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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两个北大中文论坛的关于汉字的两篇对话，挺有意思，有兴趣的请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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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是北大中文系的中文论坛上的讨论文章，供有兴趣的人品滋味。
huaren 于 2004-10-12 21:58 写道：
汉字只有三千五百的历史,不是五千年. 从丁头字发明到菲尼基的字母,也经历了近三千年!文字的改进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原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文字,如果中国人不从内部去改造它,它还能用很长时间.它不会象东巴文字或埃及的圣书字那样突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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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知道写道：
3.２. 中西语文差别与中西哲学模式的关系(辜正坤)
从哲学上考虑问题时，我们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当一个哲学家进行思考的时候，他的第一要素是什么？肯定是语言。他表述其观点的手段是什么？肯定是文字。毫无疑问，当他表述其观点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所使用的文字媒介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模塑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从而模塑什么样的思维惯性，最终诱导暗示其哲学思考的基本走向。有这种思路，我们就容易理解老子为什么在《道德經》一开篇处就要慨叹“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也容易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哲学所做的种种探索。依据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中国人只要用汉语言文字来思考写作，就注定会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产生。为什么？汉字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汉字的外形，它的象形特点，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缩影。它自然而然地让中国人感觉到天（自然界、宇宙、神）和人之间的贯通存在。因此，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使用中文的哲学家们很容易受到汉字的诱导暗示而产生出来的思想。
说到哲学上的另一些焦点性观点和理论，比如有关心物关系，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你只要明白了我以上说的道理，便会很快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这些观点时有明显的如同我上面已经提到的那种差别。简而言之，西方人一定要在这三重关系中分出那个是第一，那个是第二来。分出哪个为主，哪个为次来。他们要么断言是精神决定物质，要么断言是物质决定精神；要么断言是思维先于存在，要么断言是存在先于思维。他们不习惯于走中间道路。因为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他一定会这样提问、这样回答。而中国人虽然也有西方式的断言，但更通行的方式不是这样，他不会这么来提问，他往往倾向于说心物是一体的，是一体两面的。他的看法是综合性的因素强，他既占住这边又占住那边，是阴阳太极型的，既是阴，又是阳。因为他知道，事物都是藕断丝连的，相互交织如阴阳鱼头尾相缠的，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凡事不能一刀切。流转变化的阴阳太极图的那种东西是不断变化的，它不可能那么死板。所以中国人的哲学思想都非常园通，常常显得无懈可击。而西方人的哲学思想由于常常建构在单向的思考模式上，所以无论多么严密的哲学体系，一旦被击中要害，便整个儿被端掉、否定掉，整个体系就土崩瓦解。所以西方人三天两头地产生出哲学体系，中国人要产生出一个体系却很难，因为前人说的东西本来就兼容性很强，你即使打击了它的某个观点，它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是可以安然留存下来，难以被彻底否定。
3.５. 中西语文差别与中西科学的关系
许多人都提到一个最关键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百多年了，至今没有结论。其实这种问题本身的提法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假定中国没有科学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中国有中国式的科学，西方有西方式的科学。而科学又指的主要是理论性科学。理论科学与技术有区别。中国的技术非常发达，而它的西式科学、那种纯理论性的东西相对弱一些。好了，明白了这些东西，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欠缺西方式的科学？把握以上的语言学理论，我们就可以解释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受若干种其它因素的影响制约，但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语言文字。为什么西方科学容易发展起来呢？可以拿语言文字来解释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因为印欧语系语文是一套由颇为严密的语法系统编织起来的交流工具，西方人从小就是在那种语系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养成了看待事物、描写事物、表达事物时，必须是条分缕析的，必须是主谓宾定状什么的，性数格呀，时态、语态什么的一应俱全；必须有一连串的东西来定位、定性，力求把每一样东西说得很清楚。而这种东西，这种条分缕析的分类功能恰好就是理论叙述所要求的东西，因为理论性的东西逻辑性都非常强。形式逻辑为什么在西方会那么发达？因为实际上就是印欧语系语言本身就具备很强的逻辑形式，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容易刺激、诱导理论性的东西在西方产生出来；它那种语言文字持续不断地暗示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拿亚里士多德来说，一写文章就是几大卷、几大卷的，就像印欧语系的语法系统一样，成套产生，其他的西方学者也与此类似。中国学者则不然，也写同样的题材，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就只写几千字。老子《道德经》何等深广，却只要五千字吧，还没有西方学者的某本书的前言或后记长呢。但这5千字包涵的基本的内容，绝不比一些西方学者的整本整本的书包容的内容少。以黑格尔为例，有人说他的哲学体系是偷了老子的东西，他那个绝对精神就相当于老子的道。老子说道的运动是“反者道之动”（道的运动是循环反复的）。黑格尔则用一个“否定之否定律”来命名。大同小异。老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两极相生相克的思想，黑格尔谓之“对立统一律”。老子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思想，黑格尔谓之“质量转变律”。而这三大辩证规律正是马克思特别欣赏的黑格尔体系的合理的“内核”，但我们一比较老子的思想，便会发现黑格尔只是使用了更多的术语，把问题复杂化罢了，其最根本的东西并未脱老子思想的藩篱。尽管黑格尔声称老子的哲学思想没有什么，但这有点象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得了好还卖乖。黑格尔的特点是写得晦涩，写得多，当然也更系统、具体。老子5千字，黑格尔则敷衍成几十万字，上百万字。当然，这也不能说一定要写得短才好。有的东西，内容太多，是有必要写得长一些
的。不过应该有个限度。人类的寿命才多少年？就算大家都活95岁，从15岁开始便天天看书，平均3天看一本，一个月看10本，一年看120本，不停地看80年，也只能看1万本不到，可光是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就有550多万册，就是说你一辈子不停地看，也不能看完北大图书馆的500分之一！至于全世界的书，究竟有多少，当然就是天文数字了，提都别提。如此看来，书写得太长、太厚，毋宁是给进一步给人类出难题，大大增加了人类掌握知识整体的难度。因此中国古代的著作，虽然有写得太简洁的缺点，但同时是一个很大的优点。每本书容量不大，写得精粹，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遍读群经，成为真正的饱学之士。而按照西式的写法，动辄就是一本书，把一个简单的道理吹成肥皂泡，全世界都这么做，结果书的数量以几何级
数增长，人类从古代的百科全书型学者渐渐都退化成只可能知道某一门学问中的一个很细小的分支的学者。相对于古代学者，实际上当代学者人人都显得很无知，因为没有人能穷尽哪怕万分之一的知识海洋。因此从这一比较里边，我们或许就悟出了一种东西，即人类不仅要学会写得长，更要学会写得短而精！当然，回过头来，我们也不全怪黑格尔写得长，他所浸润其中的语言体系从小就教给了他那些东西，不断地条分缕析，不断地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一直开下去，开下去，所以便会把一个道理从字数上、从基本框架上越搞越复杂，越搞庞大。这些跟印欧语系语文的模塑功能分不开。同时写得长的好处，是有充分的篇幅，把一个道理的方方面面全部展开，以便于找到漏洞，进一步研究发展。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就是：当代学者一定要学会两种写作方式：写得短和写得适当地长。坚决反对故意写长文！那种把一篇文章扩充成书的做法，如今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非常盛行，这是要大力反对的。
回到刚才提到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在中国会相对来说弱于西方这个问题上来。中国确实不多见西式的那种科学（理论），但这不等于中国没有科学。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辨清楚。科学分阴性科学和阳性科学。西方人的语言文字诱导强化出西式理论阳性科学，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则诱导强化出中式理论阳性科学。当然，中西都同时不同程度地兼有阴阳两种科学理论。我有专门的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详细讲了。此外，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技术。在技术上古代中国实际上是相当发达的。至少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在理论方面，中国在科学技术总体中所占的比重是其整个成就的13％，而技术方面占80％。西方呢，其理论方面的成果比例是46%到47％，但是它的技术成果只37％。这种状况和语言文字的诱导暗示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技术会发达，因为技术发明比较依赖人的想象能力，而汉字本身的图画性特点容易在中国人大脑中熏陶出相对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出来，因此其发明创造会在世界上超前发展。当代西方的大多数的技术成就都和中国的原有的技术成就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人之所以在西式理论科学方面做得更出色一些，是因为理论性的东西比较依赖于逻辑思维，而印欧语系语文的语法系统就趋向于诱导暗示他们偏重往那方面发展，因此，其理论成就大于技术成就。这样一来，我们就解释清楚了为什么科学理论在中国相对滞后而技术相对超前，在西方则是理论相对超前而技术相对滞后的道理。当然有人立刻就会说，那么为什么西方在16世纪以后技术也开始慢慢超过中国了呢？我要说，这跟语文的关系不大了，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大的转折，即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模式转换成了资本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要求极大地提高技术水平，因此，这种社会需要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技术的发展。而中国的整个伦理道德价值观是取中庸之道的，儒道互补的价值体系在一定的程度上交相抑制阳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儒道二家的这种消极作用之所以会产生，也是由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如果在当今仍然取用儒家的价值体系来规范中国社会，那么当然可以不让它的有可能抑制科技的因素发生作用就行了。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五四时代的学者由于看不到儒家学说的这种伸缩适应性，片面强调了它的消极因素而将其抛弃，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儒学本来就是出世的学说，根据当代社会的需要，稍加改革就可以利用，并且会至今优于同期的西方价值观的。当然，这一点又属于另一大题目，不在这里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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