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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恶变”的倾向似难抑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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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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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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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和平恶变”的倾向似难抑止
芦笛
最近余大郎一听到“鸣驺入谷， 鹤书赴陇”，立刻便“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促装下邑，浪拽上京”，去神京干谒了一番，回来后慨叹“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此生再与神器无缘，只能终老林下而伤感了一番。
这当然是他的个人悲哀，我无从置喙，不过他那半文不白、似通非通的归国杂感却很有内容，很有看头，它证实了我长期的忧虑：如今正在中国发生的“和平恶变”的倾向看来是难以抑止了。
所谓“和平演变”，英文是peaceful evolution， 准确的翻译似乎应该是“和平进化”，但这是杜勒斯提出来，由我党御用学者翻译的，当然就不能原意译出了。不管怎么翻译，和平演变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在。
问题在于，中国刻下进行的“和平演变”，其实不过是“和平恶变”而已，它固然也会导致社会进化，但更积累了深重的社会危机。
正面变化是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能否认的。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勤劳但不勇敢的中华民族的自由创业精神，在得到有限得可怜的解放后，便创造了足以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上了一个大台阶。我每次回去都要不胜欣慰地发现，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地缩短。９０年代初我回去时，亲人们还挤在肮脏的斗室里。本世纪初回去时，大家都已搬进了百多平米的公寓楼，装修得跟豪华俗气的旅馆似的。前两年和家里通电话，听说大家都买了私车。这种变化，在８０年代就连做梦也想不到。
如果社会富裕不算进步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我只能认为仇共人士们至今还坚信“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信念，只是把它改成了“宁长民主草，不长专制苗”的摩登说法，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政治上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我在《社会进步是怎样发生的》一文中指出，由于私有化，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空间已经扩展到了毛时代做梦也不敢想的地步。反动的户口制度终于被经济发展冲毁就是最生动的证明。更不用说如果毛时代有人在海外论坛上发表批评中共的文字会引来何等严重的后果：不但自己要被处决，就连家属都要受尽折磨。与此相比，刘荻女士终于无罪开释，正是这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的反映。
但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储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完全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挖掘坟墓。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极度悬殊而且日益加深。改革开放后由全民共同创造出来的财富，大部分流进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私囊之中。如今整个党国已经成了一部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腐烂机器。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描述沙皇俄国的话来说便是：“是的，那是一堵墙，不过那是一堵朽墙，一推就会倒的。”
这话当然不准确，那墙是推不倒的，只会自己垮下来，而垮下来还要砸死大批无辜人民，这就是真正令人担忧所在。
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党国领导根本就没有危机感，更没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的决心。正如冬烘“政治家”余大郎先生观察到的，他们没有实行民主化的压力。如果说，８０年代后期因为社会意识形态危机，党国领袖还感受到迫使他们推行政治改革的社会压力，那么，经过这１０多年的惨淡经营，新生代领袖觉得已经度过了生死存亡的险关，天下底定，大事无足虑，可以心安理得地醉生梦死下去了。
领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然也有根据。记得９０年代初，我在海外反共刊物上看到太子党们给中央上的安邦定国策。据说那是陈云的公子陈元手下的智囊团出的高招，是针对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共产主义在全球破产、我党面临严峻考验而提出来应变措施，主旨就是放弃马列教条，把国教改为“民族主义”，再将知识分子精英统统罗致入统治集团中，把他们化为既得利益者，同时把我党建成赫鲁晓夫首倡的“全民党”，将党的队伍发展到一亿人，使占相当比例的国民都能或多或少分到一杯羹，从而扩大支持我党的基本队伍。
尽管那披露的材料无从证实，但我党在过往１０多年的施政措施，却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而且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他们放弃了毛蹂躏践踏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采取传统社会的作法，用高工资收买了知识分子。我家那些“高知”的私车就是靠高工资、高奖金买来的。那种好事，在国外根本就没听说过：如果你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便能获得一万元人民币的重奖！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原来的“党有制”变成了“官僚私有制”，用全民的共同财富收买了整个经理集团，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构成了专制制度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国民因为享受到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变得对政治冷漠了，根本不再是８０年代末期人人奢谈“民主”的那个局面。前段看西方电视采访了北京的几个大学生，那些新生代一致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一个重大理由就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觉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民主只能带来灾难，云云。
因此，小胡声称“西方民主不适用于中国”，应该说确有某种民意基础，这也是我党上下对政治改革丧失兴趣的原因之一：社会既然稳定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镇压机器也因高科技的出现变得更加强大，百姓也不再要求民主，他们吃饱了撑的，去自动搞民主放弃权力？
诚然，我党现在搞的这一套，对巩固政权的作用是无从否认的。其实斯大林早就在他的中学作文里提出过此类主张。他认为，维持社会安定团结的秘诀无非是两手，一手建立一个与现体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手是用秘密警察无情镇压任何胆敢心存不满的人。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我党搞的无非就是这一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问题是这两手只能换取一时苟安，并不能解决黄炎培在延安提出的“腐败周期律”问题。我党施政的实践，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名言作了生动证明。
共党式极权国家比一般非共专制国家更糟糕、更反动的一点是：非共专制国家一般只控制政治资源和权力，并不控制经济资源，也无法直接掠夺私人财产，而共党极权国家却控制国家的一切资源与权力，将全国财富和资源变成了党产，这样，绝对的权力集中在后毛走资时代就必然转化为财富集中，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恶性资本主义。很明显，不消除这种病态权力集中，则全国上下“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全面腐烂就绝对无法遏止。
小胡同志似乎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可惜他不过是思维早就在５０年代定型的积极分子，又经历了“吸尘器”式的层层负筛选，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胆识看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他虽然也高喊反腐，也奢谈“民主”，可惜他理解的“民主”不过是在延安窑洞里看出来的一角蓝天，无非是明君式的“嘉纳忠言”而已，与权力分散毫不相干。也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过是延安时代那种艰苦奋斗、与民共甘苦的清廉社会而已。他心目中的效法对象，有如说是邓小平，莫如说是毛泽东。要指望这种糊涂同志来医治这国症，当真是发错了梦。
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普遍政治弱智。例如冬烘政治票友余大郎就在跑官中发现，那些少壮党官无不同意，一党专政下不可能消除腐败，要彻底根除腐败，只能靠民主。光从这点上就能看出中国人的普遍政治觉悟有多低。
其实现阶段中国确实不宜骤然实行民主，对这一点我早就做过反复多次地详尽论述过了，但不实行民主并不等于完全不能进行政治改革，更不等于无法根除和遏制腐败。
谁说一党专政就不能根除腐败？新加坡李光耀的人民党一党专制了几十年，人家腐败也未？过去国民党在台湾也搞一党专制，人家腐败了么？蒋经国遗孀方良穷到活不下去，这种事在民主国家都少见。而且，谁说民主就能根除腐败？民主的台湾似乎比过去的专制台湾还更腐败些，陈水扁的太太大发横财难道就不是证明？如果他不当大总统，会有那好事么？傻子才会信！
所以，如果小胡同志不是只知攻读伟大领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之类垃圾，而在万几之暇拜读学习一下老芦的名篇《我看“中国之路”》，他就会领悟，中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实行民主，而是实行起码的社会公正亦即费厄泼赖，从而实现相对意义上（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的平等和均富，为此必须遏制官僚资产阶级，扶植民间中小企业，并厉行肃贪，根除腐败。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实行真正的法治，党国从司法系统中全面退出，实行司法独立，只有这才是防止腐败周期律发作的釜底抽薪之策。
可惜小胡的养成环境，决定了他绝对没有那能力明白这世上最简单的道理，其实也怪不得他。就算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又有几个真拎得清这些问题？“民运”垃圾不必说（他们乃是世上最不懂民主而最爱贩卖“民主”的怪物），就是一般知识分子也是一盆浆糊，单看看楼下围绕著“法治”和“法制”的争论就可见一斑了。
所谓“法治”，说的是rule of law，而所谓“法制”，乃是我党发明的含混概念。记得９０年代初我在ＣＮＤ 上看见某个鬼子惊呼，中共竟然用rule by law偷换了rule of law。那文章是英文，我琢磨了半天才悟出来其实他说的是用“法制”偷换了“法治”。
这一招着实高明。“法制”给人的感觉，要么是统治者以法律去制服百姓，自己却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如同古代法家的主张然，要么是“法律制度”的意思，如英文legal system。无论你作何理解，反正我党都立于不败之地。即使理解为司法制度，那“提倡法制”的意思也成了“建立健全司法体系和制度”，并不是法律高于一切，大家都只能服从它的统治，在这点上我党应该和平民毫无二致，如同老狼当初以俱乐部主席之身乖乖向云儿大法官报到，声称“被告到庭”显示的那样。
正是这人为的混乱使得亲共派统统变成“提倡法制”的积极分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守法只是小民的事，与统治者毫不相干。所以，不管是在围绕六四还是刘荻案发生的网上争论中，这些人都要毫不例外地出来要受害人“认罪服法”，却从来不敢面对守法首先是统治者责任的问题，承认首先应该追究的是统治者有无玩法违法情事。可笑的是，就连仇共派也看不出对手这致命的死穴来，只会嚷嚷“恶法不是法”的胡话，更加坐实了他们的响马身份。
而且，亲共“法律专家”们居然践踏“无罪推定”的神圣原则（这原则连我党现在都接受了），不管青红皂白逼人家“认罪服法”，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放肆践踏。更何况刘荻被无罪开释后，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事应该是追究那些违法捕人的烂公安的法律责任，以维护法律尊严，可此时不但亲共派“法律专家”噤若寒蝉，就连仇共派也想不起这一出来！
就是因为这由两派共同代表着的全民愚昧，决定了党国领袖绝对没有那个智力认识到，在“全面实行民主”和“继续择恶固执”之间，其实还有中间道路可走，却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看成了类似逻辑电路式的“零”（放弃有限改革）和“１”（全面实行西方民主）两态式的简单把戏。要这些颟顸废物实行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以便让新闻界和司法界首先从党天下中独立出来，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生理能力。
问题还在于即使他们终于明白了我上面说的那些简单道理，党国一手制造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也剥夺了领袖的选择余地。这一点我已经在旧作中充分论证过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成了个庞大的飞轮，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巨大惰性，却也使得转向极度困难。
因此，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中国还将继续和平恶变下去，最终堕入那个两千年循环过无数次的旋涡：统治集团极度腐化，社会贫富极度悬殊，使得社会危机极度恶化，在遇到重大天灾人祸时便不可避免地触发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使中国再一次淹没在血泊中。
这不是危言耸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永远固若金汤的专制制度。虽然现代科技进步使得暴力革命已经过时，但这不等于统治集团内部不会因分赃不匀导致火拼，而某个党内野心家打出毛的旗帜来领导愚民进行新长征，让大家再度回到延安的黑窑洞里去，变成21世纪的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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