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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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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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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222 reads)      时间: 2002-4-21 周日, 上午5:32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张盛发



1957年生，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提 要】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而言，改革无疑是失败的。但是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结算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虽然与他所设想的目标相悖，却与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相合的。因为改革所造成的结果有利于甚至重新启动了被斯大林体制所扼制的俄国现代化历史进程。



　　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国内外史学界持久不衰的重要论题之一。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从更新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热烈开场到苏联的始料不及的轰然解体，给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造成了一些难以解析的历史谜团，更重要的乃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对苏联、它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以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苏联解体10年以来，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出现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迥然不同的评价。



　　在俄罗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贬大于褒。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一再宣誓忠于社会主义是一种烟幕，他"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制度的准?quot;。因此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1]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改革伊始，人民抱有巨大希望，但是改革却以给我国带来深重灾难而告终，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也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2]"民主俄罗斯"运动主席亚库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的不负于手段"。可以完全宽恕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3]



　　在中国，学者们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基本上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李永全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缺乏坚定的政治意志，善于左右摇摆的人，一个不适合担任大国领袖的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使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界发生混乱和失控。"李正乐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曾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希望。他比较透彻地分析了旧体制的弊病，但却不知道用什幺样的新体制来代替旧体制。从1985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开始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为导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政权，使改革失去了领导核心。"[4]



　　在西方，学者们虽然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被动、迟疑和彷徨，但对他改革的最终结果大都表示赞赏。麦肯齐和柯伦认为?quot;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是苏联国内外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他六年半的执政生涯中，戈尔巴乔夫在西方成为放松苏联的专制控制、允许东欧摆脱苏联控制和结束冷战的英雄。"[5]诺曼·洛编写的《掌握世界现代史》在评价戈尔巴乔夫功过时说，"他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政策恢复了苏联人民的自由。他的降低军费、缓和、从阿富汗和东欧撤军的政策对于冷战的结束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6]



　　不管怎样，由于改革最后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改革是失败的或不成功的。



　　笔者认为，就戈尔巴乔夫对改革所设定的目标而言，他的改革无疑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能够既变革现存制度（先期则是想要改善制度）同时又保留联盟国家的目标，他所统治的联盟国家被他发起的改革浪潮所吞噬。但是，如果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结算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虽然与他所设想的目标相悖，却与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相合的，因为改革所造成的结果有利于甚至重新启动了被斯大林体制所扼制的俄国现代化历史进程。



　　一 改革前的苏联社会与改革的目标



　　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社会是建立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的封闭型社会。



　　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的三大运动中，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兼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所以，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本质上讲，它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 　　卫国战争的胜利本来是可以成为苏联修改自己的发展方向和解决内部矛盾和问题的契机的。战后外部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苏联在国际上地位从来没有象战争结束时那样强固；苏联国内因战争而产生的凝聚力仍未消失；战争虽然造成了严重的毁灭，但是百废可以待兴。人民正在等待着变革机会的出现。可是，斯大林不仅无意变革，而且还要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强化战前的体制。他要人民相信，战争的结果表明?quot;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比它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个非苏维埃制度都要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7] 这表明，斯大林体制不仅要在战后得到沿袭，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这样，战后初期因战争的胜利而由历史所提供的苏联社会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机会被错过了。斯大林体制变得愈益僵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原义上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如林登所指出的那样："赫鲁晓夫认识到，当局通过暴力、灌输和剥夺消费者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正在走向失败并且在屈服于残暴手段的人民眼中失去了合法性。他比其它的斯大林继承者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危险并且试图把意识形态和当局的行为改变为在被统治者看来更能接受和更为正当的东西。"[8]



　　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党内高层集团因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改革而将其废黜。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持不同政见现象无法根除。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



　　俄罗斯学者鲍里索夫等人在《祖国史》中写道："到80年代初期我们社会发生变化的历史必然性已经是明明白白的"。[9]而博哈诺夫等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到80年代初期，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在社会上实际已经失去了支持并不再具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就是一个时间问题。"[10]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多病的安德罗波夫虽有雄心壮志却难以励精图治，而同样重病的契尔年科更是抱残守缺和不思进取。这样，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所积累的难题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历史重负。苏联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不加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历史关头。



　　年轻气盛的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并不畏惧他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改革开始的时候，他深信由斯大林体制所产生的苏联社会的一切畸形状态和不正常现象，经过治理是能够得到纠正和克服的。



　　他在1988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说，"我们致力于在当前条件下恢复新制度的列宁主义面貌，清除它的积垢和变形，摆脱一切制约社会前进和妨碍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东西。"[11]他借鉴和吸取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经验和教训，以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为蓝本，开始对苏联社会进行一场艰难而又雄心勃勃的改革。



　　虽然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结果，即：彻底根除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结束了自苏联成立以来所建立的书报检查制和舆论统制，使苏联放弃了自封的社会主义救世主的角色，从而也结束了苏联与外部世界对抗的历史；使长期受俄罗斯压迫和压制的民族共和国第一次获得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性机会。一言以蔽之，改革的结果为俄罗斯重新开启了建设民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改革的结果已经使俄罗斯现实地走上了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性道路。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深刻改革仅从目标层面上进行考察和研究并得出它失败甚至惨败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就俄国历史发展进程甚至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总体上是积极的、成功的。我们不妨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具体考察和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结果。 　　二 政治改革的三个重要成果



　　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旗号的政治改革产生了三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公开性和民主化解除了苏联社会的舆论一律和舆论统制，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



　　书报检查制度是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监督和控制的重要工具。[12]它不仅剥夺了艺术家们的创作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使原本应有合法权力表达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受到压制，并呈现出举国上下全民思想一致的虚假现象。除了官方自说自话的刻板宣传外，社会舆论从此消失。大众传媒也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成了官方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70年代流传的俏皮话"《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是苏联社会万马齐喑的真实写照。这种舆论一律和舆论统制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把生产资料国有化了，而且也把人民的思想国有化了。俄国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在苏联社会里达到了极致。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过程中，苏联社会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解冻"时期，思想文化界享受过一阵不可多得的"自由"。但把这种思想"自由"当作恩赐的赫鲁晓夫不久也露出其专制的真面目，他收回了苏联人民的言论自由权，社会舆论又被重新封冻。思想文化界的专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更为严酷。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仅仅因为在国外发表了违反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就被判刑和流放。[13]长期受到压制的思想文化界，终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爆发了持不同政见运动，并出现了各种私下传阅的地下出版物。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和民主化拉开帷幕的。[14]1986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闭幕式上讲话中列举了党的"加速"战略的各项目标和内容。其中的一项说："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15]



　　1987年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quot;[16]到90年代前后，戈尔巴乔夫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为了推动改革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是着手制定保障公开性的法规的时候了。这些法规应该保证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工作中最大限度的公开性，使劳动人民真有可能就社会生活的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17]



　　公开性象一阵狂飙首先在思想文化界刮起。斯大林主义成了公开性的主要靶子。一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造成损害和灾难的影片和小说（如《忏悔》、《阿尔巴特街的孩子》、《日瓦戈医生》等）得到了开禁。《消息报》说，到1988年底，六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将可以同读者见面。[18]此外，苏联历史上长期封尘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托洛茨基、李可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的著作也得以重见天日。



　　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苏联报刊被鼓励去填补历史的"空白点"。"星火"、"莫斯科新闻"等期刊开始刊登以前被视如禁忌的诸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和人道性等方面的文章。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指出，重新考察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随着苏联公民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过去，"对许多苏联人来来说，事情很清楚，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象苏联历史那样被篡改。"[19]



　　公开性不仅使苏联人民了解到二战前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知道了有关苏联社会存在的腐败、贫困、杀人、吸毒和卖淫等这些官方严禁报道的丑闻。



　　但是公开性很快就显示了它的双刃剑的作用。正如麦肯齐和柯伦所指出的："努力挖崛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不知不觉地，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揭露性的潘朵拉盒子，这使整个苏联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被破坏的威胁。"[20]



　　戈尔巴乔夫开始时并不愿意让报刊获得完全独立的自由，他在各种讲话中经常试图对此加以引导。他的本意是要通过公开性让人民自觉地支持他发起的改革事业。1987年年中，他明确要求公开性必须"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曾愤怒地抨击报刊破坏他的改革努力。[21]



　　但是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的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电视和电台实况转播的重要会议和重要辩论的新闻在观众和听众中拥有很高的收视率。而戈尔巴乔夫也明确表示，"已经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过过去那种生活，他们的嘴也不会被封上。我们社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获得的氧气是我们人民和我们每个人所必需的。"[22]



　　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结果就是，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出现了苏联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就其实质来说，公开性引发了苏联历史上一场可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解除了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23]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在公开性条件下导致非正式组织和团体的大量涌现（其中有许多在后来转变为各种政党），加上苏维埃代表差额选举制（尽管是有限的）和苏共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丧失，造成了实行多党制的形势和条件。



　　公开性和民主化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政治改革并使之走到了经济改革的前面。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所面临的复杂的问题中"关键就是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24]"……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上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因此，斯大林及其亲信才可能具有无限的权力，镇压无辜和违法乱纪的浪潮才可能出现。在那些年代里形成的靠行政命令办事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25]他尖锐地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的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去执行任意发出的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空谈民主制度，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准则，缺乏批评性和公开性，──所有这一切都盛极一时，并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26]他要求，"必须尽一切力量使千百万劳动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参加国家管理。""必须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秩序"，"明确划分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27]



　　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苏联社会极其重要的变化。首先，由于公开性和民主化，在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以前不可思议的各种非正式的组织和团体，如；莫斯科的"改革"、"公社"、"社会创造性基金"和列宁格勒的"辩证法学家"、克拉斯诺雅尔斯基的"支持改革联盟"。各种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非社会主义的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力量也非常活跃。[28]从1988年到1989年，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而这些由戈尔巴乔夫改革所激发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当然不受他为公开性所划圈地的限制，其中有许多成了他的对立面和反对派。1989年，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叶利钦等人建立了拥有几百名人大代表的跨地区集团。它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反对派。此外，最初在波罗的海国家出现的"人民阵线"组织也逐渐发展成重要的政治力量。众多的非正式组织中有许多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进行活动。它们成为后来俄罗斯政党制的基础。



　　其次，1989年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部分差额选举并且使苏维埃的作用发生了显着的变化。1989年春天，苏联以部分差额制的方法选举了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的气氛是热烈的，并且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这些苏联人尚未见识过的新事物。选举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而一些重要地区的领导人（如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莫斯科和基辅的市长）都落选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党内受到排挤的叶利钦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地当选为代表；一些党的领导人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落选（他们没有获得50%以上的选票）。所以，尽管这种差额选举还带有诸多限制，譬如预先为苏共和其它一些组织保留了代表，但它的结果还是受到了反对派的欢迎。一位评论家说?quot;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作弊、非民主的结构和幕后操纵，但是这次选举将作为苏联人民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见到过的最民主的选举而载入历史。"[29]



　　在公开性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反对派人士的当选，苏维埃的作用有所提高，它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可以随意使用的橡皮图章。1989年5-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且选出了新的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它还决定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克格勃的活动。新的最高苏维埃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初步显示了它作为苏联议会的作用。 　　最后，由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他开始时所反对的多党制思想，1990年3月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删去了宪法中规定苏共领导作用的第六条。至此，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和指导地位实际上已经丧失。



　　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并不支持在苏联实行多党制。1989年2月，他对苏联工人说，多党制在苏联是"垃圾"。同年春天他在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表示，他力图使苏联在"一党制内出现多元化"。[30]3月，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后，他通过新闻界指责有人在多党制问题上进行政治投机。他重申，"党才是社会正在发生的民主进程和深入变革的保证。当国家正处于自己历史转折阶段，当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正在形成时，党作为政治先锋队的作用在今天尤为重要。"[31]同年6月，他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时只是提出了"实现意见多元化原则"。他坚持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我们的社会制度拥有巨大的潜在能力"。他坚信苏共"今后也能充当苏联社会政治先锋队的角色"。但他同时也指出，"党也应当像整个社会一样进行改革"。[32]



　　由于苏共在改革中威望的下降、党内外反对派赞成多元化的意见以及他本人把权力基地由党内转向总统机构的想法，促使或推动了戈尔巴乔夫改变有关政治多元化的观点和立场。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维尔纽斯表示，他认为多党制对于苏联来说"不是灾难"。在同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和党内其它一些改革派人物都赞成废除宪法中有关保障苏共领导作用的第六条。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款。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讲话中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33]在1989-90年各共和国的选举中，反对派掌握了在苏联最大的三个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基辅的组建政府的权力。雏形的多党制在苏联出现了。



　　非正式组织和团体的出现并转变成政党，差额代表选举制的实行，苏共失去宪法保障的领导作用，正是这三个因素的综合为后来俄罗斯实现政党制和议会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公开性和民主化使得苏联历史上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审理，政治犯被释放，持不同政见者被恢复国籍，司法领域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所有这些都成为建立法制社会的重要因素。



　　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便对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材料作进一步研究。它的结论是，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反苏"集团"和"中心"。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委员会的工作为约100万公民进行了平反。[34]其中意义深远的是，斯大林的政治反对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几十年沉冤得到了平反昭雪。1988年莫斯科的中央列宁博物馆展出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赫鲁晓夫也得到了部分平反。1989年，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在20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



　　一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被恢复了国籍。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



　　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宣布把一些文化建筑物归还给教会，并表示将在近期内通过信仰自由的法律。[35]



　　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改革司法制度和建立法制国家的任务。1986年2月，他在苏共27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保护国家与每个公民利益的其它保障等，应当得到最严格的遵循。"[36]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简单地说，法制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要切实保证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劳动集体、党组织或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公民对自己的全民国家负责，同样，国家政权也要对公民负责。公民的权力应当得到切实的保护，不受政权及其代表的专横行为的侵犯。"他还提出了保证严格遵守司法工作中的"当事人的辩论原则和平等原则、公开性、排除成见和起诉的倾向性、坚决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他还指出，"为了更有力地维护公民的权力"，"让律师更加积极地参与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是非常合理的。[37]



　　鉴于到斯大林时期曾经发生过许多无法无天的镇压暴行，"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它是建立法制社会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经济改革改变了传统经济观念并为向市场经济转变创造了条件



　　戈尔巴乔夫一任伊始，就提出了旨在激活经济的加速战略。在1985年4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要求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和加强劳动纪律，也就是挖掘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1986年2-3月的苏共27大正式通过了加速战略。大会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要求必须深刻改造经济机制，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并有助于更充分地挖掘社会主义潜力的完整、有效而灵活的管理体制。"[38]在这前后，出台的措施主要有：调整干部队伍，加强劳动纪律，整顿社会秩序，开展反酗酒运动等。加速战略方针，实际上是安德罗波夫的治理经济措施的重复和补充而已，仍未脱离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其要害就是对苏联社会经济所患病症的错误诊断，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可以修缮。但是，加速战略并未取得所期望的成果。



　　随后在政治改革猛烈掀起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加大了经济改革的力度。1987年通过、次年生效的《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是改革时期主要的经济法，但它几乎未显疗效。俄罗斯学者胡托尔斯科伊认为，这部法律虽然"扩大了企业的权力，但却没有缩小各部和主管部门的实际全权，只是破坏了习惯上的联?quot;。[39]西方学者麦肯齐和柯伦认为，《国营企业法》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做法并使苏联企业成为自治的、民主的和财政上独立的生产者。各企业将发挥创造性，在财政上负有责任，得不到国家有保证的财政支持。这就要求改革银行和信贷体制并进行价格改革，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完成。"[40]



　　而克里斯蒂安则指出了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思想的局限性。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成功中得到鼓舞，似乎相信，随着政府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公民就会消除懒惰。只要计划者少一点计划，企业者就会来填补政府计划者不再占据的空位。企业和集体农庄被给予更多的经济自主，独立的合作企业也允许建立。用这种方法，他希望创建市场社会主义，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社会责任感相结合能够得到市场的经济动力?quot;"到1989显然已经清楚，类似新经济政策的那种东西是靠不住的。"[41]



　　从1989年起，国民收入减少。为了在名义上弥补生活水平的下降，国家只能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并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而旨在通过向市场经济过渡从而挽救国民经济崩溃的努力在所谓的"500天计划"夭折后实际上已经破产。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对比和分析苏联经济和西方经济的差距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quot;西方取得成就的关键是利用了市场经济的优势。而苏联忽视了这些优势，丧失了对发展的刺激。行政命令制度和经济管理的过度中央集权使苏联经济失去了应变性和灵活性。"[42]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埋葬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引起了社会对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认识和观念的很大改变。因此，经济改革为苏联传统经济模式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在现在的俄罗斯，尽管人们正经历着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种痛苦，但是对于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的认识显然已经极大地深化了。 　　四 联盟的解体使各民族共和国获得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



　　自苏联成立以来，苏联官方一直拒不承认苏联存在所谓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纠纷。但是，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困扰苏联并对其稳定构成很大威胁的严重问题。俄罗斯学者鲍里索夫等人认为，"在苏联政权期间，列宁在20年代提出慕饩雒褡逦侍飧倭斓男矶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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