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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不如江”重贴《弱主民之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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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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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胡不如江”重贴《弱主民之福》
马悲鸣
【这两天国内知识界传出“胡不如江”的流言，言胡下手重于老江。确否不知。现将旧帖《弱主民之福》重贴如下。原文发表于邓小平生前。】
随着当今太上高寿日增，“邓小平之後的中国”成了个大热门话题。几乎所有海外文人都醉心地投入这场算卦运动中去了。海内有人抢着去坐牢，生怕一旦山陵崩，群雄并起时，自己没有可用的政治资本。海外现在连饭局上都是这类话题：“军队是谁的？武警在谁手里？晋冀鲁豫出身的将军现在已经占到多大比例？六四是不能不平反的。河南口音的赵紫阳复出的成算肯定不小。到时候你老兄是想进政治局呢？还是想掌国防部？咱们手头还有多少人马可以充任内阁？”说穿了，这帮子当年的南书房行走还盼着有朝一日衣锦还朝呢。
赵紫阳是被陶铸看中的，那时他在广东省委主管农业。他的办公室里经常找不到人。原来他戴一顶草帽，腰里掖一把盒子枪，带上个警卫员，到田头找正在耕耘的老农聊天去了。文革中赵紫阳“解放”较早，调任内蒙革委会副主任，主抓农牧业。这期间他以“学大寨”为名，恢复了牧区包工制。此举较安徽私下恢复“包产到户”早了数年。文革结束，赵紫阳复调广东，再主川政，仍是主抓农业，博“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政声，旋调京任内阁总理大臣。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入阁之前一直主管农业，并无足够的工商管理经验。
邓小平之後最重要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中国再也没有可以与他及他的前任毛泽东相比拟的铁腕强人了。中国人，当然不是个别的，都有个贱毛病，叫做“软的欺负硬的怕，见了皇军就趴下”（电影「粮食」里的台词）。如果一个并非铁腕的人物当家的话，大家就一窝蜂欺负他。直到一个新的铁腕人物“民气可用”地掀了这个弱主之後，老百姓才有“坐稳了奴才”的安定感。等到这个新的强人再搞铁腕统治时，那些叫苦连天的老百姓才念起当日那个弱主的好处来。可惜为时已晚，只好活该受罪了。
举例来说，华国锋、汪东兴拿“四人帮”是功在国家的。可他们都不是强人，轻易就被“当仁不让”的邓小平和王震给篡了。大家也只会在华国锋、汪东兴出局时看笑话。後来的胡耀帮也不是强人。老百姓这一通瞧不起：“那么小的个子，穿件不合身的大西服，说起话来张牙舞爪，一点沉稳的气派都没有，哪象个泱泱大国的领导！”等胡耀帮气死了之後，这才想起鸣不平来。
－－晚喽！擎等着吃枪子吧。
如今的时局又到了这一步。今上江泽民不是强人，怀疑他工作能力者亦大有人在。若果真如此的话，某倒以为是件好事。因为“弱主民之福”。
你们不是要自由民主吗？强人压顶，何来自由民主？汉文帝时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穿铜钱的绳子都烂断在仓库里。文帝无为而治，国泰民安。汉武帝倒是有为，老百姓过的又是什么日子？感兴趣的人可以去读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而且“武皇开边意未已”，汉击匈奴，成年打仗。不知死了多少人，糜费了多少钱粮，到头来把“文景之治”两朝积累的国库储存用光，连武帝自己都不得不下“轮台悔过”的罪己诏书。
江泽民出身上海道道台。而“十里洋场”的上海几乎是中国唯一具备西方现代工商意识的大都市。二次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避难上海，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教会了上海人如何精打细算地经营。上海人处处招人讨厌之处，往往正是他们的精明之道。上海产品的质量品种均冠全国。中国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可是认真说起来，还只有上海人能堪此任。
在上海受过正规教育，又任过上海道道台的江泽民其工商社会经验应该比只具农业管理经验的赵紫阳丰富。中国除非还想保持一个农业社会。否则，要想进入工商社会，自然应该由工商经验相对丰富的人来当领导。如果江泽民处在华国锋、赵紫阳时代的话，也同样干不成什么事，绝不会比他们更好。但现在时代变了。
有人说江泽民的地位非法，因其是靠了「六四」杀了人的「太上赏」才得以登大宝。说这种话的人也不想想，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大位也同样是「太上赏」，一样非法。华国锋的大位也是大行皇帝御赐的，自然也非法，可人家到底还有拿“四人帮”的功劳。胡赵有什么？只有毛邓两人的地位是自己挣的。但自己挣的难道就合法吗？直选总统是理想状态，就凭八九民运不逼到开枪不肯罢这一点来说，三五十年内也休想能做得到！
小平同志大行归西，找马克思报到之後若能维持住江泽民这个弱主作为各方强人互相牵制的动态平衡点的话，象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平衡一旦打破，中国人将再次面临强人的铁腕统治!
若是老百姓屁股又痒痒了的话，可以到失业大军里去尝尝挨饿的滋味，千万别相信那些失意政客的鬼话，再找个新的铁腕强人来打屁板子解痒。等真知道疼了时，想不让打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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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弱主乎？
·阿怒·
上期《华夏文摘》中马悲鸣先生的《弱主民之福》很让我惊讶：从中我竟知道江总是个有民主意识的“弱主”。对于国内现在的滥抓乱捕，马先生认为“海内有人抢着去坐牢，生怕一旦山陵崩，群雄并起时，自己没有可用的政治资本”，所以抓了活该，大概杀了也活该。对于国内现在的新闻封锁，马先生看来也是赞成的，按先生所言，仅海外对于“邓后”的几篇揣测文章，便有犯上作乱谋私的嫌疑——所以当局因国内几个人表达了希望在体制内建立“公民意识”的愿望，便以“阴谋罪”重判他们十几年，便大大地有道理了。看来今天国内对于二、三十年前的“反右史”、“文革史”、“党史”、“军史”、“人物史”，乃至“抗战史”的禁锢，也是大大地有道理了。看来江总还不够铁腕，只会些雕虫小技，不能象毛皇帝那样将十亿中国人都搞得人人自危人人自批，几千万被杀几千万饿死照样有不少后人怀念和歌功颂德——“四海翻腾云水怒”。
其实，马悲鸣先生辜负了江总的一片苦心：江总上台伊始，便全力“镇压反革命暴乱”、“讲政治”和“反和平演变”；九二年便大着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荐那本鼓吹“国家社会主义”的“好书”《第三只眼》；去年又以那本“反映了中国年轻人的一般的想法”和“中国的言论自由”的另一本好书《中国可以说不》小试国际风云；只是在“南巡讲话”前后略失小节；现在又在“讲政治”、“突出‘江核心’”，甚至抓了国内所有已知未知和有嫌疑的反对派，砍了三分之一的报纸杂志，统一了偌大众国的媒体，让军委孝忠“江核心”——这些，在马先生眼里，难道竟然是什么也没有干？或是屁大的效果也没有？
江总在政治上“讲政治”，在宣传上大小事都要“突出‘江核心’”，在执政上搞“上海帮”并向军头太子们献媚，在经济上一筹莫展，在外交上靠导弹，在改革前面走回头路。这一切，不过说明了我们的江总独裁的专横和独裁得无能罢了。如此，怎么经得起别人的批评？怎么能不倚仗独裁？我国明末的崇桢皇帝，肯用功、敢杀人，照样是位昏君弱主。相反，在民主制中，对平常人施行人身攻击是要吃官司的，对总统、议员、政治要人、乃至政府、政治本身却可以骂个够。９１年ＬＡ暴乱后，新任的黑人警长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上台伊始便被媒体骂了个够，原因是媒体发现有ＬＡ的警察在街上遮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是白人的同性伴侣”之类的大标语；当时媒体对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的指责主要是四点：一、新警长无权用公共机构为他自己洗刷名誉；二、ＬＡ百废待兴，ＬＡ警察此时的这一举动凸显了该警长的不称职；三、新警长的这一举动说明了他没有挨骂的度量，便不配这一公职；四、新警长不能用实际行动改变那些人的看法却靠街面上的遮掩，因此是无能的。民主制靠的是制度和法律、看的是政绩，而不是个人的神威。美国民意中最好的两位总统林肯和杰弗逊，实际上也是被他们同代人骂得最凶的两位总统，也是制定法律保障他们同代人骂总统的两位总统。我国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或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领导了民族的思想解放，或大胆地改革经济、从而解决了十亿人民的生存问题，因有着出众的政绩而不怕别人说和允许别人说。正因如此，他们才敢于和民众对话，敢于搞“反腐败”和“党政分家”。他们的政敌才不得不专门祭起了“讲政治”这一传家法宝。他们的悲剧结局，实际上是我们全民族意义上的悲剧。
民主制强调的是分权分职和制度及法律，其执政首脑是人不是神，不必是万能的。因他们的地位高、责任大——可能的坏作用也大，对他们的批评便毫不留情，对他们的行动便处处怀疑。但对他们的处分则不能侵害他们的公民权并要考虑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也不必对职权以外的错误负责。在西方下台领袖往往比他们在台上时更受人民的尊敬，即使是尼克松那样的被人民轰下台的总统。与此相对比，专制强调的是个人集权，其执政首脑必须是“神”，他必须在一切事上永远英明、永远正确，人民只能将错就错，独裁者也只能将错就错。但独裁的生活异常凶险，铁腕政策尤其恐怖；领导人一不留神便会成为“鬼”，甚至成为“刀下鬼”；人亡政息后免不了成为前朝鬼；一下台便成为一切问题的替死鬼。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情况这样复杂，在没有“君权神授”的时代，各种势力都在暗中挑战，独裁简直象在火坑上走钢丝一般危险，对独裁统治下的民族和独裁者个人均是如此。所以，专制制度不仅是全民族意义上的悲剧，对于独裁者个人，也是不人道的。独裁无能的人，作为普通人，在他们所擅长的方面，仍可有所作为；独裁的人放下架子甚至可以是个可爱的人。所以，与独裁相比，民主制是个更适合人性的政治制度。今天中国如果仍然用铁腕下的专制来维护领袖的权威，神化常人，加强专制，不过是继续和扩大这一场民族和个人的悲剧罢了。中国如何从专制过渡到民主，见人见智，但当代人绝不能违背这一历史潮流，重造文字狱和假媒体。如果象马先生所提倡的那样，老百姓最好不要评说领导人的无能之处，自觉地做奴才，媒体天天紧根核心们的批示来制造新闻，自觉地做奴才，中国不又要回到了“反右”与“文革”的黑暗时代——何有民主之有？又何来“弱主”之说呢？
马先生对江总的赞颂就更是离奇了：不是时下国内报纸的那一套在江总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多么富裕与幸福正迈向中国人的世纪，而是江总的出身：
“江泽民出身上海道道台。而‘十里洋场’的上海几乎是中国唯一具备西方现代工商意识的大都市。二次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避难上海，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教会了上海人如何精打细算地经营。上海人处处招人讨厌之处，往往正是他们的精明之道。上海产品的质量品种均冠全国。中国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可是认真说起来，还只有上海人能堪此任。
“在上海受过正规教育，又任过上海道道台的江泽民其工商社会经验应该比赵紫阳丰富。中国除非还想保持一个农业社会。否则，要想进入工商社会，自然应该由工商经验相对丰富的人来当领导。如果江泽民处在华国锋、赵紫阳时代的话，也同样干不成什么事，绝不会比他们更好。但现在时代变了。”
莫非只因江总是知识份子和上海人，马先生便要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了？中国社会中各阶层的隔膜已经使同胞们足够寒心了：小地方的老百姓跑到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和沿海的几个特区办点事，要受多少白眼与摆弄；中国高级知识份子们对一般百姓的轻视甚至使旁人觉得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种族；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现在首先该“统一”的，其实是大陆上的人民。现在，一些人统治中国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绩而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某些高级知识份子却因此叫好。其实，那些“泥腿脚”和“地主仔”的革命家们，年轻时毕竟曾经有过信仰和为当时他们的信仰出生入死过，人品和能力不见得比“太子党”们和从长期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升上来的官僚们差。出生和学位只能改变人的见识，却无法改变人的善良；人与人其实都是平等的。现在因为四分之一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失业大军里尝挨饿的滋味”，中国高级知识份子们的相对的社会地位上升了，便不再扛着“为民请命”的大旗，便以“不挨饿”的“生存权”而沾沾自喜，便以“民族主义”和“经济至上”为专制帮闲，生怕有人捣乱误了他们帮闲和下海。海外的许多中国来的读书人，在脱离了专政之苦后，在享受着民主与法制给予他们的自由、平等、机遇、与保护的同时，仍然不忘“人上人”那一套旧文化，以十分冷寞的态度来对待广大的国内老百姓和现在化的人道观，甚至以暴政之下的“强大”二字来剥夺在国内的同胞们精神上同样的作“人”的需求；留学生中这种较为普遍的精神上的自私自利，很使人寒心。马先生言：“‘六·四’不开枪不行了”；许多人言，中国的百姓不被专政便要做乱，只有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才能赐给他们幸福，所以“六·四”的屠杀是当时中国执政者的英明之处；更有那些新一代的“民族主义”的精英们认为：为了民族的强大和那个“中国人的世纪”，“我们应该不惜流血”——流其实将是百姓的血，他们自会去用洋文和洋人们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天呢，难道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天生的奴才便是贱骨头？以此类推，中国在未来根本不需要民主与法制，只需请几个名牌大学的洋博士来当刽子手——被这样的上等人来杀，被杀的小民一定心服口服了！
自然规律和人类道德，是我们人类无法违抗的。美国昔日在“黑奴”的血泪中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便有内战的残酷报应，为患至今。林肯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曾这样问他的上帝：“难道每一分在别人的苦难中赚来的钱都应被战火焚毁？难道每一滴鞭刑下黑人的血都要用一滴内战中白人的血来尝还？为什么这场内战的苦难仍然看不到尽头……尽管如此，我仍认为上帝你是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向人类的道德再次挑战，换来的只是几千万炮灰、寡妇和孤儿；英、法、美的人民事后评价说与希特勒做生意赚的每十块钱都要用本国一个年轻人的尸体去赎。中国过去最早是党领导下的左联有组织地批判其它非革命的作家，然后是解放区来的批判国统区去的，然后是老（反）革命遇到新问题，弄到后来连《烈火中永生》和《青春之歌》都成了大毒草，每个识字的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每个有海外亲友和留过学的都有了特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着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双重身份——对人民大规模的迫害，正是从听任对个别人的迫害开始的。当正义不能以正当的方式来实现，正义便会以邪恶的方式来实现，对于麻木残酷的民族，人类的道德律有时便是这样残酷。今天，建立在腐败和专制基础上的繁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服兮祸兮？
去年王丹因“在海外发表政治性文章”、“在海外大学注册”、和“接受海外资助”的罪名被重判了十四年，“全加学联”以“非政治化”的理由拒绝加入为他请求稍微仁慈些的处置的请求，虽然该学联办的《枫华园》差不多每期都有两篇以上的大块头政论文章，虽然该学联也组织过许多政治活动。许多在海外发表过政治性文章、在海外大学注过册、和接受过海外资助的中国留学生，私下都认为为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牺牲国内那些少数的敢提意见的人和多数的“下等人”的经济利益是应该的——所以判王丹也是应该的；更多的的中国留学生对此不闻不问，对于他们，十亿大国人民父母说话的权力，远没有对夏季奥运会的公正报道重要。几个月前，“民族主义”的洋博士曾在《华夏文摘》上撰长文，论证那些“右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是骨子里的卖国派。现在，马先生更指责别人“海内有人抢着去坐牢，生怕一旦山陵崩，群雄并起时，自己没有可用的政治资本”——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反右”和“文革”中杀人和被杀，只有人笑，没有人哭。几年以前，马先生以“一队齐夷下首阳”的题目，骂遍了民运中“见风使舵”的现象。今天，马精英尚且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悲鸣马悲鸣先生文中的以下的这段文字：
“中国人，当然不是个别的，都有个贱毛病，叫做‘软的欺负硬的怕，见了皇军就趴下’。如果一个并非铁腕的人物当家的话，大家就一窝蜂欺负他。直到一个新的铁腕人物“民气可用”地掀了这个弱主之后，老百姓才有“坐稳了奴才”的安定感。等到这个新的强人再搞铁腕统治时，那些叫苦连天的老百姓才念起当日那个弱主的好处来。可惜为时已晚，只好活该受罪了。”——直到一个新的铁腕人物“民气可用”地修理够了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才有“坐稳了奴才”的安定感，便会“山呼万岁”并替铁腕遮掩辩护；即使修理过了头，只要能活下来仍然要做丁玲与曲啸……总之，中国人只要多读了点书，便大多成了灵魂意义上的婊子加奴才。
我们民族是否还有希望？！我们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是否还有希望？！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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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华夏文摘》第311期，CM9703B.GB (1997年3月14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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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枫华论坛】
息怒吧，阿怒——华夏文摘“弱主乎”读后
—奕豹—
息怒吧，阿怒，别再惊讶了。
纵然马悲鸣是个“悲鸣”的丧门星，但在他的文章里压根就没有一丝一缕的意思说或用了一词一句描述了“弱主”江泽民有任何民主意识。
放马悲鸣一马吧，阿怒。
他只不过就“海外饭局”上的一些话题，说了一句“当年的南书房行走还盼着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话，就不幸地要对国内诸多事情负责，比如要对“国内现在的新闻封锁”负责，要对国内当局重判那几个“希望在体制内建立‘公民意识’的人”负责，要对国内禁锢“反右史、、文革史、党史、军史、人物史乃至抗战史”负责。不尽如此，这害群之“马”还有出卖海外著作家之嫌，瞧这指控，“按（马）先生所言，仅海外对于‘邓后’的几篇揣测文章，便有了犯上作乱谋私的嫌疑”。
冤哪，这悲鸣马！
他说江泽民不是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铁腕强人，而是个弱主。
可不就是吗？ 在人们眼里，我们的“江总”不仅不能与毛邓比，连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不如。华有过“你办事，我放心”，逮过“四人帮”，有叶剑英汪东兴这样的军机重臣内外帮衬，还能与邓当面理论“两个凡是”；胡和赵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三四十年的根底，在邓小平人前背后还敢犟个嘴发个牢骚。
而江泽民呢？朗诵“满江红”，背“独立宣言”，跳“桑巴舞”，唱“ＬＯＶＥ ＭＥ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ＯＶＥ ＭＥ ＴＲＵＥ”，还时不时地拿出小梳子当众挠姿弄首一番，全是一派缺乏信心的弱主表现。
您说江泽民是“独裁”的“铁腕”“强人”，是因为“江总上台伊使，便全力镇压反革命暴乱”，那您是健忘。甭说江没那份资历那份能耐，能象邓那样调动来北京卫戍“镇暴”的戒严部队，江总在６．４期间纯属今天不知明天的过河泥菩萨一个，在总设计师钦定“弱主”前一小时，江泽民除了能调动他自己，怕是连秘书都调动不了一个。没有“铁腕强人”邓小平，您说江全力“镇暴”还不如说他活得不耐烦想存心找死。
您说江泽民独裁专横，因为他“在宣传上大小事都要‘突出江核心’”。这活其实源于邓小平之口，不仅如此，邓还有要大家“不要不服气（江）”这样的话。因此说的不客气，邓活着的时候，江充其量不过“儿皇帝”一个，说他是“弱主”都很勉强。您说江“在邓‘南巡讲话’前后略失小节”，您去问问江究竟是误了大事还是略失小节？差点儿翻船哪，我的阿怒兄弟！
按您所说，江泽民独裁专横的例子之一，是“向军头太子们献媚”。我很奇怪，如果江不是“弱主”而是“独裁强人”，为什么他非得向“军头太子们”抛飞眼或作笑脸？历史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媚”从来都是倒过来献的。
您论证江泽民“独裁专横”，“甚至抓了国内所有已知未知和有嫌疑的反对派”。我就很不明白，江泽民纵然有天大的独裁本事和专横手段，可以清剿捉光所有“已知”和“有嫌疑”的反对派，但他是如何抓到所有那些“未知”的反对派的呢？
所以，如果说那马悲鸣“辜负了江总的一片苦心”是因为把“铁腕强人”江泽民贬成了“弱主”，那么，没负江总重望的可就是阿怒兄弟您了。
息怒吧，阿怒，您就饶了那些没有“仁慈心”的海外学人吧。
《全加学联》没“加入为王丹请求稍微仁慈些的处置的请求”是会员（各大学联谊会）的表决结果。而为什么“许多在海外发表过政治性文章、在海外大学注过册、和接受过海外资助的中国留学生”没象八年前那样支持王丹？ 为什么“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对此（王丹被判）不闻不问”？
这答案可能并不如同您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他们认为“十亿大国人民父母说话的权力，远没有对夏季奥运会的公正报道更重要”，或是他们要“牺牲国内那些少数敢提意见的人和多数的‘下等人’的经济利益”。
答案可能很多，其中根本的一条恐怕是大家更成熟了，不再为慷慨激昂的口号、声明、宣言或许诺所激动。因为人们被现实教育的很实惠：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的这盘棋局上是下过不少恶手，目前的棋势也还不流畅，但是民阵民联民联阵的那帮朋友们就会有高招妙着？戈尔巴乔夫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那偌大一个苏联呢？那每天要吃要喝的牛奶和面包呢？
您总结，“总之，中国人只要多读了点书，便大多成了灵魂意义上的婊子加奴才”。
这大多数不幸成为婊子和奴才的读书人之所以对“弱主”或“强人”江泽民、对中国共产党制下的中国还寄有希望，正是由于他们对那少数“非婊子”和“非奴才”的精英们的彻底失望。
息怒吧，阿怒，别再为婊子们操心感慨了，他们没出息也从不了良。
１９９７．３．２２于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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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枫华园》第127期，FHY9705A.GB(1997年5月1日出版)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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