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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体制中人看胡温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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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7/19
文章: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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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旧文:体制中人看胡温ZT (214 reads) 时间: 2004-10-28 周四, 上午12:39

作者：skimming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 放弃高调回归实用
佚名撰文

编者按：本文由体制内人士撰写，足可反映目前中国体制中人对胡温领导的观感：文中提到胡锦涛把江泽民始创的“三个代表”写入宪法，“只不过是现实政治与权力惯性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得不记录在案的敷衍与无奈”，并指胡的观点和邓小平及赵紫阳较为接近。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有明确理论、有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即便混乱如“文革”，也有极左的理论大旗在飘扬。有些人士看到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的现象，误以为所谓的“理论”，大概已演变成自欺欺人的把戏。这种观点当然是肤浅和庸俗的。中共虽成于草野，但其生于上海，又长期吃俄式面包，毕竟不同于历史上的李自成、洪秀全。

然而，“十六大”将“三个代表”列入党章，是否意味着“三个代表”将成为中共未来长期的主流理论呢？（编者按：“三个代表”是由江泽民始创的理论，为的是令中国共产党可以代表企业管理层，民营企业家，也可以代表普罗大众的利益）其实，“三个代表”2002年入党章，与2004年入宪法一样，只不过是现实政治与权力惯性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得不“记录在案”的敷衍与无奈。

通过一年来的理论实践，特别是通过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决定，人们已隐约感觉到“十三大”的影子又逐渐浮出了水面(编者按：十三大在1987年赵紫阳当总书记时举行；当年，赵紫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中国必须经过市场经济改革的”初级阶段“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把所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统统导入事先圈定的技术层面，就事论事，回避对核心问题的争论与辩解，低调展开调整，由点到面，摸索前进，积小成为大成。而“十三大”就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所有疑问与责难都以“初级阶段”应之，同时强调“不搞争论”，埋首经济。分析人士稍作比较，都不难区分这是“邓记”还是“江记”的风格。（编者按：因为赵紫阳在6.4时反对镇压，被指“分裂党中央”而下台，所以6.4过后的市场改革被视为邓小平的成就）

“十六大”一年来的主要理论成果大致有如下几点：1。强调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2。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观点；3。“五个统筹”与“五个坚持”相统一的统筹兼顾观点；4。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各种所有制市场待遇平等的观点；5。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观点。等等。而这一切观点，说穿了，就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是新世纪、新体制的新实用主义观点。从这些观点，人们较容易看出与“十三大”的师承，同时也能较清晰地感到在理论上已与高唱入云的“三个代表”渐行渐远。（编者按：十四大和十五大都强调公有制仍是中国的主流经济）

当然，“三个代表”对“十六大”后的新体制并无明显的妨碍，相反，那些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甚至带有某些社会*****党色彩的阐述，已蠃得较广泛的赞许。至少至少，“三个代表”要大大好于“四个坚持”，此一观点，几成定论。问题是，“三个代表”的横空出世，几乎让左、中、右派都号不准它的真实脉象。从1991年左味弭漫的“七一”讲话，到君临天下的“三个代表”，一冷一热的巨变，人们感受更深的是差强人意的个人权威与“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的机会主义。

“十六大”后的胡、温体制还太新、太脆弱，或许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即便有一、两杆理论旗号，暂时也不敢公开亮相。因此，肩扛“三个代表”的大旗，逐渐靠拢“十三大”路线，当为较明智的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邓小平最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属正宗“邓记”。邓小平生前曾明确指出：“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这是一记大力“金钟罩”，中共当权派都被罩在面，无一例外。就算有人早早地看出“十六大”后的理论轨道偏移，胡、温体制也不怕对此说三道四。但“三个代表”的风帆刚刚扯足，不便速速落蓬，所以，实际运作中恭请“三个代表”继续天马行空，上帝的归于上帝；而让实用主义落地生根，凡俗的归于凡俗。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非严格、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最多只是部份回答了中共党内在认识论上的某些问题，但它藉以摆脱党内“原教旨主义者”的纠缠，却颇为有效。任何原教旨主义者都可以从道义和经典的高度来对改革者发难，这是他们通用的杀手柬。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经常强调不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为什么不争论？因为没可能取胜，只好避己之短。而极左派也有一大致命伤，这就是邓小平批评胡乔木的一句名言：“不懂油盐酱醋”。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时法宝是，既不让右派从根本上批评和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让左派借口“四个坚持”而推翻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打击右派之杰作，是1989年的“*****事件”；压制左派之经典，则是1992年的“南巡谈话”。

正是基于对“邓记”实用主义的亦步亦趋，“十六大”后的胡、温体制在处理SARS一案时，对人对事都果断干练，勇于面对，但对于医疗体制弊端的检讨与批评，则蜻蜓点水，适可而止；在处理“孙志刚案”时，能够迅速废止恶法，颁行新法。其干纲独断之魄力，让迟疑、仿徨者无从回击。而对由此引发的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要求，则视而不见，束之高阁；在处理“朱正亮自焚案”时，对安徽地方负责拆迁的官员绳以党纪国法，而对因此产生的“上访潮”、“自焚热”，则应之以“不准在天安门自焚”的荒唐禁令。

“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安徽另一位姓胡的先生在上世纪初的名言，也是邓小平指导上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的不二真经。而“十六大”一年过去了，人们明显感到世纪秋千又荡回来了，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抑或是其它方面，正版“邓记”的实用主义又回来了。不唱高调，不举旗帜，不搞争论，不分红白，就事论事，见招拆招，暗中调整，低调处理，淡化矛盾，避免摊牌。等等等等。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在实用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执政理念与风格，已得到多数人的默认与赞许。当然，这种默认与赞许，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人们对新人、新体制的关爱、善意、宽容与呵护。

(二) 暗中调整统筹兼顾
李杨撰文

（编者按：在内政方面，本文作者提到，胡锦涛温家宝作风虽较江泽民时代利落开放，但基于体制上限制问题甚多，再加上一连串由江泽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如农村教育官员向农民乱收费，地方官员涉及贪污等，他们要面对的问题甚多，所以作者相信，即使胡温有政治改革的意愿，短期内也不太可能会实现）

二、内政：

“十六大”后的新体制，先是忙于组阁和熟悉自己的岗位与角色，又因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而耗去数月，所以，真正按部就班地施展其治国才能的时间不足半年，因而难有大的作为，更难见新政的成效。但是，就算面对SARS，胡、温新体制应对手法之利落、开放，已大异于从前。按惯常的处理方法，都是秉承所谓“内紧外松”的理念，象鸭子游水，上身不动，脚板快划，同时还要强调“不信谣，不传谣”，“稳定压倒一切”。等等。仅从这一角度出发，孟学农、张文康等人并无行政过错。老戏唱了几十年，都是同一个腔调，只不过当孟、张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地唱、念、做、打时，忽然发现戏园子换了老板与导演。（编者按：原北京市长孟学农，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因为处理ｓａｒｓ问题引起争议而下台）

“人大”之后形成的胡、温新体制，虽在问题初现时有过迟疑与犹豫，但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明智的应对之路，即摊开问题，亮出底牌，共同经历，共同承担，共找对策，共享哀乐。尽管SARS是中国的无妄之灾，但民众能从抗争的过程中看到希望，能鼓起信心，国家因此更团结，社会因此更稳定，新体制的人气指数因此而节节高升。正是透过“SARS案”、“孙志刚案”、“朱正亮自焚案”等，人们才逐渐清晰地看到了胡、温新体制的新稳定观，而胡、温体制肯定也欣喜的发现，经过实践证明的新执政风格更有效，更易被民众理解和接受。（编者按：孙志刚是一名居住广州的湖北青年，他被广州公安拘留期间被打至重伤死亡；经中央介入才把广州公安查处；朱正亮是安徽农民，9月15日，他在天安门自焚抗议当局拆迁政策受伤；事后也是中央领导介入把他的问题给解决。）

几年前，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红遍中国，雍正所谓“用雷霆手段，行菩萨心肠”的苦心与方式，被广泛认为是对现实政治的文艺注解：似乎只要是出以公心，只要是清官秉政，任何方式、任何程序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人们看到在处理棉花、粮食、化肥等物资的政策思路上，多次摇摆于计划与市场之间；而通过直接打压或拉升股价，使中国股市赢得了“政策市”的江湖名声。另外，如“科教兴国”的漂亮口号，反倒让教育费用成为民众家庭开支不堪承受之重（编者按：当时负责教育部长陈至立，曾长期和江泽民在上海共事）；对GDP增长数的保与争，造成各级地方政府将大量国债资金投入形象工程，以便在统计报表上提高增长数据；而所谓“经营城市”的理念，导致官商结合，争抢城市与近郊的地皮，谋求短期暴利。诸如此类的现象和后果，肯定有违最高执政当局的初衷，若说全该由各级地方政府官员负责，肯怕也未见得。

“十六大”以后的胡、温新体制没有公开讨论过之前政策的得失，更没有指责过某人或某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已开始悄悄地纠偏：如强行推广农村教育“一费制”，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村辍学儿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清理整顿各级开发区、工业园，以打击房地产商对城郊土地的掠夺，并稳定粮、油种植面积；预备实施《行政许可法》，强调权责结合，政府行政也必须遵章守纪，不能违反和省略法定程序。等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几句话是胡、温新体制在处理内政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所谓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亲民路线”、“平民作风”。

发展经济当然是内政的重中之重。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宣示了胡、温体制的主要经济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五个坚持”与“五个统筹”；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各种所有制均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以混合所有制为主。等等。如何将上述经济观点变成可操作、不可逆转的一项项具体政策措施，胡、温体制肯怕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大智慧与大勇气，就算其一如既往地“爱岗敬业”，若想在任期内完成全部工作，也是难上加难。比如像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中国公民在国内的迁徙与居住自由，就必须彻底打破1958年以来30多年对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禁锢（包括但不限于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而导致的结果，将使中国人几十年来第一次有权力用脚来对各级地方当局投票。仅仅此项改革的牵涉之广，意义之大，工作之巨，都是可想而知的。好在GDP的增长数字暂时还无需新班子过多地关注，只要能避免大起大落，胡、温体制将会把目光集中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平衡性及可持续性方面。

胡锦涛提出的“两个务必”，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官员，而让程维高、刘方仁、田凤山等省、部级高官逐一浮出水面，也许能起到某些威慑作用，但在方式方法上，还是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等老一套，迄今为止，人们尚不能像期望胡、温新体制在反对腐败、整肃吏治方面有多少根本性的突破。此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苛责无益。或许连胡、温本人也将不得不走前任的老路，尽可能独善其身，只求让亿万人喊自己一声“清官”。（编者按：程维高是原河北省委书记，刘方仁是原贵州省委书记，田凤山是原国土资源部部长，他们都在2003年因为贪污问题而下台）

至于精简机构与人员的任务，人们也不抱乐观态度。温家宝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说到某20万人小县的官员之多，其痛心、焦急之状，肯定是真诚的。如果只是改变他点到的那个县的情况，暂时有可能做得到，但胡、温体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其难度或会比神舟五号升入太空还要大过千万倍。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大”一年来没有任何新的、明确的说法，大概近期内也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措施。“十六大”后形成的新体制，基本上是一个技术型、事务型的体制，而且权力有限，投鼠忌器。人们不难从他们中发现一两头鞠躬尽瘁的老黄牛，却不易找到一大群涅盘再生的火凤凰，外界过多的猜测、期待与分析，都可能是自娱自乐的卡拉OK。尽管“十六大”一年来的方针政策在悄悄地向“十三大”精神靠拢，尽管新班子与“十三大”人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孽未尽，缘难续。既然1989年的中国未能迈过那道坎，逃过那场劫，未来之路，必定漫长而艰难。时耶？！运耶？！命耶？！

(三) 淡化意识形态偏重国家利益
李杨撰文

（编者按：作为体制中人，本文作者认为，胡温在外交方面采取了更积极，更透明的方针；作者认为，胡比江泽民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在朝鲜问题，和8大工业国关系（G8），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南亚问题，和东盟关系，以至港澳事务，都采取了更务实的政策。）

三、外交：淡化意识形态偏重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基调，是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定下的，即为改革开放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苏联、东欧剧变后，邓小平又提出“不出头”、“不扛旗”等“十六字方针”。这当然是不谈原则、务求实效的外交实用主义，但也是应付国际动荡时局的上乘之选。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所谓“大国外交”、“强国外交”的概念逐渐浮出水面，并悄悄演变成主流意识。在许多本来与中国关系不大的问题上，想方设法都要挤到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且动辄说“不”，结果往往是前倨后恭，或前恭后倨。最突出的案例是应付前南斯拉夫之变。从克、斯独立，到波黑内战，一误再误，直到科索沃战争，仍因意识形态之缘而与米洛舍维其政权关系暧昧，导致先被俄国玩弄和出卖，后被美国轰炸大使馆。战又不战，和又不和，撤又不撤，无端将中国推进国际政治的旋涡，连带周边邻国也替事态的进展担忧，同时还助长国内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十六大”一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快步向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回归。在最重要的中美、中日、中俄、中欧等关系方面，都力求实效，而且已逐步显现出实效。在与邻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更悄悄推出利己利他的双蠃或多蠃思路，并伴随一系列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出现了良好的前景。

“十六大”之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采取事不关己的看客态度。意识形态的羁绊，使得中朝关系长期在十分奇怪的轨道上运行。但“十六大”之后，中国迅速调整思路，以一种罕见的、然而又是积极、主动、负责任的态度，撮合、叁加并主持了朝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同时还努力使该会谈继续下去。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天平上，地区安全、和平与稳定的砝码，第一次超出了意识形态。世界为之惊讶和赞许。

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召开的G-8集团首脑年会，事实上已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视G-8集团为资产阶级富豪俱乐部。同时也表明，中国除了继续重视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还将自己的视野拓宽到了其它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将积极、主动地叁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再仅仅只做一位概念化的批评家。

中国在反恐、朝核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充分、积极的合作，从而使自己在地区安全、双边贸易、抑制台独、稳定新疆等多方面受益。对于双方的分歧，如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贸易逆差问题，也都是就事论事，没有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或扩大化，更没有借此煽动反美情绪。国内正式出版的报纸已公开论证美国“非敌非友”，而美国总统布什与国务卿鲍威尔近来也多次宣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时刻”。

中日关系又徘徊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因长期对华日圆贷款所蒙上的温情面纱即将揭去，历史上的恩怨情仇何时才能化解，双方领导人大概都在思考和调整自己的思路：日本必须虚心地接受和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中国也必须认真地面对和回应日本要求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呼声。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十六大”后广为流传的原《人民日报》记者马利诚所作《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恐怕就不会是空穴来风。

胡锦涛上台后出访的第一个大国就是俄罗斯，但这并不表明胡、温新体制已将中俄关系上升到对外关系的首位。俄制军火我所欲也，俄产石油亦我所欲也，如果俄方误判形势，借此在对华关系中继续上下其手，那么，俄总理卡西亚若夫最近在北京应该看到此一时非彼一时。

苏联在12年前就已经消亡，中国留苏的几代领导人也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双方的政治血缘会越来越淡化。中苏从“同志加兄弟”，到剑拨弩张，再到中俄奇怪的先冷后热，大都是因为意识形态化酵所致。中俄互为相邻大国，应该有正常的国家关系。既然苏维埃不是一切，军火与石油也不会是一切。

瓦杰帕依的北京之行，不仅使中印关系断线的风筝又回到了手中，而且最近还会有中印联合军事演习。也许，“十六大”之前已有此因，但却是“十六大”之后才有此果。中印关系进展之速，以至于必须恭请巴基斯坦总统穆色拉夫到北京作当面解释。

温家宝在印度尼西亚巴利岛和胡锦涛在泰国曼谷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周边及亚太国家的关系。本来，他们只是相继出席东盟“10+3”、“10+1”或“APEC”例会，但他们及时带去了中国新领导人重视、加强和改善周边关系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表明中国不会因推进大国关系而忽视与邻国的友好关系，这些当然也正是周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中国的重新崛起，常常让周边国家的心态变得很复杂，新的“睦邻”、“富邻”政策，有助于消除各方的疑虑，提高相互合作的信心与层次。

台、港、澳事务本来属于内政，但主管外交的领导却又常常兼管台、港、澳事务，如钱其琛、唐家璇等。或许在某些问题上，台、港、澳事务虽为内政，为方便处理日常工作起见，暂且视同外交吧。

台湾领导人为了大选，推出了很多刺激大陆的政治措施，以引发争端，收获悲情。然而，人们在台湾海峡既没有看见导弹掠过，也没有看见军事演习。这种平静，除了体现胡、温新体制的耐心与气度外，还能显示其政治智慧与和平诚意。如今的台湾海峡，已不再是民进党的免费票箱。

香港的“七一”大游行，是对“一国两制”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当游行的人群散尽，大陆不仅没有高喊“抓幕后黑手”、“揪反华乱港的一小撮”，而是接二连三地推出利港、挺港的实际措施。经历过1989年大游行的香港人，不会不感到“十六大”后的新气象吧。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中国的外交多年来都在寻找所谓的“敌人”与“朋友”，而区分敌友的重要标准就是意识形态。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公开宣称“一边倒”；即便后来中苏翻脸，出于战略考虑而被迫联美抗苏，也未能改变在很多问题上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理念。然而，“十六大”之后，中国的许多报刊在探讨外交时，已不忌讳追求本国的民族利益。在保证民族利益前提下的外交双蠃或多蠃，正逐步得到新体制的认可，并已在近来的外交活动中有了初步的体现。看来，广大的中国人将要慢慢适应既不在国际上主动树敌，又不滥攀朋友、乱喊亲人的外交新思维

作者：skimming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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