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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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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云起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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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坐看云起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1）
庞永
一
1793年7月，英国政府派遣的外交使团，抵达天津大沽口，从而拉开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这个庞大的使团共有700余人，他们于1792年9月，分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道好望角，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第二年的夏天到达了中国。英国政府对这次出使非常重视；使团首脑马戛尔尼勋爵是位著名的外交官，曾任驻沙皇俄国公使、加勒比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使团人员犹如皇家学会成员，其中有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军官和士兵。使团携带的礼品则是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结晶：其中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英国使团的目的，是想利用前来给清朝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和清朝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拓展英国的对华贸易。使团在天津登陆以后，经过多次交涉，马戛尔尼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但清朝安排的短暂会见并未给马戛尔尼提供说话的机会。会见结束后，在清廷的要求之下，使团匆匆离开中国，无功而还。
在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以前，中、西之间并没有外交关系，西方在中国没有使节，中国在西方也没有使节。地理上的隔绝在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在传统中国人的眼中，中国乃是“天朝帝国”，一统天下；本土周围的蛮夷小国，都是中国的属国；只是他们形同牲畜，只知图利，不知礼仪人伦，天朝羁縻之而已；只要他们尊崇天朝，天朝可以给些利处，任其自生自灭就是了。如果他们胆敢藐视天朝，那就要将其剿灭。对蛮夷剿抚并用，长久以来都是天朝的国策。满清统治者本属蛮夷，但与西方人接触之后，便以中华正统自居。在满清朝廷看来，英使来华，虽然是给天朝进贡；但特使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已有桀骜不逊之意；不治其罪，已是法外开恩；英使若想再提其他要求，岂非痴心妄想？至于机器、贸易，大清并不需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语）。
不过，如果说清朝皇帝妄自尊大，那也完全不合实情。其实，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居世界首位，这时英国还没法和清朝相比，虽然英国已经是西方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不过，当时的英国一个世纪前已经发生了光荣革命，从而成为一个近代立宪国家。个人自由的扩展，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相继发生，社会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此时的清朝则还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比之于新的工业文明，无疑正在走向没落。和满清朝廷类似，英国人也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在与清朝的贸易中，英国却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这很让英国人耿耿于怀。英国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丝绸，但对中国的出口却微乎其微。特别是，英国商人到了清朝犹如进了监狱：外国人只能在广州经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个商家（十三行）来往。外国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触十三行以外的中国人，不能坐轿，不能学说中国话，不能带女眷来广州，不准在广州过夏和过冬，有事只能通过十三行转禀。十三行行总和穷凶极恶的官吏对商人们随意敲榨勒索以中饱私囊；每批货物该交多少关税，也由官吏们随口说定。英国方面认为，中英贸易不畅，皆因中国官吏（特别是海关官吏）贪赃枉法而致，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和中国政府直接沟通，敦促中国政府改革吏治。另外，英国政府还认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落后的帝国，使团携带的先进的科学仪器、兵器和工业机器，必能满足中国方面的迫切需要，因而会有助于使团任务的完成。但是马戛尔尼不愿如奴隶般地伏在满清皇帝的脚下，清朝方面现在也还没有人认识到英国人这些“坚船利炮”的价值，使团当然是劳而无功。
1816年，英国再派阿士美德率团来华，然而英使仍不愿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们刚到北京便被驱逐出境。相比于阿士美德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可谓幸运，可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仍愤愤不平：“我们象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象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象是盗贼”（[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八十一章）。在使团成员们看来，清朝人愚昧、麻木、贫穷、妄自尊大，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停滞的帝国》第二十四章）。此后，在一些英国人看来，对于这个不可以理喻的老大帝国，必须以武力加以教训了。
二
十九世纪，西方从中国的进口继续快速增长，但除了鸦片以外，外国货在中国仍然不好销。为了拟补贸易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种植、制造鸦片，然后运到中国销售。抽鸦片在中国也逐渐成为时尚，满清贵族、宫廷宦官、政府官员、军队官兵，乃至民间的小地主，都有人成了瘾君子。1799年朝廷曾下令禁止商人贩卖鸦片，但并未认真执行。1813年后，朝廷开始认真禁烟，此后不断发布禁烟谕旨，并对售卖者和吸食者施以重刑；但效果却是适得其反。鸦片的公开销售确实是没有了，但是走私现象却出现了；鸦片成了奇货，利润大涨，售卖者迅速增多，鸦片销量快速增加。此时英国等国家的鸦片贩子们在广东海面上先将鸦片卖给中国的走私贩，中国的走私贩子们然后在军队和政府官吏的暗中保护下，再将鸦片运至国内分销。1820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鸦片4570箱，1838年则增加至40200箱，平均年增长率达43%。
鸦片的走私贸易使清朝的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通货紧缩，因而1839年清政府再派钦差大臣林则徐至广东查禁鸦片。6月，被林则徐围困于十三行的英国人被逼交出了鸦片，这些鸦片随之被焚毁；随后所有外国人被逐出了广州。
1840年1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舰“士密”号舰长同时宣布封锁广州港口。但是，双方相同的做法却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清朝方面认为英国人买不到自己的茶叶、大黄将会腹胀而死，英国方面认为对清朝的贸易禁运将会削弱清朝的实力；两种想法代表了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过，英国方面并未满足于仅仅封锁港口，不久后他们就开始向清朝进攻。6月，英国4000远征军抵达广州，他们装备着枪炮与蒸汽轮船；这些东西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赠给清廷，但清廷并没有人发现它们有什么用处。清朝军队的主要装备仍是弓箭和长矛，岸边的炮台犹如古董。为筹集战费朝廷在各地广设关卡，可是这些钱缴入国库时已经所剩不多。英军7月攻入厦门、占领定海，8月进入天津百河口。随后清朝同意进行谈判，英舰返回广东。1841年秋战事再起，英军相继占领宁波、上海、镇江，清朝的经济动脉京杭大运河因而被截断，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财赋一直就靠它北运。1842年8月英军抵达南京，清廷这时感到与其糜兵费饷、节节败退，不如稍作让步、委曲求全；而于8月29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2100万两白银赔款，以及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关关税应公开、明确（次年的虎门条约确定为5%），今后两国应平等交往；后来的相关附约还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至此，英国人终于用武力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
今天看来，条约的内容，赔款、割地无疑是对战败者的掠夺；治外法权则完全因中国司法系统的残酷与黑暗而产生；而通商、税则公开、国与国平等，则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近几十年，鸦片战争在中国被宣扬得几乎无人不晓，但在当时，这场战争的结果对朝野并无任何触动。割点地、赔些款，都是抚夷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是条约规定大清今后要和外国平等相待，使朝廷失却了脸面，未免使人心中不快。交涉过后，满清君臣们发现，除了做生意，夷人那儿还搞什么议会、法院，完全缺乏天朝的礼仪道德，想想也实在不值得和他们计较；可是，对自己的看法是否准确，却未作任何检讨。这个老大帝国被打以后，仍然没有任何长进。
不过，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应被低估；虽然这种影响并不是战胜者的意愿，也出乎战败者的预料。它标志着中国古老的帝国体制已经日薄西山，现代化的幽灵就要降临。被割让的香港，就要从南海边的小渔村变为远东极为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它是今后中国和世界联系的纽带。开埠后的上海，一个无比兴旺的巨型城市将要从长江口处的沙滩上拔地而起，它将成为今后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三
1844年以后，清朝陆续和美、法、俄、意等其他列强签署了相关条约，也给予了这些国家在五口通商的权利，当然也包括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而且开始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传教。不过，条约虽然签定了，清朝方面认为对条约不需当真的大有人在，广东巡抚叶名琛和广州士绅们即坚决不同意英国人依约进入广州城，道光皇帝对叶名琛还降旨嘉勉。洋人方面此时也认为条约的内容很不完善，他们觉得，清朝官吏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正常的贸易难于进行；货物从口岸城市转运内地时，各地官吏照例强制收取高额厘金，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为了解决双方已有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西方人认为应当在北京设立使馆，以便随时和清朝方面交涉；在各西方国家之间，他们早就这么做了。1856年，修改条约的时间到了，英、美、法三国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联系，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两国于是决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船，拆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1857年，法国一名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吏杀害；这两件事让英、法找到了出兵的借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攻占了广州城。1858年5月，2600名联军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与各列强签署了《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百银600万两；同意各国派公使驻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转口税外，清朝不得对洋货再收取厘金；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清朝海关应招聘外国人进行管理。条约草签后，英法撤回了他们的军队。
但是，清朝方面对条约仍不当真，英法政府这时也仍由鹰派人物主管对清朝的事务。1859年6月，西方使节乘军舰抵达天津，准备交换条约批准书，双方在大沽口再起冲突。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并招募2500名中国苦力担任后勤支援，重新占领了天津。随后双方谈判20余日；9月16日清军逮捕联军谈判代表，会谈破裂，联军恢复进攻，满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0月初联军占领北京，天朝帝国的首都，此时竟沦陷于区区两万“夷人”之手。10月6日，联军进至圆明园，这个无比壮丽繁华的皇家园林，遭到联军的抢劫以后又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烬。上个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枪炮机器，在皇宫封尘六十多年后，也被英国军队重新运回了伦敦。
10月底，帝国与各列强签定《北京条约》，除了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对英法的赔款增加到1800万两，并割让九龙予英国。沙皇俄国这次更是满载而归：除了获得与其他列强相同的利益而外，俄国又自称有调停之功，还从清朝骗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包括今日之伯力和海参崴；1864年又割取了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土地；两者合计近100万平方公里。
四
就在与外部列强开战的同时，满清朝廷还要面对内部的叛乱，其中影响最大的即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曾于广州阅读了西方传教士的一张传单，后来他即以上帝之子的身份到广西的穷苦农民中进行煽动。1851年，洪秀全自称天王在金田发难，他立誓要消灭“清妖”，满清官兵当之则破，触之则溃。1853年洪秀全攻取武昌，夺到了大批战船，此时他已拥有部队50万人。随后他们顺流攻占南京，将其改名为天京并在此定都。
然而，太平天国对西方基督教的借鉴并未使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力量。实际上，比之于清廷，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更为腐败庸劣。天国禁娼妓、禁赌博，倡平等、倡共产，但其领导人却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花天酒地、妻妾成群。天国斥责满人玷污中国衣冠，但其领导人却自称耶稣之弟。于是曾国藩得以以正宗之中国传统为号召，募集湘勇，于1864年攻陷了天京。
曾国藩出身于清朝翰林，其出众的道德文章，使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宗师。太平天国起事时，他在家乡组织团练（朝廷承认的一种民间武装）抵御游民土匪，当朝廷的部队每战皆败后，清廷令他带领所部出征；因为作战成效显著，而逐渐成为前线的最高统帅。曾国藩的部队靠宗族关系而组成，讲究农民的诚实、耐劳与亲情；他的官佐，也以诚实、认真、勇敢著称。1854年之后，湘军和太平天国相持于长江中游一带，拉锯战持续数年，双方犹如进行杀人比赛，屠城、杀俘，层出不穷。1860年后战事推进到江、浙一带，除了上海弹丸之地以外，东南千里膏腴之地，一片萧索荒芜。
五
不同于鸦片战争后的无动于衷，近几年的内忧外患，特别是1860年首都的失陷，大清帝国终于感觉到了切肤之痛。许多人已经明白，清朝只是世界万国之一，而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洋人来自于强大的国家，也不是过去只能在帝国边境作些许骚扰的蛮夷。李鸿章发现，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实乃“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当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国必须幡然变计，借法自强，否则只能坐以待毙！此后，学西制、变成法，即将成为大清帝国的新潮流。就这样，在列强的炮口之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无可奈何地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苦难历程。
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2）
庞永
六
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他所深恶痛绝的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在上一年已经成为事实。今天世界各国政府大都以能和他国建交为荣，因此我们现在已经难以体会当年清朝皇帝的心情。北京沦陷期间负责和洋人交涉的恭亲王等人，见到《北京条约》签定后洋人即自动退兵、交还首都，而且表示愿意向清朝出卖武器，也愿意传授制造武器的秘密和训练军队的方法，这令他们感到喜出望外。外国人控制下的海关，也将快速增加的关税收入交给清廷，以前这些钱大都进了贪官们的口袋。看来洋人相当讲究信用，不太象奸滑无赖。况且，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想废除条约恢复外夷进贡的局面已无可能；那么遵守条约以保持和平，借用洋人的办法，抓紧时间进行自强，维持清国今后的地位，就成了他们的选择。此时太平天国也即将平定，在与太平天国对垒中成长起来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吏，有眼力，识时务，也以他们地方大吏的地位鼎立襄助，自强运动就此展开。
自强运动又称为洋务运动，其主旨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技术，以增强清朝的国家地位。1861年，清朝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处理外交事务和自强事务的领导机关。1862年，李鸿章于苏州创设西洋船炮局，开始仿制洋枪洋炮；因为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枪炮机器已被英国军队运回，李鸿章的样品只能重新向国外订购。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就这样开了头，李鸿章今后也将成为自强运动的实际领导人。1865年李鸿章又于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其附设的译书局，开始翻译现代科学和技术书籍，从此译书之风慢慢兴盛，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逐步得到传播。1865年，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成立。1867年，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中国人也开始经营国内和国际水上运输，政府的民用企业开始起步。1875年，清朝竟到旧金山设立领事馆，从而开创了中国向外国派遣使节的历史，这在以前人们绝对无法想象。1875年官方开办台湾煤矿，1879年唐山开平矿务局开局，1880年兰州织呢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1890年兴建汉阳铁厂，自强运动就这样拓展到了经济领域。同年，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现代通信事业就此产生。1881年，11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开通；它标志着中国现代交通的开始。
自强运动也很注重人才的培养。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了北京同文馆，招收学生学习西方语言、科技；中国的新式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1870年，三十名中国学童漂洋过海，赴美留学，其意义更如开天辟地。1877年，李鸿章又选派学童赴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成立，中国已开始自己培养现代军事人才。这些在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今后将推动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自强运动的核心是军事的现代化，因而首先设立的是兵工厂，但随后发现兵器的制造需要钢铁，而钢铁厂设立后又需要煤炭，有了煤炭就需要铁路来运输，修造铁路又需要其他的许多工业行业来配套；这样运动就由兵器工业扩展到了几乎所有其他基础工业领域。这些领域的建设又都需要经费，因此必须开办民用企业以积累资金。而要办好这些事情，还必须培养相关的人才。自强运动就这样逐步地扩展了它的范围。
1888年是自强运动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自强运动的主要目标、李鸿章等人为之呕心沥血多年的帝国北洋水师正式建成。这一年，北洋水师有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整个舰队共有军舰二十多艘；再加上南洋、广东和福建水师，以总吨位计，清朝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四（另一说为世界第八或第九）、亚洲第一海军大国。
七
1894年，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在朝鲜牙山海域遭遇，北洋舰队失利；随后的黄海海战，舰队又受重创，最后于1895年在威海港被日军所灭；自强运动的主要成果、清廷方面颇为自诩的庞大的北洋舰队就此片甲无存。随后签定的《马关条约》规定，清朝要将属国朝鲜转给日本，而且清朝还要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并赔款2亿两，另外日本还可驻军威海。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预，清朝再加赔3000万两将辽东赎回。但1897年辽东却入于俄国之手，7年后又为日本夺占，二战以后又为苏俄攘夺，中国直到1955年才收回主权。
甲午败于日本，满清朝野大为震惊。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乃一化外小岛，长期仰耐中国鼻息；不意1856年被西方敲开大门后，向西方学习不到四十年的时间，竟将夕日的上国打得落花流水；这确实让沾沾自喜于自强成果的清朝君臣惊诧莫名。实际上，和日本的“脱亚入欧”全然不同，清朝的自强运动是一场为了旧体制而进行新努力的运动，运动的目标有限，因此其成果也不多。当时国内开办的自强事业，多为官方举办，民间的工商事业受到官方的限制，其创造力根本无从发挥。太平天国平定后，各地的关卡并未取消，国内的商品市场也难以出现。而官方举办的国有企业，不计成本，不想销路，不求质量，不计利润，没有计划，没有核算，冗员充斥，推诿扯皮，盲目指挥，任人唯亲，和官场几乎同样的黑暗。英国人马士到轮船招商局做顾问后，发现该局人浮于事，利润多入了私人腰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爱尔兰人）去海军部队时发现，舰队里有的大炮没有炮弹，有的炮弹中装的是沙子而不是火药。
随后几年，清朝似乎已经日暮途穷。甲午之前，清朝外债不多，财政上还能勉强度日；甲午战后，朝廷几乎不名一文，2亿3千万两的赔款已经无法筹措。此后只能举借外债，国家关税等主要收入都成为外债的抵押而转入外国人之手。1898年，英法德俄日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城市、港口甚至整个行省，都可能租借给外国。1899年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总算在形式上维持了中国的主权。
自强运动始终局限于物质层面，追求的是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这个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都优于西方，只是在物质层面需要向西方学习。可是“自强”过后，中国反而开始加速衰落。看来中国不仅仅是物质层面落后，制度层面也很成问题。因此中国今后的改革，必须进一步扩大范围。
八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北京下《明定国是诏》,清朝持续100天的戊戌变法就此开始。在1874年同治身亡的时候，3岁的光绪被爱好弄权的慈禧太后立为皇帝，此时他早已长大成人。经受甲午失败后一连串的刺激，他下决心要使帝国重新振作。实际上，还在三、四年以前，戊戌变法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已经在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他们的维新主张。康有为并没有去过国外，但他到过香港、上海，外国人治下的租界，秩序井然，街市繁荣，使他意识到，外国的行政与社会制度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现在皇帝既然信任自己、立志改革，康有为也就尽其所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戊戌变法的重点，已不再是自强运动的坚船利炮，而涉及到了政府与社会的改革。变法运动期间，朝廷发布了200多道诏旨，宣布裁汰旧式衙门，设立近代经济管理机构；宣布振兴农学，鼓励科技创造；谕令整军经武，采用西法训练；废八股，试策论；参照西方大学模式成立京师大学堂，并要求各地开办中小学。
但是维新人士的做法触痛了朝廷权贵的神经，他们即将面临丢官去职的危险；也使全国的士子们无比气愤，他们十年寒窗的努力也要全部白费。慈禧太后乘机发动了政变，囚禁了亲政数月的光绪，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戊戌新政全部取消。政变前后，康有为在英国兵船的护送下匆忙南下，梁启超也登上前来救援的日本军舰鼓轮向东。
虽然有人认为康有为们做事孟浪，其实维新人士也看出了改革的困难，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愿出逃，因为他决心为救国而留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就在六君子壮烈成仁的次日，康有为抵达香港。此后，他在香港、东京作秦庭之哭，乞求西方各国政府出兵中国，废黜慈禧、保救光绪。然而时代非春秋，列强非秦庭，仅仅为了正义而去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在近代世界似乎难得一见，康有为只能劳而无功。而这时的梁启超，则在日本创设报纸，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为中国的革新而大声疾呼；他的雄文，将唤醒无数后起的改革新秀。
九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企图废去光绪这个成年皇帝，而以另一个幼童代之。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和绅商表示反对，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可以获得在租界的外国势力的保护，太后对之无可如何。还有国外华侨，不断电奏要求慈禧退位。特别是各国驻京公使，更声明只承认光绪为帝。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宣布光绪病重，但英国公使派医生入宫诊断后却宣布光绪并无大病。洋人处处为难，独裁者的意志不能实现，自然无比愤怒；义和团在中国北方的出现，终于让太后找到了对外国人进行报复的力量。
义和拳本是山东民间的会匪组织，他们号称练其巫术可以刀枪不入。十九世纪末基督教传入中国，这“无父无君”的宗教受到中国官绅和部分民众的抵制，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百姓的生活本来就乐趣不多，洋务运动所需的费用，官方也从百姓头上进行搜括。因此与洋字沾边的东西似乎都给中国人带来了痛苦。义和拳这时以洋人、洋教为主要打击对象，在山东就受到了不少官绅和乡民的欢迎。1899年前，山东巡抚也是一个仇外者，他干脆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作为山东的团练；在其支持下义和团在山东迅速扩展。1899年团民被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驱至直隶，又受到直隶总督和朝廷亲贵们的广泛支持，此后发展更为迅猛。义和团在河北、北京一带骂洋人、咒维新、杀教民、砍学生、扒铁路、毁学校、烧车站、剪电线、焚楼房、砸轮船，痛恨洋人、洋务的大学士徐桐见之喜不自禁曰：中国自此强矣。
举着引魂幡、阴阳瓶出入于北京大街小巷无数“神坛”上的义和团队伍也使太后深受鼓舞，她感到向洋人报仇的机会已经到了。1900年6月21日，当几个极端顽固的朝廷亲贵将伪造的列强要求其归政的照会上奏后，慈禧向各国同时宣战，然后命令军队和义和团攻打使馆；她要把这些外国使节彻底消灭，以一舒自己的心头之恨。在此之前，义和团已将北京烧得火光蔽天。6月11日，一位日本使馆官员被害；20日，德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清军所杀。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各国使馆都向本国政府发出了求救信。
8月初，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联军18000人仓促在天津集合，于13日便进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馆区，外国使节获救；清军和义和团完全溃散。15日晨，宫监告诉慈禧联军已经进城，这个夕日不可一世的满族独裁者，匆忙换上汉族老农妇的服装，丢下她的亲信同党，挟持皇帝坐上骡车，出神武门向西狂奔。
14日，联军攻入北京城内,其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部队均四处烧杀抢掠，俄国更乘机扩大了对东北的占领。南方13省的督抚们置朝廷的命令于不顾，与上海各国领事签定《东南互保约款》，南方人民得免战火，清朝的国运也得以延续。
1901年，清朝和奥、英、法、德、意、日、俄、美、比、荷、西班牙等国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内容包括惩办拳乱祸首，停止拳乱地区科举考试5年，清朝就杀害外交官一事向日本和德国道歉，外国可在北京驻兵以保护使馆，清朝拆除京津间的军事设施。条约中中国最难以承担者为巨额赔款，清朝共需赔偿各国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偿还期限为39年，年息4厘，实际赔款本息合计为九亿八千余万两。赔款总额中，俄国获得二亿八千多万两，德国获得一亿九千多万两，法国获得一亿五千多万两，英国获得一亿一千多万两；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后来经美国提议，英法等数国响应，庚款余额约3亿两被退回中国，清华大学、北平图书馆等现代教育、文化机构得以建立。1943年美英废除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才正式作废。
1901年初慈禧太后逃至西安之后，迅即发布了变法上谕，事实上即宣布恢复两年多前被她所镇压的那场改革；大概逃难路上的饥渴、寒冷、风雨和惊惶已让太后感觉到，除了变法，清廷现在已经无路可走。1902年太后返回北京，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正式展开。清末新政在戊戌变法的基础上又更向前推进，这是一次真正的变革。当时新政的范围，远较中共今天的改革为广。
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3）
庞永
十
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以统筹工商事务，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在崇本轻末、蔑视工商的中国，其意义非同寻常。传统上从事工商业在中国一直被看成是下贱的工作，工商业者地位低下，官吏们可以对之任意盘剥。五口通商以后，洋货涌入中国，许多传统工商业者又受到另一层冲击。但是有一些代理外国商品的买办商人，例如唐廷枢、郑观应等，靠着卖洋货却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利用从西方企业学来的经验，他们使中国第一批自己的工商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得以建立，现代工商业终于在农业中国的大地上诞生。客观地说，在物质层面上，不是所谓的某个先进“阶级”，也不是所谓的“人民”，更不是某党或某个什么“爱国”人士或什么“领袖”人物，而是这些买办商人，才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真正奠基人。
自强运动开始以后，民营工商业也开始出现。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肇兴公司，公永和丝厂，都是当时的著名企业。但是，一旦官方开办了一个企业，往往就不准民间资本开办同类企业。对于民间开办的企业，朝廷也往往实行“官督商办”，在给予垄断特权的同时竭力加以控制。那些办得比较兴旺的企业，几乎无一不有官吏们的插手；贪污、索贿、挪用企业资金，甚至仅仅为了显示权力而故意刁难，将许多企业逼上了死路。中国的工商业，在权力的重压之下，始终无法成长。只有象胡光墉（即胡雪岩）那样依靠官场关系来做买卖的人，才能大发横财。
新政时期，朝廷终于取消禁令，允许私人投资于军事与民用企业，包括铁路、矿务、出版、银行、通信等领域，并鼓励商办而非官办；而且既支持外资，也鼓励内资。商部成立后，清廷发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开始打破垄断，规范市场，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904年开始，《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推行划一度量衡章程》等法律陆续出台，一个与先进国家大体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框架开始形成。1904年，朝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要求各地工商业者自组商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在厉行社会控制的中国，更是石破天惊。
和以前相比，新政时期的工商业，确实已经今非昔比。不仅外资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内棉纺织业、丝织业、面粉业、榨油业、机器制造、火柴业、卷烟业、百货业、水电业、印刷业、酿酒业等行业的内资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也成长了起来，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大生纱厂、保兴面粉厂、南洋烟草公司、扬子机器制造公司、耀华玻璃厂、商务印书馆、张峪酿酒公司、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等纷纷建立，其中的一些企业直到今天仍是名闻遐迩。矿业、轮船、铁路，虽然朝廷仍严加控制，民间资本也开始进入；也正是由于朝廷和民间在铁路权益上的对立，最后敲响了清廷的丧钟。
十一
清末新政其实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新政开始后，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在同时进行。1901年清廷停止了武科举，开始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军事人才。1904年，清廷开始在全国编练新军。1906年，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全面废止，并依据西方模式开始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同时大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1905年，小学已在各地大量设立，1907年女子教育正式开始。到1909年，全国高等学校也有了24所。同时，行政机构的改革也全面开始，老的衙门逐步撤消，新的部门逐步设立。1908年以后，《调查户口章程》、《清理财政章程》、《全国预算章程》相继出台，国家的经济管理法律体系也开始建立。1905年后，清廷宣布革除酷刑，停止刑讯逼供、依据证据进行审判，随后，新刑律、民律、民事诉讼律、审判厅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等相关法律相继出台，中国专制社会的人治现象开始消失，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司法制度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十二
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辽东激战；第二年，日本战胜俄国夺占南满。日本立宪国战胜了俄国专制国，使立宪胜专制论一时风行全国，清廷也受到很大触动。与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也是一个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国家。1853年美国海军强迫日本开国；1856年双方签定的《通商条约》规定，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公使，给予外国人传教自由，并给予美国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不久后，日本也和其他西方国家签定了类似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与中国同列强所签者基本相同。1858年至1865年，日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列强发动了进攻，不久后军事行动归于失败，外国人开始在各地建立租界、割占领土。1868年，日本决心彻底改革；当年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宣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正式开始了日本“脱亚入欧”的进程。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宣布保护公民的财产和自由。以后进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上的改革，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近代国家。1894年到1899年间，鉴于日本司法系统已经比较开明和公正，西方国家陆续归还了租界，并结束了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也是在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占领朝鲜、台湾；1905年再打败俄国，占领中国东北，从此它也成为世界强国。日本古来就具有好战的传统，此后它依仗其实力，开始了向外扩张的历程。
日本的由弱变强，给了满清朝野以巨大的启示。看来，仅仅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还远远不够；中国学习了四十年，仍然还是一个弱国。“广兴会议”、实施宪政，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此后就成了新政的中心。在摸索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清朝终于开始找到了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十三
1905年7月16日，在朝野人士的不断要求下，清政府宣布准备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作清朝立宪参考。其实除了日本的强盛给了朝廷以启示之外，进入20世纪之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力量也有很大发展；清廷的改革步伐太慢，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了革命党的信徒。为对付革命党起见，清廷也需要给国人一个开明的形象。因而，清末新政突然加快了节奏。1905年11月，朝廷成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开始编撰西方政治书籍。9月24日出洋五大臣在前门车站登车时为革命党炸伤，但这并没有影响清廷派员出国考察的决心。12月19日，考察大臣离开上海，沿途访问了日、美、英、法、比利时、德、奥、俄、意、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国，广泛了解了各国的政治制度，搜集了许多政治类图书和参考资料。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大臣们深深感到，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戴鸿慈和端方在上奏朝廷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明确指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衰弱不振，“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中国欲救亡图存，富国强兵，“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了《仿行立宪上谕》，声明朝廷准备“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仿行立宪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廷的预备立宪工作已经正式展开。随后几年，清廷进行了认真的政府机构改革，并着手筹建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而且开始考虑制定宪法和进行咨议局、资政院议员的选举。
这次的政府机构改革，在前两年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依据现代政府职能，设立了农工商部、民政部、学部、外务部、邮传部等现代机构，太常寺、光禄寺、翰林院之类的旧式机关多被撤消。而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则是废除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分权以定限”，构建出现代政府的雏形。在这个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立法权由议院行使，在议院成立之前，先设立资政院代行；行政权由内阁与各部大臣行使，各部大臣“分之为各部，合之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司法权由大理院行使，大理院负责解释法律，主管审判，大理院内并设总检察厅，负责检察事务；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互不隶属。地方也仿照中央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机关为省议会，在省议会成立之前，先设立咨议局代行；行政机关为总督、巡抚；司法机关为高等审判厅。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11月6日，慈禧审定了中央官制，除了不同意成立责任内阁外，其他原则基本上得到了确认。
1907年10月19日，清廷要求各省设立咨议局；1908年7月22日，清廷批准了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拟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并要求各省在一年内开办完成；而实际上在此之前有些省份的咨议局已经成立。到1909年10月，除新疆外，各省咨议局都已经组成。江苏等省则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民选举，直接由选民自由选举议员，选出的议员也多是有能力、有品德、敢于为民请命的人。
当时的许多咨议局，例如江苏咨议局，其立法程序与议事规则，办事机构的职能和组织形式，与现代民主国家的地方议会基本一致。中国100年以前第一次建立的议会机关就有这样的民主秩序，也是对今天仍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言论的有力回击。尽管当时的咨议局还没有完全的立法权，但仍具有一定的立法作用，在许多省份，不经其决议，地方政府不能颁布法律，地方的预决算、税收、政府借贷等都要经其认可；而且它可以弹劾地方行政官员。今后，咨议局还将成为人民督促清政府迅速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主导力量。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清廷中央的宪制也有了很大进展。资政院议员由钦定议院和人民选举的议院混合组成。根据规定，资政院拥有议决国家财政预决算、税收和公债的职权；除了宪法以外，其他一切法律均由资政院制订和修改；中国皇帝自行颁布法律的独裁权力就此消失。另外，资政院还可以弹劾大臣、核议地方咨议局与督抚的争执。在民选议员的主导之下，持续100天的资政院首次会议讨论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议案，特别是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清廷军机大臣也曾到会接受议员的质询。这表明资政院决非是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样的橡皮图章，而是已经开始发挥现代议会的作用。
十四
1908年8月27日，清廷批准了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订立的《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以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形成了中国宪政建设的第一批正式的法律文件。但是，清廷的行宪，并非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二意。真正的改革意愿、真正的民主力量，从来都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民间。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清廷即害怕失去大权，而拒不同意成立责任内阁。《钦定宪法大纲》中虽然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准其自由”；但其中的一大半内容，都是强调皇帝的权力。《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拟订了为时九年的“预备立宪时间表”，其中最重要的是于1916年举行全国议会选举，1917年正式召开国会。实际上在民间宪政派人士的有力推动下，除了边远地区以外，国内许多省份的宪政建设进度比清廷的计划都有所提前。而中央宪政进展不大，也使地方宪政建设无法可依。早在1906年12月，张謇、汤寿潜等人即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并创刊《预备立宪公报》、《宪志日刊》等刊物，并创办讲习所、编辑出版宪政书籍，向朝廷呼吁速行立宪。从此以后，民间的立宪组织纷纷成立，民间的立宪、请愿活动开始蓬勃发展。1908年初，宪政讲习会向清廷上呈要求速开国会请愿书，民间的请愿活动拉开了序幕。1910年1月，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决定派孙洪伊等50余名代表赴京请愿，要求迅速召开国会。10月，请愿团再赴北京，参加请愿的人数也大为增加，全国各地函电交驰，对请愿进行声援，许多省份出现游行队伍。10月25日，17省督抚也联名上奏，要求立即组建责任内阁和明年召开国会。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奏章。清廷不得已，而于11月宣布提前三年，即于1913年召开国会。
清廷虽对民间的请愿活动有所响应，但还没有满足民间明年召开国会的愿望，民间的各种团体仍然在继续请愿。1910年12月22日，天津学生罢课；24日，东三省国会请愿代表团来京。1911年1月，直隶、四川等省学生散发传单，要求速开国会。
立宪、民主本身是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人们只有通过实际的政治活动，才能提高自己的参政能力。当时统治者反对速开国会的理由，主要的是说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比较低，不理解宪政为何物，马上给他们以政治权利必然会把国家搞坏。宪政派人士则反驳说，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确实较低，但从民选的咨议局、资政院议员的结构上看，人民选出的代表的知识水平都非常高，其中不少人都是宪政专家，由他们代表人民去参政，肯定会把国家搞得更好(见《各直省咨议局代表上第二次请愿国会书》)。其实，即使人民的宪政水平很低，也有必要马上推行宪政，因为立宪犹如游泳，不下水的人是不可能学会游泳的，不管你给他讲述多少游泳的理论；况且你也并没有下过水，你讲的理论并不见得正确。统治者反对速开国会的第二个理由，是说政府的宪政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因此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宪政派人士则指出，正因为宪政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才要速开国会，由国会来切实督促政府，让政府抓紧工作(见《各直省咨议局代表上第二次请愿国会书》)。确实，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当时（和后来的）政府官员与民选议员的素质，我们不能不说，议员们的文化素质和宪政知识，比政府官员们要好得多；没有这些民选议员们的教育、引导、督促，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好立宪的准备、国家的治理工作。必须承认，中国人民的政治水平确实比西方国家的人民要低，但中国政府的政治水平比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水平则更要低得多，因此中国的政治更应该依靠人民而不是政府。显然，清政府说“人民程度不足”、“预备尚不完全”，不能马上实行宪政，这种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今天我们对当时清廷的决定也不应苛责，毕竟清廷对民间的请愿、示威活动基本没有进行镇压。即使对于谋刺摄政王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被捕后清廷也只是把他关进监狱，汪在狱中并没有受到过分虐待；如在十年以前，清廷必会将其诛灭九族。清政府知道立宪乃世界大势，中国今后肯定要实行立宪；但他们又不愿因立宪而失去太多的权力，因此他们一直在苦苦寻找既有立宪之名、又能保留较大实权的办法；在废除军机大臣、成立责任内阁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民间的压力之下，1911年5月，清廷终于成立了责任内阁，内阁设立了总理国务大臣；然而内阁总理和大部分大臣都是满族亲贵。民间对清廷的立宪大为失望，革命党的影响则迅速上升。立宪派人士如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虽然一贯不喜革命，但到10月份，他们也将为民国而奔忙。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月底，一些新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廷，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清廷至此正式醒悟，又要立宪、又要权力两者已经不可兼得。10月30日，清廷宣布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准开“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宣布切实实行立宪。《宪法十九信条》基本采用了英国的“虚君共和”制，君主的权力实质上已所剩无几。几天后，由袁世凯担任总理的完全责任内阁也正式产生。但是对清廷来说，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全国各阶层人士中，绝大部分对清政府都已经完全失望。其时国内半数省份已经宣布独立，清廷军队也已不愿为清室战斗。1912年2月12日，清廷只好宣布退位，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随之结束。
作者：坐看云起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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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读起来跟译文似的，怎么回事？ -- 芦笛 - (772 Byte) 2004-7-17 周六, 上午11:14 (164 reads)
- 同感！ -- 幽灵 - (0 Byte) 2004-7-17 周六, 下午3:26 (9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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