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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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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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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ZT) (628 reads) 时间: 2001-12-25 周二, 上午9:38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雷颐

　　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许许多多文化、思想的巨人，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巨人如群星璀灿，永耀人间。其中不少人不仅仅是在某一方面，而是在艺术、哲学、文学、科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因此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现代中国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转型，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也是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梁启超，便是这个大时代产生的"百科全书"式巨人，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梁启超其人其事，人们研究确已多多，但正如对经典著作人们总是一读再读、辄有新获一样，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也值得我们"一读再读"。重新"阅读"梁启超，不仅使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因为他的命运，与现代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探求，现代仍有深刻意义……

　　民权与君权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第二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不能不思考、探索救国之道。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意义深远的维新变法运动。正是在1895年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年仅22岁的梁启超登上了风云激荡政治舞台。乍一亮相，梁氏便光彩夺目，以致人们常常将他与其师康有为并列，时人甚至把维新变法运动称为"康梁变法"。

　　梁启超的"暴得大名"，是从担任有维新派机关报之称的《时务报》主笔开始的。他撰写的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檄文，总是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共鸣，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阵精神风暴。

　　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但"法"应如何变？梁启起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所谓"变官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面对中国长期皇权无限的传统，梁启超必须从理论上重新界说"君权"与"民权"的关系。他向人们说道：中国"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当知三代以后，群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西学书目表后序》）君权尊则国威损，确实一语道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但为何君权尊则国威损呢？梁启超的论证是因为举国上下只尊一人，只有一人有绝对权威，则上至百官下至百姓，只能因循守旧，结果是官民都"愚而不能智"，国势自然衰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外患或内乱，便"如汤沃雪，遂以灭亡。于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则适足为自敝之具而已。"要想国家强大，只有增强民权。

　　为增强民权，梁启超提出了"群"的概念。这里所谓"群"，就是后来所说的"社会"。对西方的初步了解，就使梁启超认识到"社会"的重要性。在从日本引入"社会"一词之前，人们往往用中国传统的"群"这一概念来译指"society"。不过正如梁启超所阐释，此时的"群"与中国传统的"群"已相当不同。梁氏现在所说之"群"，是一与皇权、国家、政府相对概念。中国传统是以君主的"独术"统治，现在应以注重社会的"群术"统治。在他的阐述中，"群"又与"公"有某种相通之处。因此，"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与严幼陵先生书》）国家的强大，就在于用民主制的"公"的"群术"取代君主专制的"私"的"独术"。这样，由"群"的概念生发出政治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完全没有的内容。他发人深省地自问自答："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议院者，民贼所最不利也。"（《古议院考》）同时，只有组成现代社团，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群"。他认为"群"在政治上的结合是议院，在经济上的结合是公司，而士绅的结合则是各种学会。其中学会是其他结合的基础，因为学会可以一可以广开民智，而"开民智"是民主政治的前提；二可以形成一个纽带，将不同职业、阶层的人联系起来，对改变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的状况有重要作用。在维新运动中，梁启超本人当然积极参加了许多民间社团、学会的组织工作和各种活动。报纸是把"群"联系起来的另一重要载体，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他还强调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因为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使民众容易产生共识，彼此精神联系更加密切。

　　把"群"作为与群权、国家、政府权力相对的扩大民权、实行民主的基础，梁氏实际已触摸到了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些要点。

　　梁启超不仅从强国的角度论证实行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政治变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根据康有为建立在今文经学基础上的"三世说"，梁启超提出人类发展无例外经过"三世六别"这几个时期、阶段。所谓"三世"是"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和"民为政之世"。每个历史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因此共有"六别"。"多君世"前后有酋长之世、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前后有君主之世、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前后有总统之世、无总统之世。此时的中国，正处"一君世"时期中从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过渡阶段，因此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不仅是势所必致，也是理所当然之举。

　　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重新论说"君权"与"民权"的关系，确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造就"新民"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对西方、"西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加深入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他认识到，在政治制度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为此，他在1902年2月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约11 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

　　当然，从"政治"转向"启蒙"并非根本的立场、观点变化，而是一种深化。在维新时期他就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因此把学校建设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抵日未久，他更感"国民性"的重要。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他批评说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等已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缺欠，国人的这种集体性缺欠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品性上有根本缺欠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在《呵旁观者》中他痛斥国人的冷漠，把"旁观者"细分为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暴弃派、待时派等，其共同点是"无血性""放弃责任"，世上最可憎可鄙的就是"旁观者"。细读《呵旁观者》一文，不能不使人想起这一时期也在日本留学、稍后也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以后所写的著名小说《药》。《药》中的烈士为国人牺牲，但国人却根本无动于衷，在烈士就义时反而在一旁看热闹，甚至有人为给自己的孩子治病拿馒头蘸烈士之血。从《呵旁观者》到《药》，内在思想、情感一脉相承，从中也可看到梁氏的影响既深且广。在《过渡时代论》中，他又呼吁国人要树立"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样性"这三种德性，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企盼具备这三种德性的平民英雄能在中国层出不穷。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系统严密、以儒学忠孝为支柱的意识形态结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之中。站在权力顶端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全社会都匍匐在他的脚下绝对服从他，他一个人否定了其他所有的人，个人的独立性完全丧失。梁启超意识到，启蒙的重点是个人独立："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为我也，利己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他认为社会应以个人为基本单位，因此一反中国轻视个人、抹煞个性的传统，大力提倡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个人主义，启发人人自觉，为作一个真正的人而奋斗。他甚至从中国古代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杨朱哲学中为个人主义寻找根据："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现在却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因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新民说》）中国当时面临豆剖爪分的危险，救亡无疑是当务之急，但梁启超认为救国的根本也在个人主义："故今日救国之策，惟有提倡独立。从各断绝倚赖，如孤军陷重围，以人自为战之心，作背城借一之举，庶可扫拔已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可以脱离此后四百兆奴种之沉沦。"（《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当然，从中也可看出梁氏的"个人主义"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还是有相当的差异。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把"个人"作为价值的终点，而在梁启超的思想中，个人主义根本的目的仍是"救国"、强国，内在地有以"国权"压倒"民权"的逻辑。如果说这是理论上的失误，则不仅仅是梁氏个人才有的"失误"，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丁文江都有此"失误"。或许可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集体"失误"。其思想渊源与时代、社会背景，值得深究。但无论如何，梁氏此时把"个人"作为立国的基础或基本单位，对向来否定个人的中国传统来说，实具划时代意义。或者说，也只有经此途径或过程，个人主义才能在中国文化中渐据一席之地。

　　独立的个人必然要求平等的权利，只有平等的权利才能保证个人独立。从个人独立，必然要强调个人权利。他强调："国民不能得权利于政府也，则争之。政府见国民之争权利也，则让之。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新民说》）同时，梁启超还以西方启蒙学者提出的天赋人权说作为自己的根据："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新民说》）因此他斩钉截铁地说："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在专制制度压迫下的中国人无任何权利，"以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为完人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无一可称为完人者"，确是中华民族的千年之叹。

　　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紧紧相连，梁启超具体提出了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等四大自由，并认为"生计上之自由者，资本家与劳动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凡劳动力者，自食其力，地主与资本家，不得以奴隶蓄之。是贫民对于素封者所争得自由也。"（《新民说》）对自由，他热情地讴歌道："于戏，灿哉自由之神！"（《民说》）

　　由"从政"到"问学"

　　与社会思想的激进相反，梁启超在政治思想方面却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主张，反对革命。为此，他在海外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了激烈论战，双方势同水火。辛亥革命后，在观望、犹疑几近一年之后，梁启超于1912年10初回到国内。

　　面对已经推翻帝制、实行共和的现实，梁启超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党政治"。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他组织了进步党，与国民党对峙。在国民党领袖宋教会被袁世凯剌杀后，举国悲愤，梁启超却为袁世凯辩护。革命党人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又坚决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党。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他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等职，参政院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参政员。在民初政坛上，他活跃非常，俨然成为一个炙手可热人物，似可一展平生报负。

　　但是，实权一直掌握在袁世凯手中，梁氏其实不过是个"台面"人物。当袁世凯称帝野心开始暴露时，梁启超渐有觉查，在1914年12月底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开始有意与袁保持一定距离。1915年春夏，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已公诸于世，梁启超曾给袁书长信一封，劝袁切勿称帝，破坏共和国体；还曾拉袁之部下冯国璋一同觐见袁世凯，当面劝阻袁世凯称帝。但各方努力钧无效果，袁仍执意称帝。梁启超终于忍无可忍，在8月21日一夜之间写出万余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并从理论上对帝制派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刻、犀利的批驳。听说梁写此文后，袁世凯深知这篇文章的分量与作用，即派亲信以20万元贿赂梁启超，要他勿发此文，另一方面以要他回味曾亡命海外多年的甘苦相威胁。利益引诱，梁不为所动；危言相胁，梁不屑一顾。这篇文章发表后，举国震动，吹响了反袁斗争的号角。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舆论上高擎反袁大旗，而且筹划了他的学生蔡锷到云南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具体参与了一系列反袁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反袁斗争胜利后，政治更加混乱，军阀彼此争战不断。在如此这般混乱的政局中，梁氏又支持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这期间，他积极促使北京政府对德宣战；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他不仅通电反对，而且亲至段祺瑞住处，力劝段举兵反张；7月17日，他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此时，他又以为能倚段之实力实现自己政党政治和用理代理财方法建设国家的理想。但是，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理想就完全破灭。所谓国会，完全被段祺瑞玩弄于股掌之中。财政大权，也全被段掌握，而他这个财政总长实际形同虚设。此时，他对政治失望已极，终在11月中旬辞去财政总长一职，最后从自己深卷其中二十余年的政坛中抽身而出，转入学界。

　　这一段本想利用袁、段等这类大独裁者和军阀实现自己救国理想，结果反被他们利用、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经历，不能不使他格外痛苦。他痛定思痛地反省道："别人怎么样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那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外交欤内政欤》）这，确是梁氏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在梁启超之后，胡适、丁文江等人震惊于国内政治的黑暗，在20年代初期还曾想依靠军阀组成"好人政府"，改良中国政治，结果也被军阀视为掌上玩物。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一文中沮丧地承认政治改革的梦想失败："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丁文江心有不甘，在几经活动之后，于1926年5月被军阀孙传芳任命为新设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似乎给他一展平生报负和发挥行政才能的机会。但期望有益于社会的丁文江实际站在了进步力量的对立面，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他终于辞去职务，但仍为北伐军通辑。据丁的好友蒋廷黻回忆，丁文江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我所记得的丁在君》）

　　梁、胡、丁三人的感叹如出一辄，当非偶然。近代中国正是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代，旧秩序已轰然倒塌，新秩序远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建立起"文治"的政治架构，实际是"有枪便是草头王"，一切都是"枪杆子"说了算。"文人"想对实际政治发生影响，不得不依靠、利用"武人"，然而结果却总是被"武人"所玩弄，被"固有的旧势力"利用。不过，他们往往明知此种努力不仅很可能无裨于事，甚至会弄脏自己的"羽毛"，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又使他们不得不深涉政坛。此中的事非曲直，的确值得再三寻思。

　　思想与文化

　　1919年初，当年以力主"采西学"、宣传新思想著称的梁启超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资格，率张君劢、丁文江等人踏上了疮痍满目的欧洲大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破坏和精神的深创巨痛，使梁启超惊心动魄。终于，这位维新运动的健将一反以往，对西方文明许多方面大失所望。1920年，他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节录》中惊呼："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怀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他的这篇文章实际成为稍后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的前导。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不论科学怎样发达也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所有问题。张、丁的论战引起了思想界的激烈反应。梁启超首先以"局外中立人"的身份制定《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公法〉》，稍后又写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参加论战，支持张君劢。尽管这次论战并未得出、也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这次震撼思想界的大论战本身却极有意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近代中国最富哲学色彩的一场论战，探讨了心物关系、实证哲学与人本哲学、理学与汉学、东西方文明等多方面问题；从中国哲学发展角度来看，这次论战意味着中国实证哲学流派的形成，开始突破传统直观把握的宇宙观，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开端。这场论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主要思想派别有关哲学、科学和东西文化的第一次全面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长进与不足在这次短暂而热烈的讨论中都得到充分反映，对各思想流派今后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异军突起，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激烈论战。作为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梁启超当然也是这场重要论争的主角之一。

　　对社会主义思潮，梁启超早就有所了解，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介绍者之一。在1906年与革命党辩论时，他就对同盟中某些人主张建设"社会国家"的主张提出质疑："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杂答某报》）这时，他能看到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力都为国家所有、个有将无任何权利的巨大危险，确实深具洞见。1919年漫游欧洲之后，他看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敏感地提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20世纪的历史，证实此言不虚。但是，他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因为"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洲是"救时良药"，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如铁路国有"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但此时的中国早已实行了铁路国有但"结果如何"？他认为"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所以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若提倡"生产机关""归到国家"，他"头一个就反对"。

　　在2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他仍持此种观点，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反对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产生，远未发达，无产阶级更谈不上发达。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外国的压迫，是劳动者很难在现代新式工业生产中找到工作，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吾认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者阶级"。"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中国当前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更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他自注道："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他承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生"，会有种种"可憎可恶之畸形发展"。但资本主义"从一方面观察，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现在，"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已经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拒"，当然"资本主义必非社会终极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所谓过渡，当然是指向社会主义过渡。这表明，他承认最终目的仍是社会主义，也可看到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在当时也不多见。他写道："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藉……"

　　社会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的基础之上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梁启超实际提出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至今仍极为敏感、仍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无论认为他的观点是对是错，对他的观点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他提出的是一个紧扣中国社会实际的"真问题"。遗憾的是，反对者在对他的观点作总体批判的时候，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内涵的深刻意义。或许，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曲折的探索、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提出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后，只有在共和国在经过迫不及待要实行"一大二公"体制遭到巨大挫折之后，才能重视、体会梁氏八十多年前"提问"的深意。

　　作为启蒙者，梁启超对域外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自不待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他也作了开创性工作。对先秦思想史、佛学、清代学术史、新史学等诸多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著述之外，他创办了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是为现在国家图书馆前身。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他出任"四大导师"之一，对清华国学院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今天仍是文化学术界的美谈，清华国学院的学术成就、学术规范、教学方法至今仍令学界钦羡，对今天学术事业的发展仍极有借鉴意义。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京逝世。在他逝世前不久撰《辛稼轩年谱》时，曾引辛氏为朱熹所作祭文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此句为他激赏，其实也可作他的写照。之所以"凛凛犹生"，就在于他的一生，至今仍极有"意义"。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6月01日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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