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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王思睿专稿：总统是靠不住的，“人民”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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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王思睿专稿：总统是靠不住的，“人民”也是靠不住的   
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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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王思睿专稿：总统是靠不住的，“人民”也是靠不住的 (443 reads)      时间: 2004-10-20 周三, 上午12:0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周舵在《再答王思睿》中说，“说得更个人化一些，我对（施米特或施密特）此人的评价十分负面，……肯定宪法有其超验之源，非立法机构或多数民意可以随意更改，窃以为也不必借助此公之说，英语世界有得是更好的货色。”从总体而言，笔者像周舵一样，更偏爱英美思想而不是德法等欧陆思想。但是，现在研究和援引施米特对于中国思想界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理由就是笔者在《两种“右派”和两种“敌人”──答周舵》最后所引用刘小枫的一段话：“如今，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结盟对抗新自由主义，看起来是新的思想状况，其实很可能是当年两个民国（魏玛民国和中华民国）时期思想状况的重现。在这样的思想处境中，施米特的政治法学的尖锐性重新突显出来。”(chinesenewsnet.com)


如今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情况情形很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日本，也有些像三四十年代的中华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及这一点。 (chinesenewsnet.com)

刘小枫在《现代政治思想纷争中的施米特》的一开篇就说：“世界冷战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消散，新的‘主义’论争就从国际冲突变成了国内冲突。近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的思想斗争，在几个主要的思想国家重起烽火。汉语学界一时间仿佛也回到了论战迭起的三十年代，北美则好像回到了魏玛民国时期的思想混战。”又说：“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当今新左派与右派合流夹击自由主义，与魏玛时期左、右派夹击自由主义有相同的思想和政治主题。如今，某些国朝学人以为北美社群主义政治理论提供了新的批判自由主义的精神资源，殊不知，社群主义不过是保守政治理论的回潮，其对于自由主义政治－法理学的批判，与三十年代纳粹法学家（这里指的不单是施米特，还有更靠近纳粹意识形态的Karl Larenz、Ernst Swoboda、Walther Schonfeld等）的批判如出一辙。”(chinesenewsnet.com)

盛邦和在《浮出水面的北一辉──有关“底层”主义的历史分析》的结尾处说：“我们还要思考的是：假如日本上世纪20─30年代思想轨迹确实依照下面的线路运行：底层主义鼓动──左派思想传播──民族主义亢奋──‘革命理论’诠释──军事政变实践──集权主义实现。那么，底层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留给后世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同时，极右翼的真右派是怎样打扮成左派登场的。所谓的左派是怎样打着‘底层’的旗号，最后欺骗了‘底层’，剥夺了‘底层’最根本的政治与经济权益。一个现代化行进中的国家中什么是左派？左派是怎样形成的？左派的历史使命究竟是什么？一切伪装的‘左派’的最终政治命运与专制集权有什么关联？这样的关联是怎样形成的？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不是‘历史’的，而是现实的，史如明鉴，读史是为了避免历史恶剧的重新上演。”(chinesenewsnet.com)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在《东盟与亚太三强国》中讨论了日本和中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总的说来，亚洲对美国声称的理想主义态度肯定大于否定，特别是和其他主要强国相比。在东亚地区的形势下，这种理想主义必须由强硬的战略现实主义来支持。可是倘若日本在美国战略利益的名义下，仍在以日本现有的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做后盾，疯狂追求增进已具有的强大力量，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幸运的是，这只是现阶段可能发生的一种恐怖的梦魇。美日两国都在证实这并不是他们伙伴关系的目标。对东南亚地区来说，这种保证极受欢迎，大部分国家的领导人都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真诚，并关切中国对美日的信任。东盟国家继续希望美国在本地区起到重要的作用，理解和支持美日伙伴关系的许多作法。“这使我谈到中国，因为中国也有一个形像问题。……共产主义的历史形像还留在邻国领导的大脑中。今天的共产主义领导人更加公开地宣传民族主义，这一事实本身令人不放心，特别是对那些不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人。可以证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日本（当年）所为的苍白翻版。”(chinesenewsnet.com)

笔者在批判《中国可以说不》时曾写道：该书作者喜欢标榜自己是中国的平民百姓，自称该书具有“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是广泛的民意的映射”，要求人们相信他们的声音代表了中国“民间的觉醒”。在这里，我们想直截了当地说，来自民间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既有觉醒，也有沉沦，既有新生事物，也有沉渣泛起。众所周知，在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化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浪人团体黑龙会、玄洋社等都是民间团体。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经典《日本改造方案大纲》的作者北一辉是一位民间志士，曾参加过中国的同盟会。他的右翼革新思想对青年军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彻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转折点的“五·一五”、“二·二六”事件就是受北一辉影响的一群青年大尉、中尉领导的。“二·二六”叛乱部队的《奋起宣言书》声称：“我（日本）之所以成为神洲者，乃在于万世一神天皇陛下之统帅，举国一体，生成育化，最终实现八□一宇。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此国体之元凶。我与俄、中、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今若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佞臣，不芟除遮皇威、阻碍维新之奸贼，皇统皇谟将汤然无存。冀希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予冥助。”他们在捣毁《朝日新闻社》时扬言：“国贼《朝日新闻》标榜自由主义，拥护重臣集团。这次行动是天诛！”人们也从当时的纪录影片中看到了日本民众对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狂热支持。现代世界史上最着名的一位从民间崛起的人物是破落的街头艺术家、前下士希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慕尼黑参加了一个名叫“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小党，成为它的第七个成员。他的党在1928年的选举中仅获得81万张选票；到1932年国会改选时，就获得1374万张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本人出任德国总理，并于次年成为元首和三军最高统帅，从此把德国人民拉上了纳粹的战车。希特勒上台是利用了德国人民对凡尔塞和约的不满，而凡尔塞和约的签订，则是法国、英国等协约国民众压力的产物。富勒在《战争指导》中援引尼科尔森的话说：“即令是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例如尼罗、希罗格巴卢斯、凯撒·波尔吉亚和路易十五世等，如果是处在1919年的欧洲局势中，也能运用足够的集体智慧和善意，从而变得有所作为。”富勒接着指出：“不过，从事后看来，应该对此负责的既不是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也不是劳合─乔治。正如尼科尔森上校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发展到顶峰的歇斯底里和不负责任的‘群众民主精神’，才是真正的责任者。”(chinesenewsnet.com)

笔者在《国际恐怖主义对文明的挑战与中国在全球化世纪的选择》中进而指出：极左派与极右派结成“神圣同盟”，把斗争矛头指向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左派”、“自由右派”这些所谓的“人民公敌”、“民族败类”，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德国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名称表明它曾是右派民族主义者与左派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联盟。纳粹党25点纲领中，除了民族沙文主义、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内容外，还表现出强烈反对垄断资本和大地主制的色彩。党内左翼的施特拉瑟派认为，民族社会主义组合词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第一个词是第二个词的修饰词；他们主张建立全体成员拥有平等权力，由各等级和委员会、职业参事会组成一种整体制度，体现集体意志的“民众共同体”。但是在纳粹党掌权后，代表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希特勒便立刻与垄断资本集团和军方结盟，以暴力手段清除了左翼的施特拉瑟派。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也是民间法西斯运动与军部法西斯运动共同推动的结果。前者的政治诉求具有强烈左翼色彩，提出“革新阵营”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武装暴动推翻“财阀政权”，实现“维新政权”，“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确立“天皇中心的政治”即“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在民间法西斯运动影响下，军部法西斯运动分化为两派，皇道派主张自下而上地革新，奉行“国内第一主义”；统制派主张自上而下地改造国家，先外后内，奉行“满洲第一主义，国内革新第二主义”。统制派掌握政权后，像希特勒一样毫不留情地清洗了《日本改造方案大纲》作者北一辉等民间法西斯运动的理论家以及倾向他们的皇道派中下级军官。右翼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者从来都是把左翼分子和左翼言辞作为一种蛊惑人心、争取民意的工具，一旦达到了夺权的目的，马上弃之如敝屣。任何一种军国主义的体制，必然是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必然要寻求社会强势集团的支持，必然以国家整体利益的名义压制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诉求，必然奉行对外第一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可惜当今中国的某些左翼人士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滑向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是非常容易、非常自然的，国人必须擦亮眼睛，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切不可掉以轻心。 (chinesenewsnet.com)

在《中国可以说不》刚刚粉墨登场时，许多思想理论界的人士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是书商骗钱的勾当或者小儿胡闹的行径。几年来，在传统媒体及某些享有选择性言论开放度网站的纵容和默许下，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言论蔚然成风，已经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军刀下的现代化，中国唯一的选择》这样的文章在网上反覆张贴，成为“经典网文”。文中鼓吹：没有“战争权”就没有发展权；中国要发展，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就要准备战争。20年来和平牧歌式的发展已经终曲，下一个上演的节目是也只能是：军刀下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必须上升为统治民族。重建我大汉帝国！更有一些知识分子和知名学者抛头露面，在其中推波助澜。以下的五项国策如果不挑明是出自1934年日本军部统制派的手笔（草拟时名为《综合国策大纲》，发表时定名《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通称“陆军小册子”），完全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纲领，因为实在是“何其相似乃尔”：第一，实行积极军备，建立足以支持国家积极发展的武力；第二，限制自由竞争，建立统制经济，但是“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要求，可满足个人的创造性和办企业的欲望”；第三，救济农村，以利安定后方，“使士兵无后顾之忧”，为此，要求树立“国民共存共荣”的“全体经济观”；第四，实行精神统制，凝聚人心，要求对于建国理想和国家使命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培养舍己献身的牺牲精神，铲除国际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第五，创建以国防为本位的各种新机构，促进各项国策的实施。 (chinesenewsnet.com)

张耀杰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一书，集中描写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维护人权方面所遭遇的思想尴尬和内部分裂。谢泳的“《观察》研究”，则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自由“多少”“有无”选择难题时，缺乏清晰“敌友意识”的问题突显了出来。虽然储安平已经认为到：“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他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但是，他和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共为友，只有胡适、傅斯年等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他们从内心也不怎么喜欢的国民党。 (chinesenewsnet.com)

笔者在《自由民主主义在中国》中写道：1947年，胡适写了一篇文章专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世界上有两种政党，英美式的政党可称为甲式政党，而苏联共产党、德国纳粹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可称为乙式政党。所谓美苏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组织方式，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对立，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之间对立。在美苏两种制度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尚属于乙式政党，但是这个党的最后理想却是想推行甲式的宪政政治。因此，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胡适的政治立场是明朗和坚定不移的。为什么会这样，他在1947年4月1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有一个解释：“至于政治情形，我总觉得我在海外九年，看事理比较国内朋友似稍客观，故对蒋公，对国民党，都比一般的朋友比较宽恕。我并不否认你的‘经验’主义，但我因为没有这九年经验，故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对于胡适的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来说，思想认识没有像他那样超脱和清晰，政治选择则更加犹豫、困惑和痛苦。储安平、吴世昌、盛家伦等人对于自由民主的“多少有无”，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储安平说：“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吴世昌说：“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限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盛家伦说：“在这里，是自由的多少问题，但到了那里，就是自由的有无问题。我太痛苦了！”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倒向了中共一方。笔者以为，做出这种选择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他们不相信国民党最终会实行美式宪政；其次，他们认为，如果人民大众能够从“新民主主义”中得到比“三民主义”更多的经济社会权利和实惠，知识分子牺牲一些政治自由和权利也是值得的。 (chinesenewsnet.com)

历史已经证明，盛家伦等人的想法是错误的，知识分子牺牲一些政治自由和权利，并没有换来更多的人民大众的经济实惠，而是“大跃进”、“文革”那样的人间浩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缺乏足够的“智识力、道德力”，过去犯了错误，今后还会犯类似的错误。McCormick认为：正因为施米特在二、三十年代对自由主义的深透批判，才使得自由主义变得更为明确。理性、冷静地考察施米特在魏玛时期的自由主义批判，“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当前思考、新保守主义的技术统治的威胁、更恶劣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权威论是有益的”。Dyzenhaus对哈贝马斯警告北美的施米特热不以为然：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非如哈贝马斯以为的那样，必然导致只有一个群众推举出来的魅力领袖才能救护我们的结论。从施米特那里，自由主义倒是可以学到应该自愿投身社会民主的深渊，勇敢地开放涉及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辩论。 (chinesenewsnet.com)

施米特学说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他“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一次决断──随后的制宪（制订具体的宪法法规），不过是这个政治统一体自觉选择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绝对意义’的宪法是为一个新国家奠定基础的政治行动，不可与相对意义的‘宪法’（具体的宪法法规）等而视之。”只讲“议会民主”的程序，其它什么都不管，无论什么乌其八糟的党，只要一时有了人民的选票就可以执政，这种“议会民主主义”尊重的是相对意义的宪法，而不是绝对意义的宪法──源于自然法传统的宪政、民主、人权。面对纳粹主义崛起的形势，以“宪法神圣不容侵犯”为由来否定魏玛宪法48条的总统专政条款，放任“反自由的自由”肆意横行，无异于为魏玛民国制宪主体（德意志人民）的敌人提供了颠覆民主宪政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chinesenewsnet.com)

刘小枫说：“民主政治依然是政治，并没有取消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仍然、甚至更需要具有胆见卓识、德性超迈、果敢有勇的政治家──因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话杰斐逊可以说，希特勒也可以说。”“魏玛宪法中的总统专政权有如一把双面仞，既可以用来革除魏玛宪法的敌人，也可以被魏玛宪法的敌人用来革除魏玛宪法。有人（比如政治思想史家蒙森）因此把希特勒的成功归咎到韦伯主张的直接民主论头上，显然不太公道──问题始终在于，谁掌握民主的权力。在魏玛民国的政治较量中，较劲的与其说是人民的意愿，不如说是政治人物的‘智识力、道德力’。当人们欢呼走向共和民主宪政时，很少有人会想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治家在领我们走向共和？什么样的立法者在设计民主宪政？──如施米特一再问的：谁在决断？”(chinesenewsnet.com)

由“人民”来决断要自由民主还是要极权专制，这是庸俗自由主义者对“民意”的迷信和盲目崇拜。总统是靠不住的，“人民”也是靠不住的。刘小枫在《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中写道：自从传统的自然法被扫进历史拉圾堆，规定国家生活的法规体系已经没有“终极正当性”，“所有宪法条文都取决于制订宪法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受制于政党政治的偶然情势”（施米特语）。民主政治删除了传统的自然法──超验的正义来源，人民便成了立法的德穆哥；在民主政制中，谁如果还诉求传统的上帝旨意，便无异于诉求“非民主的超验要素”，成了反人民的诉求。施米特一再提醒人们，“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一古谚是由杰斐逊赋予新生命的。民主政治──人民自己（选出统治者来）治理自己，预设了拥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同质的人民。但即便同质的“人民”也很少时候是同心同德的铁板一块──对于政治家来说，“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用”（毛泽东语）；用今天的话来说，“民意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各政党为了争当“人民的声音”的代表，大多希望“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以“合民众口味”的方式“动员人民”（毛泽东语）。“人民”这个立法的德穆哥像个九头鸟，或者身上有成千只手，需要政治家去掌握──民主政治究竟是人民掌握政治还是政治掌握人民，真不大容易说得清。当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千方百计地“制造民意”的时候，如果自由主义者只是坐等民意来决断，就会重蹈魏玛民国的覆辙。 (chinesenewsnet.com)

英美两国是幸运的，自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外部机缘和自由主义者的主观努力，主流民意一直跟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德日两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主流民意发生了转向，魏玛民国和大正民主被颠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边缘化，直到二战后才依靠外力（美国占领）扭转了思想界的潮流。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决定论”，中国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边缘化后，目前仍然存在再次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如果自由主义者过于善良，没有敌友意识，没有足够的智识力、道德力和决断力。 (chinesenewsnet.com)

施米特认为，反对“将宪法相对化”，就要“反对滥用合法性观念，反对对真理和价值持中立态度的功能主义”。在当下中国，除掌权的威权主义鼓吹“稳定至上”和“不争论”外，其他政治流派都在呼吁“民主”和“自由”。自由主义者就不用说了，极左派如邓力群等人写联名公开信要求言论自由，极右派的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也在屡屡抗议网络论坛版主的删帖行为。但是，自由主义者不能对此“持中立态度”，一视同仁。自由主义要求的是全民民主和作为人权的自由，极左派要求的是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作为统治阶级权力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自由主义要求的是罗尔斯所说的公正、平等的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极右派要求的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自由，“己所不欲，施之于人”，任由他们压制、封杀、消灭他人自由的“自由”。 (chinesenewsnet.com)

目前，极左派的作为还局限在发表言论上，因此笔者在《中国思想界新分野》中曾写道：笔者不认同邓力群们的政治观点，但要像保卫自己说话的权利那样保卫他们的言论自由。而且，在野的邓力群不同于昔日在朝的邓力群。世界历史证明，掌权的极左派常常以“革命”、“专政”的名义摧残自由与生命，而民间的左翼人士则为培育自由之花倾注了最多的心血。这在中国也不会有例外。即使是顽固不化的“老左”，当他们抨击腐败、权钱交易、个人崇拜，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弱势群体说话而身处逆境时，中国的“自由─社会民主”派人士也应当表示同情与声援。极右派则不然，他们已经开始从言论走向“冲锋队”式的暴力行动，而且，他们的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和军国主义言论，本身已经构成犯罪。在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和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给予民众最广泛的表达自由，从骂总统、烧国旗，到用言辞鼓吹推翻政府、行动上成年累月地在白宫外面示威抗议，但是近年来已不能容忍煽动种族、民族仇恨的言论自由泛滥。1978年，美国新泽西州率先定义“仇恨罪”，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把群体仇恨列入犯罪的国家。凡是歧视或煽动仇恨某一种族、族裔、宗教、体征、性别、性取向、肤色的言行，都是违法的。现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已通过了类似的法律。 (chinesenewsnet.com)

自由主义者不能因为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者现在和自己一样在政治上尚处于非主流地位，就视敌为友，或者投鼠忌器，历史经验证明，右翼极端派是最凶恶的极权主义，一旦让他们掌握了“民意”，不仅所有的温和派（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邓派”威权主义）会被一网打尽，而且左翼极端派将是他们首先要清除的对象。希特勒上台前，要靠共产党议员提出对前任政府的不信任议案以及纳粹党和共产党两党联合在国会取得的具有否决权的多数票，在最后一次选举期间，这两个激进政党还联手在柏林搞了一次公交工人罢工，向政府示威。然而，他一上台就制造了“国会纵火案”，首先取缔了德共。对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不仅要口诛笔伐，而且要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务必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魏玛民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其他温和派政党，为自己的软弱和消极而付出了血的代价，不仅仅是德国人的献血和生命，而且是全世界上亿人的献血和生命。在热核时代，中国极右派如果得势，受到威胁的就将是全球几十亿人。 (chinesenewsnet.com)

周舵说：“至于说在法治和自由宪政建立起来之前，假如转型期间出现社会大动汤，极端主义横行，仇恨与杀戮成为基本生存方式时，我辈如何自处（我猜想这可能正是王君意旨之背景假定），我却无话可说。因为在此种情形之下，说什么、做什么都毫无意义。我们不能妄以为自己是上帝，什么局面下都能提供有效对策。一个民族要走集体自杀性的绝路，不是什么不可思议之事，二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就是两个反面典型。除了说‘咎由自取，就让他们去死吧’之外，你还能怎么办呢？唯一能做的或许仅仅是：你是搅进去一起去死呢，还是设法置身事外？”笔者以为，自由主义者“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是不可能也不可取的，“搅进去”以后则有两种可能性：或者“一起去死”，或者大家都活。谁也不是上帝，能够对未来拍胸脯、打包票，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当努力。 (chinesenewsnet.com)

(原题《援引施米特的理由──再答周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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