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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解读中国社会危机-曲线反“中式民粹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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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郎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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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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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化”在中国很有群众基础,
“门前政治”宣告了江泽民十几年是假改革,但是引发的问题远比这个结论更复杂。
主张“知识分子不要与民众打成一片”-任不寐如是说。
[正文]
又逼近悬崖边缘──任不寐解读中国社会危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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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问,你认为你提出的“灾民意识”“灾民文化”,与最近的社会抗议运动,在文化基础或社会思想上有什么联系?
任不寐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抗争的变化。我写过一篇谈大陆民变的文章《门前政治与稳定的终结》,我的看法是:2003年前后,新的政治抗议运动兴起了。过去是大学生和学者为主体的街头政治和学院政治运动,现在变成了以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和下岗职工这三部分人为主体、聚集在政府门前请愿的“门前政治”──这是我杜撰的一个概念: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每个县城以上的政府门口都有人静坐,最近愈演愈烈。江泽民上台后吸取了八十年代的教训,用了三种办法:收买,学院特务,人事管制,严厉控制大学,其结果,就是九十年代的大学不再是思想中心和异议中心,而是成了机会主义和新左派的大本营──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院校。
任不寐分析说:“门前政治”的民众抗争,在多大程度上带有宪政性质,多大程度上带有传统造反性质?不是很好区分。我看“门前政治”并没有提出多少面向未来的政治要求,更多的还是传统性质的具体诉求:严罚贪官啊,拆迁的补偿啊,等等。我们不能那么乐观地说这些就会导致宪政民主的运动,我看不出来它们是否会指向宪政转型。但是也不能因为它没有显示出更高的政治导向,我们就不去支持它。在道义上支持“门前政治”的同时我也担心,它更有可能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激进主义运动,最近已经有走向暴力化的苗头,尽管政府应该对这种暴力倾向承担责任。
第二个问题,在文化上,当前民变与他所说的“灾民文化”的联系是:中国的政治抗议运动往往是针对生存资源的,而不是针对“税率谈判”这类西方国家常见的问题。任不寐指出:英国革命也好,美国革命也好,起因都是政府要征更多的税,纳税人不同意,才产生和激化冲突。像英国是为打仗要增税,通过议会这个平台,国王与资本家谈判;美国革命是为茶叶税──我认为这是现代理性社会产生的基本前提,为纳税比率去讨价还价。中国的“门前政治”远远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运动,而是生存线上的斗争。
温文尔雅的任不寐特别担心在民变沸腾的时候,知识分子不冷静、不理性。他反覆强调,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经济学理性和法学理性,但很遗憾,中国目前知识界对这一点还缺乏重视,目前充斥的是充满激情的“文学思维”。
民变激化了知识分子的分裂,不少人激烈地提出,知识分子不要在书斋里空谈了,要跟劳动人民结合起来。这种要成为“门前政治”中抗议民众代言人的思路,符合中国为民请命的传统。但是任不寐却认为特别要不得,想当“民众代言人”这种意愿非常值得反省。“我有个观点:知识分子不要与民众打成一片──为什么要打成一片?打成一片了,还要你知识分子干什么?”跟劳动人民结合起来是必要的,为农民、为弱势群体呼吁是必要的,但是怎么结合,呼吁什么?却要冷静思考,不能以机会主义态度来对待民变。
XXXX追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任不寐回答:“反市场化”在中国很有群众基础。“门前政治”宣告了江泽民十几年是假改革,但是引发的问题远比这个结论更复杂。毛派分子和维权人士在反对“市场化”这个路向上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不管市场化是“真市场化”还是“假市场化”,他们都可能在“非市场化”思潮上走到一起,这里面就包含某些危险:反对目前的市场化有两种方向,第一是追求公正的市场化,第二是回到毛泽东体制当中去,中国民众往回走的意愿,高于往前走的意愿,复杂就复杂在这里!
他认为,“稳定压倒一切”是“江泽民主义”的政治灵魂和核心思想,因此“江泽民主义”也可以称为“稳定主义”。但这种“稳定主义”的政治后果,是内向型法西斯主义的绝对统治。以国家投资和税收改革为起点的资源重组和经济瓜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断裂和冲突,以及资源、生态、心灵的彻底败坏。政治高压和资本投机诱惑的确维持了15年社会“稳定”,但中国社会的理性变革为此加大了机会成本,并因此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
他对分析了江泽民时代这十五年的破坏,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人心灵的伤害。“但我相信这是可以弥补的,1989年之前我们对中国人也很绝望,但是到了1989年,我们都很感动:中国人这么好!我相信将来还会这样。”
第二个是经济上的不公正,积累了这么多民怨,目前到了爆发的程度。“但从长时段看来,也还是可以缓解的。”
最可怕的是第三个问题,他认为是不可挽回的,那就是这十五年对于环境、能源的破坏。“中国大陆目前资源被破坏的景象触目惊心,像水资源枯竭──河流乾枯,地下水位下降──电力短缺,能源滥采……”任不寐说:“江泽民时代留下的灾难,最关键的还是最后一点,民变爆发的导火索恰恰与这一点有关。人心的重新拯救,人权尊严的重新恢复,社会公正的重新建立,都是以生存资源还存在为基础的,但是现在已经丧失了物质基础。”
XXXX问:江泽民改革模式的问题早就存在,为什么到了权力交接之后、胡温体制开始建立时,社会矛盾才如此激化呢?是否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某种程度上壮了老百姓的胆,他们觉得有了让官员不敢轻易下手的上方宝剑,可以用胡锦涛“执政为民”这些话来当武器,向官员提出追索和抗争?
任不寐对此表示同意:是的,这从政治逻辑上讲很简单:权力交替,很多不规则的空间就出来了,官员们谁也不愿当“恶人”嘛。江的爪牙分布在地方,他去镇压的时候因为顾忌“双元政治”,就不知道怎么看、怎么办。这种“双元政治”就给民间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正是因为江泽民时代造成的恶果将是不可逆的,任不寐对民族的前景显得忧心忡忡。他担心,现在采取的法已经缓不应急了,“就像我在三一学院研讨会上发言时最后说的,中国‘永远在悬崖边上’。”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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