 上午3:26
作者:
bystande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港支联与八九民运
转眼十多年光景,关于“六四”的炒作大概已经没有市场了。大部分华人社群对当年发生的事不是已经淡忘,就是不愿再提。对六四依然念念不忘的华人社群,除了经常浏览互联网讨论区的热心人士外,硕果仅存的就只有每年主办大型集会的香港支联会。
经历解放后的逃亡潮,目睹四九年以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再亲历国内文革引发的六七年暴动,存在香港人骨子里的反共潜意识,不难理解。中英就香港主权谈判,决定收回香港后,香港人的反共潜意识又演变成盲目的“恐共心态”,引发八十年代接二连三的移民潮:“中共收回香港主权,香港完了。”、“深圳大亚湾建核电厂,香港完了。”、“解放军操过深圳河,香港完了。”而这种惶恐的背后就是冷漠:直至八九民运前,香港人普遍对大陆和大陆同胞怀有偏见,对国内的政情漠不关心。支联会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诞生的。
不少香港人把“民主运动”和“反共运动”划了等号,他们认为共产党代表邪恶,民运人士代表正义,民主运动是一场正义和邪恶之间势不两立的斗争。在这种简单二分法的影响下,“六四”成为了港人集体记忆中的图腾,其实际意义早已变得非常模糊,只有支联会每年仍旧继续主办纪念活动,慨叹当年一场大好的民主运动,竟未能把杀人集团逐出政治舞台。支联会要趟浑水挣政治资本,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同情民主运动的香港人就是不明,即使支联会如何努力声讨李鹏和邓小平等人,甚至把中共上一代的领导都说成是十恶不赦的罪人,都不能以此证明支联会本身的立场正确。
支联会当年的行动,说白了,不过是一次政治投机。他们曾有一段时间押注在赵紫阳身上,可是,当知道赵大势已去,便构想如何制造流血惨案,从而阻止香港回归。于是他们利用各种方法,包括供应源源不绝的物资到广场上,与学生领袖秘密协商,出谋献策,以及散播种种未经证实或纯粹捏造的资讯,企图唆使和鼓励广场上的学生坚持下去。“李鹏中枪”、“邓朴方哭求父亲不要开枪镇压”、“多位中共元老写信给邓小平表示同情学生的行动”、 “戒严部队出现内哄”。一时间谣言在广场上漫天翻飞。据当时在京的五位香港记者事后分析:“部分北京学生及市民,得悉香港流传‘李鹏下台’等消息,对大局的估计出现偏差,一边沉醉于胜利的气氛,一边执着和非理性地坚持不撤出广场。”
六四期间,在香港甚嚣尘上的传闻,是天安门广上有学生被军车辗毙(其中一个版本出自柴玲之口)。可是传闻毕竟是传闻,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真正发生军车辗人的地点是六部口,但只是个别事件,而不是戒严期间的普通现象。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戒严部队的坦克在夜深时分飞快地开入天安门广场,不由分说地驶向学生睡觉的帐篷,把数以百计的学生辗成肉酱。”这种以讹传讹、完全与事实不符的传闻在香港被广泛报导,不能排除是有人故意凭空捏造,夸大中共的血腥残暴,想藉此证明邓小平政权的“法西斯”本质。(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实际情况,可参看卡玛.欣顿(Carma Hinton)的纪录片《天安门》或参阅刘晓波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可是,民众和传媒对事实的真相不感兴趣,以致当时挟持民意的人只需要一个icon,就足以挑动民众的情绪。
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数只不过三数百人,伤者只有三数千人。与中共过去的整肃运动比较,又或者跟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运动比较,都不是特别惊人的数目。以此来夸大邓小平政权的残暴,并不公正。(邓虽然是个坚持己见的人,但他不搞个人崇拜,不搞思想改造,也不会为意识形态、路线斗争而滥杀无辜。他的错误是在众目睽睽下动用不必要的武力去达到清场的目的。)事发前政府早已宣布戒严,不遵从的民众对自身安全亦有一定责任;更何况当时确实有人被号召前往阻止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并作出烧军车、打伤军警等暴力行为。戒严颁布之后,即使参与抗争运动的学生和知识份子认为法令不合理,都应该遵守公民抗命的基本原则,不应以激动的言论煽动民众以危险的行为,例如以血肉之躯去堵军车,去阻碍政府人员执法。
最后,所有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和民运领袖,都是经特殊渠道,先平安护送到香港,然后出走欧美。这足以令人相信,支联会的所谓“黄雀行动”不仅是人道救援行动,而是早有预谋,蓄意影响局势发展的部署。
六四事件后,有些香港人主张提走中资银行的存款,也有人呼吁外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却没考虑到经济制裁的受害者只会是老百姓。试问这些主张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有什么好处呢?香港人对祖国从没太大的归属感,对九七回归的前景的忧虑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八九民运上。其后尘埃落定,得知大势已去,便由兴奋转为恐惧,由激情转为理性,于是当九一年华东发生水灾,便有人发起赈灾筹款活动,以示港人关心祖国,不再对国家怀有敌意。可是这种忽然爱国的热情并不持久,到九四年华南出现更严重的水灾时,早已在九一年“表态”的香港人,对国内同胞的命运,已经不再关心了。
一直以来,支联会的立场可简单地概括为:(一)“邪恶”就是中共的本质;(二)“六四”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三)“民主抗共”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这种立场所导致的错误,至少有以下四点:(一)以激烈的言论,鼓动群众情绪,利用群众的热情,激化矛盾和对立;(二)把参与民运视为政治投机,拿人民的生命作赌注,并采用值得争议的手法,企图影响抗争运动的方向和结果;(三)为了面子和意气,拒绝从现实角度考虑人民大众的利益,坚持视中共为死敌,不肯作任何和解、妥协;以及(四)拒绝承认中共改革开放以来进步的一面,却又提不出任何对民主改革有利而又实际可行的建议。
要推动中国发展民主,不应采取处处跟中共对抗的态度。多年来支联会高喊的口号,如“打到邓、李、杨集团”、“血债血偿”、“追究屠城责任”、“释放民运人士”、“结束一党专政”以至“要求平反六四”等,对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衍生的问题,可谓毫无助益。拒绝探讨历史真相,将一个值得反思的历史事件说成“伟大、光荣、正确”的民主运动,拒绝一切质疑和批判,将中共作为血债的追讨对象,如果这就是支联会所说的“薪火相传”,那么,一年一度纪念“六四”的活动,恐怕再没必要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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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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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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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
- (6 Byte) 2005-1-21 周五, 上午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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