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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抗议北京大学停止焦国标授课权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抗议北京大学停止焦国标授课权 (324 reads) 时间: 2004-10-18 周一, 上午2:01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抗议北京大学停止焦国标授课权

樊百华

据《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导：北京大学焦国标新学年被校方剥夺给
学生上课的权利；校方并取消了焦先生的硕士导师资格。

尽管1989年来，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例如西南民族学院取消了著名伦
理学家萧雪慧的授课权，并试图剥夺其副教授资格；清华大学不允许
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教授担当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被迫
提前退休；青年政治学院著名青年法学学者杨支柱只能在图书馆从事
轻微体力劳动；成都大学停止了王怡先生的授课权……但，惯例不等
于合法，更不等于公理与正义。

在当年的民国，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可以当教授，倾向于革命党
的鲁迅可以到多所学校教书，一所北京大学的校史上，更是充满了蔡
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的光辉记录，即使是战争年代的陪都
重庆，从中学到大学，也都能容忍批评国民党的教员，更不用说共产
党还可以在蒋介石的鼻子底下办报纸天天骂独裁专制。可焦国标仅仅
写了一篇《讨伐中宣部》，就遭到如此对待，在共产党宣称民主执
政、努力提高执政能力的今天，北京大学却公然拆台，硬是让民主执
政出乖露丑。这是思想文化界希望看到的现象吗？我以为只能说是一
场闹剧、一种悲哀。

共产党可以不可以批评呢？无论是法律、还是共产党所宣称的欢迎人
民群众监督批评，都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中共中央中宣部尽管是
共产党的喉舌机构，但几个中宣部领导，毕竟不能等同于宣传部，更
不能等同于整个共产党，不能说人民群众决不能对中宣部说三道四。
事实上，学者们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工作批评越来越多，连十分温
和的茅于轼先生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上，公开针对股
市骂政府是骗子，很多专家学者都骂中国股市是圈钱黑市，焦国标就
不能批评一下你中宣部了吗？

按照《教育法》，高校有教学自主权，认识自主权，号称要通过改革
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更应当恢复蔡元培传统，弘扬现代大
学精神。可是，谁也没有证据说压力来自何方的北京大学，却放弃法
律赋予的办学自主权，剥夺焦国标先生的劳动权，而且“《对外传播
学》……是上学期就排好的课，由焦国标任教，每周3节课，20名学
生”。校方如此作为，分明是违约行为，连起码的依法行使校政都不
顾了。这是堂堂北京大学的领导们无法用一句“上面的压力”作交待
的。联系到著名记者卢跃刚批评了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但直接主管
《中国青年报》的团中央领导，并没有剥夺他的工作权（这是人们值
得投以敬意的），而其领导似乎比北京大学更有寻找托词的方便。北
大校方难道不应当更多些躬身自省吗？

根据焦国标对记者的说法，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两位领导“始终
对我不错的”，并始终不能告诉他具体缘由，而北大的上面不可能越
权代理北大校政，说明剥夺焦先生授课权的决定，直接来自于北大校
方。这样，焦国标说的“软体动物”，难道是堂堂北大校方的别称
吗？尽管我不知道这一回官场用了什么潜规则，但我相信：如果北大
校方坚持按合约办事，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撤职查办北大校
方的事情的。

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上面”给了北大领导层什么压力，北大领导还
是直接责任方，难辞其咎！

退一万步说话，那就是“上面”的压力实在太大怎么办呢？辞职嘛！
蔡元培不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吗！而且我深信，例如北大校长为保护焦
先生辞职，校长先生绝不可能发生谋生等等的困难。即使我不看好中
国，我也没有理由怀疑我的这一推断。人哪，不需要赴汤蹈火的勇
气，但跳到未名湖游两下的勇气还是需要有的吧。

当然，如果“上面”只是通过北大校方暂时对焦先生有所教训，而不
是将他逼成无业人员，我们也可以理解北大校方“方便向上交代”的
临时办法，而不必作出过敏反应。我希望我的反应是过度了。

顺便说一句，我曾经公开批评过焦先生，我也不认为焦先生的那篇文
章没有缺陷。但是，是非有大小，我还不会糊涂到连自己15年来授课
权被剥夺的痛苦也感受不到了。

福州爆发登革热政府隐瞒疫情 Dengue Fever in Fujian Province

(VOA 海彦香港报导)在香港媒体星期四报道福建省福州百人感染登革热，而政府官员掩盖疫情以后，福州市有关当局星期五承认福州市发生登革热疫情。

香港明报星期四以醒目标题报道福州爆发登革热疫情，而由于政府部门对疫情讳莫如深、拒绝透露详情，当地传有上百人染病、甚至有多名患者死亡。

报道说，据读者透露，市政府刻意隐瞒登革热已开始大面积传播的情况，是因为近期福州市要举办国际化纤会议，政府害怕影响城市形象。

报道还说，10月9号，福州市政府下达全市展开灭蚊行动通告，但没有说明灭蚊原因。此外，省卫生厅、市卫生局、省、市疾控中心等部门大多拒绝透露情况，只福州市卫生局有人私下承认爆发了疫情。

本台记者打电话到福建省和福州市有关卫生部门了解情况，亲身感受到很难找有关部门了解情况，接听电话的人要记者找这个或那个部门。省卫生厅防疫处要记者找市委宣传部，而宣传部门说具体情况还得找卫生厅新闻办，而新闻办又无人接电话。

不过，福建省疾病控制中心下属门诊一位医生向记者证实，虽然该门诊未有登革热病例，但福州一些地区确实有许多人感染登革热。这位医生说：“登革热有呀，不是福州发现了好多人吗，都在底下医院、郊区医院。郊区比较多呀，还有医院里面比较多呀。确诊病例都有呀，都经过检测，经过医院里面送标本进行检测，有呀。”

*五周后才公开疫情*

福州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对本台记者否认政府部门有意隐瞒疫情，但不愿多谈，只说福州日报已经发布有关疫情情况。

福州日报10月15日一篇题为《福州市认真做好登革热防治工作》的报道说，今年9月9号，福建发现首例输入性登革热病例，9月16日发现首例本省感染疑似病例。截止10月14日，全省共发现四例输入性登革热病例，本省感染病例二十六例。目前已有十九例病人出院，另有疑似病例十九例，无死亡病例。

福州日报的报道显示，从福建发现首例输入性登革热病例到10月15日福建有关部门正式对外公布疫情，这段时间已有五个星期。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表示，福州市政府的做法使人回想起萨斯疫情爆发时有关政府部门刻意隐瞒事实的情况。她说：“因为总体上没有新闻自由，象发生萨斯、禽流感这些事，地方政府都是隐瞒疫情。好象大家认为应该接受教训了，实际上，我觉得在总体上没有新闻自由情况下，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教训。每一个当官的都是想隐瞒这个病情。我想发生五个星期以后才报，我想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明报报道了，如果没有报道，他们这件事提都不提了。”

我被国家安全局绑进疯人院

李扬

2004年8月16日9:30，我到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旋即被
单位领导告知，国安找我有点事。接着6个1米8左右的国安人员，年
龄大约在40岁左右的男人，把我围住。我坐在单位沙发上抽烟。其中
一个身体比较胖而黑的国安，一边说话一边不断地拍着我的肩膀，表
现得非常没有教养。他告诉我：“你就叫李扬吧，我们来是了解一点
事。”

我问：“什么事，说吧。”

“我们要送你去一个地方，一个好地方。”

我听后比较紧张，因为我知道自己在海外发表文章无数，香港和台湾
的报纸、杂志转载我的文章，网络上转载我的文章就更多了；虽然没
有恶意攻击哪个人或哪个组织，但提出不少的意见和建议。这难免让
人不高兴。而领导不高兴了，我的灾难就必然降临。3年来，我一直
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以为要进监狱了：

“送我到什么地方？”

“好地方啊，精神病院！”

我回答：“可以，但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下。”

对方回答：“不必了，我们已经通知了你们单位，让大连西岗公安分
局再通知你家人吧。”

双方在此问题上发生争执。6个膀大腰圆的国安人员把我摁在沙发
上，用黄色的不干胶带把我捆得象个棕子一样，还要抬我出去。我急
忙告诉他们：

“别太搞笑喽，我自己能走出去。让我自己跟你们走吧。”

出大连西岗区公安分局大门时，6个国安封锁了我单位道路，不让任
何人出来看到此场面，谁知在出大门时，碰上看门的大爷：

“李扬，你这是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我浑身被捆着，一面走一面难堪地笑着回答：“没什么大事。这6个
是国家安全局的人。”

接我的是一辆面包警车，车头印着“巡警”两字。6个国安象做贼的
一样，先到外面看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才快速上车。在车上双方又
开始辩论。那个又黑又胖的好象是个小领导，抽着烟对我说：“我们
注意你很久了，对你调查得非常详细。”

我反问道：“发现我没有里通外国吧，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吧，因为我
和谁都不联系。”

对方又说：“大家都看到的事情，谁都不说出来，为什么你要说出
来？”

我不知这位老兄是否看过我的文章，要不就是没有看懂。我的文章都
是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写的，根本就没有一味地批判和攻
击。虽然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一定都对，但我完全是凭着对国家和
人民的热情写出来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要说明这个世界，
而且要改造这个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我没想和他辩
论这个问题，因为感觉他的理论修养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只是反
问：

“海外一些文章，错误地歪曲江泽民入党时间混乱的问题，暗示他入
党历史不清。我发表《江泽民历史不清的真相》，澄清这个问题，有
什么不对吗？”

对方终于上了套儿：“别人攻击江泽民入党历史不清问题，需要你来
澄清吗？你算个什么东西！”

对方倒是意识到说走了嘴，又问：“你是什么文化？”

我回答：“高中。”

“你太有才华了！”他恶狠狠地补充一句。

既然我发表的文章，大家都看出来了，就是没有人愿意写，现在又说
我“太有才华了”，感觉不仅有语病，而且说话自相矛盾吧？！就这
个素质和水平，也算是合格的国家安全人员了。国安是个好机关，国
家需要它。可是中国人素质普遍不高，那么组成国安的工作人员的普
遍素质，必然相应地也不会很高。可是中国政府就放纵国安人员“任
意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对他们监督、制约的机关和组织，党、
舆论、人民的三监督形同虚设。这不仅会损害国家利益，影响党和政
府的形象，最终也会害了国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如果单靠军队和
国安就能保障国家安全，为什么中国几千年不断改朝换代？笔者倒认
为前苏联军队和克格勃是世界一流的，可前苏联崩溃了！

到了大连理工大学西门口时，6个国安急忙把面包车所有的窗户遮阳
帘，全部放下并对我说：

“这是为了保全你的面子！”

我急忙回答：“我这人特没脸，你们千万别给我面子。我不需要任何
面子！”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国安脱口而出：“这叫什么话啊！”

警车一拐，驶进了大连第七人民医院，即大连精神病院……（2004年
10月10日）

亚洲周刊：深圳三千民工悲情抗争

深圳港资工厂三千多民工，不满每月基本工资只有二百三十元，而合法沟通的管道也被当局堵塞了，于是走上街头抗争，以堵塞交通要道的方式，打通堵塞的沟通管道。

中国「十一」国庆黄金周的最后一天(十月六日)，成千上万外出渡假的家庭都带着假日的余兴，鱼贯而归。但几家欢乐几家愁，不少人却在这时为他们第二天的生计烦恼。深圳港资的美芝海燕电子厂的三千多名工人，就选择在这天集体上街堵路，争取权益，他们要用这种方法，表达对所受到不公待遇的不满，要让当政者和全社会也体会一下「通道」被堵塞的滋味。

三千多名深圳民工的举动，在中国大陆引起了震动，成了一起重大的社会事件，暴露了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中国社会蕴藏着的严重社会危机。被堵塞的公路，实际上也象徵着中国各地各领域被严重堵塞的民意通道。被工人堵塞的路段，可以在警察强力驱离之后，几小时之后得到疏通，但是，被严重堵塞的民意通道，却不是公权力可以在短期内，用强力疏通得了的。

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的三千多名工人，是因不满长期被资方压榨，每个月底薪只有人民币二百三十元（折合约二十八美元），远远低于当局规定的六百一十元标准，不但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时薪只有二元一角。工人多次向厂方和政府部门反映，但一直未得到回应的情况下，才走上街头。一位参与行动的工人告诉亚洲周刊，他们此举也是无奈，「也不想这样做，但不这样做，不会引起政府的重视」。

工人是在当天早上八时左右，开始陆陆续续集中到深圳下梅林的梅华路与梅秀路交汇口，这里也是美芝海燕电子厂的所在地。至八点半左右，越来越多人已经将街口堵满。他们都身穿蓝灰色的工厂制服，没人喊口号，没人指挥，却秩序井然地从梅华路上涌向北环大道，不久就将这条深圳北部、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完全堵塞。

深圳的交警部门多名警察是在十时左右来到堵路现场，同工厂有关负责人一起与堵路的工人进行谈判沟通，希望员工「以大局为重」离开现场。至十一点半，被事件惊动的深圳市政府和福田区政府的有关领导到现场，据称与工人进行了长达三十分钟的对话。福田区区长张礼铜与员工对话时承诺，区政府将尽最大的力量，与员工共同解决工厂所存在的问题，保证员工最基本的权益。

行政不作为违法

赶到现场处理这起「劳工纠纷」的福田区劳动局负责人却警告工人：「你们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应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不能做出违法的事情，你们上路阻塞交通已严重违法。」深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也在最后表示：「现在员工的行为已违法，希望员工能自觉离开，否则，将清理现场。」

但工人对当局的威胁不以为然，认为是政府「行政不作为」违法在先，却反过来指责工人堵路违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表示，如果政府重视并及时处理工人的合理要求，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事情发生，就是因为合法沟通管道被当局堵塞了，不起作用，工人才想到用「堵塞反堵塞」的以毒攻毒做法。

当局和官方有关媒体证实，工人确实向深圳市劳动局、福田区劳动局、官方的市和区「工会」等有关部门多次反映诸如超低工资与超时加班等问题，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答覆。工人说，合法渠道用尽都没有任何效果，才不得不出此下策，「难道是工人愿意顶着热日，到北环大道散步凉快？政府也不先检讨自己，反过来先指责工人违法，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政府当局和当事厂方管理层，都承认目前发给工人的月基本工资二百三十元，确实远远低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工人的要求并非无理取闹。美芝海燕电子厂厂长严海琼承认，二百三十元的月基本工资确实还是按十多年前的标准，「我们十多年前与港方签订协议时，是以当时的生活标准确定的，但自那时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更改过」。她并承认「工厂的活挺多，每天确实都有加班」，而发给工人每小时二元一角的加班费「确实太低」，保证「以后不会再发如此低的加班费了，以后完全遵照劳动法执行」。

资方在压力下让步

美芝海燕电子厂资方是在政府压力下，经过与工人代表半天多的谈判之后，作出上述让步的。显然，资方承认在过去的好多年，给工人的工资违反了国家《劳动法》有关规定。他们承偌，从九月份开始将工人的月基本工资调高至六百一十元，加班费也调高到五元四角六分，提高将近三倍。这是工人这次抗争的实际成果。但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而发起这次抗争行动的工人却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目前，无论是厂方和政府当局，都认为这起事件背后「可能是被人指使或鼓动才去的」，当局更扬言要「对于那些恶意滋事者，公安机关将予以查处」。

事实上，就在当天政府官员在现场与工人沟通的同时，当局已经做好了强力镇压清场的准备。当时，福田区公安分局、福田交警大队、福田区劳动局、福田保安公司先后到现场「维护秩序」。上午十一时左右，深圳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李锋也赶到现场协调处理，劝解工人「通过正常途径」解决超低工资问题，同时也对民工「公然堵路的违法行为提出严厉批评」。

李峰的现场办公「教育疏导」证明有效，从中午十一时五十二分开始，堵路的工人开始陆续离开北环大道，但仍然有两千多名工人继续站在北环的双向道上，虽经李峰等深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再三劝说，员工都无动于衷。于是，当局下令开始清场，新增援的近千名保安和防暴武警到了现场，与原在现场的公安和保安员一起，将站在道路上的工人半强制「清理出道路」。至中午十二时二十左右，北环大道才开始恢复通行。

亚洲周刊调查发现，此次发生工人罢工堵路事件的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是香港金宝通公司与广东两家大中型企业合资的工厂。主要接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的订单，生产加工各种电子元器件，目前主要以生产温度时间控制器、时间控制器和遥控器等。香港金宝通公司创建于一九七四年，总部在九龙的观塘，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到深圳设立工厂。讽刺的是，在该公司的网页上，处处可以看到「客户的价值」和「客户至上」这样的口号，而工人的利益却长期被忽略，久久没能摆上老板们的议事日程。一位曾在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担任过管理层的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该厂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工潮。当时，工人因为不满资方突然单方面取消夜班工人的夜宵补助费，从而停工一天，迫使资方不得不恢复夜宵补贴。而此次罢工堵路，也是由于中国农产品最近涨价，使物价渐趋高涨，民工在忍无可忍状况下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的三千多工人长期在没有工会保护，没有政府支持的状态下，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资方除了长期压低工人工资，迫使他们超长时间工作之外，还曾经不给工人购买保险，为此也引起过纠纷，而政府是在有人「私下告状」的情况下，才出面干预。这位曾对民工表示同情的前管理层人士认为，对资方此类「不规范的事」，政府长期以来实际上没有主动干预，「但主动干预是一回事，等工人告状之后再干预，则是另一回事」。这回，深圳的这三千多工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要用「堵路」的方式，唤醒政府的麻木不仁，唤回社会对他们受到不公待遇的关注。

屠刀下的中共党员面对的新问题

横眉

镰刀似的弯月从一片乌云后面钻了出来，洒下黯淡的银辉。正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成都市同安镇前党委书记朱福忠，听见一阵轻风掠过就瞥见前后左右的闪起了几道白光，他运起眼力定晴望去不觉大惊，那是三个蒙着脸、身着夜行服的大汉手上的弯刀刀刃在月色下的反光。他中了埋伏，没有退路了！

下意识地，他的手抓紧了公文袋，那里面有全镇中共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还有刚发下来的县委红头文件，还有小蜜给他买的“伟哥”。党和个人的机密、全镇党员的安危，怎么办﹖瞬间，额头上巳沁出冷汗。

一阵冷笑声传来，脖子上一凉，刀巳架了在颈子上。朱书记心一横，挺起胸大声说：“上级的名字我知道，下级的名单我更知道，可我宁死也不会告诉你们”！

“吓吓！田总经理这个人你还记得吗﹖”一束显然内功巳至化境的声音清晰地传进耳中。

哦！原来是他！这是和他仇怨极深的成都市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你们想怎么样﹖要我说出镇党委的秘密，休想”！

“靠”！“谁要你那狗屁秘密！你跟他结下了天大的仇，他雇我们杀手三人组来送你去见毛主席”！

“啊”！不由得口一张，“共产党万岁”巳到了嘴边，对方身影倏动，一只手巳捂了上来，硬生生把那句通常临死前要喊的口号给压了回去。

“别乱喊！我们话没说完”！“听着，田总说你要是愿意搞好团结，冰释前嫌，除非你…”

黑暗中只见一个方形的物体塞到朱书记手上。好毒辣的手段！想让我拉炸药自杀，他好消遥法外﹖一时间万念俱灰，顿时觉得裤裆里热呼呼地，知道尿了裤子。“我不要”！忙不迭地甩下手中的物体。

“X的！你嫌少哇”﹖“告诉你这里是36万人民币，多一个子儿也别想了！田总有话，你把这笔钱收下，我们的仇怨就化解了。如果你不收的话，那就表示你还记仇。那我手上这把刀可就要沾血了”！

啊哈！有这种好事﹖这是要逼我收钱啊！他身形陡长，周身散发出摧枯拉朽的气势：“我是个党员，又是镇党委书记。和兄弟单位搞好团结是我的职责。共产党员死都不怕，个人恩怨在党的事业面前又算得了什么﹖既然田总认为我不收钱就不信我愿意和解的诚意，那我一定顾全大局，钱不论多少我都收下！回去告诉你们田总，什么仇怨的，一风吹了！以后共同把革命工作做好就是！”

刷的一声，三名杀手齐齐跪了下来。“朱书记，真没想到你是条汉子！原想你和田总的仇这么深，肯定宁死也不会要这么点钱。不曾想你有这样的胸襟，我们哥几个今儿算是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员了。你放心，今后若田总再找麻烦，我们就先捅了那王八旦！”

望着那三个在夜幕中一闪即逝的身影，朱书记唇边绽出一丝冷笑，老子弄了一千几百万也没有费多大的劲儿，想不到今天倒让人家刀顶着喉咙逼着自己收下这区区三十来万！早知道刚才挺一挺，说不定还能让姓田的再加上几十万呢。几分悔意随之涌上心头，一阵夜风吹来，裆下凉嗖嗖的，恍然醒觉要换裤子。把公文袋里的那几份文件掏出来随手扔进路边的粪坑里，腾出空把那包钱塞了进去，踏着月光兀自去了…

附四川“华西都市报”报道：

四川一名乡镇党委书记为炒股，竟受贿、贪污一千七百万元，结果被控贪污罪。他在庭上辩称，这些都是借款，或为代人办理证件，甚至是对方的和解费，如不收钱会被对方追杀。

任内敛财1700万

成都市同安镇前党委书记朱福忠，被控在任上大肆敛财一千七百万元，检察官的控罪书和资料多达四千多页。在法庭上，朱福忠辩称自己所收的多数是借款，而一笔由成都市一家建筑公司田总经理送的三十六万元，则是「冰释前嫌」款。朱福忠声称，他和田的仇怨极深，田曾雇三个杀手四处追杀他。后来，田找到他给了这笔钱，并说：「你把这笔钱收下，我们的仇怨就化解了。如果你不收的话，那就表示你还记仇。」朱表示，怕再被人追杀，所以收下这笔钱。《华西都市报》

鲍彤：检验中国宪法的有效性的试金石----“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

陈一谘先生辗转托人告诉我，各位将在这个研讨会上聚首。请接受我的祝贺和谢意。这个研讨会目前还只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召开，由此可以准确地掂量出这个题目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份量。十五年已经过去了，但在党国领导的心上，它总是沉甸甸的，没有减轻重量。

要求全体中国人永远失去记忆，忘掉历史，恐怕是办不到的。古人办不到，今人和后人大概也办不到。我希望，用不着太久，我们中国人，将同其他文明国家的人一样，也能争取得到起码的自由，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无顾忌地进行正常的讨论。

明天，十月十七日，是赵紫阳八十五华诞。一切了解他、敬重他的人都从心底为老先生祝福，祝他长寿，祝他平安，祝他自由。赵紫阳的自由，是检验中国宪法的有效性的试金石。几天以前，有一条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说，“北京突然放松了对赵紫阳的软禁”，据说许多朋友被允许来看望。真的吗？好极了，但愿这是真的，但愿中国宪法真的生效了。果真如此，诸君的全部发言就有可能送到赵紫阳先生案头了。这将是一份具有特别意义的生日礼物。

我老了，写不出新东西来了。呈上《咫尺天涯念紫阳》。这是我几个月以前的旧作，希望得到诸君切磋，其中提到的事实的真实性，我当然乐于负责。

咫尺天涯念紫阳──兼为“六四”十五周年作鲍彤

（一）临危受命主持经济改革

六四快十五周年了。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怀念赵紫阳，祝他平安，祝他健康。他今年该八十五岁高龄了。

现在许多大学生没有听说过“赵紫阳”，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在二十多年前，没有上过学的农民也懂得：“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不是种粮食的专门家，但是他了解农民。他知道，地，是农民种的，不是党的领导种的；党的领导没有资格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有权得到生产的手段和种地的自主权。他当总理后不久，大概是1980年吧，路过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向他诉苦：“这么好的沙土地，（领导）不让我们种落（花）生，偏要我们种粮食，怎么能不穷！”紫阳回到北京，感慨万千：“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紫阳说话，总是那么明确，又那么有分寸。他不说“农民是被领导搞穷的”，更不说“是被共产党搞穷的”。他的风格是，准确，明白，心平气和。你听：“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整个中国就是被瞎指挥搞穷的。文化大革命是瞎指挥。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瞎指挥。似乎有些“理论依据”的公有化、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其实也是瞎指挥。赵紫阳是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时刻，临危受命，主持经济工作的。出路何在？出路在改革。

在经济改革业已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似乎应该很明确，但有人仍然很不明确。一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计委主任到家里谈天，在轻松的交谈中，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计委主任“啊……”了一声；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这样尖锐的意见，出之于无拘束的个别交谈，其中的缘由，我估计，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机能够自己提出来解决。紫阳就是那么明白，又那么随和。

随和不是模棱两可。1987年底或1988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差别？紫阳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的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紫阳在另一个场合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后来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某某人九十年代的新发明，这也难怪，因为说这种话的人，对八十年代的情况很陌生。

对紫阳来说，不懂就是不懂。有的人有一种习惯：一旦得志，立即无所不为，借以显示自己无所不能。紫阳没有装腔作势的习惯，不屑不懂装懂。有的人阶级斗争水平特别高，凡事爱问“姓资姓社”，以便高举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总书记赵紫阳在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上老老实实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向在座的常委们请教：“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他自己则老老实实，坦然而陈：“我说不清楚。”赵紫阳是一位彻底实事求是的政治家。自从中国有共产党以来，这样真诚的人有几个？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

（二）勉为其难挑起两付担子

1982年十二大后，中共中央分工，总书记胡耀邦抓政治；总理赵紫阳抓经济。1987年初，老人们决定废黜胡耀邦，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紫阳固辞，“我的志趣在经济改革”，又说，“我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老人们要紫阳两付担子一起挑，非挑不可：总书记的担子，叫紫阳挑；别人接任总理后，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担子，仍然必须由紫阳挑。这种“分工”是史无前例的。紫阳勉为其难，但也游刃有余。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5月13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年，共产党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会后，他健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题目，是邓小平1986年提出来请赵紫阳解答的。邓着眼于提高效率──从党政分开，到精简机关，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别叫“翻两番”落空。赵紫阳岂不知道效率的重要，但看得比邓小平远。赵紫阳的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紫阳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邓小平批示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紫阳把邓小平这句话加了进去；除此以外，当然一字不改。他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要吃粮”的问题，也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要自由要公民权的问题──后来，有的人，在解决“吃粮”问题上乏善可陈，却成天在喊“生存权第一”，企图用生存权压倒民主权，对于这种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何评论！

毛泽东留下了一套盘根错节的制度，据说是传家宝，命根子，动不得的。赵紫阳党性很强，我和他相处十年，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要“取消”党的领导。但他的人民性更强。进入总书记岗位之后，他多方征求意见：怎样“改进”和“改造”党的工作？有人一听“改造”就反感，紫阳向他们耐心解释，“毛主席整顿三风，不也说‘改造我们的学习’么……”

毛泽东规定了“第一书记挂帅”的制度。赵紫阳不敢苟同，他给自己规定的职责是：“总书记就是秘书长”。长期以来，起码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的领导机关的会，由毛泽东随心所欲，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胡耀邦加以改进，但来不及形成制度，必须请示老人们拍板。赵紫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立了规矩。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确立了中央全会每年必须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每两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每星期必须开一次的例会制度，确立了决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表决的制度，也确立了政治局开会必须发布新闻的制度。例会就是例会，任何人不得推延，非开不可；制度就是制度，任何人不得违反，非执行不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我记得没有一次“例外”。第三代核心一上台，也许是为了和赵紫阳划清界线吧，这些由政治局确立的制度，好像立即失去了约束力，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十五年后，我注意到，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似乎想效法十三届政治局，从头建立某些制度，抚今思昔，多少有点感慨。

（三）在不事喧哗中改造和创立

中国社会的最大的制度，总制度，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叫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担任代理总书记时起，紫阳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不事喧哗，改造了一些旧规矩，创立了一些新规矩。

湖南驻军和学生发生矛盾，公、检、法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汇报后，公、检、法请常委定调子：判什么刑？赵紫阳说：“你们公、检、法，应该自己依法办案。常委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依法’二字。这就是‘调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调子’。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

“理论案子”倒是讨论过的。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着，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所有这些稿子统统是一位老理论家自行主持，请几个秀才写出来的。）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电影《芙蓉镇》拍好后，党内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争议很大，一位书记请赵紫阳指示。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于是又开了风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1949年到1953年，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明确。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和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绝对领导根深蒂固。经济改革要求企业建立“法人制度”。许多党委书记愿意保持领导权力，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紫阳建议政治局通过决议：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是企业活动的中心人物。决议通过了，中国的企业制度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发生变化。

中共的“党组”，不同于苏共以及共产国际时期的“党团”，是个非常有特色的组织。根据十二届七中全会决议，大多数党组应该有步骤地撤销。1989年前，中组部本来正在落实撤销党组。后来的变化，我不知道，但也可想而知。

赵紫阳下台后，许多事情不是前进了十多年，而是倒退了十多年。作为局外人，我孤陋寡闻。既然三个代表欢迎红色资本家入党，党委对企业的领导大概没有机会卷土重来；但是，党管重大政治犯的逮捕和判刑，党管新闻出版的审查和封杀，恐怕早已成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内容了吧。

（四） “学生的心情和主张，是和我们相同的”

1989年4月，学生悼念胡耀邦，进而发展为要民主，反腐败的学潮。这是自发的，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邓小平、李鹏没有料到，赵紫阳也没有料到。顺便说一下，2月16日，赵紫阳还在同书记处全体成员一起，听取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关于廉政建设的汇报。针对政府机构普遍而又经常发生的利用权力敲诈勒索的劣迹，书记处要求各级政府机关为人民办事，必须建立透明的办事制度，必须把办事结果公诸于众，保证社会舆论得以监督政府。这条消息，登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现在也许还能查得到。

胡耀邦是在4月8日讨论教育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病的。那天上午开会不久，耀邦伏案举手示意，“紫阳同志，我心脏不大舒服……”，紫阳当即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中央保健处和北京医院抢救。抢救是成功的。不幸，4月15日，病情猝然恶化，耀邦与世长逝了。

全国人民都很悲痛。遵循悼念周恩来的先例，学生们默默地走向天安门广场。1977年悼念周恩来，与其说是哭周，不如说是厌毛。1989年悼念胡耀邦，情况更复杂。耀邦不仅是前总书记，也不仅是平反千千万万冤假错案的主持人，而且是因得罪邓小平而被废黜的政治家；而邓小平则和毛泽东有些不同，学生对他有好感也有不满。悼念耀邦，不可能不反映人心天平上的某些因素。对有的人，也许这是激起甜酸和苦辣、恼羞和恚怒的时刻。对有的人，也许这是造谣挑拨、鸡狗升天的良机。中央机关许多工作人员深为不安，似乎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学生天真纯洁，义无反顾，渴望把自己的激情、忧虑和主张倾吐出来。

给学生戴帽子容易得很。从毛泽东时代起，只有共产党领袖自己策划的群众活动，如斗倒批臭国家主席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群众集会，才是合法的，革命的；否则，便被各级党委称为“群众闹事”，一定是“一小撮”，起码是“别有用心”，很可能是“有人操纵”。把所谓“群众闹事”定为“反革命”、“敌我矛盾”，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说得上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赵紫阳不赞成这种激化矛盾的方针。一开始他就冷静地明确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的心情，是和我们相同的；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主张，也是和我们相同的。4月22日追悼会后，紫阳建议三条：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二，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各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什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着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接下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赵走后，李鹏找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一句话定性，人民日报发社论“反对动乱”，形势急转直下。

（五）在绝对权力失去理性时敲响了警钟

赵紫阳4月30日下午从北朝鲜回来，力挽狂澜。5月1日上午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5月3日，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的反应是积极的，局势开始缓和。5月4日，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代表时，赵紫阳从维护中国的投资环境，谈到学潮，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普遍赞成。在这个基础上，5月8日常委开会，10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着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十位身经百战的上将，忧国忧民，联名向军委主席上书，要求务必冷静处理学潮。多么一致的共识！多么好的形势！多么有希望的中国！

后来的领导人,千篇一律,一口咬定，赵紫阳的行为是支持动乱和分裂党。我不知道这种指控有什么根据。但是，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政治局及其常委置于何地，因为政治局及其常委明明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委员长万里和全体副委员长置于何地，因为赵紫阳的建议确实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置于何地，因为仅仅在几天以前，他还亲口对赵紫阳明确表示：“都同意！”我也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实质上已经把共和国置于何地，因为赵紫阳的全部主张，恰恰就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风云突变的日子是1989年5月1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五人和国家主席开会。我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从电视上知道，北京戒严了。我是在没有任何合法机关作出合法决定的情况下，被非法抓进监狱的。后来，我在监狱中看报，报上说，学生的罪名由“动乱”升级成为“暴乱”了。报上发出邓小平嘉奖共和国“平暴”英雄的消息。报上登了李鹏的“重要讲话”，宣布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但报上又说要“审查”──原来如此！先“宣布罪行”，然后再“审查”。不健忘的人大概会记得，彭德怀和刘少奇受到的，也是和赵紫阳同样的待遇。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党的团结，必须践踏宪法，必须歪曲历史。这是中国特色。

赵紫阳的名字，当时只是被抹黑，没有被刮掉。十五年前，声讨赵紫阳是党的喉舌的最强音：声讨他反对武力镇压，声讨他同情学生和市民，声讨他对民主与法制的执着，声讨他对政治改革的实践，声讨他试图改造某些根本制度性的弊端，甚至声讨他对经济改革的贡献。后来，有的人越变越聪明了，大概发觉：与其声讨，不如遗忘：遗忘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持者，遗忘他是政治改革方案的草创者，遗忘他是民主与法制的维护者，遗忘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面对党内强权敢于义无反顾坚持自己主张的领袖。于是三个代表终于作出了决策：刮掉历史！刮掉赵紫阳的名字！因为当绝对权力失去理性的时候，是赵紫阳向国人敲响了警钟。

名字不算太重要，重要的是民主和理性在中国的命运，赵紫阳已经为它献出了一切，这是他最后的追求，终极的追求。我了解赵紫阳。明白，宽厚，一位可敬的长者，快八十五岁了，被软禁在胡同之中。三个代表提心吊胆，寝食不安，非把他的名字从中国人的心上刮掉不可。这些人打的算盘，其实是想阻挡十四亿人迈上通向现代社会的康庄大道──民主和法制。

阻挡十四亿人进入现代社会，阻挡得了吗？

[附注]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已被庄严地载入中国宪法。从3月10日开始，有人（可能是背着党国领导）嘲弄宪法，收了我使用国有电讯设施的费用，却侵犯了我打电话和上互联网的权利，破坏了媒体对我采访的可能。但愿这篇文字能够有所弥补，使我多少得以履行发表言论的公民权。鲍彤 2004-04-09

请问赵紫阳干了什么对百姓有利的事？

送交者: 反革命C

第一，老百姓吃饱饭不是赵给的。是老百姓自己劳动所得！！！

第二，共党依靠改革侵吞大量的财产，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请问赵的功劳在哪里？

第三，天安门事变，赵明知他的下场与胡耀邦一样，也知道学生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他没有一种道德力量来讲那怕是一句公道话，反而劝学生回去，政府不会秋后算帐！到了被软禁的最后时刻，他还在为中共反动集团效力！

这种人是社会的渣子！就象中共养的一条狗，明知回家会被煮，一样不会为了正义与公理为老百姓说一句话，请问，他的功劳在哪里？

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党，无论这个党会软禁还是奸禁，他也心甘情愿受领，而在国家最危险时候，不会象中国的国歌上讲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民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请问，他吼了吗？我听到了全中国很多人民在吼，唯独这反动透顶的阿斗在世没有吼！宁死不吼！！！他比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不如。请问这小子的道德品质在哪里？？？？

有人提出给赵请奖，当我质问当事人的时候，他敢紧说他没讲过要替赵申请奖！

请问，你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们，赵在天安门广场根本就没有资格说：“我现在老了怎么样都可以，你们还年轻，要多多保重！”没有文化的人听了好象是赵站在他们一边，可是有一点头脑的人一听就知道，这小子向剥夺人民人权的家伙低头！请问，他有没有权利这样做？没有，因为他吃的是人民的，穿的是人民的，住的还是人民所给，他被人民养着在这位上，关键时候不为人民做事，而是选择逃跑。请问，他算什么？难道不是白吃人民的？白住人民的？他难道不是一个小偷？凭什么给一个小偷诺贝尔奖！他被软禁是罪有应得！他是自找的！

也许你会告诉我，赵要是讲出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战斗。请问弱智中国人，中国的国歌上怎么讲的？难道中国人是害怕战斗的吗？难道中国人是一群宁可跪着死，不愿站着生的蠢猪吗？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敢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回答的了！因为中国人只有假话可以说，假事可以做，假人可以当。道德是没有的，人性也是没有的。

美国会提出近百项涉及中国议案

美国第一百零八届国会的议事日程已基本结束。这届国会在两年的任期中提出了近一百项直接涉及到美中两国关系的议案，其中以台湾为中心议题的议案数量最多，其次是涉及到两国经贸关系的议案。一些议案已经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一些议案已变成法律*

第一百零八届国会从去年1月开始办公以来，提出了约八十五项以美中关系为中心议题的议案，其中有十七项议案直接涉及到台湾问题。

维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乔治·艾伦以及两名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众议员提出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议案不仅分别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而且已经由总统签字，正式成为美国法律。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提出重申美国决心维护台湾关系法的决议案也得到了国会众议院的通过。不过，科罗拉多州联邦众议员坦克雷多提出美国应该跟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的议案，以及加州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提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派兵加入在伊拉克的国际联军的议案并没有得到国会的广泛支持。

*对中国操纵汇率不满*

在第一百零八届国会提出的直接涉及到美中两国关系的议案中，涉及两国经贸关系议案的数目仅次于有关台湾问题的议案。这届国会一共提出了十三项美中经贸关系议案，其中一半以上的议案表达了国会议员们对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不满，并且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对应措施。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格莱姆主笔的鼓励中国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的议案获得了国会参议院的通过。

*人权议案易获通过*

在这届国会推出的所有直接涉及到美中两国关系的议案中，批评中国当局践踏人权、压制民主的议案获得国会通过的机率最高。国会一共提出了十三项有关议案，其中有八项获得参议院或众议院的通过。获得通过的议案包括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与自由，谴责十五年前北京当局在天安门广场上血腥镇压民运人士，以及谴责中国当局压制在中国和美国的法轮功修练者。

中国政府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及到美中两国关系的各项议案往往持批评态度，常常指责美国国会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美国国会议员们坚持认为，公平、民主、自由和人权是美国人民价值观的一个中心内容，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代表选民表达这一信念。

吕秀莲出访危地马拉发生军乐队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导，吕秀莲及访问团抵达危地马拉后立即前往危地马拉开国元勋纪念碑前献花时，在演奏完危地马拉国歌之后，危地马拉司仪报幕接着演奏所谓“中华民国国歌”，不过军乐队却奏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台方官员当场错愕，不过“总统府副秘书长”简又新和“政务委员”胡锦标维持致敬姿势，原来即没有行举手礼的吕秀莲则处变不动没有任何表情。
担任翻译的外交部人员在乐队奏出错误音符时立即低声向司仪表示「奏错了」，台方官员也立刻跑向乐队，不过乐队已快演奏完毕无法挽救，危地马拉首都市长秘书私下表示歉意。简又新也马上脸色难看地询问为何会出状况。
不过待所有仪式完毕，危地马拉司仪宣布，刚才在演奏完本国国歌之后，系演奏一曲「向中华民国致敬」的乐章。究竟是乐队疏忽奏错曲还是司仪报错幕，吕秀莲只好被迫尴尬地接受道歉。

中国政府14号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件，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校园的各种组织活动和电脑互联网的论坛等提出了控制措施。

中国官方对新闻媒体的严格控制，迫使不少锐意改革的新闻从业人员不断以各种方式冲击政府的控制。不少敢于挑战政府的新闻记者为此被停职、开除、关押，甚至被判处长期徒刑。原《中国改革报》记者赵岩，《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和《中国青年报》调查记者卢跃刚等就是因为不断为无权者言，触及政府划定的新闻“禁区”，而遭不公正的处置。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究竟有多大的新闻自由度？中国新闻界面对政府的控制是否会变得“万马齐喑”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为此邀请美国时事评论员人士、资深新闻工作者孟玄和瑞典的自由撰稿人茉莉女士进行了对谈。
请听讨论录音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4/10/16/041015cyl.mp3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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