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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鲍彤 :致“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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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鲍彤 :致“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诸君
邢国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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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时间: 2004/02/20
文章: 7501
经验值: 206975
标题:
ZT 鲍彤 :致“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诸君
(472 reads)
时间:
2004-10-19 周二, 上午5:25
作者:
邢国鑫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致“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诸君
[鲍彤附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已被庄严地载入中国宪法。从三
月十日开始,有人(可能是背着党国领导)嘲弄宪法,收了我使用国
有电讯设施的费用,却侵犯了我打电话和上互联网的权利,破坏了媒
体对我采访的可能。但愿这篇文字能够有所弥补,使我多少得以履行
发表言论的公民权。(新政乎?评)
鲍彤:致“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诸君
陈一谘先生辗转托人告诉我,各位将在这个研讨会上聚首。请接受我
的祝贺和谢意。这个研讨会目前还只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召开,由此
可以准确地掂量出这个题目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份量。十五年已经过
去了,但在党国领导的心上,它总是沉甸甸的,没有减轻重量。
要求全体中国人永远失去记忆,忘掉历史,恐怕是办不到的。古人办
不到,今人和后人大概也办不到。我希望,用不着太久,我们中国人,
将同其他文明国家的人一样,也能争取得到起码的自由,对历史的和
现实的各种问题,无顾忌地进行正常的讨论。
明天,十月十七日,是赵紫阳八十五华诞。一切了解他、敬重他的人
都从心底为老先生祝福,祝他长寿,祝他平安,祝他自由。赵紫阳的
自由,是检验中国宪法的有效性的试金石。几天以前,有一条不是来
自中国大陆的消息说,“北京突然放松了对赵紫阳的软禁”,据说许
多朋友被允许来看望。真的吗?好极了,但愿这是真的,但愿中国宪
法真的生效了。果真如此,诸君的全部发言就有可能送到赵紫阳先生
案头了。这将是一份具有特别意义的生日礼物。
我老了,写不出新东西来了。呈上《咫尺天涯念紫阳》。这是我几个
月以前的旧作,希望得到诸君切磋,其中提到的事实的真实性,我当
然乐于负责。
鲍 彤:咫尺天涯念紫阳──兼为“六四”十五周年作
(一) 临危受命主持经济改革
六四快十五周年了。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怀念赵紫阳,祝他平安,祝
他健康。他今年该八十五岁高龄了。
现在许多大学生没有听说过“赵紫阳”,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
在二十多年前,没有上过学的农民也懂得:“要吃米,找万里;要吃
粮,找紫阳。”
赵紫阳不是种粮食的专门家,但是他了解农民。他知道,地,是农民
种的,不是党的领导种的;党的领导没有资格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
有权得到生产的手段和种地的自主权。他当总理后不久,大概是1980
年吧,路过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向他诉苦:“这么好的沙土地,(领
导)不让我们种落(花)生,偏要我们种粮食,怎么能不穷!”紫阳
回到北京,感慨万千:“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紫阳说话,总是那么明确,又那么有分寸。他不说“农民是被领导搞
穷的”,更不说“是被共产党搞穷的”。他的风格是,准确,明白,
心平气和。你听:“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整个中国就是被瞎指挥搞穷的。文化大革命是瞎指挥。大跃进、人民
公社是瞎指挥。似乎有些“理论依据”的公有化、计划经济、统购统
销,其实也是瞎指挥。赵紫阳是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时刻,
临危受命,主持经济工作的。出路何在?出路在改革。
在经济改革业已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似乎应该很明
确,但有人仍然很不明确。一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计委主任到
家里谈天,在轻松的交谈中,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
计委主任“啊……”了一声;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
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这样尖锐的意见,出之于无拘束的个别交谈,
其中的缘由,我估计,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机能够自己提出来
解决。紫阳就是那么明白,又那么随和。
随和不是模棱两可。1987年底或1988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
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差别?紫阳说:“就实际
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为了减少震动,使
更多的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两个说法,一个意思。”紫阳在另一个场合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
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后
来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某某人九十年代的新发明,这也难
怪,因为说这种话的人,对八十年代的情况很陌生。
对紫阳来说,不懂就是不懂。有的人有一种习惯:一旦得志,立即无
所不为,借以显示自己无所不能。紫阳没有装腔作势的习惯,不屑不
懂装懂。有的人阶级斗争水平特别高,凡事爱问“姓资姓社”,以便
高举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总书记赵紫阳在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上老
老实实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向在座的常委们请教:“什么是社会主义?
谁说得清楚?”他自己则老老实实,坦然而陈:“我说不清楚。”赵
紫阳是一位彻底实事求是的政治家。自从中国有共产党以来,这样真
诚的人有几个?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
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
(二) 勉为其难挑起两付担子
1982年十二大后,中共中央分工,总书记胡耀邦抓政治;总理赵紫
阳抓经济。1987年初,老人们决定废黜胡耀邦,由赵紫阳代理总书
记。紫阳固辞,“我的志趣在经济改革”,又说,“我不是当总书记
的材料”。老人们要紫阳两付担子一起挑,非挑不可:总书记的担子,
叫紫阳挑;别人接任总理后,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担子,仍然必须由
紫阳挑。这种“分工”是史无前例的。紫阳勉为其难,但也游刃有余。
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5月13日在怀
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
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
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
年,共产党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会后,他健
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
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题目,是邓小平1986年提出来请赵紫阳解答的。邓
着眼于提高效率──从党政分开,到精简机关,改进作风,克服官僚
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别叫“翻两番”落空。赵紫阳岂不知道
效率的重要,但看得比邓小平远。赵紫阳的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
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
化大革命的条件。紫阳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邓小平批示同意,
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紫阳把邓小平这句话加
了进去;除此以外,当然一字不改。他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要吃粮”
的问题,也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要自由要公民权的问题──后来,有
的人,在解决“吃粮”问题上乏善可陈,却成天在喊“生存权第一”,
企图用生存权压倒民主权,对于这种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如何评论!
毛泽东留下了一套盘根错节的制度,据说是传家宝,命根子,动不得
的。赵紫阳党性很强,我和他相处十年,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要“取消”
党的领导。但他的人民性更强。进入总书记岗位之后,他多方征求意
见:怎样“改进”和“改造”党的工作?有人一听“改造”就反感,
紫阳向他们耐心解释,“毛主席整顿三风,不也说‘改造我们的学习’
么……”
毛泽东规定了“第一书记挂帅”的制度。赵紫阳不敢苟同,他给自己
规定的职责是:“总书记就是秘书长”。长期以来,起码从1959年
庐山会议后,党的领导机关的会,由毛泽东随心所欲,想开就开,不
想开就不开。胡耀邦加以改进,但来不及形成制度,必须请示老人们
拍板。赵紫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立了规矩。十三届政治局第一
次会议,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确立了中央全会每年必须开两次、政
治局会议每两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每星期必须开一次的例会制
度,确立了决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表决的制度,也确立了政治局开会
必须发布新闻的制度。例会就是例会,任何人不得推延,非开不可;
制度就是制度,任何人不得违反,非执行不可。──赵紫阳当总书记
时,我记得没有一次“例外”。第三代核心一上台,也许是为了和赵
紫阳划清界线吧,这些由政治局确立的制度,好像立即失去了约束力,
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十五年后,我注意到,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会
议似乎想效法十三届政治局,从头建立某些制度,抚今思昔,多少有
点感慨。
(三) 在不事喧哗中改造和创立
中国社会的最大的制度,总制度,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叫做:“东西
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担任代理总书记时起,
紫阳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不事喧哗,改造了一些旧规矩,创立了一
些新规矩。
湖南驻军和学生发生矛盾,公、检、法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汇报后,
公、检、法请常委定调子:判什么刑?赵紫阳说:“你们公、检、法,
应该自己依法办案。常委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依法’二字。这就是‘调
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调子’。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作
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
一个也没有。
“理论案子”倒是讨论过的。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名义
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
开除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
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
组长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
的科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
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
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
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
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着,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
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所有这些
稿子统统是一位老理论家自行主持,请几个秀才写出来的。)这件事
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电影《芙蓉镇》拍好后,党内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争议很大,一位
书记请赵紫阳指示。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
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于是又开了风气:
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
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1949年到1953年,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明确。经过一次又一
次的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和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
文化大革命,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绝对领导根深蒂固。经济改革要求
企业建立“法人制度”。许多党委书记愿意保持领导权力,不愿意承
担法律责任。紫阳建议政治局通过决议: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是企
业活动的中心人物。决议通过了,中国的企业制度从此在全国范围内
开始发生变化。
中共的“党组”,不同于苏共以及共产国际时期的“党团”,是个非
常有特色的组织。根据十二届七中全会决议,大多数党组应该有步骤
地撤销。1989年前,中组部本来正在落实撤销党组。后来的变化,
我不知道,但也可想而知。
赵紫阳下台后,许多事情不是前进了十多年,而是倒退了十多年。作
为局外人,我孤陋寡闻。既然三个代表欢迎红色资本家入党,党委对
企业的领导大概没有机会卷土重来;但是,党管重大政治犯的逮捕和
判刑,党管新闻出版的审查和封杀,恐怕早已成为“稳定压倒一切”
的核心内容了吧。
(四) “学生的心情和主张,是和我们相同的”
1989年4月,学生悼念胡耀邦,进而发展为要民主,反腐败的学潮。
这是自发的,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邓小平、李鹏没有料到,赵紫阳
也没有料到。顺便说一下,2月16日,赵紫阳还在同书记处全体成
员一起,听取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关于廉政建设的汇报。针对政
府机构普遍而又经常发生的利用权力敲诈勒索的劣迹,书记处要求各
级政府机关为人民办事,必须建立透明的办事制度,必须把办事结果
公诸于众,保证社会舆论得以监督政府。这条消息,登在第二天《人
民日报》头版头条,现在也许还能查得到。
胡耀邦是在4月8日讨论教育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病的。那天上午
开会不久,耀邦伏案举手示意,“紫阳同志,我心脏不大舒服……”,
紫阳当即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中央保健处和北京医院抢救。抢救
是成功的。不幸,4月15日,病情猝然恶化,耀邦与世长逝了。
全国人民都很悲痛。遵循悼念周恩来的先例,学生们默默地走向天安
门广场。1977年悼念周恩来,与其说是哭周,不如说是厌毛。1989
年悼念胡耀邦,情况更复杂。耀邦不仅是前总书记,也不仅是平反千
千万万冤假错案的主持人,而且是因得罪邓小平而被废黜的政治家;
而邓小平则和毛泽东有些不同,学生对他有好感也有不满。悼念耀邦,
不可能不反映人心天平上的某些因素。对有的人,也许这是激起甜酸
和苦辣、恼羞和恚怒的时刻。对有的人,也许这是造谣挑拨、鸡狗升
天的良机。中央机关许多工作人员深为不安,似乎这是一个深不可测
的黑洞,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学生天真纯洁,义无反顾,渴望把自己
的激情、忧虑和主张倾吐出来。
给学生戴帽子容易得很。从毛泽东时代起,只有共产党领袖自己策划
的群众活动,如斗倒批臭国家主席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群
众集会,才是合法的,革命的;否则,便被各级党委称为“群众闹事”,
一定是“一小撮”,起码是“别有用心”,很可能是“有人操纵”。
把所谓“群众闹事”定为“反革命”、“敌我矛盾”,可以不费吹灰
之力,说得上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赵紫阳不赞成这种激化矛盾的方针。一开始他就冷静地明确地指出:
学生悼念耀邦的心情,是和我们相同的;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主张,
也是和我们相同的。4月22日追悼会后,紫阳建议三条:一,追悼
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二,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
的各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
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
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什么事情”?
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
紫阳上了火车,隔着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接
下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赵走后,李鹏找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一句话
定性,人民日报发社论“反对动乱”,形势急转直下。
(五) 在绝对权力失去理性时敲响了警钟
赵紫阳4月30日下午从北朝鲜回来,力挽狂澜。5月1日上午开常
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5月3日,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讲话,学生的反应是积极的,局势开始缓和。5月4日,在接见亚洲
开发银行年会的代表时,赵紫阳从维护中国的投资环境,谈到学潮,
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这一原则性的主
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
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
学生赞成;社会各界普遍赞成。在这个基础上,5月8日常委开会,
10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
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
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着国家主席杨
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十位身经百战的上将,忧国忧民,联名向军委主席上书,要求务必冷
静处理学潮。多么一致的共识!多么好的形势!多么有希望的中国!
后来的领导人,千篇一律,一口咬定,赵紫阳的行为是支持动乱和分裂
党。我不知道这种指控有什么根据。但是,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
把政治局及其常委置于何地,因为政治局及其常委明明通过了赵紫阳
的建议;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委员长万
里和全体副委员长置于何地,因为赵紫阳的建议确实得到他们的有力
支持;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置于何
地,因为仅仅在几天以前,他还亲口对赵紫阳明确表示:“都同意!”
我也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实质上已经把共和国置于何地,因为赵紫阳的
全部主张,恰恰就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风云突变的日子是1989年5月1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家中召
集政治局常委五人和国家主席开会。我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从电视上知道,北京戒严了。我是在没有任何合法机关作出合法决
定的情况下,被非法抓进监狱的。后来,我在监狱中看报,报上说,
学生的罪名由“动乱”升级成为“暴乱”了。报上发出邓小平嘉奖共
和国“平暴”英雄的消息。报上登了李鹏的“重要讲话”,宣布赵紫
阳“分裂党”、“支持动乱”,但报上又说要“审查”──原来如此!
先“宣布罪行”,然后再“审查”。
不健忘的人大概会记得,彭德怀和刘少奇受到的,也是和赵紫阳的
名字(一样),当时只是被抹黑,没有被刮掉。十五年前,声讨赵紫
阳是党的喉舌的最强音:声讨他反对武力镇压,声讨他同情学生和市
民,声讨他对民主与法制的执着,声讨他对政治改革的实践,声讨他
试图改造某些根本制度性的弊端,甚至声讨他对经济改革的贡献。后
来,有的人越变越聪明了,大概发觉:与其声讨,不如遗忘:遗忘他
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持者,遗忘他是政治改革方案的草创者,遗忘他
是民主与法制的维护者,遗忘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面对党内强权敢
于义无反顾坚持自己主张的领袖。于是三个代表终于作出了决策:刮
掉历史!刮掉赵紫阳的名字!因为当绝对权力失去理性的时候,是赵
紫阳向国人敲响了警钟。
名字不算太重要,重要的是民主和理性在中国的命运,赵紫阳已经为
它献出了一切,这是他最后的追求,终极的追求。我了解赵紫阳。明
白,宽厚,一位可敬的长者,快八十五岁了,被软禁在胡同之中。三
个代表提心吊胆,寝食不安,非把他的名字从中国人的心上刮掉不可。
这些人打的算盘,其实是想阻挡十四亿人迈上通向现代社会的康庄大
道──民主和法制。
阻挡十四亿人进入现代社会,阻挡得了吗?
鲍彤 2004-04-09(完)
作者:
邢国鑫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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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咳``
--
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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