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
|
|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北大教授贺卫方：网站须注册就是"恶法"
北大教授贺卫方以公开信谴责当局封杀「一塌糊涂」的恶行，引起广大回响。他认为官方不应管理或审查网站，也不应要求网站注册登记。
北大「一塌糊涂」被关站，人们看不到任何来自政府机关的文件公布，不知道究竟是谁封杀了网站，决定关站的机关是不是在法律上适格的主体，封杀令依据的是怎样的法律条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按行政法规则，这样的封杀是一项具体行政行为，如利益受到影响的相对人不服这项决定，可以要求作出决定的政府机关的上级机关复议，对复议决定仍然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他说，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发表的讲话说：依法治国，「关键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这起关站事件正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典型事例。如此突下狠手，许多人在网站里的资料都来不及备份，这样合法权益的损失谁来补偿？正在山东烟台度假的贺卫方，十月三日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摘要。
「一塌糊涂」被关闭，事件有何进展吗？
对于我的公开信，官方没有反应，但民间反应强烈，我收到不少电话和电邮。如果说，许多朋友感觉信中所说得都很实在，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只是这封信反映了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心声而已。杨玉圣教授主持的学术批评网存在已久，在学术界的声誉非常高，因为首发了我的这封信而被关站了，给他添了很多麻烦，我深感遗憾。
你认为「一塌糊涂」网站运作中有什么不足之处？
没有一个媒体是没有不足的。一直以来「一塌糊涂」与北大的关系没有清晰的定位。这次关站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一塌糊涂」没有注册，没有登记。按现有的法律和规定，没有注册，没有登记，是有缺陷的。另一方面是北大与网站之间的关系，服务器（伺服器）是放在北大的，北大也对这些网站做过一些管理，这些网站的主持人，多多少少对官方有一点排斥，希望自己多一些自主独立，但在现实情况下，自主独立的网站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应该说这不是一种缺陷，只是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度才成为一种缺陷。注册登记的前提，是任何一个新闻单位都需要一个主管主办单位，那么实际操作这一媒体的人，就没有自由。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主管主办单位，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媒体就是人民心声，人民愿意发表什么样的观点，就可以发表什么样的观点。我只是自己从学法律的角度看，网站必须要注册登记，这是一个恶法。
官方该怎么管理网站？
所谓管理，就是如果它侵犯了法律上规定保护的一些权利，公民可以提起诉讼，不必事先管理和审查。按法律事后追究，而不是事先审查。法律应该逐渐有十分明确的规则，告诉每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焦国标质问「谁来监督中宣部」而遭处置，你担心自己的命运吗？
我觉得自己在信中说得很实在，说得很诚挚，无论对政府还是社会，没任何恶意。但如果有人真得不能理解这样真诚的想法，他们愿意采取任何激烈措施，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发出声音时，就有思想准备，所以无所谓了。焦国标先生已付出很大代价，如果这个国家所有的教授都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个国家就好办了。正如我在信中说自己「书生气十足」，如果我们国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书生气，都有较真的勇气，那国家会好得更多，自由也就能得到保障。
据你所知，究竟是为什么要关闭「一塌糊涂」？
我听说是中纪委下令的，因为「一塌糊涂」网站发布了一件有关中共官员腐败的情况，名号打着中纪委发布的讯息。中纪委最高领导人对此非常愤怒。我相信，像「一塌糊涂」这样的网站，发表不同的声音，任何一个不民主的政府，都会非常愤怒。(亚洲周刊)
敢问当官的：你们的亲友都在干什么？
送交者: lkl 2004年10月24日20:19:07
据法新社报道，本月19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同母异父的兄弟沃塞尔获得了面包销售员的新工作。沃塞尔所学的专业是信息技术，他最近几年不时失业，靠打零工度日。他曾当过一家热力站的门房、食品质量巡视员、电视台实况节目的嘉宾。他甚至还去西班牙的一个岛上担任过德语导游。
以前，也听到过不少此类消息，不是外国总统、总理的家人从事平凡的工作，就是这些权贵人物的亲友大都是普通的人，和常人一样过着平民的日子。虽然也感到他们和我们不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太了不起。但这次看了法国总理施罗德的兄弟几经失业终于找到了面包销售员工作的报道，却还是被这种看似平常的东西震憾了。
德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强国，一个大国和强国的总理，要说解决自己兄弟的工作问题，岂不是手拿把掐轻而易举？可是，这个施罗德硬是让自己的亲人“不时失业，靠打零工度日”，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是他无权吗？当然不是，一国总理，位高权重，内政外交，呼风唤雨，安排一个人的工作，岂不是小菜一碟？
是他的兄弟不想吗？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从其兄时常处于失业状态、又时常四处找工作的处境看，恐怕不是不想找工作，而是苦于找不到工作。
兄弟想找工作，哥哥能给提供工作，可最终却是哥哥没有给兄弟这个便利，没有给他提供工作，更不要说好工作了。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能有一个，施罗德不但是一个失业者的哥哥，更是一个有众多失业者和就业者的国家的总理。
作为亲人，他完全可以以亲情为由，向兄弟伸出援助的手；可是作为总理，他却不能为个人的亲情，滥用手中的权力为己谋私。
所以，施罗德不给兄弟找工作，既是不能，也是不为。不为，是他有作为总理这一国家最高公务人员所必备的职业道德操守；不能，是他作为总理其权力的运作必受国家法律和廉政纪律的约束。也就是说，他只有为国家和民众服务的权力，而没有为个人或亲友谋私的特权。
看看我们国家，实在让人汗颜。更远的封建帝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就不说了，仅说当下我们的各级官员，有多少人做到了不循私情，对自己的妻小与对百姓一视同仁？
同样的自然条件，同样的能力水平，平民百姓的子女只能凭自己的本事勉强找个工作混口饭吃，而当官的子女却可以凭借老子的权势任意挑选工作专干有名有利的肥缺。更有甚者，同样是面对企业转制，人员分流的改革大势，无权无势的普通员工只有下岗回家一条路可走，而官员的亲友却要留可以留，要走也是到另一个单位换个工作，说不定还是更好的工作。以至于老百姓说，升官发财的人中可能有平民子弟，但下岗失业的人中绝无官员的子女。因为他们早就另有安排了。
每一次改革，对百姓来说，都有利益受损之虞，都是对身份不情愿的转换；而对官员来说，都是一次谋利的机会，都有更好的岗位在等待着他们。对官员本身是这样，对他们的亲属更是如此。
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当官的妻荣子贵，老百姓妻小受罪。那些农民的子女，除了拼死考大学，没有别的出路。那些官员的子女，既便考不上大学，也不会失业在家，他所就业的行业和岗位，甚至绝不比大学毕业生差。这种情况越往上越严重，到了相当一级的高官，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其子女绝不会在普通岗位上工作，其亲友也绝不会有下岗失业一说。
像施罗德这样的情况，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既使有也绝对是个别。君不见那些地位显赫的人物，其子女不管有否真才实学，也不管是不是那块料，不是政界的权贵，就是商界的大款，抑或是军界的名流，而鲜有做普通平民百姓的，最不济也有个体面的工作，决不会与下岗失业者为伍。
所以，现在看一个官员是不是腐败，不要看官员本身在干什么，只要看看官员的亲友是干什么的就行了。那些在位时把自己的子女亲友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人，那些退位后子女亲友仍然可以依仗自己的余威过得安安稳稳的人，谁敢说自己没有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友谋过私？谁敢说在对待子女亲友问题上自己足够清白？
当然，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这方面做得好的也有。当年毛泽东送自己的儿子参军参战，并最终把儿子的忠骨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周恩来送自己的侄女上山下乡，并让其与异族结婚成家做了地地道道的平民。现在不要说国家领导人，就是职位较低的一般的官员，有多少不为自己子女亲友的前途作安排打算的？有多少忍看让自己的子女亲友下岗失业而不管不问的？
是施罗德们太无情，还是这些官员们太有情？是施罗德们太无权，还是这些官员们太有权？都不是。其实，是他们对亲友与民众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他们的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都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利，只不过一个是为民众百姓，一个是为子女亲友。如此而已。
中国是一个讲究亲情的国度，但亲情不能高于政策和法律，更不能高于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于掌权的官员来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用来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如果说，什么是克己奉公的好官，什么是循私枉法的桩官，在有些情况下不太好区分的话，那么，看看官员的子女在干什么，人们的心里就会一清二楚了。在这块是非分明的试金石面前，一切腐败行为都将无以遁形。
江泽民不尊敬妻子 胡锦涛和妻子是个谜
史达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所时也正值中国三、四代领导核心交班之际。从他们的夫妻关系来看看其「执政能力」，别有一番风味。
布什的「听话」幽默：
2004年10月13日美国总统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中，在面对提问者有关从背后的坚强女性身上学到甚么时，布什笑容满面地表示：「要倾听。」布什幽默的应答让现场紧张观战八十分钟的观众顿感轻松，并报以热烈的笑声。
幽默归幽默，但这幽默的背后却是一个有实力的人对于他的另一半，妻子萝拉的尊敬，同时也表示一个和睦家庭所需要的良性沟通。不堪设想，如果布什说，「不要听，我干我的，管她萝拉怎么遭。」可能听众的反映会完全不同，更可能今年美国的大选会提前结束。
其实，布什的「要倾听」也反映了美国的「执政」的精髓：一种有点像中华文化中道家的良性互动、各自尊敬的因素。
要把国家搞好，那么这里就必须包括中国广大老百姓在内。总统必须有「要倾听」百姓民意的胸怀，百姓们才会与领导者同心同德，这样才能把国家搞好。相反，如果领导者高高在上，视百姓如草芥；或者只是为了自个、为了一部份人或党的利益，那么这个出发点就已经注定其失败的归宿。
凯瑞谈母亲不谈妻子：
民主党候选人凯瑞则对妻子避而言母。凯瑞说，对于身边的女性，他要特别提到几年前过世的母亲。凯瑞表示，他在病榻前告诉母亲将决定竞选总统，母亲则再三告之：「要诚实正直。」看来凯瑞可能是个孝子。
江泽民根本不尊敬妻子：
上届中国领导人江某在2002年10月去布什家德州农场烤肉时，竟然不顾其夫人，竟直一人独往前走，倒是布什和妻子萝拉左右搀著江夫人在后面跟著，这一场面，堪是全球媒体的风景。
另外，江在外面二奶一大堆，有关「国母宋祖英」的民间笑话几乎是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专用品，使得政府不得不真格下了中央正式文件不许对中央领导乱开玩笑（这本身就是一大玩笑）。
从以上两桩可见江对其夫人不尊重的程度，从中亦反映了江氏「执政」的真实内涵，他对六四、法轮功和百姓的残忍凶狠、对待其它共产党的耍赖，其实都是他性情之中，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胡锦涛和妻子是个谜：
有关胡锦涛和妻子的私人资料不多，他的妻子刘永清是清华时的同学。据说胡其实很爱文艺，是清华当时学生干部、文艺活跃人士，在当年的文艺队中小有名气。据说胡当学生时很讨人喜欢，但是也许是其家庭出身关系还是本性原因，胡不爱出风头、也不太玩风流之酝事。
胡锦涛有关「执政能力」的真面目，也像其妻子刘永清一样，少有真露；可能也有相当大的塑性、并未成型。从胡个人的性情来说，可能他不是那种江辈小人。但是，胡的前景不见得有多好，入了共产党贼船的胡某可能是「人在贼群、身不由己」。
据报导，昨天在北京又有几百名上访人士被抓，人们对于所谓胡温新政在盼望中慢慢降为奢望、最后可能不得不以失望告终。但是，随著胡的更多露面，妻子刘永清的样子会让人看得更清，胡对其妻子的态度作风也会更多；现在的一切猜谜只能是猜想而已。
古人曰：一叶知秋。也许，从对其妻子的态度上，可以看到一点领导人在执政手法上的套路；当然，也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笔者戏谈，趣言无忌，以供看官茶余消遣。
(大纪元)
刘晓波：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愧疚（下）
从目前披露的资料上看，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1，在是否赞成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上，胡赞成而赵反对。这种分歧，既源于胡的耿直和赵的韬晦的不同人格，也源于二人对政治时机的不同判断，即邓是真心想退还是假意作秀？对邓的承诺，胡相信而赵不信。
2，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胡主张在坚持计划和公有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在不触动旧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以全民动员式的传统手段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率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赵主张必须变计划为市场、变公有为私有，也就是只有在改革旧体制的前提下，富民强国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才能实现。
3，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尽管，胡与赵在推进政治改革和抵制文革式整人（如“清污”和“反自由化”）上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在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上，二人偏好的目标和手段皆有极大的差异。胡主张的政治改革是想建立一种开明的仁政，通过发扬和继承党内原有的优良传统来改造党的作风，通过明君和清官主导的改革来造福于民；而赵主张的政治改革则是意欲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即西式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通过建立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来造福于民。
所以，六四后，官方还允许对胡耀邦的公开怀念，但赵紫阳则成为被封闭在黑箱中的名字。
如果说，胡耀邦是中国传统中的好人政治家，那么，赵紫阳就是开始超越中国传统的现代型政治家。即便假定赵的人格不如胡那样善良耿直，但是二人如果继续执政，赵为改革所确立的目标肯定要比胡的目标更接近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尽管胡的个人风格在中共高官中很受赞誉，甚至连踏着胡的尸骨坐上最高权力交椅的江泽民，为了玩弄政治平衡术都要对胡表示一定的尊重。但是，长时间的一党独裁体制的惰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权力狂妄的政治遗传。他在经济上的计划思想、在新闻上的喉舌思想、在港台回归上的僵硬态度、在权力分配上的一元化思想，是导致胡、赵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胡耀邦的计划经济思想、对赶超策略的热衷以及对经济的外行，必然造成他与当时主管经济的赵紫阳之间的分歧。
换言之，在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党魁的一时心血来潮就可能变成危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决策。比如，胡在经济改革上如同胡闹儿戏的发言，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掀起了全民追逐高消费的时尚；至今，人们仍然以轻蔑的口吻谈起，胡当年搞的几千名中日青少年的交流计划──尽管胡本人谈起此事来仍然一肚子委屈。
胡、赵分歧的悲剧性在于：当党的总书记的话在政府总理的行政权力范围内未必就能变成经济改革的决策时，政见上或政策上的分歧就会演变成权力上的争斗。按照权力分工来说，总书记管党务和政治，总理管行政和经济，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但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总书记的权力最大，行政首脑及其权力还没有独立性，而是必须听命于党魁的吆喝。所以，党魁与总理的分歧就必然要演化为权力之争,作为党魁的总书记与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理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必然涉及到党权与行政权谁为老大的问题。
无论是政改还是经改，胡都强调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魁权力必然对总理行政权的进行干预，并对总理不听党魁的吆喝产生不满；而赵紫阳所要的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放权让利，进而要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必然对党权的过多干预极为反感。所以，胡、赵的分歧最后就要扯到是否要进行党政分离的体制改革的冲突上。赵作为既主持经济工作又坚持党政分离的改革的行政首脑，必然对坚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改革的党魁胡耀邦有所抵触，特别是体制给予胡以凌驾于赵之上的一把手权力，经常利用党权越界干预行政权力，肯定招致赵的内心不满乃至行动上的抵制。而在坚持党对一切的绝对领导权的体制下，身为党魁的胡自然认为他有权干预一切，所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应该在党魁手中，而不是在行政首脑手中。
所以，赵在邓小平决定罢免胡的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除了所有从政者都有的个人政治野心之外，应该也有赵想藉以摆脱党权干预行政权的原因。
作为中共历史上难得的两位开明党魁，胡、赵皆成为强人政治的牺牲品：一位含冤而死十五年了，一位软禁至今十五年了。现在，回头看胡、赵二人的当年分歧，胡应负的责任是党权对行政权的过份干预，赵应负的责任是在胡遭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时，没有象习仲勋那样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而是采取了韬晦之策。
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制度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最终根源，无疑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加拿大主流媒体密集报道中国，评估政治经济人权状况
加拿大主流英文媒体星期六不约而同使用了大量的版面，刊登了有关中国经济情况的报导，顺便评论到政治和人权状况。
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用了约四个完整的版面介绍中国经济及其能源消耗的情况，由此对世界能源类产品需求产生的影响。该报其中一篇主要的文章指出，中国现在正在消耗世界五分之一的铜产量，四分之一的锌产量，并且令这些商品在过去一年中价格上涨了30%到40%。报道指出中国还需要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现在人均年耗油1.7桶。如果中国的沿海地区对石油的需求达到日本和南韩的水平，沙特的油产量将需要提高一倍。
另一家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用了一系列的版面报导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指出这种变化即使是在远离中国的加拿大人也很容易察觉到，因为廉价的中国商品充斥著市场。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目前民主状况的担忧，报导说，中国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过，西方社会的民主对中国来说是条「死胡同」。而胡锦涛作为一国之主席，不是被民众选举出来的，是在共产党的小圈子里任命的，他只能对那个圈子负责，因而是危险的。
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也用了约6个完整的版面报导了中国的情况，侧重在中国当局网络封锁，异见人士被关进监狱，其中以两个版面的篇幅讲述法轮功人士遭受残害，并以大幅照片报导了温哥华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的打压，坚持在中领馆前和平请愿，进行长期和平的抗争。
该报的一篇主要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需求擡高了全球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造成全球资源变得不敷使用，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如对能源的过度采伐而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并且指出，地方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存在著大量的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但是现在的中共政权却没有能力解决这个痼疾。
同时，该报用两版以法轮功学员王玉芝因练习法轮功而在中共大陆遭到拘禁及「野蛮灌食」为主线，报导了中共封锁网络，60多异见人士被投进监狱，他们当中有记者、学生、老师、网络人士以及法轮功人士等。
太阳报文章说，现居温哥华的王玉芝是在到银行取钱时被网络监控到的，她被投入监狱，在监狱里受到各种酷刑的折磨。
报导描述王女士被野蛮灌食，她的脸变的鲜血淋漓，布满创伤；并引述王女士的话说「那种痛苦甚至超过生小孩」，每次当回忆这些经历时，都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她仍然原意这么做，因为这里的人不知道在那里发生的事。
美议员角逐国会 中国成批评目标
美国总统和国会大选的日子日益逼近，各州角逐国会参众两院席位的竞选活动正进行得十分火热。各位候选人辩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和美国人工作机会的大量外流。
角逐国会 中国是批评目标
据凤凰网报道，在距离总统和国会大选日子还不到两星期的时候，美国各州角逐国会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谈到近些年来美国大量工作机会的流失，并且把矛头指向中国。
在南卡罗莱纳州这个星期一举行的联邦参议员竞选辩论会上，挑战现任联邦众议员吉姆·德铭特的民主党人特南鲍姆指责德铭特没有跟南卡州其它联邦参众议员一起，写信敦促布什总统重新审理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政策。德铭特曾经投票赞成美国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正常关系。
在稍早举行的另一场辩论会中，特南鲍姆说，让中国享受这种贸易待遇导致南卡州丧失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但是，德铭特议员反驳说，“虽然中国远远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们切断跟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我们百货商店里的商品价格就会提高。”
戴维斯：自由贸易正在毁灭中产阶级
在纽约州第二十六国会选区的竞选中，民主党人杰克·戴维斯挑战共和党籍的现任众议员汤姆·雷诺兹，批评他在国会支持的自由贸易政策伤害了美国的工人。身为一家制造厂厂主的戴维斯说，“自由贸易正在毁灭美国的中产阶级。我给我的员工支付每小时二十五美元的工钱，可是中国的工人一小时只能赚五十美分，谁也没有办法跟这样低的工资竞争。”
戴维斯主张公平贸易和平等贸易。他说，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额要跟它从美国的进口额相平衡，否则美国应该对这个国家的进口商品施加关税。雷诺兹议员则说，虽然他也支持公平贸易，但是戴维斯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危害到美国的对外出口，不利于为美国人创造工作机会。
工作机会流失选民最关心
在俄亥俄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沃诺维奇正四处奔波，争取自己的连任。沃诺维奇在竞选演说中常常突出显示自己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跟布什总统和许多国会共和党人的分歧。他在参议院提出了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操纵人民币汇率、停止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一系列议案，并且常常批评布什政府没有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
俄亥俄州是今年总统大选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州，工作机会的大量流失是这个工业重地的选民大选年中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在得克萨斯州第二十四国会选区的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格里·佩吉把教育和工作机会作为他的主要竞选话题。他说，美国不象中国和印度那样有那么多的学生申请学习工程技术，美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导致许多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和印度去了。他保证当选国会议员后，会高度重视美国的工程技术教育，以确保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佩吉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则主张通过给美国公司减税的办法，来鼓励公司继续在美国开业。
鲍威尔见胡锦涛 将回应对台军售
编译毛佩琦/综合报导,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今天在北京进行一天访问，与中共领导人会晤，就台湾及北韩核武问题进
行意见交换。鲍威尔前日一反常态，在东京重批北韩是「毫不尊重人权的恐怖国家」，不过一般预料，他在北京讨论两
岸议题时，应不致有意外的表述。
鲍威尔今天拜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中共外长李肇星等人，讨论中美关系、两岸复谈等议
题，并将「被动回应」对台军售的议题。鲍威尔曾在行前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台独活动非常危
险，美国在两岸政策上没有任何改变。
鲍威尔在东京记者会上，回应北韩政府说美国「对北韩始终怀有敌意」，包括25日在日本海岸举行多国海军演习，
演练拦阻公海上走私导弹和核武设备，鲍威尔表示：「北韩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是他们究竟有没有走私的情事，这个演
习对任何行为合宜的国家都没有任何敌意」。
鲍威尔对日本媒体说，「北韩人民的绝望，从逃离北韩的人数就可以得知，人民想远离让他们生活困苦的政权，不只
是经济上的艰困，还有对人权的毫不尊重」。针对北韩绑架日本人质的事件，鲍威尔更重炮轰击，「一个这样做的国家
，不是恐怖份子，是国家，是恐怖的国家才会这样做」。
华盛顿过去谈论北韩问题时，因为不乐见北韩拒绝参加多边对谈，一向避免使用过度激烈的言词，因此鲍威尔此行对
北韩评论用词之尖锐，十分出人意表。
鲍威尔敦促恢复两岸对话 北京拒绝
中央社北京二十五日美联电,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今天鼓励中国领导人恢复和台湾对话，但他也承认中方并不准备这
麽做，因为他们强烈担心台湾的陈水扁总统的政策。
鲍威尔对於中国最近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表达失望，但他说中方已同意恢复去年中断的人权议题对话。
鲍威尔也赞扬中方在促使北韩解除核武方面的积极角色。
正在亚洲叁国访问的鲍威尔，今天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外交部长李肇星等人，鲍威尔今晚将
转往汉城，然後结束亚洲行程返回华府。
在台湾议题上，他说中方官员表达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至於台海两岸对话的可能性，鲍威尔说他鼓励中方「保持开放
的心胸，抓住每个机会」。
陈水扁总统在双十节国庆演说中，呼吁和中国展开和平对话，并采取其他「具体步骤」降低和中国的紧张关系。这
篇演说被视为比往年都更具有和解的意味。
但是，中方拒绝陈水扁提出的对话提议，认为那是为寻求台独的动作。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张铭清说，除非台
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则两岸不可能恢复会谈。
美国一直致力呼吁两岸恢复对话，也赞扬陈水扁演说释放的讯息。鲍威尔相信对话是化解双方紧张关系的最佳途径。
但他今天在会晤中方领袖後说，中方领导人似乎并不认为陈水扁的演说提供对话的机会。
他说：「我今天从中国领导人得到的回应是，他们仍非常关切陈水扁总统的行动，他们不认为他的声明那麽友善。
」
鲍威尔也利用今天会晤李肇星的场合，表达关切中方以涉嫌□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一事。检察
官上周已发出逮捕令，中方尚未公开他的正式罪名。
鲍威尔说，他要求李肇星了解此事，并希望看到赵岩能很快获得释放。
鲍威尔说，李肇星回答他，赵岩是中国公民，将依照中国的法律处置。
萧美琴：鲍威尔访中国 美国不致改变大战略
中央社台北二十五日电, 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萧美琴今天表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中国，美国对中国「回应
」对台军售问题，乐观来看是预期中国会问的反应，不利的是台湾迟未通过预算，让美国质疑台湾防卫自己的决心。
但是研判美国对两岸问题，不致於有大战略的改变。
鲍威尔访问中国，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表示，对台军售问题，鲍威尔将「回应」
北京，说明美国的立场。萧美琴（侨选）接受记者访问时对此表示看法。
萧美琴表示，依例美国将会对鲍威尔访问中国讨论有关台湾的内容，向台湾驻美国代表处作简报，目前还不知道美国
和中国双方谈话的确实内容。
她表示，从乐观方面解读，最近不论是美国官员到中国，或是中国官员到美国，中国都会提出反对对台军售的问题
，既然中国不论什麽场合都会提出，美国当然要有「回应」。
她说，从不利的方面解读，立法院迟迟未通过军购预算，美国会质疑台湾防卫自己的决心不够，那能够期待美国比
台湾积极。
她说，美国为促成北韩政府重启「六方会谈」，需要中国配合，加上自从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後，为打击恐怖份子
，美国和中国关系改善的调子确实在持续，这是较悲观的看法。
不过，她表示，从各种情况研判，美国对两岸问题，不致於有大战略的改变，仍不必过於担心。
《国际先驱论坛报》社论：谄媚中国
杨莉藜 编译
法国总统希拉克去中国朝拜，据说拿到超过50亿美元订单－-以经济利益换人权闭口。试问天下谁能敌？
看到西方的总统、首相一个个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叩头作揖，你不会再怀疑中国的经济已经创造出了奇迹。上一周，法国总统希拉克带着一群富商大贾去中国朝拜，进帐十分可观。巍巍的长城后面有钱可赚，让人想嫉妒都找不到理由。据说，他们拿到了超过40亿美元的订单，有买飞机的，还有买火车的。
有人在别的场合总把人权看成是天大的事情，一旦金钱上的交易到了火烧火燎的关口，却转而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确实是件让人烦心的事。不过，讲到向中国暗送秋波，希拉克很难说是个孤证。去年十二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美，斗志昂扬的自由战士布什总统，也曾经在华盛顿大摆宴席，给他接风洗尘。论到跟中国的生意多寡，英国和德国一点也不比法国差。
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屠杀至今，中国人权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点不容置疑。华盛顿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从长远看更容易推动自由价值，比对着人家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要好。华盛顿和前苏联当年从紧张走向缓和，心里就是这样琢磨的。
可是，希拉克却有一点超出了底线，那就是他催促各方中止自天安门大屠杀开始的武器禁运。这位法国总统说，武器禁运“没有理由也没有效果”。真的没有理由吗？异议人士和记者依然在接二连三地锒铛入狱，法轮功习练者依然在遭受迫害。说到效果，有一点很让人伤心，却也是实情——一旦某个国家打乱了共同实施制裁的其它国家的步调，禁运能起的作用确实会大大缩水。幸运的是，欧盟并没有跟着法国亦步亦趋。欧盟的外交部长们上周决定，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考虑相关的发展趋向”。北欧诸国依然要求中国在人权方面做出切实的改善，英国和别的一些欧盟国家明明白白地听从华盛顿的坚决主张，坚持把武器禁运搞下去。
我们相信，武器禁运之所以不能现在解除，首先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在人权方面的进步尚乏善可陈。话说回来，世界上的下三滥政权多的是，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它们个个实施武器禁运，为什么唯独抓住中共不放？这其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一旦某个政权由于十分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如天安门屠杀，遭到了武器禁运这样的制裁，再去解除它，就不那么容易了。解除制裁就意味着作恶者已经消除了引发罪行的因素。可是，这一点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并没有做到。
现在不能解除武器禁运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要研究潜在的后果。中国要求解除武器禁运，单单是想由此得到一个政治上的认可，或是真的要去购买武器？日本、南韩、台湾等必定希望在解除禁运之前搞清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些都不是小问题，需要实施制裁的全体西方国家坐下来好好商讨，共同做出决定。欧洲国家有人主张，采用多边的和平压力是西方国家对无赖政权施加影响的良策。在这些国家里，就数法国的呼声最为洪亮。那么只用这种策略来对付那些没钱的无赖政权，而放过那些大款级的无赖政权，是不是太虚伪了些？
不是人民反共党，而是共党反（害）人民！
孙丰
道理很简单，人与政党不是同质物，人是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个存在问题，它的存在并不须靠“反”来支持。
一切存在都是自在性事实。
政党却是基于一定的主张，而主张只能是人心的要求，一切主张都不是自在的，只有依附在心灵里才能维持，而一切主张又都必须对着某些被“反”的主张才能形成，因此政党不靠“反”就无以形成。
因此----“互相反对”是一切政党的先天本性。
自在存在不需要借助外因，更不需借助依附性，自在性只有先天事实才能具有。
但依附性事实必须借助外因----人心，否则它就不存在，而政治主张，政党，非借助心灵，非依附在心灵里就不足以形成和维持。
这几句话，足可以建立起一个公理----只有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才是公理。且，没有人能够对之做证伪。这个公理就是----
自存性不是靠对他物的排斥才建立起的。
这个公理可以通俗化为：一切自存的事物都不需要靠反对外在对象来支持自身的存在，它自己的性质就是它的存在。
人是客观世界中的自在物质，它并不是由要反对什么外在对象才在世界中存在的，因此人的存在就是人的一切，人的存在就是它的性质的表现，与外部对象无关。
其反命题是：一切怀疑自己受到反对的事物都是因自身不能独立自存才引起的----因为它不是客观实在，没有独立实在性，就必须靠外因----人的心灵来维系。为了保证心灵的承认，它就必须靠对不同主张的对峙来维持，来获得生命力，一旦失去了被反对的对象，也就失去了它自身。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政党先天就是机能性事实，所谓“机”就是处在联系中的，所谓“能”就是对相联系的事物发生作用----
党，这种东西，若不建立便罢，一旦建立起来，它就必处在一定的联系中，处在什么样的联系之中，就发挥什么样的能量。处在合理联系中发生的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处在不合理的联系中发生的就是消极的，破坏性作用。
人是天然事实，其生命存在并不须借助外因，生命存在先于它所派生的意识，所以它的存在根本不需要借助意识来反对什么，运用意识不运用意识人都已经存在了；但是，“反对”却不同，“反对”的本身就是一个具体意识，只有在意识生成后才有可能去“反对”，所以“反对”是意识的具体运用。
人的存在与反对无关----生命是自存性事实。人的存在并不需要用对外部对象的反对来支持。
所以，人是这样一种东西，并且只能是这样的东西：大自然赋予了它一些什么性质，它就只能在这些赋予以内有所争取，不可能在大自然的赋予以外有所表现。
因而：自然世界里的人有正有邪，有贪婪有慷慨，有善良有恶毒，却就是没有反党----党又不是人肉体里的天然性质，人反它又有什么意义？
穷极生疯的人可能去偷、去抢、去赌，但没有人去吃党，穿党，喝党----反党；被肉体的本能所驱使不能自控的人可能去自淫，去强奸……但就是没有人会去奸党----反党。
党又不是客体事实，没形，没状，没气，没味，不能当饭吃不能顶衣穿，也不能当成老婆或丈夫来睡，反党干个啥，那不是傻瓜吗？党只在人脑子里，你反它不反它，它都还是在脑子里，它都不是客体事实。所以没有人去反什么党。
但政党的本性却就是一种用于互相反对的东西，所以，相互反对就是一切政党的天然本色，离开了相互反对政党也就失去了价值----它的能量不就是表现在主张对主张的反对上吗？只有发现对手之不足才去反对，由于被反对也就先天地处在对自身弱点的克服中；这就使主张与主张只围绕着正义或善展开对比，竞争----看哪一个主张更能促进人类正义。它就促使社会始终处在正义的统领之下。离开了相互反对政党还有什么价值？它也就无以形成。
政党永远都是基于一定主张，而主张永远都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另外部分的人。
如果任何政党的主张能够成为全体国民的主张，那实际上就没有主张。
主张不就是因为不同才称得是上主张吗，才得以形成吗？说全国国民都一个摸样，你又怎么区分出张三、李四、王五、胡锦涛、江坏水呢？都一个样还区的什么分呢？
说全体国民共一个主张，这哪里还有主张？既没有主张又哪来表示不同主张的党呢？
所以说“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乃是千分之千的扯蛋！万分之万的欺骗！只在字面上也讲不通。
共产党若能代表了全体国民，它就叫“全体”而不再叫党了，它把自己叫成党不就是表示自已不同吗？
胡锦涛也不想一想：不是因为男人与女人都是人（具备了人类共同的品质），怎么会有“人”这个共名呢？并且，若不是因为男女各有自己的特别性质，又怎么会在共名之前再加上做区别的男或女呢？
人做为概念，指出了一类事实在本质上的共同性；男或女则指出这类事物内部还有不同性，男或女表征各自的不同性。既然有了男和女，就证明人这个物类里还有性上的不同----男人与女人就是在相同性里区别出的不同性。
共产党把自己叫成共产党，这就是在相同性里为不同性的方面命的名。
这就相当于在人所属的类里命名出男人和女人。共产党这个专名就是承认在党类事实里的不同性事实，它认定自己是党这一类事物里的特殊的一个，它又不许差别性获得表现，这不是共产党自已在说它的嘴也是它的肛门吗？
政党是由于不同主张间具有功能才决定出来的，才必然形成的。所以政党的功能就是主张之间的对峙和克服，除非不让政党形成，只要它形成了，它就非是一种对抗的机能不可。处在正确的联系中，正确的联系就是主张只对着主张----也就是党对着党来对抗，其功能对人就发挥积极的、建设的能量；处在错误的联系里，错误的联系就不是党对着党，而是党对着人来对抗（因为人是政党的材料），来发挥作用，对人就全是破坏性能量。
难道在一切共产党攥了政的地方，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人没有必要来反党，人又不是政党事实，它反党干什么？一切事物，属之什么事实就服从什么规律，人属天然事实，服从天律，天律里怎么会出来个反党呢？
反党是意志律。政党是意志事实，意志律里才有相互反对，所以政党才天然是用于互相反对的。
共产党不知这一点：它不知既定名为党，就不能用共产来做目标。因为承认自己是党，就是承认自己是一种在共同的约定下的相互对抗的力量，而“共产”却是只有取消对抗才有可能的一种联系，消除了对抗性也就失去了自己所在的类----它不是党类事实之中的，不是党对着党，却又是一个党，它做为政党的天然用于相互反对的性质就只能转嫁----转嫁到对着人来使用。
所以共产党天然就是害人的，当它有外在对象时就害外在对象，没有外在对象时就在自己内部制造外在对象，反正它必须害人！
起初它害人，害的是“一小撮”----大多数人由于害怕就只好躲避，可它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后天再一小撮……林副主席就看透了毛主席：合起来是一大片。可林副主席没看透的是：这不是毛主席独立的性征，而是共产党这个特殊的机制联系所必具的能量。只消灭毛主席是没有用的，那受害的刘主席也不是不害人的；后来的邓设计师，江总书记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至今天，胡总书记则将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为什么说胡锦涛将更典型地证明这一点呢？因为胡锦涛不像江泽民那样是一个没脸没皮的泼妇，江贼民原本就是贼，胡温都不是滚刀肉，都想要脸，所以他们说了不少人话，证明他们有好的愿望。可是我们经历的事实是：他们根本不能照他们看到的，照他们说了的去做，比如他们说是共产党官逼民反，官逼农民上梁山，那他们就得去抓高俅，抓高衙内……可他们偏偏去抓被逼无奈的上访者，告状者，说实话者。他们心里承认政府酷刑带来的社会危机，他们却昧着良心继续酷刑。他们为什么不能照自己的所见所愿去行动呢？就因他们处在机制中，他们冲不破共产党这个机制对他们具有的能量。
所以本文说的是：不是人民反共党，而是共党反人民！而且只要叫了共党，它非反人民不可！
是不是共产党里就出不来真人呢？这样的人得需要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反思者。像跃邦老，紫阳老，戈尔巴乔夫老。胡仔不是反思，他就走不出共产机制的束缚。他非把人民逼到打倒他不可的地步。打倒他的党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只要再有一步！
历史给了胡温政改的契机
曾仁全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胡锦涛全面接班，历史给了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进行政治民主变革的机遇。
历史曾赋予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千载难逢的契机，但几乎都是在强大的专制独裁者的铁蹄与机关枪的蹂躏下夭折了。当西方许多地区还是落后的部落族群时，中国已有了范仲淹、王安石的政治经济变法运动。王安石的伟大发明早于英格兰贵族教士们强迫国王约翰签署《大宪法》一四六年。在强大的黑恶势力面前，王安石只得一步步地放弃改良思想，以下台而结束变法。
到了十九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主的精英又一次将西方的政治民主理念引到了中国，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以慈禧为首的老朽们发起政变，囚禁光绪、捕杀新党，变法仅一○三天就失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与中国人失之交臂。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换醒了中国更多的社会精英。在短短的数年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又一代知识精英们再接再厉，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在百折不挠的失败中坚定的站立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全国如火如荼的反封建、反帝制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起来，最后终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赢得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
然而，在随后的日军入侵、军阀混战、内乱纷纷的创痛之后，获得大权的毛泽东把共产主义引进了中国，从此推行更加独裁、更加残暴的一党专政。他为了打压异已、实现他不可一世的权力欲，制造了疯狂的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千百万人是他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在他寿终正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全面崩溃，社会已全面倒退，人民的生活已走进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强人邓小平不思民主变革
历史的转折点落到了邓小平面前，掌握了大权的邓小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变革的迫切性，历史给了他推进政治、经济变革的最好时期，在毛泽东政治运动的浩劫中挣脱出来的民众一呼百应。但是，邓小平牢牢把握一党专政的政治思路，只是进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不想用他来之不易的权力去冒险进行政治改革。结果，中国在他的蹩脚政治理论指导下越走越远，不透明的政治使经济愈改革，腐败愈盛行，社会愈加不公，最后，社会知识精英公开地站出来批评和反抗，酿成了举世闻名的六．四惨案，邓小平出兵镇压，中国的经济改革成果一夜之间遭到毁灭性破坏。
江泽民的专制权力更加膨胀
六．四事件的既得利益者江泽民不可能，也没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勇气。他本来是踩著六．四学生的鲜血走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结果在专制与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所推行的政策和路线，使没有制约的权力更加膨胀，庞大的官僚体制更加黑暗腐败，社会道德体系更加衰退，工人、农民更加贫穷落后。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在党内外强大的压力下全面退了下来。此乃江山社稷之幸事，全中国人民之福祉。
柏林墙倒了，苏联解体了，共产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末以摧枯拉朽之势崩溃了，独裁统治者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经过十多年的「阵痛」之后，从匈牙利到俄罗斯，从战乱纷飞的科索沃到曾经是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印尼，都迈开大步走上了政治民主的大道。这一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理论在东欧、在前苏联不适应，而且在中国也不适应。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打著共产主义旗号实行的强权政治，不可能真正推动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繁荣。
中国未来还看胡温政治智慧
胡温不仅是从平民阶层走上统治地位，而且现阶段深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们没有六．四阴影，不仅了解中国人民在独裁专制下灾难深重的事实，而且深谙社会变革呼声之强烈。在近两年的执政时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已收到明显的效果，取得了大多数的民心，现在力挽狂澜，审时度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的机遇，是时代的潮流。
政治制度的滞后不可能创造真正的经济繁荣昌盛，更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强盛，现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根除腐败，有利于经济的繁荣，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给人民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开放党禁、报禁，敢于容纳不同的声音，逐步实行民主选举。当然，推行这些改革是有一定风险的，一些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会拼命地抵抗，会千方百计地制造混乱和实施破坏性行动，但是，有全国人民的参与，有世界上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支持，一个繁荣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一定会诞生，胡锦涛、温家宝等推行政治改革将会名垂青史。
中国未来的历史如何书写，就看胡温的政治智慧了。
-2004年10月动向杂志
点评几句杜导斌的“狱中札记”
安魂曲
看了大纪元刊出的有关杜导斌在看守所坐牢情况的这篇“杜导斌的狱中札记”，本人很感兴趣。因为本人在89年六四之后，也曾在某省看守所被关押数月，因此自然忍不住会想对比一下如今杜导斌在看守所的待遇是不是和本人当时的还差不多，对比一下杜导斌先生在自愿“陪刘荻”坐牢时和我们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是否不同。
首先、我不知道是作者“曾仁全”的笔误还是什么，显然文中所谓“孝感市第一看守所第36号监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大陆司法体制下，“监狱”和“看守所”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地方，“看守所”之下只可能有“监号”（俗称“号子”），却绝不可能有“监狱”----至于“这个36号监狱以前常用来关押“政治犯”，──曾经关过“反革命分子”及法轮功人员”云云则明显不足为信，因为在同一个看守所内，政治犯平时一般都是在不同监号分散关押的，只有类似秦城监狱那样的专门政治犯监狱，或者某次大规模镇压后政治犯太多的情况，才可能出现什么“常用来关押政治犯的监号”。（按：共产党迫害民运人士，但从不承认有所谓”政治犯“，也就把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关在一起。安魂曲这斯却故意不提这个事实。-智叟）
其次、十五年过去了，但中国看守所的状况还是一如既往地差：同样是十多个人挤在同一间号子里（我那时和13个刑事犯一起），同样早、中、晚餐没油水且吃不饱（但现在量增加到了“九两”，多了一两，也算一种进步：））。。。反而“加餐”的方式质量似乎大不如前了：我那时每半个月还有一次免费的油水很足的粉蒸肉可吃，每周还可以自己花钱买一次油水到处滴的红烧肉，甚至逢年过节还可以买吃到肚子发胀的月饼什么的。。。但如今看守所里居然不仅没有免费的加餐大肉好吃，犯人反而不得不去高价购买看守所提供的显然经过克扣、更没有几分油水的“点菜”？！或许对犯人伙食的克扣也算是十五年来中国社会更加腐化的一个缩影吧。
第三、所谓“是杜导斌的思想观念潜移默化地引起了监管人员的“共鸣”，他才在监狱的后四五个月没有“受苦”。。。”这样的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本人十五年前被关押时，同样基本没有“受苦”、同样受了一些特殊“照顾”，但本人却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靠自己“独特”的思想观点“打动”了监管人员”（坐过牢的人都知道，这种机会不仅不可能很多，而且单个监管人员事实上没有很多重大待遇改善的决定权）----尤其是同样刚进去，因为“监管干部事先对狱头有过交待”，所以本人也和杜导斌一样始终“一直不曾挨过打骂折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大陆，那些重要政治犯本身从刚坐牢起，就可能受到一些和一般刑事犯不同的特殊“照顾”。这其实完全出自有关当局以及狱方担心政治犯遭到打骂万一出了事，对上对外都不好交代的那种微妙心理；另外作为普通管教人员来说，他们也犯不着去得罪一个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平反的政治犯不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说我和杜导斌这样的政治犯本身一进去就不知不觉成了“特殊犯人”，自然会多少受到一些特殊“关怀”，其实也并不为过----这和政治犯本身对管教人员的政治启蒙、思想感化是否成功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也不值得作为自己出狱后炫耀的理由。
第四、“开始几批犯人中，还有几个判有死刑或死缓的，也许是活著的日子不多了的缘故，在号子里麽三喝四，要吃要喝，动不动就打人。。。”----这种情况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大陆看守所凡是判死刑或死缓的犯人，都是要专门钉上手铐脚镣（死缓犯人可不必钉手铐），关入“死刑号”由一些指定的普通刑事犯专门监视照顾的（尤其是死刑犯，要24小时有人“伺候”，担心他自杀或发狂）。。。而且考虑到死刑犯的特殊危险性，把杜导斌这样重要的政治犯和他们关在一起，也是会额外给狱方增加一层风险和负担的。所以老实说我怀疑这里是不是作者自己搞错了？杜导斌真的曾经和“判有死刑或死缓的”的犯人关在同一间号子里了么？
第五、也是我看了这篇“狱中札记”最想评论的，就是“杜导斌也就顺里成章的成了“狱头”，再加上与监管干部混的熟悉了，进来的人几乎都由杜导斌“挑选”，他挑选的几乎都是经济犯罪的人员，挑选经济犯罪人员，杜导斌是有他精明的考虑的，因?这些经济犯罪的人员大多数是官员或是经商人员，栽了“跟头”才被迫进来的，家里的经济条件都很不错，送钱送物自然也就大方一些，杜导斌能同时“享用”，跟著“占光”，所以他出来的时候，身体不仅没瘦，而是长的白胖白胖了。”这一段----
我本人15年前坐牢时，虽然大陆的贪污受贿经济犯罪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猖獗，但在看守所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了：正如这一段所说，“经济犯罪的人员大多数是官员或是经商人员，栽了“跟头”才被迫进来的，家里的经济条件都很不错，送钱送物自然也就大方一些”，所以他们这些人往往都可以得到管教人员甚至狱方的一些特殊照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取代了中国监狱传统的“杀人抢劫犯”作了一个号子的“狱头”。。。我当时所关的第一个号子，就刚好有这么一位前官员（好象是个“处长”还是“科长”），他本人虽然从不动手打犯人，但由于某位管教干部的喜欢，也被指定作了我们这个号子的“狱头”，而他对待本人也还是很尊重的，每次“分饭”（号子中欺负人的规矩，每次饭来了都要重新分，地位越高的越多分，地位低的就只能得到规定饭量的一半左右），也从来给本人分得够多。。。但最后我恰恰就是和这么一个家伙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因为我极其看不惯他在伪善的一套“平等”之下，对那些地位低的同好犯人的克扣和欺负。事实上我反感这类贪污受贿犯要大大甚于反感普通刑事犯，因为他们搜刮了太多人民财产，进来后却还可以获得比普通犯人更高的地位！----后来由于我和此人对着干，始终护着他的分管我们这个号子的管教就把我调到另一间关押了很多剽悍刑事犯，号称打人特别凶的号子去，大概是想给我穿点小鞋吧。。。可是恰恰在那个很“凶”的号子里，我不仅没有受到半点虐待，反而成了那些剽悍刑事犯们充分尊重甚至照顾的对象----因为这些人本能地感觉得到：类似我这样并非和他们同样原因进来的“大学生”，所牺牲自己争取的那种理想，其实对他们这些社会最底层来说同样十分重要，他们不能不由衷佩服一个为了看不见的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朋友自愿坐牢的人。
但如果这篇“狱中札记”作者在这里所写的内容不错的话，那么同样坐牢的杜导斌先生自己，在面对那些中国人最有理由厌恶、愤恨之经济犯罪分子的问题上，却很遗憾地采取了一种和自己平时立场截然相反的自私投机态度----老杜在狱中不仅一点没有看不惯这些社会蛀虫，反而利用自己的“狱头”权利，“精明”地挑选这些贪污腐败分子和自己同号，好同样沾一份这些人贪污受贿后“家里的经济条件都很不错，送钱送物自然也就大方一些”的光！！----尤其是在这里杜导斌居然还“能同时“享用”，跟著“占光””。。。这就等于他自己在利用自己“狱头”的特殊地位，自觉不自觉揩其他犯人的油，享受自己本不该享受的同犯钱物了，怪不得“他出来的时候，身体不仅没瘦，而是长的白胖白胖了”！（另外这一段也说明：那些贪污受贿分子根本无需“思想观念潜移默化地引起了监管人员的“共鸣””，也一样可以享受看守所里的特殊待遇）
请注意我在这里不是指责杜导斌在被关押期间，应该表现得象个圣人，坚决不利用“职权”揩其他犯人的油，坚决和他平时似乎很痛恨的那些经济犯罪分子划清界限。。。事实上看守所的痛苦决非一般人所想象，一个人被关押在那里，对生活的需要往往都会只剩下“如何让自己吃饱”这样一些本能的东西，我们又怎么能要求杜导斌先生在狱中放着自己的肚子不顾，却去毫无必要地在那里去和什么“贪官污吏”坚决划清界限呢？
但类似这类狱中生活的迫不得已、委曲求全，每一个真正的忧国忧民人士出狱后，都多少应该为此感到屈辱、羞愧才是----因为在自己明知那些经济犯罪分子狱中相比其他犯人“好生活”实乃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剩余资源的情况下，自己不得不为了个人私利选择和这些人事实合作，共同沾腐败之光，这本身显然不是一件值得曾整天抨击中国腐败、甚至部分因此而坐牢的民主人士出狱后面对公众炫耀自己“本事”的好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篇杜导斌“狱中札记”最后这段多少有些自鸣得意内容时，就忍不住张大了自己的嘴巴：这象是杜导斌先生的所作所为所言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可以去和事实上的贪污腐败同流合污、共同揩油，而且事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我们平时理直气壮地抨击那些大陆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徇情枉法，是不是也很有些言不由衷、底气不足了呢？！
坐牢代表一种苦难和磨练，但坐牢本身未必可以成为一种事后炫耀的政治资本----除非我们每个人都能象“秦城铁汉”刘刚先生那样，始终在狱中保持自己的气节，否则坐牢这段经历本身，其实反而或多或少地让我和杜导斌这样的人都暴露出了自己身上某种此前自己没有觉察的弱点----比如我十五年前因感到失去自由的难以忍受而违心地“配合”了专制政府的审讯；比如杜导斌先生今日因需要保证自己的狱中身体健康而去“精明”地利用贪污腐败分子为自己谋福利。。。人，也许坐过牢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块真钢！
附：杜导斌的「狱中札记」
杜导斌于2004年6月以“判三缓四”的结局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他只能在湖北省应城市市内的圈子里活动，不能给国外的朋友打电话，不能上网“交流”，在此，他向关心、支援、帮助、声援过他的《中国人权》、《民主论坛》、《大纪元》、《议报》、《北京之春》、《观察》、《争鸣/动向》、《新世纪》、《博讯》、《亚洲周刊》等国外网路、报刊杂志及广播电台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向各级社群组织的《香港支联会》、《法国人权组织》、《国际狱中笔会》、《国际作家笔会》等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导师郭罗基、洪哲胜表示深深的敬意；向海外各界友人刘青、焦柏固、刘宾雁、胡平、王丹、张伟国、唐青、马志友、陈奎德、茉莉、李强、高寒、蔡楚、付正明、张晓刚、郑义、黄火青、方园、张敏、林迪、张三一言、丁林、林达、利华等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地问候，向国内关心、探望、支助过他的家人的各界朋友表示最真诚的感谢，由于安全的原因，不能公布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朋友的名字。在此，只能祝贺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03年10月28号，杜导斌被孝感市国安人员在应城市公安人员的配合下带走，关在孝感市第一看守所第36号监狱里，这个36号监狱以前常用来关押“政治犯”，──曾经关过“反革命分子”及法轮功人员，号子里有15平方米左右，只有一个无门的厕所，但现在“政治犯”少了，杜导斌进去后，里面早已关的九个人，都是刑事犯，只有他一个“政治犯”，杜导斌与偷、盗、坑、蒙、拐、骗、抢、诈及嫖、贪、赌等刑事犯罪分子成了“一路货色”，与他们长达七个半月厮混相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思想精神”的“犯罪”，而其他人是行爲犯罪。相同的地方则是：他们都是“犯罪嫌疑人”。
刚进去的时候，里面的环境很恶劣，被子又脏又臭，大小便之后的燥味弥漫整个室内，生活更差，早晨二两稀饭，几块咸萝卜，中午四两米饭，水煮盐水白菜，晚上三两米饭，水煮白萝卜，杜导斌有胃病，吃了这些就胃里发燥，难受，不吃又饿，每天只有硬著头皮吃。家里送的钱进去的，可以“点菜”，监狱里有专供“号子里的人”提供的饭菜，但价格昂贵不说，质量特差，炒一盘鸡蛋全是面糊，炒一盘瘦肉丝，只有几片白条肥肉，且看不到油茬。
后来，他与看守所的官员及管理人员有了一些交往，有了一些“闲聊”的机会，那些官员及管理人员被他的谈吐折服，被他“独特”的观点“感染”，渐渐地对他改变了看法，杜导斌的生活好了起来，只要是家里送的钱、物，他都能不打折扣的收到，想吃什麽，“出钱点钱”后都能送进来（都是没有骨头的菜肴），炒的鸡蛋不再是面糊做的了，炒的瘦肉丝也不再是白条肥肉了，都变成了物美价廉的饭菜。这在同号室的犯罪嫌疑人中，杜导斌的待遇是及“优惠”的了，所不同的是，其他进号子里的人，都是监狱外面的亲朋好友靠金钱打通监管人员的关系，在里面得到“照顾”，而杜导斌是靠自己“独特”的思想观点“打动”了监管人员，得到监管人员的“关照”。是杜导斌的思想观念潜移默化地引起了监管人员的“共鸣”，他才在监狱的后四五个月没有“受苦”。
与杜导斌同时关在36号号子里的几乎都是刑事犯罪人员，进进出出的犯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开始几批犯人中，还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北大教授：网站须注册就是"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