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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必然导致动乱、革命？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两极分化”必然导致动乱、革命？ (180 reads) 时间: 2004-12-23 周四, 上午9:46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两极分化”必然导致动乱、革命？

樊百华：（南京邮电学院图书馆）

说明：我因为学习“中国的主义”耗费七年时光。1990年代初，写了《如何面对“遗产”》、《谁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主义及其“灵魂”》，对花费七年主修的“理论”作了一个清算。这一篇旧作是我唯一一篇借邓小平说话的文章，国内发表时被删改。

中国已经出现很多种类型的收入差距扩大，例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灰色行为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面对城乡贫困人口数亿和百万富翁远不止百万，而不是当年邓小平认为的“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的事实，除了那些真以为“红色江山”能够万万年的“乐天派”，谁不忧心忡忡呢？是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上最紧张类型的“两极分化”。

但是，人们也看到竟有一些“喜鹊后代”认为，中国还没有出现“权资共谋”下的两极分化，只是需要“防止两极分化”而已。什么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与收入差距扩大或者悬殊的关系怎样呢？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措置呢？是不是只要国民经济在增长，人民物质生活的水平在“总体上”有所提高，就是坚持了“共同富裕”呢？如果不是，那么，收入差距究竟应该控制在怎样的分配范围内？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配内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不可能、应该不应该给出相应的量的尺度，以便人们知道“坚持”得怎样了？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还算不算成功了？这些无疑都是十分重大的已经不能再回避的问题。

坚持共同富裕与防止两极分化，是邓小平的重要言论，只有从这里展开充分的追问、思考和讨论，才算对邓小平理论有了真正积极意义的把握。而整理邓小平有关两极分化的言论对回答上述问题尤其具有根本意义。

一、两极分化是非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不论社会主义的正面界定怎样难办，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更不用说是严重两极分化、恶性两极分化、分化到不顾基本道德不顾民众基本权利的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保障程度也子虚乌有了。

讨论社会主义的性质主要地还是应该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入手，即应该看看普通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是不是从所有权到占有、支配、使用或者经营权，都名存实亡了；看看“群众路线”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否则怎能不陷入混乱？

一段时期来，针对极左路线，人们突出强调了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从推翻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肯定“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到提出生产力标准和将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在特定意义上讲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生产力上看问题，那无疑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质理论的。老实说，仅仅从生产力出发，谁都不能说为什么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而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反倒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人们却要为仅仅是“收入差距扩大”感到不安。

纵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述，他基本上只着眼于两点：一是所有制，一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同志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和同年6月6日，与“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都开宗明义的讲到：“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显然，这里说的特点不是这样那样无关紧要的特殊性，而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本质特征。简言之，是否共同富裕或两极分化大可作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判据和区分标准。

邓小平认为，讨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生活水平如何，不能仅仅看国民经济的增长程度，更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两极分化。早在中国的“小康目标”确定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那么我们的日子比他们（指新加坡、香港等──引者注）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是在资本家手上。”[2]

由于是否两极分化对于认识社会性质的重要性，邓小平常常将“共同富裕或不搞两极分化”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相提并论，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改革的根本原则。例如，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的谈话中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3]

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则不但意味着私有制占了主体，而且意味着出现了资产阶级。所以，在同穆加贝的谈话中，他针对中国的改革“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疑问，明确回答说：“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坚持社会主义。”[4]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的谈话中邓小平也说到：“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至于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5]

回溯邓小平“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当着他批判极左路线的时候，他便指出，人们受穷不是社会主义或者不够格称社会主义，因而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使政权得到巩固；而当他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时，他便突出地强调警告说，两极分化会出乱子、甚至迫使人民闹革命。甚至在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他不惜认为“四人帮”“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6]

为什么面对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邓小平还讲“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呢？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7]“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8]

少数人富裕，“大量的人”（更不待说“大多数人”）受穷，称不得社会主义，这就是经过长期灌输的中国人民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至少在表白上都坚持这一观点。抛开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究竟怎么个“穷法”不论，谁能给出一幅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既富裕又没有大量的人受穷的资本主义社会图景呢？

二、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是判断改革成与败的标准

改革如果没有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当然就算失败了。但是，生产力发展了，又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改革还算不算成功了呢？不是，而且更加不是。不这样认识问题，人们又怎样能够与只想自己发财的狭隘资本家区别开来呢？

西方曾有人认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必须按照现代发达国家的一套改革过去的体制。他们希望甚至就那样认为，是有伟大权威的邓小平正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事实上邓小平却一再申述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更使人们想到“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件多么敏感、忌讳、要紧的事情）作为闹革命的老一辈邓小平有一条朴素的原则，那就是他在1989年9月16日与李正道教授谈到的，“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让中国人民活得更好，是“我们的责任”。[9]

改革当然是有目的的，改革的成败也就是改革有没有达到其目的。将改革成败的标准仅仅限于生产力标准，不但庸俗而且有害。劳动、生产、劳动率、生产力比起“解放穷人”，让每个人“像人一样地生活”，让人们自由幸福的生活来，当然只是手段而已。“三个有利于”，从根本上讲，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真正目的性的一条。但是，对这一条我们必须作出必要的补充，那就是：不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共同富裕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要在整体上有所提高，而且要在劳动者个体上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可以说现代发达社会已经做到了。所以，是否充分体现了共同富裕和有无两极分化才是唯一能与发展资本主义互相区别出来的社会主义标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则说明实际的社会制度（不是口头宣传的或文件颁布的制度）已经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也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不是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道路倒还真是一个难说的问题。必须坦言，在很多极不正常的现象或局面出现了的现实面前，人们要特别防止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片面强调生产力的“经济唯物主义”倾向──这也是今天唯一可以方便地极省力地偷运某些资本主义，而又能避开右倾极权嫌疑的宣传通道。在改革中，要特别注意通过防止两极分化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曾于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题，一是共同富裕。”[10]

按照邓小平的言论，我们的改革应当能够注意到具体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在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答问中，邓小平这样说：“致富不是罪过，但是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11]在与穆加贝的谈话中，邓小平特表表白说到：“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12]

正因为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了，所以，讨论改革的成败才可能和需要联系到两极分化的问题。那么，又应当说，这样的讨论，这样的联系，在民众中间早已出现，而且早已得出结论来了。这当然非同小可，“肉食者”们除了坦然之外，还意识到了什么需要“居危思安”的吗？邓小平早就意识到了！其他人不要“掩耳盗铃”了！

1987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会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到人口的百分之一……”[13]这里说到的两个数量概念，一个是“一批”、不到“百分之一”，一个是“百万”。这可与他1992年在视察南方时讲的一段话相印证比照：“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现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全局。”[14]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很早就没有将“百万”作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的限，但他说的顶多不超过百分之一的“一批”究竟如何把握，是不超过“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几”，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阶级”，是不是“影响了改革全局”，是不是架空了设计上的“主义界限”，看起来要复杂尖锐多了。对此，民众议论中是有定论了，本文就不必作特别展开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中国有没有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有没有出现特殊国情的两极分化，从学理上说，仅仅有赖于对这“一批”的确认和解剖！

邓小平的讲话一向通俗易懂，也放得开、胆大坦率，尽管说不同于做。他对一些重要原则是反反复复强调的，其中有两条他强调得最多：一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外一条就是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人们要说，现在收入差距这么大，哪像个坚持共同富裕的样子呢？有的甚至干脆提出改革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疑问，问题很尖锐，必须讨论而无法回避。

人们说，由于改革在分配制度上就是要打破普通群众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么，拉开收入档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必须要形成的一种局面，否则，便无以表明改革是实有的。因此，相对说来，改革必然会有两个带有时间性的逻辑层次，即：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由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帮助未富的穷人后富，结果形成共同富裕（当然不可能是新的等贵贱、均贫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穷，不是那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东西。”“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成为中心课题。”[15]那么，在百万富翁远不止百万的现在，改革的中心课题仍然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还是突出解决“大多数贫穷”的问题呢？当然，只要不是小学生似的看待这些问题，那么，“饱学”的学者们一直讨论的诸如“究竟让哪一部分先富起来”、“怎么‘让’”、“先富究竟有没有可能和如何在将来帮助未富的后富”、“倘先富的更富而后富的只是生活没有下降那算不算共同富裕”等等疑惑、困惑，都是还没有人给出了见行于实际的解答的。

毫无疑问，对于深化改革，现在的部分问题就在于：如果以前在上述问题上不那么“社会主义”的话，那怎么纠偏？对那些乱七八糟富起来的人怎么办？如果先富帮助未富应该列入议事日程了，那么，具体方案怎样？难！让人急！但急有何用、办法该不该有？办法应该有，而且必须有！因为事关不止是能否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问题。邓小平大实话地概括中国的国情挑明了问题的尖锐性：“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间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现乱子。”[16]如果出现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出现闹革命的问题”。[17]

请注意，用不着我来强调，谁都看到了邓小平这里的用语，是“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例如“中部怎样”、“西部在哪里”，让人头痛欲裂吧！），唯独没有说什么“文化矛盾”、“特色矛盾”、“习惯矛盾”、“素质矛盾”！面对一些国家的动荡，一些人不是千方百计要回避或者抹煞例如“民族矛盾”么？给将来制造越来越多的难题罢了！是的，一个要立即击穿无数个花言巧语的问题赫然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改革还算不算成功？邓小平的回答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干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8]

诚然，人们不希望面对“如果改革失败了，那人民怎么办”的问题。但我要请似乎只有他们对生产力情有独钟，片面强调生产力，甚至连生产力也不是，而只是强调的GDP哪怕仅仅是便于公布的虚浮不实的GDP的人们注意，（这些人最多对有限否定过去极左的年代曾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任何真正当代的问题，他们的话便一句也不可信！）诚实的人们曾一再预先表明的观点是：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即使生产力发展了（这当然是从资本经营家们那里就可以看到的可能性），也不能说明改革是成功的，值得称颂的──非但不能说明改革是成功的，而直接说就是有别于过去的另一种失败！诚实的人们还要看看，社会风气怎样、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是比“封建社会”和几百年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谐、政治上是不是不那么专横霸道和官僚主义了（同样有邓小平的话需要引以为诫的）、生态环境是不是恶化了……等等。

三、坚定不移地解决“权资共谋下的两极分化”

如果承认邓小平关于两极分化本质的观点，那么现在总的来说需要探讨的至少是如何抑止恶性两极分化的问题。人们虽然可以在数量上将收入差距扩大与两极分化作某些参照分析，但人们更需要重视哪怕是叫做收入差距扩大的品质。

导致两极分化的原因有多种，防止两极分化的举措也就应该有多种。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是决定的因素，这样，防止两极分化的主要对策当然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表面上继续强调着公有制，内里却有意无意地纵容全民财产被肆意侵吞、急速而“激进”的流失。这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尽管事实上即使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好像还可能坚持，只要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依然是官有制的，不论官有是不是采取了例如股份制形式，公有制都难免名存实亡的命运，但眼下的原则似乎还需要有“兑现众意、民意的公有制”这样的界定，例如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说到的：“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至少我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例如苏南地区的“集体所有制”正在实质性地演变为乡村官员所有制！怎么阻止？没有真正的民主不可能阻止；那么，不允许民主来到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就是在纵容这样的虚假公有制！

尽管我觉得对压迫与剥削的关系、对剥削的真正秘密应当怎样看，是一个其实很常识、人们还犯着糊涂的问题，但恰恰我们的现行社会制度是允许一定范围的剥削存在的制度，这样，如何富有实效地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剥削型经济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成为防止两极分化的“高难度动作”了。关于此，一方面，例如面对垄断行业我们还面临着例如政企迟迟不能分开的困扰；另一方面，关于控制粗劣剥削型经济的长远的（例如虑及五十年或至一百年）的战略方针，法律上尚有具体制定和明确的必要。例如遭受各类老板高度剥削的工人们究竟怎样维护其权益，这是尖锐性、紧迫性不亚于社会保障的问题。总之，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特别是恶性的两极分化，不仅在所有制或者用时髦的经济学术语说的产权层次上，人们还非常没有乐观的理由。

现在我要说的是，根据辩证法，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先富者们如将其收入转化为国内资本而不是惶惶然地外逃，收入差距则立刻成为两极分化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控制收入差距，不使过大更不用说悬殊到足以蜕变出“右倾资本主义”来，就成为防止两极分化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我要问一句：“改革”的驱动者们是在想着进一步成为“优势分利集团”呢，还是觉得需要贪心小一点呢？老实说，我的观察是很悲观的！

导致例如本文开头例举的数种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更是纷纭驳杂。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已经提出：“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如何真正落实“取缔非法收入”？怎么与“腐败有益论”划清界限？是为“改革”保驾护航还是为“富人分利集团”保驾护航？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是能够有怎样的作为是一回事，他们是不是一一看在眼里因而将来将有何作为才是问题的严肃性严重性所在！

江泽民是针对收入差距已经悬殊讲的。邓小平曾一再强调按劳分配对于防止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过大的巨大作用，例如1984年6月30日，他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代表团时的谈话中，非常自信而肯定地说：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年人均八百、一千美元时，“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态，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有两极分化。”[19]曾经，关于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讲得最多的就是上面这样的话。他说的“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即按劳分配，后来才有了“资本收益”等等补充性分配“创新”，早期，邓小平的分配思想是很“原则”的，甚至针对1979年全国首次、发生的滥发奖金风，他讲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提倡按劳分配，……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北京一个电视机厂，……现在已经日产四百多台。因此人们就议论要多得奖金。如果按照它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倍数来发奖金，哪个奖金就发不起。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不能不给国家创造更多的利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20]

这里的两个照顾是对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按劳分配讲的，时移境迁，现在如果再这样问就显得太过不识时宜了：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照顾整个社会等等，对于“先富”起来的人们适用不适用呢？戏谑如果仅仅是人们的文学兴趣，该是有益于休闲生活的，见诸于实际生活，则会使人目瞪口呆。

两个照顾应当不只对“先富”有意义，对“后富”也有预警意味，综合起来，就是要求顾全“共同富裕”的大目标了。可是，在万元户凤毛麟角的时代，腐败还只是烟酒实物的索贡，等到争相攀比于百万、千万、亿万局面到来，“主义”、“原则”的不堪一击，真让人始料不及啊！不要说“按劳分配”在操作上如何困难了，就是“按资分配”也显得过于斯文、迂腐、莫知所云了呀！

邓小平在防止两极分化问题上讲得与按劳分配一样多的，是关于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问题。在《中央要有权威》一文中，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1]对照上面的两个照顾，不难看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防止两极分化，理解上也许不应当有时间先后的混乱、昏乱的。但是，假如仅仅是理解上如此，又实在没有什么可虑的。

如果说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侧重点的话，那么，到了现在防止两极分化该怎样侧重呢？具体到例如地区间的关系上，在改革开放已近20年的今天侧重点应该怎样把握呢？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此讲过一段经典性的话，这里有必要照录于下：“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

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剥削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2]

在“翻两番”的目标已经被宣布提前五年实现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也已经按照邓小平的上述讲话精神，郑重地提出从“九五”开始要加大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的力度。毫无疑问，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重大举措！不论在“孔雀东南飞”之后，“孔雀东部飞”已成趋势意味着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往高处走。人才也好，资财也罢，哪儿有利出现在哪儿，政策敌不过利益本能。中西部的命运与东部的命运，无论对于富人──只要增长财富的机会继续丰富，何必舍近求远？还是对于穷人──哪里能超生就去哪里，都是一样的规则支配着，除非有更有力的战略举措更多更好地利用、调节了这一规则。例如“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千万不能像富人逃税、避税有人保驾护航，“穷人”反倒一个子儿漏不掉，中西部地区的税费反而相对重了，那可如何是好？

注：[1]、[3]~[19]、[21]、[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23、P138、P139、P172、P223、P326、P229、P326、P142、P172、P139、P208、P371、P364、P364、P229、P139、P64、P278、P373─P374。[2]、[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259、P258─P259。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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