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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作：告别“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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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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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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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重贴按：
此文写于一年前，原题<追求“平等”其实是痞子反文化的发生原因>，是我被本网站放逐期间在<万维天下>写的。后来在“驴鸣镇”贴出，改了个标题为“告别平等”。贴出后越南人网友困惑地说：“下一篇是不是<告别>民主？”让我啼笑皆非。后来海船被人家凿沉，那帖子也就淹没在大海中了。
刚才看见子敬讨论平等，所以把此帖刨出来，算是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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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平等”
芦笛
海外自由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一个浅薄误会，便是以为毛共统治是天外飞来的无妄之灾，是从国外引入的祸水对中国传统的颠覆。这话当然不错。只是这些人没看到，中共统治是经马列邪教催肥后，在中国腐恶的人文土壤上长出来的毒瘤，党文化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份。看不到这一点，把所有的过错都赖到十月放炮、送祸上门的老毛子头上去，犹如把“拜上帝”的发匪所作的孽赖到梵帝冈头上一般荒唐。
我在前几天写的文章里指出，毛共党文化，在本质上是两千年来和士绅文化缠斗不休的痞子反文化的集大成。基督教相信世上有所谓“反基督”（anti-Christ），此 事仅为臣所闻耳。臣所见者，乃是中国确有反文化，它最高最活的顶峰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中共逐渐摆脱这种反文化，缓慢进入“去痞子化”的历史阶段，它的政治反对派亦即许多“民运”党人却扮演起传统的痞子角色来了。
我知道“民运”家们一见此话就得蹦起来。不过，要驳倒我这个判断，恐怕壮士们先得说清毛共错在哪里才成。反共刊物可谓多矣，但迄今我读过的不外是痛诉毛共给国家民族带来何等巨大的灾难，邓共江共又如何贪污腐败，最后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专制制度上去。而他们的解决方针，便是建立民主社会，这样的社会一旦建立，人民便从此当家作主。所以，说到底，共党社会的罪恶主要还是一种道义上的罪恶，而结束这种罪恶的唯一手段是实行民主，以期达到人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平等的道义目标。
“民运”家们没有看到或不敢说出的是：第一，“平等”不过是人类发明的最大谎言，世上根本就找不到这种东西，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里也如此。第二，追求“平等”正是痞子反文化传统得以诞生的原因，而迷醉于道义上的完美正是马列毛主义这些现代痞子主义的最大特点。第三，不幸的是，许多所谓“民运”家就是把“民主”理解为实行“平等”的手段。第四，因此，这些“民运”家不过是新时代的反文化痞子而已。他们和现今中共的关系，恰与当年中共与国府的关系有点相似，是反文化的痞子和准士绅之间的关系。唯一的区别只是国民党是真正的士绅，而如今的中共才刚刚开始脱去那张痞子皮。
下面逐段论述以上四点。
先说世上究竟有没有“平等社会”这种乌托邦。老芦在政治上的两极世界都生活过。毛共社会就不必说了。除了神智不清或别有用心的左王们，凡是过来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个伪平等社会，表面上的经济平等下面，掩盖着的是等级无比森严的最反动的特权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什么都按权力分配，就连信息量的获得都如此。除了大独裁者一人外，所有人的基本人权都被不同程度地剥夺了，而剥夺的依据就是他在权力金子塔上的位置高低。别说那些不被当成人的“人民外部”，就连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人民的好总理，都竟然没有接受癌症手术的自主权，还得跪求伟大领袖恩准救他一命！愣要说那种社会是平等的，恐怕连脑膜炎后遗症都哄不过去。
那西方民主社会又如何？凡在西方真正生活过（即不像民运领袖们那样住在语言障碍筑成的文化黑洞里）的同志都知道，西方民主社会既不均富，也不平等。举个最近的例子：前两天我在ＢＢＣ网络新闻中看到，该国某爵爷因伪证罪判刑四年，但服了两年刑就给交保释放了。他在狱中享受了普通囚犯根本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光写了本介绍犯事坐牢前因后果的书就卖了百万英镑。尽管如此，国家还负责他的生活费，每年由纳税人提供给他两万多镑挥霍。而一个清洁工苦死累活忙一年，税前收入也不过五、六千镑。您说这平等么？
至于一般人以为西方社会中“人人管理国家大事”则更是笑话一桩。凡有点正常智力的人都该看得出来，这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世上唯一能运行的民主体制只能是代议制。而任何有点现代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中介越多，最终的失真度就越大，天晓得最后选出来的那个全民代表究竟代表了多少民意。更何况选择对象就只有那么两家。有时当选总统（如法国现任总统）根本就不受大多数选民待见，当初选他不过是为了防止新纳粹上台罢了。此外，西方国家同样存在着媒体塑造民意的问题。许国璋编英语教材第二册（？）中的那个“金喇叭”故事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更别说如果没有各种保护人权的补救立法，单纯的民主只能是一种多数暴政。
至于追求人人平等的道德完美状态是痞子反文化现像出现的根本原因这一条，对有点历史知识的读者来说，似乎不需要什么论证。《杜鹃山》中，柯湘唱道：“奴隶代代求解放，战鼓连年起四方。只因为行程渺茫无航向，有多少暴动的英雄怒目苍天、空怀壮志饮恨亡！”唱的完全是事实，一个字都没说谎。而所谓“求解放”者，不过是想“等贵贱，均贫富”，求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也。
马列毛主义之所以成了痞子反文化的集大成者，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它们不但追求这个千年痞子梦，而且设计了一个道德上无比完美的理想社会，卓有成效地勾去了所有痞子的魂。
奇怪的是，至今没有哪个“民运理论家”有那见识和胆量指出：共产主义理想从道义上讲非常合理，而它的反动，恰好来自于它道义上的完美。他们更不敢触及这个事实：是的，毛当然是大独裁者；是的，中共当然是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残暴、集权程度最高的政党；但毛泽东思想就是深入人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获得我怩（人尼）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竭诚拥戴。请问您怎么解释这个事实？难道可以把它完全归结于中共的愚民政策？
有时我忽发奇想，幻想老毛忽然从水晶棺里活了过来，而中国实行民主，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民投票，毛是竞选的政治家之一。如此事真的发生，则我敢断言，以最高票数当选的一定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啊毛泽东。
为我们的“民主”理论家们忽略的是，毛不光是个大独裁者、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更是一个富于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社会改革家。他第一次建立了两千年来为痞子们朝思暮想的太平天国，那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而这正是他空前绝后的破坏力的来源。
这也是毛和他的前任的根本区别。在他之前的帝王也多是痞子出身，但打下了江山后便背叛革命，彻底和痞子反文化决裂，使用士绅来治国。毛则直到咽气前都忠于他的革命理想，始终没有从那个“人民救星”的角色中退出来。正因为此，他才抛弃了等级森严的苏联模式，才对日益“士绅化”的痞子战友们感到幻灭，为此不惜彻底砸碎党国机器，另起炉灶重建地上天国，并发明了无数反文明“新生事物”：知青下乡、“五七道路”、“消除三大差别”，等等，等等。
这就是毛顺应民心的秘密所在。对多数国人（约等于痞子）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永远是他们的心病，他们追求的根本就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梦想的不过是一个平等均富的社会而已。而毛是把两千年痞子梦想化为现实的第一人，当然要在神州大地上变成永垂不朽的神灵。
追求道义上的完美为何会“走向反面”，变成了有史以来对人类文明破坏最大的毁灭力，构成了最可怕的反文化？这原因我早在普及作品《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中说过了。降生在不平等社会里的人，必然天生就是不平等的。首先体力、智力、意志诸天赋就长短不一，家庭的社会地位、财富也各不相同，由此导致各人在竞争的起跑线上的不平等。再加上上帝造人时不知怎么给大夥儿统统装上自私基因，不自私就没法活下去。于是这“平等”的梦想就成了天边的地平线，你越朝它走，它离你就越远。
这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现实。如果你不尊重它，逆天行事，想用暴力去改变，则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胜利的痞子精英变成了士绅，骑在大部份痞子头上。一种就是毛共社会那种可怕的图景：一个忠于痞子理想的超级痞子不许其他痞子精英变成士绅，要“继续革命”，像割韭菜一样把一茬又一茬冒出头来的新特权阶级打下去，使社会永远处于动荡中。在这过程里，不但国民经济要蒙受巨大打击，而且前人积累的文明结果也被统统毁灭，因为“消灭精神贵族”必然导致毁灭文明的反智主义，正如文革向每个人昭示的那样。
这就是毛共社会作为历史现像的最大教育意义：它用“物极必反”的极限状态，向智者们显示了道义上完美的理想可以构成何等可怕的毁灭力。用极端的、外科手术式的方法去追求平等，本身就蕴涵着一个荒谬的悖论：不管是什么社会，无论是搞革命还是管理国家，唯一有效的方式只能是以精英（我党所谓“先锋队”）为骨干力量，以愚民为炮灰（搞革命）或苦力（治盛世）。既然如此，你要打掉原有的精英，势必还得靠新冒出来的精英。如此循环往复，狗咬尾巴团团转，不但决不会实现平等社会，建起来的新社会比原来的还要不平等。
这道理，孟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揭示了。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这的确是万古不磨的真理。
凡是毛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话是中共痞子党批得最猛的。不但如此，哪怕是今天思想最解放的“民主”理论家也不敢承认它说的其实是大实话。而这就是我说他们搞的是加上了西洋包装的痞子反文化的原因。某些民运领袖（如高寒先生）心目中的“民主”，其实等同于“平等”。而他们的理想社会，其实不过是古已有之的“大同世界”，也就是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政治上人人有同等权利，亿万人民同时管理国家大事、共同“当家作主”的乌托邦。
如果高寒先生和别的民运领袖有点西方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的话，就得承认，孟子这句话，跟培根的名言“知识是一种权力”（通译为“知识就是力量”）一样，点破了人类形成文明社会的基础。
老孟在《孟子》中，化了大量篇幅论证社会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分配不合理的必要性。这其实是明摆着的：一个能够运转的社会决不可能搞“按需分配”或“按人头分配”，能做到“按贡献分配”就不错了。追求社会的生产效率的唯一方式是实行曹操同志玩的“唯才是举”。因此，无论古今中外，所有的文明社会实行的全是老孟的教导，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治国”。不但治国如此，治企业也如此。现代西方所谓“人力资源公司”或“猎头公司”，干的就是到处猎取精英的营生，论本质和咱们的刘玄德三顾茅庐毫无二致。
既然精英主义是保证社会或企业生机的唯一可行手段，当然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就决不会跟庸众的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要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正，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而出现革命，便只能想点补救办法。一是实行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一是尽量实现出路的多元化，尽可能把权力和金钱分开；再就是实行民主制度，使精英们处在大众的监督下，不至于用自己的权势去为自己滚雪球。
这办法老祖宗其实也想过，可惜不完整。科举制度其实就是一种费厄泼赖，非常公平。历史上有名的大奸相、大贪官严嵩就是贫寒士子出身，靠自己的才能一步步爬上去的。这种社会设计的确也为传统社会提供了惊人的稳定性，说明老祖宗还是有点政治发明能力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应该提供多种社会出路，搞了两千年的“官本位”，又到死也没想出置精英于民众监督下的高招，所以才把那社会弄成了个毫无生机的静态社会。
鬼子们的高明之处，是人家本质上是现实主义者，看到并承认人性的不完美，知道“道义上合理的不一定可行”这条最起码的常识。因此，人类所能建立的“理想社会”，其实无非是寻找“道义曲线”和“可行性曲线”的交点，该点的道义合理性最大，而又切实可行。这种社会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道义上的完美，但它的功利价值最大，而且获得了能取得的最大道义合理性。它当然不是平等社会，但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平等可能，大概可以称为“趋向平等的动态社会”。
在我看来，这就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真谛。它的合理性其实不主要是道义上的，而是理性上的。可惜许多国人、特别是民运“理论家”们没谁有那点智力看出这点来，而把民主当成一种“善”来追求，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宗教。在我看来，这种心理活动过程，和五四时代以后的共党志士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正因为此，左右两派在网上的争吵就显得特别可笑。西方社会明显存在着的贫富不均成了“民主”辩护士们的七寸，要么让对方一捏之下便如同给点了哑穴，再也作声不得，要么就抹煞事实强辩下去。其中等而下之之流如樊弓教授者，居然能抹煞良心到宣称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并无差别！
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所谓“民运”人士竟然主张用暴力革命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在大陆生活过的智者都知道，被毛共统治了３０年的中国人民，早就将“平等”（＝平均主义）当成了天经地义。如果这种“民主革命”真的在中国发生并成功了，就算它没让新诞生的大独裁者化作又一场噩梦，新生民主政府也必然会迫于人民的压力，实行某种程度的“打土豪分田地”，再来一回痞子反文化的大复辟。
正因为中国有深厚的痞子反文化传统，正因为毛共那套深得基层民众的衷心拥戴，我才不但反感民运的痞子口号，而且一听到胡锦涛同志的“立党为公”的“亲民”政策就从心里打冷战。其实，中国的问题，不能靠再来一次“汝患天下不均，吾今为汝均之”，腰斩刚刚出现的士绅阶级，再度建立一个“平民社会（＝痞子社会）”，只能因势利导，逐步建立起民众对士绅的监督和制约来。舍此不由，试图用暴力革命去改造中国，只会是重演出１９４９年的大悲剧。
好在如今的中国跟５０多年前毕竟不一样了。最大的区别，便是为痞子“理论家”们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的盛行。热血青年在中国绝种断根，不但使痞子反文化革命失去了精英骨干，而且使得官方想复辟毛主义也没了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兴许“犬儒主义”还真的是中国的福音。
2003年8月9日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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