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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噩梦──《黑崽子》第２３章摘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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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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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最后的噩梦
──《黑崽子》第２３章摘译
芦笛
到达异国Ｘ个月之后，我火速赶了回去，去看望临终的母亲。
出现在眼前的又是那令人压抑的熟悉景象：那荧光灯漂白了的苍白的墙壁，病人痛楚的呻吟，消毒剂的刺鼻气味，单调的静脉点滴……耳闻目睹的又是那同一令人心碎的故事：腐败，野蛮，漠视以及对人命的极度漠不关心。
母亲在我离开后一个月就病倒了。一天清晨三点钟，她起来去排队为我的兄姐买排骨，在冰冷刺骨的蒙蒙细雨中一直站到中午，回家后就病倒了。
（下略）
兄姐们立刻把她送进了医院，大夫作了许多检查，但找不出病因来。住了一个月后她就给赶出了医院，因为大夫们嫌她占了床位，影响了医院的治愈率。兄姐们又把她送进另一个医院，几周后她又给人家赶了出来，连个诊断都没有。她只能躺在家里，不时因为各种并发感染被送进这个或那个医院，然后再度被驱赶出来。
兄姐们轮班请假照料她，那可是个全日制的工作。他们得喂她进食，帮助她大小便并作清洁，还要定时给她翻身、擦澡，以免她长出褥疮来并引起感染。尽管几个人分担这艰巨的工作，但几个月后大家还是都给累垮了，因为他们还得分心去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芦笳累得腰椎间盘脱出，几个星期内动荡不得；芦笙因劳累和焦虑害了应激性溃疡，呕吐了大量鲜血，连自己都得给送去医院抢救；芦箫倒是挺了下来，却因经常在单位缺席、迟到、早退而受到了降职处分。
尽管如此，结局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几个月后，母亲害了感冒。因为咱们住的那贫民窟卫生条件实在太差，感冒迅即恶化为肺部感染。她给送进了某个医院的急诊室，在那儿整整躺了一周。大夫们来了又去了，却谁也不耐烦为她作一次检查。
肺部感染随即波及胸膜，她的胸腔积满了胸水，病情迅速恶化了。尽管连实习大夫都只须看上一眼便能作出“胸腔积液”的诊断，却谁都没作出这诊断，更没给予相应的治疗。.当某个大夫无意间看到母亲那因为胸腔积水而膨出的肋间隙时，她竟然向兄姐们赞道：
“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可真享了不少福！看看，她这把年纪，竟然还如此丰满，那皮肤还紧绷绷的，又光滑又亮，跟缎子也差不多！”
只是后来Ｘ－光片显示了胸腔大量积水后，母亲才从急诊室里转到了肺科。
一开头他们瞒著我，什么都不让我知道。母亲要他们不许打扰我。她说了又说，在一个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家里安定下来可不是容易的事，我得把全副心思花在学习上，不能为这些顾不上的事操心。她终日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苦苦思念最心疼的小儿子便成了主要的精神活动。她让兄姐们一次又一次地为她念我写回去的信，念到后来她自己都能背出来了。她常常喃喃自语：
“这倒真好。我还一直担心他不习惯呢。没成想那个国家的人会这么好，大家对他都客客气气，还处处热心给他帮忙。说是比咱们这儿的人好多了，好到没法比呢！那怎么会呢？他不是外国人么？人家也就不欺生？他这么说不会是骗我，想让我安心吧？”
只是在最后一次入院时，她才果断地要兄姐们立即给我写信，要我赶快回去。她本能地知道，如果还想见我一面，那大概就是她最后的机会了。
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不管我怎么高声呼唤，她都听不见我了，无论我怎么反复地恳求，她都再不能睁眼看看她一直在苦苦思念的小儿子了。持续的胸部感染耗尽了她的生机，衰竭的右心毒化了她的躯体。她就那么无知无觉地躺在那儿，一天又一天，一动也不动。
大约在我回去后两周的某一天，她短暂地恢复了神智。她听出了我的声音，立刻就开始焦急起来。
“小笛，你怎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她双目紧闭，声音里透出了无限焦灼。
我泪下如雨，泣不成声，眼泪大滴大滴地滴在洁白的被子上，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于是芦笙便为我解释，说我回来看她。
“那你还有钱回去么？”她依然双目紧闭，声音更显焦灼。哪怕在这生死离别的最后时刻，她还是我那无私的慈母，生怕自己毁了孩子的前途。
我从吞声哽咽变成嚎啕大哭。芦笙赶快告诉她，我买的是来回票，回去不用再花钱。“妈，您就别犯愁了。小笛的学校正好放假，他是利用假期来探亲的，就跟往常在国内一样，根本就不会耽误学业的。您放心好了！“
她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再度堕入昏迷。那就是她走前跟我说过的唯一的两句话，此后她再没醒过来。
尽管为悲痛彻底压倒，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周遭那惊人的变化，立刻就给惊得目瞪口呆。经济改革把医院员工的收入和他们提供的服务挂上了钩，于是医护人员便想尽一切办法来搂黑心钱。如今一张病床比旅馆的房间还贵。附近的一家旅馆竟然变成了该医院的什么“分院”。和总院不同，分院不必上缴利润，于是那家前旅馆就变成了总院的黑金库，医护人员和旅馆老板坐地分赃。如今那旅馆老板是再不用担心客源了，因为房间里总是住满了病人。
除了住院费之外，病人还得支付各种各样花样繁多的治疗、护理费用。打一次针的注射费是多少钱，为瘫痪病人翻一次身又是多少钱，为病人吸痰５分钟是多少钱，插一次鼻饲管又是多少钱……尽管我们从来不要护士干这些活，因为她们的服务质量太差，远远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但这些费用照样算到了母亲头上。因为母亲没有免费医疗，于是我们就必须在自己护理病人之后，还得为那些她根本没接受到的服务掏腰包。
大夫或护士不时会到病房来，向家属或病人推销廉价药。他们声称自己和药厂有关系，从药厂直接买到了优惠价卖出的药物。其实那些药是他们偷来的。当他们治疗享有公费医疗的病人时，就会拼命给那病人开贵重药物，但根本就不用，过后再把那些药物折价卖给自费病人。芦笙因应激性溃疡住院治疗时，她发现账单上多了许多根本就没用过的好药贵药。因为她是公费医疗，她也就没吭声，免得不必要地得罪大夫。
他们甚至连人血都敢吸。一次大夫要给母亲输血，我到血库去交钱。那收款员问我，病人到底是公费还是自费。我告诉她是自费。她便跟我介绍说，他们有两种血，一种既便宜又立等可取，但是不能给收据。另一种倒是可以给收据，但价钱既贵，还得去“血管站”批，手续很麻烦，要等好久才能批下来。鉴于我母亲是自费，她建议我买第一种，因为手续既简单，价钱又便宜，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收据，但我反正不能报销，即使有收据也没有什么用，所以还是以买第一种血最好。
我告诉那女士，我不需要什么收据，但我关心的是血液的质量。请问她说的那两种血的质量有无区别？
什么区别都没有，她说，这两种血质量完全一样，一样的又好又干净。他们不过是为了简化手续，方便病人，才把一样的血分成了两种供应方式而已。这完全是为自费病人着想的便民措施。
我恶心得直想吐──便傻子也能一眼就看出这猫腻来：既然没记录可查，当然他们便可尽情贪污那卖血的钱了。这些下作东西竟然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血库化作了强盗窝！而且他们连个撒点可信的谎的智力都没有。作为资深病人家属，我跟医院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还从来没听说过输血救人还需要什么上级行政机构的批准！
当然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钱交了出去，买了那不给收条的廉价血。
很明显，在这种可怕的腐败环境下，要想让母亲得到应有的治疗，势必得去贿赂大夫。于是芦箫和我便去秘密地拜访了肺科的科主任。
主任非常客气，彬彬有礼得不像大夫，更不像那种级别的大夫。他早就听说我刚刚从外国赶回来。那阵出国还是相当稀罕的事。在中国那势利之邦，“出国”就意味著神通广大、手眼通天，能最大限度地吹胀一个人的形像，为他赢得无限的欣羡和敬佩。正因为此，兄姐们才在医护人员面前适当地吹嘘了我一番，指望着以此来换取他们对母亲病情的足够重视。
我们自然只字不提母亲的病情，更没有泄露此来何意。主任饶有兴趣地打听了一番异国生活，我尽己所知地介绍了一番，听得他无限神往。聊了一阵，我和芦箫便站起来告辞。我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来，放在茶几上，说那里面有我的地址，如果主任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在外国办，按那地址跟我写信就行了。
主任立刻就把那信封拿了起来打开看，发现里面装了几百元人民币。他作势要把那信封塞回给我，但我微笑着把他的手推了回去，他也就及时地忘记了那一碴，更加客气地把我们送了出来。
就在母亲得到该科最高级大夫的重视之后，可怕的事故却发生了。
（下略）
眼前还有无数麻烦。母亲的遗愿是土葬，像她那一辈的许多人一样，她老人家不愿身后还让火烧了。但政府却下了命令，严厉禁止土葬，以免农田被侵占。这命令从停尸房就开始执行，除非是火葬场的车来拉，谁的遗体都不能离开停尸间。
母亲的遗体给推进停尸房时，我掏了一盒贵重的香烟出来，想塞给那儿的工人。他粗暴地一把打开了我的手，冲著我大叫大喊，要我们立刻去给火葬场打电话，把尸体拉走。我低三下四地哀求他，芦箫却向我摆了摆手，满口答应那工人我们这就去跟火葬场打电话。随后他就把我拉到了一边去，悄声告诉我别担心，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那小子知道我们其实是他的顾客后，立刻就会改变态度的，他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地下企业的第一个环节而已。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账单。尽管科主任交代部下给我们多打折扣，他们仍然开出了七八页的账单，总计两万多元，而那时就连高工的月薪也就一百多元。我们全家捆在一起也拿不出那笔钱来。于是大家便分头去找关系。我找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她认识那医院的会计，当下就带著我去找她。那会计听完她的介绍后，二话不说就从我手中接过账单去，拿起笔来，接连在上面打大叉叉，当场就划去了好几页账单。尽管我为悲痛弄得痴痴呆呆的，还是不能不注意到她那惊人的大手笔，为她如此轻率地对待账目大吃一惊。全靠那财经制度如此腐烂，现在那总数才总算降到了万元以下，勉强达到了我们的承受上限。
半夜，芦箫和我悄悄出动，去偷走母亲的遗体。在停尸房外，我们遇到了在那儿等候的两个农民。中央禁止土葬的红头文件给当地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在当地的干部领导组织下，他们组成了一个地下网络，专门为那些想土葬病故亲属的顾客提供服务。那是一揽子买卖：你交给他们一笔钱之后，剩下的一切事都由他们负责，从偷走尸体直到建造坟墓。
那白天凶神恶煞的停尸房工人不久就露面了。他根本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什么话都不说便轻轻地开了锁，把我们悄悄放了进去。我和芦箫把母亲裹在一床棉被里，放到农民开来的手扶拖拉机车斗中。尽管芦笙丈夫的司机朋友愿意用为他控制的“解放牌”来为我们帮忙，但农民们事先就警告过芦箫，说大车太打眼，很容易引起注意。一旦被抓住，麻烦就大了，还是用他们的拖拉机更安全。于是我和芦箫就坐在颠簸的拖拉机车斗上，护送著母亲的遗体开出医院，开出灯光明亮的城区，开往漆黑的乡间。
出城后，拖拉机给拦下来两次。每次检查的官员都查问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那农民司机都对他们说，车上拉的是他生病的母亲，他刚刚从医院里把她拉回来，准备拉回家去，他家住在什么什么村，他本人叫什么名字，云云。每次那检查的官员听了回答后，便向敞开的车斗看了一眼，看到棉被包裹著的母亲的遗体，什么话也没再说就放行了，并没上来检查，大概是怕害上传染病吧。
最后拖拉机总算开到了一个山脚下。那农民司机告诉我们现在可以不必那么紧张了，当地干部就是那地下企业的老板。不过，他要我们还是尽可能地轻言轻语，千万不敢弄出大的响动来，一旦给管理山林的干部抓住就糟了。
过了一会儿，芦笙丈夫找来的卡车就开来了，车上拉著其他家人和一口棺材。我们把母亲从拖拉机车斗里抬到了帆布蓬遮盖著的卡车厢中。姐姐们在手电光的照耀下，为母亲最后一次擦澡，然后给她穿上了寿衣。我们把穿戴好的母亲放进棺材后，农民便钉上了灵柩。此后他们便回家睡觉，我们则默默地坐在车厢里等待黎明到来。
农民们一早就来了。他们把沉重的灵柩挑上了险峻陡峭的山岭，在光秃秃的半山腰停了下来，找到了兄姐们选好的吉穴，接著就开始挖掘。
坟墓终于修建完毕时，已经临近黄昏。我们在墓前烧了许多给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使用的纸钱，依次向母亲磕头告别。一切完毕后，大家便丧魂失魄地走下山去，撇下母亲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那儿，永远躺在那儿。
几天后，我离开家乡，返回北京。一到北京，我便一头病倒了。过去一个月中，我的整个大脑都关闭了，人就跟僵尸一样，完全由本能支配，根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一切就跟在梦幻中一样，根本就不像真事。
如今我躺在病床上发著高烧，呻吟著滚来滚去，日日夜夜心里来回来去就是那些事，整个事件的涵义便猛然浮出脑海，让我的灵魂不寒而栗，从头一直抖到脚：我……
（下略）
一周后，我强撑病体，登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当飞机怒吼著冲向蓝天时，我的脑袋空空如也。对脚下的土地，我已经没有多少眷念之情，那最强有力的感情纽带已经被切断了。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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